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又叫隐者、隐逸，是古代中国非常奇特的一个群体。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重“入世”轻“出世”，鼓励知识分子投身参与现实政治生活，发挥才干，积极地主动地去实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尤其在所谓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有远见的统治者通常相应作出延揽人才的高姿态，诗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二者一唱一和，场面何其融融。另一方面，几乎历朝历代，无论盛世还是乱世，都有一群读书人，对当局退避三舍，回归山野隐居，终日与古书青灯为伴，过着清苦日子。两者的反差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隐士们的选择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不识时务，遇事退缩，还是沽名钓誉，谋求长远，还是有别的隐情？我们不妨带着重重谜团，去认识三位云南出生的清代隐士。

    第一位高应雷，昆明人。高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据说长得修长俊美，仪表堂堂。他读书也有天分，博闻强志，擅长作文，爱好交友。像他这种素质，即使不飞黄腾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应该没有衣食之忧。果然于１６５７年中举人，被授予了一个中书舍人的七品官，不过上述功名和官职都是在摇摇欲坠的南明小王朝获得的。明朝名存实亡十多年了，在南下清军的步步进逼下，朱元璋的残存子孙只能寻求偏安一隅的一线机会。在这样的多事之秋，高不愿投靠身边的农民起义军，选择出游避祸，足迹遍及云南全省。当桂王朱由榔流落到云南，高认为苦苦等待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毅然抛下产业，亦步亦趋地追随左右，过着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活。１６５９年，部队惨败于湖南辰州。高应雷死里逃生，捡回一条性命。受此重创后，隐居于湖南溆浦，把身世感想寄托在诗歌写作中。人们称赞他的诗有荆轲刺秦王一般的悲壮气质，有屈原投江一般的忧郁失意。（《滇南碑传集》卷十）

    第二位陈佐才，漾濞人。陈在很多方面和高应雷有相似之处，都生活在明末清初，都具有不平凡的诗才，都对大势已去的明王朝忠心耿耿。但二者的个性截然不同，高应雷悲伤失落，陈佐才全然超脱，甚至可以说放浪不羁。他整日不修边幅，独来独往，悠哉游哉。改朝换代后，乡民纷纷剪发易服，顺从清王朝的礼制。惟独陈若无其事，仍然蓄着头发戴着帽子，一副明朝打扮，大摇大摆地出入。于是被人揭发告官，吃了一场官司。大堂之上，庭审官恼羞成怒，威胁用酷刑刹刹他的威风。陈佐才面不改色心不乱，斥责说：“身体毛发受之于父母，不可侵犯。难道你想用清朝的刑法来处置一个明朝人吗？”驳得庭审官哑口无言，被迫将他开释。陈佐才也因此赢得“义士”的美名。（《滇南碑传集》卷十）

    第三位马之龙，回族，丽江人。大约生活在晚清嘉庆、道光年间。他身材魁梧，天资聪慧，好学勤思，早年不屑于八股取士之途，偏爱谈论天下古今的利弊得失，希望有朝一日能匡国济世。从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判断，应该说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只因一场“上书风波”，使马之龙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当时官场腐败丛生，助长了洋人鸦片走私的流毒，云南“天高皇帝远”，所以受害尤其严重。马之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关门闭户，苦思冥想，作《去官邪》、《锄劫药》两篇千言书，随卷交给前来巡考的提督学政。他的一片热血忠心非但没有被领情，反而被定以狂妄的罪名，剥夺了生员的资格。受如此重大挫折的刺激，马之龙腰佩红毛剑，带着铁笛，辞家漫游十三省。后归居昆明，从此寄情于诗酒间，研究佛学，绝口不谈政治。（《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

    上述三位隐士代表三种类型，高应雷战败归隐，或是心灰意冷，或是避难；陈佐才特立独行，公然表明不和新王朝合作，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明朝“遗民”；马之龙对官府暗无天日，是非莫辨，一定深表失望。三人的遭遇不同，但都是要有所为而不能，所以只有独善其身，保持自身的道德修养，希望来影响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