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教训，一直坚持支持历史研究。 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报告中，提出了“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的号召。他所说的“近百年的中国史”，其中就包含了70余年的晚清史在内。解放初期，董必武就曾向中央建议编写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没有正式展开。

1959年，周恩来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制定清史编纂方案，但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这一项目也被停下来。

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毛泽东主席就邀集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讨论纂修清史的问题，后来还专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推进这项工作。由于不久以后“文革”的发生，这项工作再次被搁置下来。

 1965年，周恩来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担任主任委员，组员为尹达、关山复、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等六人。这次会议两个月后，姚文元发表了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被迫搁浅。

“文革”后，邓小平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发了一封专家来信，要求开始清史纂修工作。学术界当时曾筹议纂修清史，并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但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举、万端待理，难以顾及纂修清史之事，故此议再度被搁置。由此可见，纂修清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几代史学家努力不懈的奋斗目标。

清史研究真正取得初步繁荣，无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20年来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文献的发掘整理，还是综合研究的成果；无论研究条件的改善，还是年轻人材的培养——都超过了以往数十年的总和。清史研究处于更加有组织的状态，仅全国性的或国际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就连续举行了八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清代通史，如戴逸主编两卷本的《简明清史》和王戎笙主编10卷本的《清代全史》先后问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档案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及乾隆等朝的《上谕档》等，为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意义极大。至于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更是难以数计。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阵地。清史所的设立初衷就是为编纂大型清史作准备。三十五年来清史编纂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作扎实、积极的准备。20多年来，该所在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李文海的领导下，以纂修大型清史为己任，已作了很多前期工作并承担了多项清史研究的国家重大课题和科研项目，目前已完成了《清通鉴》（22册）、《清史编年》（12册）、《18世纪中国与世界》（9册）等专著，并与其他单位合作基本完成了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等，这就为纂修大型清史的纪、传、表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历史学科的研究条件也大大改善，大批清史资料整理出版，清史的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修清史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李文海等专家学者联合史学界、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呼吁下，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和李岚清等都对此做出了重要批示和指示。12月12日，中央14个部门组成了“清史编纂委员会”。至此，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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