11月的南国广州，依然是一片葱绿，生机盎然。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22日至25日在风景秀丽的暨南大学举行。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通过对和谐社会的历史渊源及思想内涵、和谐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理念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与中华民族复兴、和谐理念与区域文化、中华文化与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的切磋、交流和探讨，加深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性、迫切性、重要性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第五次学术会议。1998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发出倡议，从2000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得到与会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热烈响应。从2000年起，先后在北京、香港、澳门、台湾举办了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中华文化与当代价值”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四届研讨会，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会议生动活泼，富有时代气息，高扬中华文化旗帜，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增进两岸四地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次研讨会是上述四次论坛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过：“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专家学者向研讨会提交的80多篇论文，围绕“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这个主题，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多角度、多视野、多层次进行诠释和探讨，内容丰富，展示了研讨会的学术严谨性，也突显了和谐主题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关于“和谐”理念 

中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内容丰富，源远流长，需要进行科学的诠释和解读，继承发扬其中的精华，使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在《谈和谐文化》一文中认为：“所谓和，乃多种成分、多种因素之相成、相济，和谐共生。各个局部、各个成分各有其确定之地位和作用。每一局部和成分处于其应处之位置，各得其所，乃和谐之基础和前提。以和为目标，即需有整体观念，从整体和谐的要求看局部、个体之发展，合理地确定每一局部应处之位置，尊重其权利，协调各方面关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配合协调，各得其所。”“和的理念包括和实生物之宇宙观，以和为贵之价值观，使万物各得其所的全局观念，此乃和文化之第一要素。”“为了和的大局而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毁誉，是中华传美德之重要表现，亦是实现和谐的重要保证。”“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各遵其道，言行有度；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应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基于以上的认识，钱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要求协调发展，就是以整体思维为指导，从求和出发，以和为目标，以和的理念为指导的发展观。”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在题为《和谐思想——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一文中指出，和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深入人心。“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所以得到持续发展，和谐思想起到很大的促进、协调作用。”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豈之教授为研讨会作的主旨报告《关于“和谐”理念的思考》指出，“和谐”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在今天它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之一。今天的和谐社会是由古代不和谐的社会发展进化而来的，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走向。我们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必须创新，需要和其他两个理念相结合，一个是“民族复兴”，再一个是体现人文关怀的“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和建设和谐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它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又是现实的目标追求。“文明”、“和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华文化源与流的关系。 

“和而不同”是和谐的真缔 

许多学者在谈到和谐思想时，都与“和而不同”理念联系起来，认为“和而不同”是指处理矛盾时，以求同存异为本，带有“融合、共生、共存、双赢”的指向。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谈到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道路时，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而共生共长，不同而相辅相成。” 澳门人文科学学会会长邓思平博士从理论上对“和而不同”作了说明。他指出，从哲学上看，世界万物都是千姿百态，又是千变万化的，绝对不可能千篇一律，它们之间永远充满差异和矛盾，特别是在同种类事物内部的发展变化中，差异和矛盾的双方或多方，需经过对立冲突，磨合互动，乃至相克相生，最终达至相对的协调及平衡状态，上升到一个新的统一阶段。可以认为，事物这种由对立矛盾发展到协调统一，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的过程，也就是臻于和谐状态，就是“和”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和”必须要在多元和多极的环境中运作，“和”不是静的表现，而是动态的过程，“和”的运作应该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和谐”只是目标，不是手段。他强调，和谐并不是“一团和气”、“和稀泥”、“和事佬”，“和而不同”才是和谐的真缔。身处澳门的邓博士以澳门的实际加以说明。近年来，在澳门议会越趋“热闹”，行政与立法的互动越趋“强烈”，他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同意见的宣扬、碰撞、交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反映澳人更关心社会事务。”“整个社会都认同社会不同意见可以在立法会内充分表达，透过沟通、协调，求同存异，进而谋社会共识，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有讨论、有争议是相当正常的。” 

广东省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冠丰高级工程师为研讨会提供的论文题目是：《炎黄文化  和而不同》，从炎黄文化的形成阐述和而不同的含义。他指出，“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他认为，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炎黄两族和而不同的融合过程。和而不同是炎黄文化的精髓。他进而指出，“和而不同”是和别人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国采用“和而不同”的“一国两制”的政策，使用和平的方式，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与国家的完整与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既和世界主色调“和平发展”保持一致，又有自己的特色。在对待台湾问题上我国政府反台独促统一，预设了国家领土完整的底线，和而不同还是解决两岸统一的基本精神和策略。广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甄炳昌研究员在题为《和而不同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一文中，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和而不同”理念作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认为，“和而不同”理念有极其深刻、丰富的内涵，在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和谐社会中，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他指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奉行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政策，就是要承认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别，尊重社会文化结构的多元性，对于异质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采取团结、疏导的政策。从而，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引领非主流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形成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和谐统一的局面。”“和谐文化，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统一。” 

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的“和谐”思想，也是这次研讨会许多论文涉及的重要内容。正如张豈之教授说的，儒家的经学，道家的自然主义文化，以及古代的“百家之学”，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和谐”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关于社会和谐的文化理论，是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暨南大学毛庆耆教授在题为《论中华文化内在核心价值》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华文化的存在形式。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与物质文明相适应的同样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这种绵延不绝的精神文明，就是永远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财富，保存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里，还存在于地上出土或地下埋藏的大量古代文物和遗存，以及人们至今还可感受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存在于人民群众心灵之中，成为长期形成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他指出，中华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所体现的中华文化是最具活力和实力的文化。中国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和禅宗学说，成为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儒道禅三家理论形态。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其中特别要弘扬儒家文化。来自新加坡的庾潍诚哲学博士在题为《从“周易”看和谐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内涵》一文中认为，关于“和谐”价值理念的提出，应当追溯到中华民族的古老文献——《周易》这部经典上面。作者指出，《周易》关于“和谐”的价值理念，是透过它抽象的符号及其体系来显现的，《周易》的64卦本身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和谐，而且有序的符号体系，《周易》追求的、展示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的极佳状态。作者认为，《周易》这部典籍蕴含的有关“和谐”的价值理念，内容极其丰富，主要表现在天地人“和谐”，天地阴阳“和谐”育生生物，君子以及人格修养的心灵和谐等几个方面。 

“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多位学者对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今诠释。山东大学教授解光宇在提交的《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启迪》论文中指出，“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与统一。“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节，用之有度，以保证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儒家天人关系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这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很好的启迪，为构建以生态平衡为中心的现代生态伦理观、生态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渊源及其对自然的保护》一文中也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很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进入农耕文化乃至农耕文明之后，人类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明确地主张应当顺乎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从而达到“天地人和”。这种思想和境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在中国现代建设当中，加于继承和发扬光大。新加坡著名学者周颖南在题为《弘扬儒家文化  共建和谐世界》一文中认为，建设和谐世界，儒家文化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指出，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越来越需要共存共荣，和谐相处，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思考行事。全球化浪潮让世界联系为一体，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需要合作解决。“四海之内皆兄弟”，应该少一些冲突和对抗，多一些包容和沟通，共同创造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 

和谐文化与社会建设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当代中国，文化占据了人民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中华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研讨会的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和谐文化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诠释和论述。《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辑杨继绳在论文《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中指出，建设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好阶层间的矛盾。社会各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也存在可协调性。有效地协调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而协调的原则就是社会公正。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黄明同研究员是提出，儒家的“均富”理念，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富有借鉴意义。她认为，儒家的“均富”，不是人们理解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它是一种以协调社会矛为宗至，以承认社会的等差为前提，对社会财富进行相对均衡分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人们希冀社会财富得到共享的期盼，是社会化解矛盾冲突的良方，是民族凝聚的黏合剂，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杠杆。她认为：“均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均富”的具体过程，是进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用通俗生动易懂的语言诠释了中国传统重视协调的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他在《协调观》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具有复杂系统的协调观，“在人际关系中，在国际关系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强调协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的诸方面，也都需要协调。对于个人来说，有身心协调的问题，也有动静结合的问题，还有饮食平衡的问题。”作者认为，“政治协调，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协调的目的是和谐，和谐产生幸福，不和谐带来痛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联络委员副主任李祥的论文《浅析和谐社区的建设》认为，针对我国的现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建设和谐社区非常重要。从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区， 从社区到社会， 从社会到国家，在这种构建和谐金字塔式的基础中， 社区一级至关重要。王志光的《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一文，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和谐问题的重视，认为修身养性是达到心理和谐的重要途径。 

有几位学者的论文强调了佛教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杨曾文研究员在《中国佛教和谐理念及其在当代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国佛教的教义和伦理、戒规与规范中蕴含丰富的和谐思想，曾为推动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铸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感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佛教在适应时代和社会民众的过程中正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在通过弘法利生的实践促进社会安定和谐，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将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华南农业大学何方耀教授认为，“佛教有一套保持心灵和谐的系统理论和实践方法，对现代人类建立和谐的心灵世界，有着切实可行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如何改善和优化人际关系， 进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梁景和、梁景时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问题：“换位思考”。他们在合作的《“换位思考”，人际关系及和谐社会问题断想》一文中阐析了“换位思考”与人际关系改善和优化及和谐社会构建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三者的统一途径。作者认为，“换位思考”是一种科学客观的思维方式。从广义上而言，换位思考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事物中，人与人在认识事物和解决事物矛盾的过程中，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处在对方的角度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处理问题。就是说，要求人们知人之难，急他人之所急，多体谅别人的痛苦和难处，多想别人对你的好处，少记恨别人对你的坏处。作者认为，人际关系优化和改善与换位思考具有辩证发展的因果关系，换位思考是人际关系改善和优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因素，人际关系的改善和优化是换位思考的必然结果 。同时，人际关系的改善和优化是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和谐社会的构建往往都是人际关系得以改善和优化的产物。 

和谐文化的现代转化 

    和平、和谐是中华民族长期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维护作用的一种活动的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核心价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齐勇教授在《中华传统和谐文化资源的创造转化》一文中指出：“重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谐思想资源，决非要全面复古，全盘照搬在古代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说对抗、抵制现代的文化。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智慧的和谐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我们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越丰厚，就越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之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资源。”“儒家的价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行为。”“传统理论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作者同时强调，“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和安全意识。新时代的全球化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已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如何指导和谐社会建设中文化的发展，暨南大学毛庆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要摆正唯物史观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关系。三者的关系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针，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西方文化为借鉴。”他相信，“只要坚持唯物史观，重视传统文化，吸收外来精华，权衡轻重，体用结合，相信21世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旗帜下的和谐社会将是美好的社会，奠基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当代文化将是灿烂的文化。” 

岭南文化的和谐思想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这次研讨会在广东召开，与会学者在讨论地域文化时，涉及到齐鲁文化、东北土著文化等，其中对岭南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给予更多的关注。华南师范大学周永卫副教授指出，“岭南文化，就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及各地优秀文化，并吸收海外文化精华，从而形成富有活力和地区特色的本地区文化。”它形成于秦汉时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特质，“政治和谐，民族和谐，中外文化和谐，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岭南文化和谐基础的主要内容。”广州大学程潮在《岭南文化与和谐文化建设》一文中，强调岭南人的爱国精神，认为“岭南人自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后，就以维护民族统一为荣，以分裂祖国为耻，以捍卫民族尊严为荣，以卖国求荣为耻。”“岭南人的爱国，对内表现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对外表现为维护中华民族和独立尊严。” 

有的学者指出，南越国时期是岭南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把南越国王赵佗的一生在治理“南越国”时贯穿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和实践，归结为：“治理军队，坚持和谐思想，稳定军心；在政权建设上，建立汉越联合政权，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岭南经济，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吸收各种不同文化和精华，建立和谐的社会文化。”作者还指出，“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多元性、兼容性的特色，在南越国时已显露出来。” 

岭南文化的和谐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曾先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曲润海，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工作的关系，看了不少广东戏，有记载的大约有70个，其中戏曲50多个，包括粤剧、汉剧、潮剧、雷剧、山歌剧等，统称岭南戏曲。他在《岭南戏曲的和谐精神》一文中，作了很有见地的介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岭南戏曲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内涵，“岭南戏曲有一些鲜明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正剧喜剧色彩浓，没有大悲剧，很少打打杀杀，多数结局如人所愿；故事完整，人物优美，音乐优雅，服饰富丽，表演细腻，格调平和。这些特色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和谐精神，这些戏堪称和谐戏。” 

此外，澳门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德华的论文题目是《近现代岭南侨乡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一体多元》。他认为，形成于现代的岭南侨乡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内涵。侨乡文化不仅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继承了传统中的很多内容，而且由于侨乡文化形成过程中，与海外的密切关系，因而也包含了相当成分的外来文化因素，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一种具有强大生命活力，同时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优秀品质。侨乡文化的众多表象说明，它不仅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一体多元化特质的充分展现。 

中西文化和谐思想比较 

    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一生从事社会科学教研工作，在国外滞留了整整五十年，通过自已的“亲身感受”和“深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差异，在社会和谐问题上，特别显著。”他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试就社会和谐之思想比较中西文化差异》。他认为，中西文化在社会和谐问题上，两者有天壤之别。中华文化推崇社会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世间冲实与竞争博斗。“根本没有中国人对和谐热衷”。他从比较中西文化在精神以及渊源上的不同，认为“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的宇宙观，即是天人对立。其文化中潜在而深植的‘冲突’观念亦由此而起。‘冲突’几乎变成一切的核心。”“这种西方竞争搏斗的思想，还得到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物尽天择，适者生存’原理的旁证，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殖民、侵略、掠夺他人提供了理论基础。”“整部《圣经》没有一处能查到我们这里谈的社会和谐之说”，因此，“西方文化没有像中国人提倡社会和谐的热忱，相反地，却特别强调冲突、竟争、搏斗的必要性”。他认为，要达到和谐社会，对执政者的要求有四个要项，一是制民之产——要使民不饥不寒，人人安居东业，二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