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终于顺利召开了。来自各地、各个学科的诸多专家应邀与会发表高论，可谓群贤毕至，名流云集。我作为长期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做学术组织工作，也是筹办此次会议的参与者，自然充满喜悦之情，衷心祝贺会议圆满成功。与之同时，自身作为一名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者，也想籍此机会，对会议主题讨论的相关问题谈点个人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举办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的缘起  

做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总应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么为什么  

要举办这次研讨会呢？我想从联合办会的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角度有必要先说一下这次会议的缘起。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1991年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我们的创会长、著名儒将萧克将军在成立大会的主旨讲话中就明确了研究会办会的宗旨：“目的在于研究炎黄以来几千年传统文化，进一步了解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客观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得更好，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于增强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联系，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使中华炎黄文化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1][①] 研究会自1991年成立后近二十年来，就是遵照萧老确立的办会宗旨开展各项工作的。  

“研究炎黄以来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就是要研究以炎黄二帝为源头的中华文化。这就首先要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文化。为推动这项事情，多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诸如组织编纂资料汇编性的八卷本，400多万字的《炎黄汇典》这是炎黄文化研究基础性的工作；创办《炎黄文化研究》丛刊，研究炎黄文化并反映全国各地炎黄文化的研究成果；组织和举办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会，参加各地举办的祭祀大典等，先后与陕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有炎黄二帝遗址遗迹所在地举办的各种活动，估计有四、五十次之多。  

近年来，湘西会同县及附近，发现了一些与炎帝神农氏的古史传说和相关的遗址遗迹，当地学者经过整理、分析和研究，得出了“炎帝故里在会同”的结论，为使这种说法得到学术界支持和认同，县政府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自2007年以来多次到研究会来，希望与之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如同我们和其他地区一起举办研讨会一样，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也符合研究会的宗旨，遂达成了联合办会意向。  

对举办此次研讨会，研究会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为了解有关情况，我们曾委托兼任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先秦史专家王振中研究员，他又联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的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宫长为先生一起到会同专程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会听取了他们的考察汇报后，确认这里具备召开研究讨会的基础和条件，因达成联合办会的共识，着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既然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应遵循学术研讨的规则，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与会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过去，研究会在与其他有炎黄二帝遗址遗迹的地方联合举办研讨会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也曾向研究会提出，能以研究会的名义在当地举行某某故里、某某陵庙掛牌仪式；或以研究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宣言，在舆论媒体上宣告，某地是某某故里；某某陵庙。对此，研究会均婉言谢绝。因为历史上的炎帝、黄帝及其所处的时代，是国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当时尚无文字，有关文献记载都是辑录的口耳传说，如何评价和认定传说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无论其生地、葬地及涉及的相关问题，都属于学术研究范围，都应由学者们，依据史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进行研究和论证，而不能由各级领导与行政部门做结论。何况，作为民间学术文化团体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也没有什么命名掛牌的权力，更不能先入为主的将某种结论强加给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与会专家学者。  

如何看待和评论“炎黄故里在会同”这一新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同样持如上态度，譬如会同地域提供的炎帝及炎帝文化的材料是否充分？炎帝神农氏氏族是否在这一带活动，其迁徙、流动的情况如何？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新说能否成立？会同县境的连山是否就是连山氏首创的《连山》易的盛地，这里是否就是炎帝文化的发源地？对于炎帝故里及炎帝文化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还有其它相关问题，与会的专家学家者都可各抒己见，讨论争鸣。相信这次学术文化研讨会能在宽松、和谐、民主、团结的氛围中进行。  

二、          会同地域确有炎帝文化质素  

     是否为炎帝故里与炎帝文化发源地尚需深入研究  

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像征，也是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桥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敬宗法祖”、“慎终追远”的传统，几千年来对炎黄二帝的祭祀绵延不断。伴随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炎黄文化热，来自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对炎帝、黄帝的祭祀朝拜更是络驿不绝。加之，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炎帝作为传说中我国原始农业的创始人，被尊之为农神，其部落氏族本来就南北迁徙，足迹遍布各地，炎帝文化的辐射影响更是遍布神州，因此，祖国各地都有炎帝的遗迹与传说，近来在湘西会同发现对炎帝的古史传说与相关遗迹并不奇怪。  

会同当地的学家者对发现搜集的材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新说，认为“炎帝的出生地就在湘西流域的会同县境”，而且连山古镇还是炎帝连氏首创《连山》易的圣地，自然也就是炎帝文化的发源地了。笔者认真阅读了会同提供了证据材料，反复思考了“炎帝故里在会同”的结论，认为确有一定道理，确可作为一种新说，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因为学术研究就是在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涌现中前进的。  

早在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中就记载炎帝 足迹与影响之所至：“其地南至文趾（指岭南地方），北至幽都（北方幽燕一带），东至晹谷（指齐鲁一带），西至三危（指今甘肃敦煌三危山一带），莫不听从”，[1][②] 说明炎帝所至之处及炎帝文化影响辐射所及的地域十分广阔。长江中游的湖湘大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洞庭湖流域的彭头山考古发掘及湘南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掘，又都出土有公元7000年－10000年前的稻壳稻米，说明这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物的原生地，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创始人，其氏族成员在这一带生产和生息是可能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融合组成的，中华文明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不仅有黄河流域，也有长江流域，多元一体与满天星斗是中华民族组成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突出特征。关于炎帝的出生地与炎帝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有“南炎北黄”之说。古代文献中炎帝出自南方的记载可谓枚不胜举。我国史学界的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也将中华上古民族分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与海岱民族，并将炎帝及其后裔祝融、共工列入南方的民族系统，[1][③] 持类似观点的老一辈学家者中还有傅斯年、王献唐等，。活跃在当今学术舞台上的李学勤先生也有“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地区。一个是中原地区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很有意义”[1][④] 力主“南炎北黄”说的当今学家者中还有湖南省博物院的资深研究员刘彬徽先生，他认为：“黄帝乃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炎帝是洞庭湖平原地区的文化代表”，“南炎北黄，只有持此看法，才能正确认识我国远古文化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1][⑤] 南炎北黄论，自然肯定炎帝文化在江南，炎帝文化发源地在会同县境不过是更加具体而己。  

前面还只是从大的背景、大的范围来看会同县提出的新说，更重要的是论者还提出了一些炎帝故里在会同的直接证据，如地名、地质地貌的根据：古文献中炎帝又称“连山氏”，会同则有“连山”之山，和地名为“连山”乡镇。炎帝又称“火神”和“太阳神”，会同有“火神坡”、“太阳坪”的地名。古文献中有《连山》、《归藏》、《周易》古三易之说，又有神农氏、列山氏创《连山》易之说，而《连山》易很可能就是以会同境内之连山而得名，而且会同还有八座古庙和一座古庵，这些地质地貌也印证了易学中的“九宫八卦”。持论者还认为近年来在贵州水族地区发现的水书《连山易》就是久已失传的炎帝神农氏所创的《连山》易。能说明会同是炎帝故里的证据还有一些，在阳国胜先生为会议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已有详列，这里不再一一重述。  

按照古史传说、文献记载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国文明从渔猎、畜牧到农耕文明兴起，曾经历了漫长过程，作为这古农业文明的创始者的炎帝神农氏氏族的兴衰，时间跨度也很长，其兴起还早于黄帝轩辕氏，延续的时间有“八世”、“十世”和“十七世”之说。在此漫长的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又“迁徙往来无常处，必然在神州大地的南北各处留下足迹印痕。湘西会同地域及其周围，既有和炎帝及炎帝文化直接间接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及山水地名与相关联的地质地貌，似可说明炎帝神农氏，或者其氏族成员与后裔，曾在此地生息与活动，至于说这一地域受有炎帝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更是自不待言。因此，我认为会同确有炎帝及炎帝文化质素，当地学者阳国胜先生等为弘扬炎帝文化，多年来辛勤搜集有关资料，孜孜不懈地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新说，精神可敬可嘉，功不可没。但据其提供的材料，就断然肯定：“距今6000年左右，第一个统帅神农氏族进入鼎盛时期军事联盟的首领——炎帝”，就“出生在湘西沅水流域境内的连盆地”，甚至根据会同有连山，又根据水书《连山易》，认为“会同县境内的连山古镇就是炎帝连山氏首创《连山》易的圣地”，会同县炎帝文化发源地，这样的结论似乎根据尚不充足，论证也不够严密，有些论据还很需要斟酌。这里，不妨从对会同新说予以补充的角度，提出几点意见，供会同县的同志和学界同仁研究参考。  

其一，提出新说的先生以“南炎北黄”说作为持论之主要依据，并以环洞庭湖周围地区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环洞庭湖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重要地理作为佐证。但这只是从大的历史背景、大的地域范围而言，并没有具体证明其与会同县境的直接联系。全湖南省的地域面积有二十一万平方米之广。有湘北、湘南、湘东、湘西之分。洞庭湖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湖南北部偏东，会同则远在湘西北部边境。即就洞庭湖西泮的澧县发掘的彭头山遗址，出土有稻壳，而且是栽培稻，说明当时己有大量稻谷出现，考古学家认定彭头山遗址处于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七千年，说明洞庭湖确是稻谷农业的发源地，但该遗址与会同县有很远的距离。再者，湘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还出土有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稻米，虽然尚说不清是野生稻或栽培稻，而且仅发现一两粒，[1][⑥] 确进一步证明湖南是稻谷农作物的原生地，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居有重要地位。但道县在湖南南端，会同在湘西，虽然彭头山与王蟾岩都发现有远在七千年至一万年前的稻壳与稻米，却都不能由此证明会同县境就是六千多年前炎帝的出生地和故里。  

其二，证明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和祭祀资料也不充分甚至阙如。目前引用的文献资料，多是与炎帝故里在他处共同引用的资料，如《国语·晋语》和《山海经》及《淮南子》、《帝王世纪》等。直接证明炎帝故里在会同的独特资料虽有一些，如“神农生于黔中，”然类似材料则不多，至于炎帝故里在会同的地方志记载根本没有提及。倘若历史上早就有炎帝故里在会同的传说，那么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省、府、县的志书中理应有记载和反映，应注意搜集有否。与之相关的是也缺乏对炎帝的祭祀材料，假若会同县早在历史上就被认为是炎帝故里，按照中华民族“敬宗法祖”的传统，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必然会在这里有祭祀活动，也会有炎帝陵、炎帝庙的遗迹。如湖南炎陵县，陕西宝鸡市及山西高平市，都有自古以来对炎帝祭祀的记载与传说，甚至有自南北朝，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在那里举行祭祀大典的碑刻留世。虽然会同县境邻近的洪江市发掘的洪江高庙遗址，发现有祭祀用的陶器等遗物，却没有说明该地的祭祀与炎帝有何联系。据考古文化论证，炎帝时代大致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宝鸡等地有大量仰韶文化遗址并有不少发掘遗物，反映了炎帝时期的社会特点，而会同提供的《会同文化志》中，说明会同有“新石器至商代遗址八处（都尚未发掘）”，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考古文化史料相佐证。  

其三，持炎帝故里在会同最为直接相关的材料是“会同连山有炎帝创《连山》易的证据”。阳国胜先生还撰有——《水书<连山易>研究——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核心证据》的长篇论文，这一点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材料。所以论者将其视为“核心证据”，这一论点能否成立也就更加举足轻重。尽管这涉及到《易》学和水书问题，笔者既对《易经》缺乏应有研究，对水书更是一窃不通，但从一般经学常识与古典文献学的知识的角度，却也感觉这一“核心证据”是很值得推敲和斟酌的。  

在古典文献中确有《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说。如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易》作为儒家六经的重要经典之一是人们熟知的。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又演六十四和三百八十四爻。或者说是伏羲重卦，神农氏演六十四卦等。这说明《周易》的经文是中华先民长期积累的产物，不断演化的结果。而关于《连山》和《归藏》是何人所作，什么时代的产物，在一些文献中则说法不一，如《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王充在《论衡·正说》中又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类似说法还有不少，兹不列举。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周易》，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又出土秦简《归藏》，都为早期古《易》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也透露了《连山》易与《归藏》易在秦汉之际可能有传本。[1][⑦] 不过那时的传本也只能是秦汉时人托伏羲、神农、黄帝之名而作，如同《黄帝内经》等书一样。而且此二书的传本早在晋代就已失传。但在现今仍传世的《古三坟书》收有《连山》和《归藏》，认为《连山》为伏羲作，《归藏》为神农作，《乾坤》为黄帝作。书中还杂以河图，学界认为此乃宋人伪造。清代学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也辑有《连山》和《归藏》，学界也认为并不可信。由上可见，《连山》出自何人、何氏？古史传说中，既有说出自伏羲者，也有说出自神农者，即使是谓《连山》出自神农者，也只是说：“神农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才成《连山》，并未明确说神农炎帝已有系统的《连山易》。可以想见，在当时尚无文字，最多不过有文字的雏形——简单的符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像有些古人说的“《连山》八万言”之类的《连山易》。在现今传世的古书中所收的《连山》与《归藏》学界又多认为是伪作。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会同有连山和连山堡之地名，又有《连山》出自神农氏之传说，就将之作为“炎帝故里在会同”的证据，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为了进一步论证“炎帝故里在会同”，如前所说阳国胜先生还写有《<水书>“连山易”研究——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核心证据》一文，作者依据在贵州民间发现的《连山易》手抄本，又到该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和辨识水书文字，而后得出结论：①《连山易》并未失传，贵州民间流传的手抄本《连山易》就是古之《连山》；②《连山易》就是炎帝神农时代的一部以天文历法为主的“百科全书”；③据水书《连山易》提供的蛛丝马迹找到了连山易的原创地，今湘西沅水上游地区会同县境的连山古镇。会同连山就是炎帝连山氏首创《连山》易的盛地。[1][⑧]  

倘确如上述，那将是易学研究和炎帝文化研究的重大学术突破，然而问题却不会像论者所说的那样简单。关键是怎么能确定贵州发现的民间手抄本《连山易》就是已失传一千多年的古《连山》。新华社曾于2005年11月4日自贵州发出电讯称：“贵州省荔波县档案局前从民间收集到一部珍贵水族《连山易》。”但当时“学界有关专家大多持谨慎、怀疑态度。”。而阳国胜先生怎么在今天能十分肯定的说：水族水书的《连山易》就是炎帝神农氏首创的古《连山》呢？民间水书《连山易》究竟是什么时代的手抄本，抄自何人之手，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从阳国胜先生《水书<连山易>研究》论文介绍的情况得知：水书《连山易》乃由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州76岁的水书先生谢海潮捐献的。谢是此《连山易》的第七代传人，此本是民国年间抄写的。谢的家族每代抄写后都要将上一本烧掉祭祖”。[1][⑨] 由此可知水书《连山易》手抄稿本的年代并不古远，而且收藏此水书《连山易》的谢氏家族，每一代人都要将手稿本抄写一遍，而后将前一代的抄本烧掉用以祭祖，不知这种传统习惯有何奥妙？作为收藏水书的谢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谢海潮捐献此手稿本时（2005年）的年龄是76岁，其生年当在1930年前后，他能沿承家族传统用水书抄写此手稿时，最少也在其十七、八岁时，那也就是在1947年前后，所谓这部“民国年间的抄本”，不过是全国解放前夕，距今也不过六十年左右。阳先生又怎能把这部六十年前手抄的水书《连山易》稿本断定是千年前的就失传的《连山》呢？  

凡略具古文献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要判定一部新发现的手抄本书稿，是否为千多年前失传的某部古籍是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不仅需了解收藏者的背景与失传古籍的联系。还包含古文献学方面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专业的知识，以及学术源流、文字演变方面的情况。这就需要多学科的专家，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各种环节，进行认真的考辨、甄别和鉴定，才能做出相应的结论，惟其如此，当此手抄本《连山易》在民间发现后，对其与古《连山》易的关系，“学界有关专家大多持谨慎、怀疑态度”，应该说这是正常情况。那么，据阳国胜先生自己所说：他只是于2005年5月和2007年7月，两次到贵州考察，取得了影印的《水书》《连山易》的手稿本后，又向当地水书先生请教，学会了几百个水书文字后，就能断定水书《连山易》是早在晋代就已失传的《连山》，并以此为确证，得出“会同县境的连山古镇就是炎帝连山道首创《连山》易的盛地”。其持论的前提和得出的结论，难免使人疑窦丛生，难以信服。当然，以此作为“炎帝故里在会同”，会同就是炎帝文化发源之圣地，自然也就失去“确凿”有力的支撑。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只能说会同地域确有炎帝文化质素，但是否为炎帝故里与炎帝文化发源地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          关于深入研究炎帝故里与炎帝文化的思考  

对于炎帝出生地与炎帝文化的发源地在那里，从古至今一直争论  

不休，莫衷一是。此前，就有陕西宝鸡、湖南炎陵、湖北隨州、山西高平及甘肃天水、河北涿鹿、河南淮阳、山东曲阜、四川岷山等地之说法，[1][⑩] 现在又有湖南会同说。各种说法都有不同的根据，且都认为其所说之地最有根据和道理。我觉得炎帝之故里及发祥地看来只是具体问题，其实则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炎黄文化发展的源流，对之进行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有意义的。面对多种说法并存的情势下，如何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甚至有所进展和突破，值得学术界认真思考，兹以管见所及，提出几点想法：  

（1）                开阔视野，加强交流，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客观公正地  

分析已有的各种说法。在目前的众多说法中，影响较大，根据较为充分，为多数学家者所接纳的有陕西宝鸡说，湖南炎陵说，湖北随州说及山西高平说。这些地方都曾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过许多相关的资料，会议论集与研究论著。举其要者，如宝鸡方面的《炎帝论》、《姜炎文化论》、《炎帝与汉民族》、《炎帝与民族复兴》；湖南炎帝陵基金会组组织的《炎帝文化丛书》已出有《炎帝与炎帝陵》等六种，又有《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论集；湖北随州方面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域随州》及《炎黄文化与现代化》等；山西高平有《高平炎帝陵》、《神农乡纪事》及《炎帝文化》论集等。这些书籍中既包含有对所在地是炎帝故里及炎帝文化发源地的有关资料，也有相关的较新学术研究成果，对研究此一问题多有研究参考价值。我想各地在研究时都应跳出所在地域的小天地，把视野放宽些，加强些交流，互相参照，取长补短，而不要无视他地，自说己话，这样可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无助于研究水平的提高。对此，刘彬徽先生的认识和思考值得效法，他是湖南的学者，也是对“南炎北黄”说持之甚力的先生，他在参加了陕西宝鸡和山西高平的研讨会并对之实地考察后，虽然仍坚持自己原来的“南炎北黄”的学术观点。但在对问题的思考认识方面却大有前进和深化，他说：”在这次实地考察后，阅读了《炎帝论》、《姜炎文化论》，作了进一步反思，感到古史所载“炎帝以姜水成，即今宝鸡市境，乃唯一有明确记载的史料，不可否定”。[1][11] 还说，他前此写过的文章“虽未否认有炎帝北方说，但回避了炎帝出生地问题”，现在认为“学术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种继续前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合理的解释这四处炎帝神农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不但需要有史料上的疏理，更要有理论上的把握”。[1][12] 刘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专家，他这种在学术研究中既坚持己见又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令人钦敬。他提出要深入研究既“要有史料上的疏理，更要有理论上的把握”，也给人以启迪。事实上，只有开阔视野，加强交流，避免故闭自封才能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和提高。  

（2）                提高理论思维，创新研究方法，争取在研究上有新的进展  

和突破。回顾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古史的研究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不断有所突破的，而要获得进展和突破，必须有理论上的提升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顾颉刚先生开创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之所以有很大的推进和突破，就在于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提升与创新，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这一学说打破了千百年来对封建社会之经学定于一尊的圣经贤传的迷信传统，在学术研究界曾风靡一时，起到了推陈出新、解放思想的作用。当然，古史辨派也有对古史及古籍否定过多的偏颇。而后，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等新的考古学成果，用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载的殷代帝王世系，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冲击了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使“东周以前无史说”不攻自破。“二重证据法”使学术研究，从信古、疑古走向释古、考古的康庄大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南北各地大量遗址的考古发掘，用遗物实证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也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多中心的格局。这些考古成果对包括炎黄二帝在内的史前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基础。学术界理应将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就，结合古史传说与文献典籍，采取多种相关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结合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提高理论思维，创新研究方法，改变目前炎黄文化研究中在某些问题上各说各理、争论不休的困局，以使炎黄文化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3）                应明确研究炎帝故里与炎帝文化发源地的目的，端正学风，  

扎实地搜集史料，且要严肃认真地分析、考辨、鉴别、克服各取所需而片面、割裂史料的偏颇。我想研究这一问题根本目的在于推进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炎黄二帝开拓、进取、创新、奉献的创业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全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强争老祖宗的出生、发源地，提高本地区的文化品牌地位。由于炎帝生活的时代距今天过为遥远，当时又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靠口耳相传记入的各种文献，往往说法不一，剥离零乱，甚至同一书的记载前后矛盾，乃或有荒诞迷信的色彩。先秦以前的记载较为简单笼统，愈往后的记载，反而更加具体详细，难免有“层累地造成古史书”的主观臆测成分。因而，对一些文献记载，必须分析考辨、去粗取精，而不能为我所需的去片面、割裂材料。同时，对某些书如《帝王世纪》、《路史》中所说的“炎帝凡八世”，还对一代一代的炎帝的名讳及各在位多年俱予轻信地说：第一代炎帝在位120年，第二代长子临在位60年或80年，第三代庞甲在位60年、第四代魁在位80年、第五代明在位49年、第六代直在位45年、第七代厘在位48年、第八代哀或榆罔在位43年或55年；……有些论者还说，第一代炎帝在宝鸡、第二代炎帝柱在隨州、第四代炎帝明在高平……；第八代炎帝榆罔在湖南炎陵县、如此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时期，包括炎帝神农氏族必然有流动和迁徙，至于哪一代在什么地方、各在位多少年，很难有具体、准确的说法。试想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巨大的人、物、财力，集各学科的著名专家多年研究，才将中国古代纪年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向前推进，“提出西周早中期和商代后期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夏代的年代只能提出框架，而对早于夏代的年代不敢置喙。[1][13] 而我们有些学者对于炎帝及其后裔各代在位多少年，又迁到什么地方都有具体论断，显然缺乏应有的科学根据。这只不过是参照一些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以之相符而予臆测演算而已，著史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其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就明确地说：“皇甫谧及以后治古史的人对于炎帝、黄帝……诸帝，全记载得有年数。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但现在无法解决，就是将来也永远无法解决”。[1][14] 这是至理名言，如果照今天某些学者摭拾以往的传说将无法解决的问题说得那样肯定，而炎帝文化研究如照此发展，细则细矣，却只能越细愈加任意与混乱，对历史以误读。  

（4）                应正确处理研究和利用炎帝历史和炎帝文化，与打造文化  

品牌、组织开发旅游、进行招商引资的关系。目前，在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祭祀民族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和强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的情势下，各地都在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营造文化平台。同时，又提高综合实力，推进经济发展。因此，凡有炎黄二帝遗址遗迹的地方，必然会首先利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文化产业，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必正确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开发旅游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牌，进行宣传和制造舆论，也应当建立在脚踏实地，进行学术文化研究，积累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不能有了些浮光掠影的研究，找到了一些片断依据，就去渲染和抄作，那样虽可热闹一时，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反倒得不偿失而事倍功半。  

实事求是的说，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史前史、  

民族传统文化、炎黄文化的研究，都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已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对炎黄文化的研究，甚至出现有史以来的新高峰，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应当充分肯定，但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文章列举的某些现象只是个别事例，但如漫延滋长，则会影响炎黄文化研究的积极健康发展，当然，这些看法和列举的问题未必恰当，仅是以百家争鸣的态度，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注：[1][①]萧克《经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见王俊义 黄爱平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1][②] 刘安《淮南子·主术训》，参见曹敬庄 师伯髦编注《炎帝与炎帝陵》第51-5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③]请参见《炎黄汇典》第九卷《文论卷》第17-33、455-463页，所收蒙文通、李学勤先生之论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④]请参见《炎黄汇典》第九卷《文论卷》第17-33、455-463页，所收蒙文通、李学勤先生之论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⑤] 刘彬徽《炎帝文化再论》载《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注： [1][⑥]严文明《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2009年1月8日。 

注：[1][⑦]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第十一、十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注：[1][⑧] 见阳国胜《水书“连山易”研究——炎帝故里在会同的信心证据》 文稿打印本 

[1][⑨] 见阳国胜先生《水书<连山易>研究》打印稿第4页 

注：[1][⑩]参见高强著《炎黄子孙称谓的源流与意蕴》，第25页，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注：[1][11] [1][11]刘彬徽《炎帝文化再思考》载《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3年版。 

注：[1][13] 赵世超《拨开历史的迷雾》载《炎帝精神与和谐文化》 

[1][14]徐旭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序言》第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