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会同新说”有一定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和实地考察的依据。如地名地域方面，文献记载炎帝“一曰连山氏”，且古《易》之一名《连山》，并有神农作《易》的传说，而会同有“连山”古地名，既有被称为“连山”之山，还有被称为“连山”之乡；又典籍多有炎帝居南方，主火，为火神的记载，会同则有“火神坡”等地名；特别是会同在战国和秦代属楚国的“黔中”之地，而古人有“神农生于黔中”的说法。又如考古方面，会同连山盆地有尚未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至商代遗址多处，而沅水流域怀化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一百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十八处，并且后者大多分布在会同连山周边50公里范围内。其他如地质、地貌、物候、古迹、民俗，以及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作为远古时期农耕起源地区之一，也都或多或少存有早期文明起源的遗迹，并与炎帝的有关记载和传说有一定的联系。
笔者认为，“会同新说”是有一定新意和根据的。以炎帝的名号为例。先秦时期，有关炎帝的记载，有“神农”、“炎帝”、“赤帝”、“烈山氏”等不同称谓，而“烈山氏”又有“列山氏”、“厉山氏”等不同名号。
称“神农”者，有《周易》、《尸子》、《孟子》、《管子》、《庄子》、《文子》、《列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典籍。如《周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1][1]，《尸子》多处言及“神农氏治天下”云云，《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提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管子?封禅》篇言“神农封泰山，禅云云”，《庄子》多处称“神农之世”、“神农之言”，《文子》屡言“故神农之法曰”、“至神农、黄帝，核领天下”、“神农形悴”等，《列子》说“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战国策》谓“昔者神农伐补遂”，“神农教而不诛”，《吕氏春秋》说“神农师悉诸”，“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等等。
称“炎帝”者，有《左传》、《国语》、《山海经》、《管子》、《列子》、《礼记》等典籍。《左传?昭公十七年》谓“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国语?晋语》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山海经》多处言及“炎帝之少女”、“炎帝之孙”、“炎帝之妻”，《管子?封禅》篇谓“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列子》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礼记?月令》篇也明确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称“赤帝”者，有《逸周书》、《文子》等典籍。《逸周书?尝麦》篇记载说：“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沙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这是学者比较认同的关于炎、黄二帝事迹的最早记载，其中所说的赤帝即指炎帝。其后《文子》亦谓：“赤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
称“烈山氏”或“厉山氏”者，有《左传》、《国语》、《礼记》等典籍。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国语?鲁语》亦言：“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礼记?祭法》记载大体相同，但“烈山氏”作“厉山氏”，谓：“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
在上述移录的文献典籍中，除“赤帝”系炎帝的别称外，所记载的“神农”、“炎帝”和“烈山氏”，均并非一人。如《左传》、《国语》都分别提到“炎帝”和“烈山氏”，《文子》、《列子》、《吕氏春秋》等典籍既多处说到“神农”，也提到炎帝，有的典籍还明确将神农、炎帝二者并提，如《管子?封禅》篇藉管仲之口，列举远古时期于泰山封禅的帝王，其中就说到：“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史记?封禅书》所载相同。然而，尽管大多数的文献记载在言及“神农”、“炎帝”和“烈山氏”之时都各为一人，但与之同时，也出现了将其中二者合而一之，甚至三者合一的说法。如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载炎、黄诸古帝王直至周代王侯公卿大夫的世系、姓氏、居邑以及制作等情形。其中有关炎帝者主要有：
姜姓，炎帝神农氏后。
列氏，古帝王烈山氏之后，子孙氏焉。郑有隐者列御寇。
神氏，神农之后。
农氏，神农之后。
厉氏，国名，神农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可见，在《世本》中，“炎帝”、“神农氏”和“烈山氏”三者已经合为一人。虽然该书在南宋之后亡佚，今本均系后人辑录，但大体能够反映原书情形。
汉代以后，“炎帝”和“神农氏”二者合一，以及“炎帝”、“神农氏”和“烈山氏”三者合一的说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班固《汉书?律历志》谓炎帝“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王符《潜夫论》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郑玄在为《礼记?祭法》中提到的“厉山氏”作注时也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至晋，在有关炎帝的称谓中，又进一步出现了“连山氏”、“魁隗氏”等名号。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有言：“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自此而后，炎帝神农氏号为“烈山氏”，或为“列山氏”，或为“厉山氏”，或为“连山氏”等说法，就被学者沿袭下来，并成为炎帝或炎帝一族的起源地之一。
唐孔颖达在论及古《易》之名《连山》时，引《世谱》等书，谓“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1][2]；在疏解《周易?系辞》所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时，则直接引据《帝王世纪》的记载，谓炎帝“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1][3]。
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记载说：“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本起烈山，称烈山氏。一曰连山氏、伊耆氏、大庭氏、魁隗氏。”南宋郑樵《通志》亦谓：“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与之同时的胡宏《皇王大纪》也说：“神农立极，先定乾坤，推五德之运，以火承木，因以纪官，号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
元忽思惠《饮膳正要》谓：“炎帝神农氏，姜姓之源，烈山氏之后。”
明人辑录的《今本竹书纪年》，亦谓神农“其起本于烈山，号烈山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
综观先秦以来文献典籍有关炎帝的记载，可以看到，炎帝名号及其形象的构建，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其名号而论，其中“神农”、“炎帝”之称，与其功绩和贡献密切相关，所谓“炎皇神农氏，姜姓，以火继木，为火师而火名，故曰炎帝。断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稼穑，故曰神农”[1][4]。而“烈山氏”等称号中所涉及的“烈山”、“列山”、“厉山”、“连山”等，一般均视为地名，或为与地名相关的名称。如《世本》即有“神农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的记载，《帝王世纪》谓“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清人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在为“烈山氏”作注时，也旁征博引说：“《水经注》： 赐水出大紫山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一统志》：烈山在今德安府随州。烈，本作列，《左传》：烈山氏之子。又作厉乡山，《礼记?祭法》：厉山氏之有天下也。” 此外，“炎帝”之名及其别称“赤帝”，也与地域有一定的关系。如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记载：“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又说：“故炎帝作火，死而为灶。”《尚书大传》也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
迄今，在炎帝及炎帝部落氏族发源地的各种说法中，地名及其地域所在，始终是重要根据之一。因为古人的姓氏、名号多与其地望有关，故而根据史籍记载，考察其地望所在，就成为探讨炎帝故里的常用方法。已有的北方说、南方说、东方说和西方说等不同说法，均有文献典籍相关记载的根据。特别是其中的陕西宝鸡说、湖南炎陵说、湖北随州说，以及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山西高平说，其地名山川等称谓，都能在历代典籍中找到确凿的记载。“会同新说”以当地有“连山”之古地名，既有被称为“连山”之山，还有被称为“连山”之乡，与炎帝之名号“连山氏”相印证，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古《易》之一名《连山》，古代又有神农作《易》的记载和传说，再加上当地还有考古、地质、地貌、物候、古迹、民俗，以及作为农耕发源地之一的种种特征，因此说，会同地域确实存在炎帝部落氏族的遗迹，“会同新说”也有一定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和实地考察的依据。
二
作为近年来最新提出的炎帝故里之说，“会同新说”的出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就会同地域存在的远古文明遗迹的发现而言，无疑可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提供又一个值得重视的例证。在文明起源问题上，以往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说”，或称为“单一中心说”，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大量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发现，中华文明犹如“满天星斗”的多元起源说日益得到学者的认同。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先后发现了远古文明的各种遗迹遗存，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提供了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根据。近年来，有学者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划分为八个区域，分别为：中原氏族文化区、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江汉三峡氏族文化区、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华南氏族文化区、甘青氏族文化区、东北氏族文化区和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1][5]，每一区域都有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和文化特征，即充分说明了远古时期文明多元起源并相互交流融合的情形。并且，这种文明多元起源的现象，在炎帝部族的活动范围和炎帝文化的辐射影响方面，也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秦汉时期的典籍，在记载炎帝事迹时，不少涉及其世系及其活动范围。如《尸子》载：“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吕氏春秋?慎势》篇说：“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淮南子?主术训》则谓神农治天下之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春秋纬?命历序》也说：“神农始立地形，甄立度四海远近，山川林薮所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甚至明确说“炎帝传位八代也”，并一一列举其传承为“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这些记载，虽然不一定有确凿的根据，但大体可以说明远古时期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氏族部落群体，曾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并且其活动范围遍及东西南北。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地才多有关于炎帝的古史传说和相关遗址遗迹。而近年来会同地区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至商代遗址，以及地名、地质、地貌、物候、古迹、民俗等证据，若能得到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并在搜集更多的文献资料，开展更为广泛的实地考察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论证，则不仅可以拓展炎帝活动的范围，丰富炎帝文化的内涵，而且还将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满天星斗”再增加一个亮点。
再就“会同新说”的提出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大力开展起来，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重视，并成为新时期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而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不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深入开展，成果丰硕，而且全社会的关注度也愈益提高，陕西黄帝陵、湖南炎帝陵等地每年一度的祭祀活动，河南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的落成，都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引发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民族文化寻根热。有关炎帝故里的“会同新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学者个人对有关遗址遗迹的实地考察和文献典籍的爬梳整理，以及结合当地地质、地貌、物候、古迹、民俗等特征所进行的初步论证，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介入，特别是此次“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的举办，无疑都反映了当地学者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反映了当地政府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和重视。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文化的重视以及文化寻根热的兴起，各地都在大力发掘本地区的文化资源，建构当地的文化品牌，并以此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出生地，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历代帝王陵墓所在地，以及各种遗址遗迹乃至相关的风景名胜等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倡导下，成为各地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亮点。也正是在日益升温的文化热潮中，有关文物古迹的新发现层出不穷，不少以往被忽略的历史人物受到重视，诸多被遗忘的历史遗迹也重新得到发掘、整理、修复和保护，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开展。即以炎帝故里而论，山西高平说就是近年来在炎黄文化研究热潮以及诸多遗址遗迹重新发现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论。据说，当地于2004年举办首次“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时，与会的外省市专家大多都是第一次听说或知道高平所在的古上党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炎帝神农氏遗迹，在激动、惊喜之余，无不对当地政府在遗迹发现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和采取的得力措施表示赞赏。[1][6]如今，经过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和严谨细致的研究论证，山西高平说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成为炎帝故里众多说法中影响较大、根据较为充分的一种，而当地也利用这一契机，初步开发保护了一批炎帝文化遗址，并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从而大大提升了高平地区的文化形象，扩大了高平在海内外的影响。因此说，炎帝故里“会同新说”的提出，不仅对会同地区文化资源的发掘，文化品牌的构建，以及文化形象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炎黄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炎帝文化的进一步探讨也有推进作用。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观点的提出，自身都有一个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尤其需要有充分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可信的文献典籍记载的根据。就此而言，“会同新说”中的一些看法，如断定“炎帝的出生地在湘西沅水流域会同县境内的连山盆地”，认为“会同连山有神农炎帝创《连山易》的证据”等，都还有待于相关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以及基于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深入研究论证。目前，已有学者在肯定“会同新说”确有一定道理的前提下，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意见，并对炎帝故里和炎帝文化的研究讨论如何深入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可以说，“会同新说”的提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引发出有关炎黄文化研究今后如何发展的深层次思考，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1]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第八》，转引自《炎黄汇典?史籍卷》第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按：以下所引典籍凡未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1][2]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首，《第三论三代易名》，《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9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1][3]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第八》，《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86页。
[1][4] 苏辙：《古史》卷一，《三皇本纪》。
[1][5] 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第64－72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6] 参见王树新、孟世凯主编：《炎帝文化》第1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