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

古代科举，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考试做官。这种晋升的台阶，也逐渐催生出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座主与门生。所谓座主，指的是科举考试中录取考生的主考官，而座主们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而对于座主，则更为尊重。科举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旦金榜题名，决定了考生一生的前途。正如明代一位状元所言：“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

士子们自然对座主感恩戴德，一旦高中，在科举考试放榜后，门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执持礼物以求见）座主，以确认座主、门生关系。

这还只是开始，门生们会经常登堂、贽见老师，除了这些人情往来，还要为老师结集出书，自觉地靠拢，在官场惟老师马首是瞻。老师生前要为其奔走效力，死后也要为其治丧，撰写纪念诗文，并照顾其家属。

而身为老师的座主对门生也会投桃报李，极尽照顾之能事，比如优先提拔门生，积极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门生犯错，也会尽力助其开脱罪责。

师生之礼之所以成为明代公认的亲密关系，因座主不惟是老师，他们更是科举新鲜人的仕途引路人。通常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都是内阁重臣，能够与这样的重臣攀上关系，是很多士人求之不得的。

座主与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利益共同体。对于门生而言，朝中有人好做官，老师的提点和照顾对他们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人脉资源。对座主来说，爱护和提拔门生，也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门生们对座主除了感情上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是身为利益共同体的自觉。

内阁首辅张居正遭学生弹劾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也有座主和门生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张居正。

张老师自从隆庆年间成为内阁首辅，后来又得李太后和万历皇帝信任，先后执掌大明政权达十年之久，可谓明朝有史以来最有权力的首辅，没想到在他身上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学生弹劾老师的丑闻。

第一个弹劾他的正是他的门生刘台，此人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是那年的主考官，两人是实打实的师生关系。张居正对刘台有恩，本身是他的座主不说，在刘台中进士后只做了两年刑部主事的情况下，就提拔他做监察御史，巡按辽东。

这样的际遇，是很多人一生都难得的机会。刘台对张居正自然是感恩戴德，但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却出了一桩事，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对蒙古的战斗中取得大捷。

李成梁也是张居正信任的边臣，刘台大概是邀功心切，抢先把这件事上奏了朝廷。但是按照制度，奏捷本应该是总兵和巡抚联名上奏，刘台身为巡按，根本没有上奏的权力。

奏捷邀功，虽然不是大事，但按例应该降谪。按说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是可以照顾一下门生，把这事压下来，但他大概想敲打一下这个弟子，就请旨予以申斥。

没想到刘台反而不干了，他愤懑难平，在万历四年上了一道奏章，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直接撕破脸皮，公然弹劾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在这份奏章里，刘台列举了老师的七大罪状：一是驱逐高拱示威，又遗书市德，使朝廷无礼于旧臣；二是违反祖制，赠成国公朱希忠以王爵；三是任用张四维、张瀚等亲信；四是威福自用，目无朝廷，朝臣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五是利用考成法，挟制六部；六是摧折言官，仇视正直之士；七是以权谋私，夺辽王府地，为子弟谋乡试，在江陵造豪宅，接受武臣贿赂。

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这七条罪状，件件戳到了张居正的痛处。由于刘台的特殊身份，更增加了这次弹劾罪状的可信度。

刘台在奏折中甚至指出，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这种隐指张居正有不臣之心的诛心之语，可见必欲置张居正于死地而后快。

利益维系的师生共同体

张居正当然更是震怒不已，最令他愤怒的是“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大明开国二百年，从未出现的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居然落到自己头上。所以他当庭向万历皇帝提出辞呈，“计惟一去谢之”。

张首辅感情激动，当场伏地大哭，以至于万历皇帝亲自下御座搀扶他，再三慰留。张居正才勉强答应，但是依然杜门不出、不理朝政。

万历皇帝一看事情不可了结，立即派司礼太监孙隆带着自己的手谕亲自押解刘台回京，把他下诏狱，廷杖一百，并充军流放。

张居正此时表面上做足文章，上疏为刘台求救，求皇帝把他废为庶民。但是背地里，却对他深恨不已。有人看出张首辅的真实心思，暗地里又罗织罪名，诬告刘台，终于把他流放广西，连他父亲和弟弟都不能幸免。

然而这事并不算完，张居正此举非但没有震慑住反对者，反而在自己的门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就在刘台弹劾他的第二年，张居正因为父亲病逝，按例应当丁忧守孝三年，但他恋栈不去，便使人上疏奏请，让皇帝以夺情的名义挽留自己。

很多反对派都以此事上疏弹劾张居正，首先发难的人正好是他的门生——吴中行和赵用贤。他们与刘台一样，同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二人相隔一天，先后弹劾自己的老师。

张居正后院失火，勃然大怒，对两个学生施以廷杖，吴中行当场几乎被打死，被人用布拖出长安门，赵用贤则被打得腿肉溃烂，“肉溃落如掌”。此事之后，两人成为正直的典范，“直声震天下”，博取了极高的声望。张居正却对他们恨之入骨，直到万历九年，还指示对自己两位学生特殊照顾，永不叙用。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戏剧性的是，刘台与他在同一天死在流放地。张居正死后，很快遭到弹劾，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家。张任用的官员或被革职，或遭杀身之祸，吴中行和赵用贤却先后被平反，为这段曲折的师徒关系画上一个句号。

不过，刘台、吴中行、赵用贤之所以敢为天下先，弹劾自己的老师，其实也是担心张居正行事过于跋扈，树敌太广，担心他政治生命终结之后，被政敌反扑，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所以早早与老师划清了界限。

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人世间，除了君王和父母，最受尊敬的就是老师，然而在座主与门生关系中，也是以利相交，张居正师生终不免相残，可见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再亲密的关系也得让步。

后记：在现代社会，还要用“断绝师生关系”这种复古的词汇，背后的逻辑正是学术圈长期“近亲繁殖”形成的“学术血亲”纽带，彭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有意的固化这种师徒关系，恐怕也并不是学术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