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龄教授从青年时代起便展示出史学才华，他于40年代写成了《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至今没有超越之作。有关清代捐纳制度的史料很多，但缺乏系统性，难以使人了解其中的详细情况。他在写作过程中下了很大功夫，走访了曾经有过捐纳之举的一些人员，甚至得到了他们保存的户部执照。该书廓清了清代捐纳制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包括它的缘起和具体实行情况等等，是研究明清官制的必读书。50年代以后，许大龄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发表了多篇明清史研究的论文，并且撰写了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的明清史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明清史研究中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他是国内最早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之一，曾经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研讨会上向全国高校的史学工作者做演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商鸿逵教授一起，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与教学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当年的弟子已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力量，而且将明清史专业发展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学科。
许大龄教授是一位书生气甚浓的谦谦君子，乐学不疲，与世无争。
他晚年身体不好，夫人又患病在床，生活压力极大，但总是乐观向前。
他积极支持《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亲自组织撰写词条，又以中国明史学会顾问的身分支持学会工作，每次年会必到，并且必定发表一篇幽默而最受欢迎的讲话。他的态度从来不是尖刻的，即使是对于别人研究中的错误，也只是与人商量式地指出，那实在是连善意的批评都谈不上的。
“文革”中，许大龄教授亦曾遭受过冲击，但他在谈学之余说起那段经历时，却总是喜欢讲那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之事。一次，北大历史系造反派通令所有教员中的“反动学术权威”将家中的私人存款上缴。许教授一听不敢怠慢，携存折前往排队交纳。不想一旁有学生上前斥道：“许大龄，你算什么反动学术权威！还不快回家去！”
该学生或是为了保护老师，而这“不客气”的话在许教授听来无异于大赦，连忙听命而归，躲过一劫。这样的轶事后来说得多了，便逐渐形成章回，迄今为诸弟子们所津津乐道。
对于弟子们的学业，许大龄教授是非常地严格，和他们一起参加集体项目时经常督促到深夜。但他的教育风格是温婉和善的，总是像在与他们探讨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师生之间、前辈与晚辈之间的相互理解。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大学明清史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很多研究生经常聚到商鸿逵教授或者许大龄教授家听课。
两位先生还在家中办了个满文研习班，被人戏称为“宏道馆”（借当时正在热播的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中的武馆之名）。在以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写过程以及明史学界的一些学术活动中，许大龄教授也给了同仁和后辈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看京剧的时候，他会连说带唱，从戏文唱腔一直说到历史人物与时代。特别是经常从戏中讲到许多历史知识——看《法门寺》时他会从戏中的刘瑾其人说到明代的世袭指挥使，看《玉堂春》时他会讲到明初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移民史，以及巡按御史制度和明代的监狱等等。许多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就是在与许教授这种融洽关系中深深地感受他的学问与为人的，也因此而一生受益。
许大龄教授对待别人的事比对待自己的事还要认真，这一点在史学界亦留下佳话。著名史学家柴德赓去世后，柴夫人托他整理柴先生的讲课记录，这是一件繁琐的工作，且与个人成果无关。但是他一诺无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整理，并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加系统化，精确化。这份同时凝聚了柴先生和许先生心血的讲课记录即是后来出版的《史籍举要》，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必读书。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