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和黄帝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然而，正如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说，我们中华民族常自称是炎黄子孙，久而久之，这“炎”字成了具文，我们似乎数典忘祖！其实，这种局面早在西汉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定型了。司马迁根据一些世谱、牒记、传说，在《史记》中首列《五帝本纪》，断自黄帝，使本来来源各异的各民族从此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黄帝一系之下。这五帝中，只有黄帝、尧、舜三人是不缺席的，炎帝就很难定了。杨先生还指出，炎帝虽确实常被人称道，但除了《史记·封禅书》外，却再没有把炎帝放入古史系统了。上世纪以来，顾颉刚、徐旭生、郭沫若、杨向奎等先生开创了炎帝研究的新局面，功不可没。80年代以后，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研究欣欣向荣，开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就炎帝的发祥地而言，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说法；就炎帝部族的迁徙而言，有由西向东向南迁徙说，有由南向北向西迁徙说，有沿汉水南下，到达巴蜀地区，再沿长江到达两湖地区说；就炎帝陵寝而言，有湖南炎陵、山西高平、陕西宝鸡的说法。观点虽异，但对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言，其功甚伟。
长期以来，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及其附近地区流传着许多与炎帝有关的古史传说，近几年，又发现了著名的洪江高庙等古遗迹，它们都反映了炎帝、炎帝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等方面的诸多新的信息。学者阳国胜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认真考证，提出了“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新说，这不仅对进一步探讨炎帝故里文化和促进炎帝文化研究，而且对进一步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向心力，都有重要意义。根据现存史实和阳国胜先生的研究，我认为，会同与上述地区一样，都是炎帝文化的根源和核心地区之一。这可以从下面的粗浅论述中得到一些证明：
1．从历史记载来看炎帝及其活动区域
关于炎帝的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说法。其中，就炎帝的发祥地而言，影响较大的有陕西宝鸡说、湖北随州说、湖南九嶷山说（还有一说，即炎帝生于“黔中”，即今湖南沅陵西）。陕西宝鸡说的主要依据是《国语·晋语》：“炎帝以姜水成”，《水经注·渭水》：“歧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另外还有宝鸡地区发现的大量的包括北首岭文化在内的仰韶文化遗址，以及广泛的民间传说。湖北随州说的主要依据是郑玄所注《礼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帝王世纪》:“神农氏，……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山，又号烈山氏”。晋杜预在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注中更确切指出，厉山在“湖北随州四十里”。湖南九嶷山说的主要依据是屈原《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神农氏，……又曰连山氏”。而九嶷山地区古称连山县（郡）。这三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炎帝时代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史籍记载了。于是，中国各地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只有北方的炎帝（或可称为“北方炎帝”）依据传说而名垂千古，南方由于开化相对晚于北方，加之各种原因，其奠基人也就名不见经传，但该人肯定存在，因为湖南能发现早于炎帝数千年的1.2万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那么南方的农耕文明肯定有自己的首领，只不过限于记载阙失罢了。事实上，南方各部族也确实需要有自己观念上的首领。于是也就接受了北方的炎帝，并将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和南方各部族的共同首领（此人或可称为“南方炎帝”）。不过，由上诸说，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炎帝部落的一些活动轨迹。另据《世本》所载，炎帝后裔曾分出百余国，遍布于上述所说地区和四川、安徽，如再加上他们向华南、西北、西南等部分地区的迁徙活动，那么，古代炎帝的活动区域达于大半个中国。
阳国胜先生根据自己对古籍和古地名的研究和考证，认为连山就是今会同的连山；炎帝所出生的华阳之常羊山，其“华阳”指巴蜀地区（会同在其地望内），“常羊山”则指会同连山境内的常羊山，等等，1都为炎帝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2．炎帝在开创中国农耕文明的业绩与考古发现
炎帝是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他开创了中国农耕文明。其主要贡献是：
第一，发明刀耕火种，教民耕种五谷。炎帝为了使广大黎民百姓摆脱吃荤腥生食而多疾 病的状况，发明了刀耕火种，制造耒耜，种植粟谷。同时又烧陶为器，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
第二，遍尝百草，发明医药。炎帝为医治人类的疾病，最大限度地减少毒蛇猛兽的伤害，冒着生命的危险，亲口遍尝百草，发明了医药。
第三，首创“日中为市”，使天下之民得以交易，互通有无，各得其所。高平炎帝中庙现存的碑文就记载着“日中为市交易，各得福世利民”的原始贸易盛况。
炎帝的上述贡献不仅为史书广泛记载，而且也为大量考古发现和考古资料所证明。
就炎帝时代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了类似于耒耜的骨铲、骨锄等生产工具，以及粟灰的遗迹；在宝鸡的斗鸡台、西安半坡村等地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粟粒、粟壳；山西高平羊头山一带和长治许多地区的新石器遗址也出土有石铲、石斧、石镰等农具；湖北枣阳雕龙碑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较为精致的石制工具，如石犁、石斧、石锄、石铲、石镰，以及陶制品，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颗粒和稻壳，在挖掘出土的大型陶瓮、陶罐中贮存有大量的粟、黍类粮食。2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万年（早于炎帝数千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以上这些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生活用具和粮食种类，都与炎帝时代发明耒耜、播种五谷以及“耕而作陶”的记载相符合，充分证明了炎帝传说之不虚。
会同地区的考古资料也对上述史实作了佐证。据怀化市文物处提供的资料，沅水流域怀化境内发现了1－30万年的旧石器遗址113处、新石器遗址18处，且新石器遗址大多分布在会同连山周边50公里范围内。著名的洪江高庙遗址有距今7800年左右的、具有易经八卦特征的“八角星纹”彩绘陶和大量的祭祀用陶器。怀化高坎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与炎帝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农耕用具和栽培用的稻种，靖州斗蓬坡遗址发现有竹制饭篓。这对研究炎帝及炎帝文化很有参考价值。
3．有关炎帝生平的传说与历史遗迹
随着炎黄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有关炎帝的传说与历史遗迹也在一些地区不断得到发现和发掘，有力地促进了炎帝、炎帝文化的研究向前发展。
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虽然相距遥远，但各地有关炎帝的传说与历史遗迹几乎同出一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有关炎帝的传说中，传说资料可谓大同小异。如炎帝的诞生地，陕西宝鸡称姜水，湖北随州称漻水；炎帝的居住地，宝鸡称常羊山，高平称羊头山，随州称厉山（厉山南又有重山）；炎帝尝百草、获嘉谷之地，宝鸡称天台山，高平称羊头山，随州、湖南酃县也有具体处所；炎帝的死因，有关各地都传说系在“遍尝百草”中“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后终于中毒而亡，具体是何种草，宝鸡、高平、随州、酃县等地都称为“断肠草”，其中宝鸡地区又称“断肠草”为“王药”，高平称为“火焰子”。
会同境内也有常羊山，它既是炎帝的生地，也是炎帝的居住地，更是炎帝尝百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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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阳国胜提供的《“炎帝故里会同新说”证据材料》，下引不另注出处。
2胡久明：《初探炎帝神农时代与考古文化遗址》，霍彦儒主编：《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嘉谷之地。炎帝所尝“断肠草”，据阳国胜说，该草“据《本草纲目》记载即‘钩物’，钩物
只适宜生长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
在有关炎帝的遗迹中，有关各地几乎都有神农井、神农泉、神农庙、神农祠、神农洞等，
不过各地炎帝遗迹的时间长短、流传范围大小、密度的集中与体系的完整程度是有较大区别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俊义教授曾指出：从山西长治、高平一带“现存有关炎帝的遗址、遗迹看，其时间之久远、范围之广阔、密度之集中、体系之完整，都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考察组一行由于工作关系，近几年曾到过目前国内炎帝遗迹相对集中的湖南炎帝陵、湖北神农架、陕西宝鸡神农祠，各地现有炎帝遗存，都不像长治、高平
如此密集。”1而在长治、高平两市中，著名的百谷山、羊头山留存有大量的有关炎帝生平
活动的详细记录。如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百谷山“昔神农氏尝百谷于此”。今长治市黎城县宝泰寺（今废）所存隋代的一块石碑称，羊头山为“炎帝获嘉谷之地”。该石碑是全国范围内现存有关炎帝文化的最早的一块，应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羊头山神农庙中一块唐天授二年（691年）的《清化寺碑》更说：羊头山“炎帝之所居也。……（炎帝）遍陟群山，备尝庶草；届斯一所，获五谷焉。……于是创制耒耜，始兴稼穑”。值得注意的是，炎帝在陕西宝鸡和山西百谷山、羊头山培种五谷、教民耕种的情形有所不同。宝鸡流传的说法是：炎帝创制耒耜、教民稼穑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于是玉皇大帝便派了一只神鸟，带上谷种，降临人间，把种子撒在炎帝部落开垦过的土地上，嘴里不停地叫喊着“布谷！布谷！”，提醒人们适时播种。不久，这些谷物先后破土而出，长出了稻、黍、稷、麦、菽五种谷物。此后，人们在炎帝的带领和指导下，种植和吃上了五谷。于是人们感激炎帝，称他为“神农”2。与宝鸡这种带有传说色彩相比，山西流传的说法就显示出炎帝及其部落发奋图强、人定胜天的英雄气魄了：炎帝在羊头上尝百谷并“获嘉谷”后，就开辟了一块“五谷畦”，教民殖五谷百蔬，以后又推而广之，使炎帝部落和当地的人们都吃上了五谷粮食。人们感戴炎帝的功德，赞颂他为“五谷神”，并修庙建祠纪念他。这种在两地获得谷种和种植五谷的不同情形，说明炎帝部落已从较多地“靠天吃饭”走上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
高平神农镇在长治、高平两市中，更是炎帝遗址、遗迹群落的集中地。神农镇有炎帝陵、炎帝庙（神农庙）、炎帝行宫。其中神农庙又有炎帝上庙、炎帝中庙和炎帝下庙之分。神农镇北的羊头山和长治市的百谷山、黎城县也有神农庙、神农城、神农井以及炎帝与其一家的活动遗迹。还有两块值得注意的碑文：一块是炎帝中庙的碑文，其中说，此庙“奉敕建立其来远矣，而创兴之始查不可考。重修则于（元朝世祖）至元元年……”。这说明炎帝中庙至迟“奉敕建立”于宋代，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另一块是高平市团池乡于1995年发现的刻有“高平县神农乡团池村”九个大字的碑文，说明早在北宋时期，高平市团池乡一带即被北宋政府定为“神农乡”。
以上事实至少说明，炎帝在山西古上党地区的生产活动使炎帝部落走上了繁荣发展阶段。
4．有关炎帝陵的传说与历史遗迹
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炎帝究竟葬于何处？近些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归纳起来，有陕西宝鸡说、山西高平说和湖南炎陵说。
明代著名学者朱载堉三百多年前就指出：山西高平县北四十里有羊头山，“山之东南八里曰故关村。村之东二里，曰换马镇，镇东南一里许，有古冢，垣址东西广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拓茂密，相传为炎帝陵”。又说，“神农冢，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广衡州府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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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俊义：《山西长治、高平炎帝遗址考察散记》，《炎黄文化研究》第9期。
2 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载于祀典，每三岁遣官祭；其一即此冢。”1由此可见，数千年来只有山西高平和湖南酃县两处有炎帝陵。1993年，宝鸡于常羊山上建筑了一座炎帝陵寝。从此，炎帝安葬处三说并立。实事求是地说，各说均有一定道理。
如所周知，陕西宝鸡原本不存在炎帝陵，但同为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于五千年前在宝鸡天台山祭祀过炎帝，至今天台山还留有遗迹烧香台；另据传说，炎帝死后葬于常羊山东南20公里的天台山。于是，宝鸡1993年在天台山之北的常羊山上，即传说“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之处，建筑了一座炎帝陵寝，将炎帝“灵骨”从天台山“寝骨台”移葬在常羊山上。2
山西高平炎帝陵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这不仅有陵墓、碑文、史籍为佐证，而且连炎帝去世的过程都可以从神农镇范围内许多村庄的命名反映出来。至于墓主，有人说是第一代炎帝，也有人说是第四代炎帝。虽可见仁见智，但高平炎帝陵的重要地位是应当肯定的。
湖南炎帝陵的历史也很悠远。有的学者认为墓主是炎帝第八代榆罔，有的认为是炎帝后裔，湖南的学者则依据史籍有关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的记载，认定墓主就是第一代炎帝。不过，有学者指出:“因为神农本人生于姜水，地在陕西歧山，在他有生之年，尝百草，制耒耜，教民稼穑，也够他一生忙的了。”3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那么也可以这样分析，按照某些史籍及学者的意见，既然炎帝（似可看作南方炎帝）起源于随州或生于湖南九嶷山，或“生于黔中（今湖南沅陵西，包括会同一带）”，那么，在他有生之年，是可以向长沙、株洲一带发展的。另外，也可如我们前面用的“南北炎帝”的说法，那么南方第一代炎帝葬在长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5．五行说与炎帝南迁
我们说，炎帝的传说与历史遗迹遍布大江南北，充分反映了炎帝部落的活动轨迹。然而，炎帝及其部落是否南迁，还是有很大争论的。有些专家学者用阴阳五行说来否定炎帝及其部落南迁和在南方的活动。例如，著名先秦史专家赵世超先生就用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解释这种现象。他说：“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影响力非常巨大的一种思想文化，就是阴阳五行说。”“当时民间也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巨大影响，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和阴阳五行搭配起来。”比如把五方、四季、五种颜色与五行相配，而且还给五行各配了一个帝：东方是太昊，西方是少昊，北方是颛顼，中央是黄帝，南方配炎帝。“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为了使大家在崇拜时有一个物化的对象和形式，所以就造了炎帝陵、炎帝庙”。据此，赵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4
赵先生的分析有其精辟的一面。事实也是这样。西汉《五行占》说：“东方木，其帝大浩（昊），……西方金，其帝少浩（昊），……南方火，其帝赤（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北方水，其帝端玉（颛顼）……。”《帝王世纪》说：炎帝“长于姜水，……位在南方”。南宋《皇王大纪》说：“神农立极，先定乾坤，推五德之运，以火承木，因以纪官，号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所有这些，确如赵先生所说的，
是阴阳五行说“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北炎帝”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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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载堉：《羊头山新记》，高平市炎帝故里开发管理处编：《炎帝史料掇拾》，高平报社印刷厂印刷，2002年，第235页。
2 参见霍彦儒、郭天祥：《炎帝传》。
3 罗立洲：《关于炎帝神农氏几个问题的初探》，谷峰编著：《神农乡纪》，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4 赵世超：《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也不应忘记，炎帝部族在自宝鸡向东、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申、吕、齐、许即是。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齐在山东。杨向奎先生指出：“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
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
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1杨先生的分析同样也是精辟的。楚国确为炎帝后裔所建，楚文化同样属于炎帝一支。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炎帝部族迁徙到南方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五行说的影响则为南方很多地方崇拜炎帝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以往，人们由于受到古文献记载和认识的局限，突出地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里经济自古发达，文化进步，而长江流域则要落后。事实上，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再三指出的，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则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的古人类活动与社会文明丝毫不逊于黄河流域，有的还要早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2炎黄文化研究专家杨东晨、杨建国也指出：
新石器时代，即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据记载，中原地区“是我国文化发达最早的地区，也是我国最早步入文明社会的文明发祥地”。但考古资料证明，江南及珠江流域并不亚于江北地区。目前发现的7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遍布中国各省。当黄河流域形成仰韶文化（东至河南与山东、安徽交界，西达渭水上游，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北中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关中、晋南、豫西最为集中）、大汶口文化、苏北青莲岗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辽宁新乐及红山文化时，江南地区也形成了四川大溪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广东与广西洞穴文化、台湾大坌坑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等。当黄河流域形成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及内蒙古河套龙山文化、甘肃齐家文化时，江南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浙江良渚文化、上海淞泽文化等。3
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按“多元一体”的模式发展的（“炎帝故里在会同”的论证过程也体现了这一点）。明白了这一道理，有关炎帝及炎帝文化的歧异说法，是不是就可迎刃而解了？
参考书目
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3年
2．王树新、孟世凯主编：《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
3．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4．霍彦儒主编：《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
5．谷峰编著：《神农乡纪》，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6．高平市炎帝故里开发管理处编：《炎帝史料掇拾》，高平报社印刷厂印刷，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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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见杨向奎《论“以社以方”》，《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李尚英整理《杨向奎教授论基础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 苏秉琦：《辽西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重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3 杨东晨、杨建国：《从南北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论炎帝遗迹》，王树新、孟世凯主编：《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