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清史、民族史和满学专家王钟翰先生，在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三部。作品立论谨严，考证精湛，曾被译成多种外文转载、介绍，受到国内外学界的赞誉，王先生的工作，对当代清史，民族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1957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先生第一部学术专著《清史杂考》，被誉为满族史、清史研究的力作。1990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先生第二部专著《清史新考》。 

　　1993年，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出版的王先生第三部专著《清史续考》与辽宁大学出版社特别出版的《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同时面世，更为史学界一大盛事。1994年12月，王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史》（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较全面、客观的民族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文仅就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个人专著和最近出版的寿辰论文集、《中国民族史》作一简略介绍。 

一、关于《清史杂考》 

　　《清史杂考》（以下简称《杂考》）共收十篇文章，初步展示了王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体现出独特的治学风貌。 

　　为叙述方便，将文章分成三类： 

　　一是满学和民族史方面的文章，有《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及《清初八旗蒙古考》等。前两文实为姊妹篇，通过对满族的社会经济、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分析，阐明满族在占据辽沈地区之前，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文章在理论分析、材料运用上都有重要突破，“是我国老一代学者运用历史唯物论新方法研究清史的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从而将满族史、清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李鸿彬语），后两文为纠谬补阙之作，《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通过钩稽文献，指出达呼尔人并非出于呼尔哈（或为虎尔哈）部，其先人当为索伦部和萨哈尔察部。《清初八旗蒙古考》在史学界首次研究了八旗蒙古的问题，对入关前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后金与蒙古各部的交往、蒙古牛录发展为八旗蒙古的过程及八旗蒙古的规制和特征都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二是研究清代具体历史事件，人物、机构的文章，有《清世宗夺嫡考实》、《胤慎西征纪实》、《关于总理衙门》及《谈军机处》等。前两文通过大量史料的钩沉索隐，详细论证了清世宗胤慎嗣位为纂夺，为后人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一家之说。《关于总理衙门》，不仅对此机构从名称、组织、职权及通商大臣方面进行论述，而且还提供了详赡的相关资料。《谈军机处》是王先生整理记录邓之诚先生1937年12月在燕京大学的一次史学座谈会上的讲演词，对军机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材料。 

　　三是整理研究清代文献史料的文章，有《清三通纂修考》和《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两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对清代基本史料进行研究。前者探究清三通的修撰过程、编纂体例和资料来源，并对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清三通的沿革损益无不究源竟委，瑕不掩瑜，得失自见。尤为可贵的是，王先生对所谓纪昀手书《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比勘，摘出《简明目录》有别于《总目》的书目41种，显而易见的舛误，包括脱略、颠倒、讹夺等97处，并对其形成时间、所钤印记和纪昀书法等细微而又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认《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作者并非纪昀。 

　　《清史杂考》的出版，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打破了清史研究长期沉寂的状况，无疑代表了当时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李鸿彬语） 

二、关于《清史新考》 

　　《新考》共收文章十七篇，绝大部分是王先生在“文革”后才能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其深度和广度，比起三十年前的《杂考》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满学和民族史方面的文章，有《明代女真人的分布》、《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试论理藩院与蒙古》、《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等。王先生着重指出：血亲关系并非形成满族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满、汉融合是双向交相进行的历史过程，汉军旗人的族属应以是否在清代“出旗为民”为准，满族统治者的衰落与满族民族的发展是两个互相伴随的现象，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王先生对清代旗地三种形态的研究、对清政府民族政策得失的探讨，均是用功甚深、发覆索隐的力作。尤其是《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一文，对于历代中央王朝与西南诸民族关系的概述、对土司之起源、民族之类别的考证、对雍正朝用兵之经过、设治之先后的辨析等，“其详审程度，均非一般治此问题者所能企及”（定宜庄语）。 

　　对具体历史事实、人物的考辨、研究文章有《清圣祖遗诏考辨》、《释马法》、《释汗依阿玛》、《清政府对台湾郑氏关系始末》、《论袁崇焕与皇太极》、《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等。在这类文章中，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中的精华成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而且吸收西方史学的长处，这在前三篇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清圣祖遗诏考辨》一文，通过将《遗诏》满、汉文原件与《上谕内阁》、《起居注》、《实录》一一对勘，指出圣祖《遗诏》先有汉 

　　文本，再译成满文而后有满文本，两者均系从《面谕》增删、修改、润饬而成，从而找出伪造《遗诏》依据之所从出，“其用功之深，其考据之严谨细密，其结论所具有的说服力，都是其他同类文章所望尖莫及的。”又以“释”为题的两文，也是没有对研究主题的深刻理解和精熟多种语言文字而能全面驾驭资料的综合功力所写不出来的。对人物的研究，以《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为代表，通过对陈、李之争真相的研究，将对李光地一类假道学者之唾弃，对陈梦雷才华横溢又屡遭蹶折一生之叹息，“以史家特有的冷峻笔调不动声色地叙述出来”（以上所引均为定宜庄语），也是《新考》的一种特色。 

　　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清代基础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耗费了常人难以比拟的巨大精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清鉴易知录校订叙言》、《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等都是例证。尤其是《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一文，如果没有以长年累月蹲档案馆、将档案与卷帙浩繁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满汉名臣传》等一一对勘的扎实工夫为基础，是根本写不出来的。文后的补记、再记等，也说明王先生时刻注意国内外史学研究动态、及时利用最新成果，使读者对问题的前因后果都有清晰、生面的了解。它与注释（不仅注明正文所引史料出处，而且包括诸多有用内容）共同构成王先生学术风格的一个特征，尤足裨益后学。王先生亲自收集整理的“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满、汉文本及研究文章见刊后不久，就被意大利《锡伯族史专刊》以德文译出加以转载。 

　　《新考》给学界同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它所具有的“盛行于二百年前而迄今极为罕见的考据学的风采和余韵”（孙文良语），其实，这是王先生一惯的研究风格，以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西方史学的积极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风格。 

三、关于《清史续考》 

　　1993年，王先生寿臻八十，以耄耋之年，尚能推出新作，说明王先生对“业精于勤”的古训是躬亲力行的。 

　　《续考》共收文章二十一篇。仍以满族史，清史为大宗：如《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清代八旗中满汉民族成分问题》、《清代民族宗教政策》、《满族贝子称王考》、《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内务府世家考》等。另外，《胤慎与抚远大将军王奏稿》、《年羹尧西征问题》、《清代官制简述》、《关于红楼梦的时代历史背景》等，都是先生在对四，五十年来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独有心得的产物。他如《蒙古世系谱作者及其他》、《天聪谕奏校注》、《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清会典的官制史资料价值》、《清实录与清史研究》、《我和清史列传》、《魏源和<圣武记>》等文章，无不可以体现王先生平日对清史史料学所下的工夫。 

　　通观全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许多文章在宏观上的总体把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王先生在长期学术生涯中倾注过大量心血的一些专题研究，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视野也更深远，研究主题的意旨都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如《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学界同人评论它“对清代三百年间各地区民族宗教政策的特征和演变作出精确的概括，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实为先生晚年精心结构之作”（李鸿彬语）。王先生之所以特别重视清代民族宗教政策，这有清三百年政治生活中最成功的举措之一，是因为兼容并包、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宗教民族政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成功的，对现实也有指导意义。又如《清会典的官制史价值》一文，乍看文章不大也不长，结论是——有清三百年间的政治制度大约例之一字，可以概览无余，五朝会典的可贵价值就在其中汇辑的接近第一手档案材料的则例和事例，研究清朝官制史的资料舍清四通、五朝会典莫属——也很简单，但若没有早年对清三通的全面研究，对会典和则例的熟练，是得不出如此结论的。而《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正是此文的基石，王先生将自己目验手摩亲自整理过的五、六百种则例，详列名称、版本、卷数、原原本本、一丝不苟地公布出来，为我们查检、利用，提供很大便利。 

　　二是文章细致功底，丝毫不逊于前，且以高龄作文，更见精神。如为写作《抚远大将军奏稿》一文，王先生还亲自到档案馆查阅资料。即使在出国访问中也不放过核对材料的机会，文中涉及的材料“内廷三阿格”这一毫不起眼，极易被忽略之处，若非好学深思者，是不会停下来再多加思考的。而王先生先去核对康熙第三子胤祉的踪迹，又反复核对满文原文，终于发现关键之所在，使这条材料成为文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原来，此处三阿格之“三”是数词而非序词，意味着三个皇于而非第三个皇子，这在满文中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汉文中就不易看出区别采了。又如《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一文，将国内外五种有关天命六年计丁授田令的满、汉文本一一对勘，何者为胜，何者为劣，一一评说，细微之处颇见功力，并经过仔细研究，公开声明对自己五十年代的观点进行修正，如此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是任何一位学者都能做到的。 

　　三是在总体把握和细致研究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笔触轻灵、内涵凝练的“小品”。之所以称之为“小品”，乃因文章都写得很明白，很流畅。如《清代官制简述》，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将明清官制的异同清晰，透彻地展现出来：满汉杂糅的中央官制、因地制宜的地方官制、边区特殊设置，仕途与官员任用，简洁凝炼，尤见功夫。《关于红楼梦的时代历史背景，则是史家说文之小试，正因游刃有余，文章越发显得根深叶茂。文中所涉及的有关曹雪芹的身分、清朝皇室和官僚制度的某些侧面，社会阶级关系，土地等问题，均为先生素有心得之处，故而行文畅快，使读者读之不厌，其为多也。王先生虽云文章脱稿于1964年，此次只是“略加删定”，但据所引的资料看，有1965年出版的《清诗纪事初编》，1976年出版的《李煦奏折》、《曹家档案》，1980年出版的足本《啸亭杂录》及朋友、同志八十年代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等等，实在不是仓猝间能毕竟其功的，可见王先生所说“略加删定”自是谦词而巳。 

　　从以上三个特点看，王先生对基础史料和史学研究方法之驾御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四、关于《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论文集》与《清史续考》同时面世，是1993年史学界的一大盛事，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史学研究倍受冷落，出版学术著作也相当困难，而《论文集》编委会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汇集到美、俄、意、日及中国（包括台湾地区）许多专家学者惠赐论文57篇，并在短暂的三个月期间排印出版，这《论文集》本身就巳具有学术价值以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全编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清史和满族史研究，二是魏晋至元明的其他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二者份量大致相当，卷首排列王先生著作目录，书末附李鸿彬先生《桃李满天下，文章成一家》的介绍文章。 

　　在清史和满族史研究方面，首先值得介绍的是国外学者的一些文章，对我们扩大研究视野、注意新的研究角度与提高资料运用能力等方面不无启迪。如日本学者神田信夫对康熙版清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源流、版本的研究，加藤直人和细谷良夫分别对《逃人档》及日本广岛大学浦文库所藏光绪三十二年凉州镶红旗比丁档册作了介绍和研究，意大利满学家乔·斯达理撰写的努尔哈赤政治制度的乌托邦，美国学者黄培对满洲贵族婚姻形态的关注及俄国学者庞晓梅研读的最先抵达中国的俄东正教使团团长满、汉、俄三体墓碑文等，无不给我们提供一个体验域外学术氛围，了解国际研究动态的机会。 

　　其次，是中国的专家学者所研究的一些问题：如何龄修先生对复明运动中被湮没的重要人物李长祥生平事迹的发掘和研究，袁良义先生对满人出仕文职途径的探索，杨国桢、陈支平两先生对清初黄梅县真实的赋役状况研究，郑克晟先生着眼于清初苏松士绅与土国宝的关系折射在政局上的表现，邹逸麟、王振忠两先生综合宏观与微观，剖析了清代江南三大政（河、漕、盐）与苏北城镇盛衰变迁的关系，郭松义先生研究了清代山东的粮食产量，等等，台湾地区学者陈捷先生对清太宗时代萨满教的研究，庄吉发先生从《全藏经》角度探讨了满语语文的发展道路，郑樑先先生利用宝卷、谱牒、档案等资料探讨了清朝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与琉球的关系），等等，就有关方面来说，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在魏晋至元明的其他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学有所长的中外专家，学者各尽所能，如葛剑雄先生之致力于永嘉乱后北方少数民族移民史的研究，徐庭云先生独步沙陀与昭武九姓之研究，史金波先生从西夏文钩稽西夏境内之各民族，陈得芝先生对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山令旨的释注与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柯自夫教授以多种文字研究“傲来”一词，以少许胜人多许，王尧先生慧眼独注摩诃葛刺崇拜在北京的流传，另外，还有日本中见立夫先生介绍了汪国钧（光绪时喀喇沁王府官员）所著的《内蒙古纪略》，胡起望先生也介绍并公布了从日本访得的《十三世达较北京行记》的资料，其他佳作犹多，就不一一例举。 

　　通观本编，尤其提得注意的是：王先生的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这里崛起，姚念慈《清入关前六部的特点及权力变化》、刘小萌《关于满族肇兴时期“两头政治”的撤废问题》、定宜庄《清代理事同知考略》、达力扎布《有关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基本功扎实，总体水平整齐，不仅表明王先生后继有人，而且也是对王先生四五十年教书育人生涯的成果总检阅。除了王先生自己的学生外，一大批校内外、国内外的中青年学者也无不直接得到先生的教益和奖掖。“桃李满天下，文章成一家”，无怪乎国内外学者盛赞王先生为“清史学界泰山北斗”（何龄修先生语），“研究清朝史料第一人”（细谷良夫先生语），或不为过誉吧。 

五、关于《中国民族史》 

　　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由王钟翰先生主编的大型通史体《中国民族史》，经过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和中央民族大学三家单位十数位专家，学者的六、七年努力，终于在1994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诸于世。 

　　本书是我国目前达到一个新水平的大型（157万字）通史体民族史专著。包括从传说中的史前时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所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民族的活动，以民族为单位，打破了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按历代封建王朝体系分期的旧体例，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按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兴旺、衰落、消失的自然历史过程划分阶段的自成一格体系。在此，历代王朝只成为历史纪年的参考坐标，民族群体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不仅探求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消失的历史轨迹，也注重各大小强弱不同的民族间的联系交往，相互作用和影响，特别是与汉族主体民族的相互联系，力求通过对各民族盈虚消长和兴衰治乱的微观考察，上升到对中国民族史发展的特点、规律的宏观研究。全书共分八编，按时代顺序排列如下： 

　　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二编：华夏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第三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的融合 

　　第四编，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 

　　第五编：契丹、女真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 

　　第六编：蒙古族统一全国至满族兴起前的南北各民族 

　　第七镐：满族统一全国和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第八编：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综观全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内容全面，包括各民族。本书将中国现有的所有民族和历史上出现过、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各民族及凡在中国历史上活动过、现巳不属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包括在内，时间跨度也极大，从史前直到1949年，这在以前的民族史著作中是很难达到的水平。 

　　二是体例新颖，首次独创。此书既有别于以前以汉族为中心、按照封建王朝体系划分时代的旧传统，也有别于各种单一族别史或地区民族史的写作，在综合吸收各个民族史、地区民族史和其他有关少数民族专门史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中国境内主体民族和各民族的形成、发展、消失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主线的新体系。 

　　三是标准客观，实事求是。该书从民族总体大角度出发，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不仅如实反映华夏／汉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也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置于突出地位，全面反映每一个民族自身发展历史及其与其他诸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部中国有史以来的以少数民族为主，联系华夏／汉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史实，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探索中国民族史发展特点及规律的一部力作。 

　　作为该书主编，王先生为此书问世作了巨大的努力，一遍遍地独立统稿和校对，先生以八十高龄，勤勉而不辞辛劳地工作着，直到全书告成，出版，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文章，如陈佳华、陈连开、刘小萌、孙文良、定宜庄，李鸿彬、陈其泰和张越等，以及姚念慈译意大利青年专家A。玻芝（ALESSADAR POZZl）的文章，给笔者不少启发，总此致谢。 

　　（资料来源：《满族研究》1996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