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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的史料观念:谢国桢对明清笔记小说价值之认识
作者:牛建强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6-14  点击量: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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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桢,字刚主,河南省安阳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阴历四月初十日(5月27日),卒于1982年9月4日。民国十五年(1926年),考取了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主要随梁启超学习和研究,次年毕业。后曾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职和执教,解放后相继在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一生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撰写了《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解放后又两次出版了增订本)、《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重要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编纂了《清初农民起义史料辑录》、《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汇编。在这些史学实绩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自解放后,谢国桢对明清笔记小说类型的资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个中妙处和光景只有他个人才能领悟。先前,人们在历史研究中,最看重的和主要使用的是正史的记载,对不登大雅之堂的笔记小说很少给予过多的注意;这和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对史学研究的需求是相一致的。从上个世纪20年代始,人们已开始注意到文化学和基层社会的研究,并因此意识到为建立新史学必须拓宽资料的范围,然而对笔记小说资料的大量利用和价值的系统认识却步履迟缓。研究明清历史,单取资于“事多隐讳”、“语焉不详”、人物传记写得“呆板枯滞”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而补充正史材料之不足的文献类型也有多样,“那只有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明清两朝‘实录’和我们邻邦朝鲜李朝‘实录’等书以及当时地方政府所储存的档册、情报、公文、阅件等史料入手,还有当时地方当局所编修的地方志书和每一时代有心人士所记录下来的野史笔记以及所作的诗文集,我们亦应当从中求之”。而谢国桢对其中的笔记小说则情有独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历史,侧重于明清交替之际,并着眼于古代文献和社会经济这一方面,而搜辑史实,研究问题,想从人所不甚注意的野史笔记当中寻找滋补的材料。”[1]因此,谢国桢对明清笔记小说的介绍、利用和出版以及对明清笔记小说的价值认识,是他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他对明清史学的重要贡献。

一、一般笔记小说的范围和特征 

  反映社会面貌和变化的资料是零星的和分散的,除隐含在某些臣僚的奏疏和大量的地方志书中外,笔记小说类文献则是其重要的载体,这是由该类型文献的产生以及它记载内容的属性所决定的。这种在记载上具有较大随意性的笔记的较早称谓为“小说”。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所谓的小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超现实的神话和传说性质的东西,大概和现代意义上的文言小说有更多的相通处,即其所批评的“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的类型;而另一部分则基本上与我们文中所谈的笔记概念相吻合,即具有较强的现实反映的特征,属于“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流。[2](P1182)东汉史学家班固把小说归入诸子中的一个流派,并定义道:“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三国时魏人如淳在解说这句话时说,“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稗官是沟通王者和闾巷的桥梁;王者欲了解民间风俗,命稗官深入民间采集巷语途说,整理后向他称说。据唐人颜师古的说法,稗官确实是汉代曾设置过的官职。班固在“《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下面附带注释虞初云,“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后来唐人颜师古在这里补充说,虞氏在《史记》中云为洛阳人,并引东汉人张衡《西京赋》中两句话“小说九百,本之虞初”,[3](P531)道出了西汉武帝时虞初作为小说家的知名和当时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流行的事实。由此不难看出稗官和民间以及小说间的密切关系,后来稗官这一职官概念就兼有了小说的内涵,正如如淳所说的“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可见,稗官小说从产生起就带有浓厚的社会性和民间性,无怪乎笔记小说类文献被看作是社会史资料的宝库。 

  谢国桢就笔记小说的大致范围曾论述道,“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4](P89)要想于文献的分类中把握笔记小说的确是困难的,谢国桢认为笔记主要分布在史部杂史类、子部杂家类和小说家类,事实上恐不止此,他自己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前言中对笔记类型划分所列举的书籍可以明了此点。 

  内容庞杂是笔记小说最根本的特征,包括社会状况、工商经济、学术文化、科技发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乡邦掌故、朝野逸闻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谢国桢说,“明清以来,笔记和野史稗乘种类数目是相当繁多的,内容记载也相当复杂,很难指出书中所载的事实和性质。”[5](P368)他的意思是说,由于具体笔记记事内容的繁富,要明确说出它是一种何样的书是不易的。 

二、明清笔记小说的搜集和介绍 

  谢国桢在解放前搜集明清之际史部书的过程中,因乙、丙二部关系的密切,当时已搜得数种,但因经济拮据和生活窘迫,无奈割爱,换易稻粱。[6](P143)解放以后,他开始留心并大量搜求这类书籍。“自解放以来,年事日长,遂留意收书,而明清野史笔记稗乘及汉魏以来碑刻尤所嗜好。”[7](P120)平时徜徉书肆,间或得之同志,因而颇有所获。据谢国桢说,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全国形势的好转,他利用南下江浙访书的机会,一旦“发现了人们所不注意的所谓‘断烂朝报’,我就收了进来,因之‘盈架累屋,俨然成聚’了”。[6](P144)他曾自嘲,别人可以购置、收藏那些“佳椠名抄”的“甘果珍品”,而自己却无这样的财力,只能靠节衣缩食的办法和用微薄的稿酬收入拾些人弃我取的“零篇断缣”,谢国桢称之为秋后的“瓜蒂”。于是就把自己的书斋名由“佣书堂”改成了“瓜蒂庵”,于此流露出了他珍爱所收藏的明清笔记的心迹。[6](P144)或许正因此反倒使他发现了别人还未发现的关于明清笔记的真正价值。谢国桢也正是凭着这种执着和投入,加上他在长期从事文献工作中形成的对古籍的特有的敏感和总结出的丰富鉴定经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明清笔记。“余年来搜集明清笔记,已近千种。”[8](P409) 

  谢国桢一方面搜集,另一方面为搜集到的有价值的笔记撰写题识加以介绍,使更多的学者了解笔记的价值,发挥该类型文献在研究中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他利用课余之暇阅读了40余种明清笔记小说,为每部笔记写了题解,包括作者生平、基本内容等,还摘录了其中较典型的材料,以使人们获得更直接的感受。他把这些介绍汇集起来,编成《明清笔记谈丛》,交付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出版。该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自出版以来,颇为海内外学人、读者所注意”,[9](P1)起到了引导学者关注和利用笔记材料研究学术问题的作用;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应读者之需再版该书足以证明这一事实。他还在刊物上不断登载新发现的具有较高价值笔记的题解,及时介绍有关动态,以为学者提供必要的线索和引起他们的关注。后来,这些篇章陆续收入在他故后出版的《江浙访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和《明清史谈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中。 

三、明清笔记小说整理计划的形成和实施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谢国桢已经提出依靠政府力量组织人力对笔记野史进行编整的建议。依照他的设想,这一工作包括三个方面:(1)出版一套分门别类的系统笔记丛书,或是把重要的笔记标点整理辑印笔记丛刊;(2)把浩如烟海的笔记稗乘,通过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编印笔记资料汇编;(3)编辑专题笔记资料汇编,如经济、政治、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边疆地理、文化艺术等。[5](P370)前两个方面其实是一个内容,也就是编纂笔记资料丛书,所不同的是第一种做法是标点整理,第二种做法是将有糟粕的内容从具体的笔记中剔除出去;这两种做法从操作的角度来看相对容易。而第三种做法则需要在阅读大量笔记材料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同类或接近的材料辑出,然后编辑出专题资料汇编。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精力的工作。当然,谢国桢这一建议的提出,也有历史上的根据。明正德、嘉靖年间顾元庆家刻的“梓吴”(一名“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万历年间黄昌龄刊刻的“稗乘”、秀水人沈氏刊刻的由陈继儒所辑的“宝颜堂秘籍”、宜兴人陈于廷刊刻的由沈节甫所辑的“纪录汇编”、清康熙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间吴震方刊刻的“说铃”,都裒集了大量明代或是清代的笔记小说。到了清末和民国年间,这种笔记的刊刻之风更盛。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排印了“申报馆丛书”;宣统二年(1910)迄民国初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了“古今说部丛书”;民国四年(1915),上海文明书局以石印的方式出版了王文濡所辑的“说库”,还石印了“清代笔记丛刊”;同期,上海进步书局石印了“笔记小说大观”(和“进步书局说部丛刊”系同一丛书之异名),上海扫叶山房石印了雷起所辑的“清人说荟”;民国三十六年(1947),上海神州国光社排印了“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后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的排印本影印出版,将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这些刊印的丛书中,也都包含了大量的明清笔记小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启动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计划,谢国桢认领和撰写了大量提要,而其中丛书所居比重很大,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的该书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出版)的第29册、第30册、第31册和第37册。1942年8月,他撰成《丛书刊刻源流考》,上述所列的诸丛书在其中多有提及。可见,历史上的做法是给予了谢国桢以直接启示的。由于“文革”的原因,他的这一设想在当时出版界未能引起更积极的响应,不过它却表明谢国桢整理和出版笔记资料的个人计划的框架此时已经基本形成。 

  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和中外学术交流范围的扩大,史学界面对现实社会巨变的冲击,开始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索,并加强对历史社会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记材料中有关社会资料的挖掘就成为学者不能回避的责任。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最繁荣的阶段,且与当代社会相衔接,所以为探讨和揭明这一时段的社会面貌,该期的笔记小说资料理应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元明笔记丛刊”和“明清笔记丛刊”出版计划、陆续出版有价值的笔记小说的做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了充分发挥明清笔记小说对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的作用,谢国桢一方面以不加保留、贡献社会的精神,将自己珍藏的明清笔记中的精华,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的丛书形式,委托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影印出版;另一方面,他将自己长年在阅读过程中摘抄累积下来的有用笔记资料排比分类,编辑成《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一册和《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三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其中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主要取裁于笔记小说资料,据初步统计所涉及的笔记种类达735种,可见谢国桢涉猎之广和用力之勤。所征引的这些笔记,有许多极为稀见,有的还是抄本形式,一般图书馆不易见到或根本无藏;并且该资料集还是谢国桢20世纪60年代所设计的以分类形式排列资料的整理笔记方法的具体实践,人们可依所需循类而求,便可很轻易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因而这部选编的内容常为学者所取资,其嘉惠后进之功实巨。 

四、明清笔记小说发展阶段理论和内容分类 

  80年代初,谢国桢在阅读和整理明清笔记小说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明清笔记小说发展阶段的看法,即将明清笔记小说的发展分成七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元末明初,第二阶段即洪熙、宣德稍后,第三阶段即正德、嘉靖稍后,第四阶段即明清之际,第五阶段即清顺治、康熙时期,第六阶段即雍正、乾隆稍后,第七阶段即鸦片战争以后。[4](P91-92)这种阶段划分给人以过碎的感觉,有些地方似稍欠妥,但对这个时段笔记小说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特征的描述还是贴近事实的。而谢国桢在另一处对明清笔记的阶段论述毋宁说给人以更清晰的感受。“大约明清两代野史笔记的著作,以明代嘉、隆以来为最盛。到了清初,大兴文字狱,文网之禁甚严,士人在积压之下就不敢谈政治和时事……只可谈些吟风弄月、闲情逸致的东西和钻研训诂考据的札记。及至鸦片战争,由龚自珍、魏源等的提倡,学术上有了革新的情况,读书人士才觉醒过来,于是道、咸以后研究历史、国内外形势和边疆地理日盛,关于史乘考查和野史笔记等项的作品才大量出现,因之明清两代史学发展的情况可成为一个蜂腰形的样子。”[10]这是就笔记小说纵向发展所呈现的轨迹和特征而言的。 

  谢国桢还就笔记小说的内容侧重对明清笔记小说作了横向的分类,但前后分类不太一贯,有时分为九类、十类,有时又变成了八类。1978年11月,谢国桢在为《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所作前言中,将明代的笔记小说划为九类,即传记类、社会风俗类、农业生产类、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类、科技工艺类、地理类、农民起义类、少数民族类、中外关系和海外贸易类。在九类后又有“此外”引起的一段文字,即文学和文化的内容。实际上,这和稍后的十类说已无太大的差异。谢国桢在1980年6月17日所写的《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和7月10日为再版《明清笔记谈丛》所作的《重版说明》中对明清笔记内容采用十分法,也就是在上述的九类之外又增加了文学类。当然,在这中间的具体论述上,间或出现了因归类的不合理而引发的类间冲突问题,如在文学类中列举了文史哲学家传记,而未列入人物传记类。但这并不导致总体分类的破坏,只须做稍稍的调整即可。到了1981年,谢国桢在发表《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一文时,又将明清笔记分八大类来介绍,这一分法并非采用相同的分类原则,如其中的“元末明初类”是依照时间而非依内容来划分;其中的“地震、天象”一类,其实属于科技类,不能单列一类而和科技类同处一个层次。因此,将明清笔记小说分作十类的做法相对全面和科学。这种分类的意义不在分类本身,而是为在浩如烟海的笔记小说中的探求提供一个指针。尽管因笔记内容的复杂暴露出这种分类的不尽合理和某些牵强,但是它对读者大概了解某种笔记中包涵什么内容还是有益。“按此寻找书籍,也可以沿着这个线索为科学研究者提供有关的资料,而不至于像大海捞针无处可寻了”。[10] 

五、明清笔记小说价值的认识 

  谢国桢对明清笔记小说价值的认识,是随着他此类材料的积累和阅读的深入而由朦胧到明晰、由经验到理性的逐渐发展过程。特别是自解放后,稳定的生活环境为他搜求和利用笔记提供了保证,因此他对明清笔记的独特价值作了更多理论上的思考和阐述。他说:就正史言,“前四史”和唐初官方纂修的《晋书》等还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和风俗民情的记载,但自宋代以后则只侧重于典章制度、政治沿革、帝王将相和官吏升沉的内容,所以要广泛地研究这些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必须仰赖于能够较集中反映基层社会情状的笔记小说、地方志乘和诗文别集了。[11](P1)在另处,谢国桢明白指出了笔记小说这种补充正史的作用:“野史笔记足以扩充历史的内容,增补官修正史的不足。”[4](P90)他在多篇文字中征引鲁迅收入《华盖集》中1925年2月16日所写的《忽然想到(四)》中的一段话。兹不具引,大意谓:官方纂修的正史因为涂饰太多,所以很难看出历史的真相,如同透过浓密树叶照 

  射到莓苔上的月光,只是点点的碎影,而非皎洁的全部;而野史和杂记与此恰好相反。谢国桢对这段话的反复征引,足见他对此非常认同。因为在他看来,这段话和他对明清笔记小说的的价值认识非常地契合,对他长期以来用无大遮掩的笔记材料去弥补正史缺陷的工作早就给予了肯定。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这段文字尽管发表很早,后来且赢得了谢国桢的高度赞许,但这和谢国桢最初对笔记价值的朦胧认识并着意去网罗搜集关系不大,不能说他早年受到鲁迅这段话的启发后才去关注野史和杂记的。谢国桢对鲁迅著作的开始接触和系统阅读是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他在1980年3月写成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靠边审查’期间,我和我的难友同坐于一室之内,我想这是我读书的大好机会。于是就读《鲁迅全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以及《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等书,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对研究明清时期的野史笔记很有启发。”[12](P19-20)类似的说明还见于他稍后为邓云乡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所作序中,他说:“遗憾的是,我虽然承蒙鲁迅先生的谬奖,而地隔南北,始终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到了十年浩劫的时代,把我隔离开来,悔罪省过的期间有了闲功夫,我才开始读鲁迅先生的著述,指明了我治学做人的方向。我初步感觉到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不是正统派史官所写的,不像那样歪曲事实,因而多少反映了历史的事迹和社会上的真相。”[13](P216)可见,鲁迅的有关论述对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价值深入认识的影响是在“文革”期间。附带辨正于此。 

  参考文献: 

  [1]谢国桢对于研究明清史的一点体会[J]中国史研究,1979,(3) 

  [2]小说家类一序[A]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五○[C]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艺文志[A]班固汉书:卷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4]明清野史笔记概述(1980/6/17)[A]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1961/2/10)[A]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A]谢国桢明清史谈丛[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瓜蒂庵书籍碑刻题识(1980/11/3)[J]华南师院学报,1981,(1) 

  [8]野史笔记[A]谢国桢瓜蒂庵文集:自慨[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9]重版说明(1980/7/10)[A]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谢国桢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J]齐鲁学刊,1981,(3),(4) 

  [11]前言(1978/11)[A]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12]谢国桢我的治学经历[J]书林,1980,(5) 

  [13]鲁迅与北京风土序(1981/10/14)[A]谢国桢瓜蒂庵文集[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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