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雄据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７世纪３０年代，在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统一而强盛的王朝，而唐太宗君临的唐朝也正处于威震海内的鼎盛时期。唐太宗被各族首领共尊为天可汗，“入贡”、“请婚”的使节络绎于长安道上，在这一历史潮流推动下，在唐蕃和好关系建立上，松赞干布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贞观八年至二十三年（６３４－６４９）可以视为唐蕃关系发展的一个为后人称道的阶段，其特点是和好关系的建立，并因文成公主的和亲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相继逝世之后，随之而来长达１７０年间，唐蕃关系却呈现出矛盾争斗与和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如《旧唐书》史评云：“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蚕食邻国，鹰扬汉疆”[1]。本文试图依据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对这一时期唐蕃关系发展的方方面面作一论述。    

一、唐蕃间的争斗    

唐蕃关系以和好为开端，但和好的幕后经常演出一幕幕军事冲突的武剧，和好与战争并进，是有唐一代唐蕃关系的主要特点。自永徽元年（６５０）以来，唐蕃统治者为着各自的利益冲突时起，不过从总体上看，吐蕃处在进攻、主动的地位，从永徽元年至长庆元年（８２１）和１７０年间，唐蕃间的战争除了边界磨擦频仍外，其斗争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地区：一是争吐谷浑；二是争西域之安西四镇；三是争南诏；四是争唐朝本土的河陇之地。下面分别简述唐蕃在吐谷浑、西域之安西四镇，南诏和河陇地区的争斗情况。    

１、争吐谷浑    

唐初，吐谷浑乘唐朝初兴无暇西顾，频拢西境，阻塞中西交通，而唐朝则以许互市消极应付。贞观年间，吐谷浑仍不断侵扰，沿边１１州均受其害，已处贞观盛世的唐朝再也不愿坐视。同时，唐朝为经营西域也急于扫除中西交通的障碍。贞观八年（６３４），唐太宗抓住吐谷浑攻凉州事件，集军１万分３路进军，经过一年军事行动，彻底击溃吐谷浑，并于贞观十三年（６３９）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即西平公主）和亲诺曷钵。    

正当吐谷浑与唐和好关系顺利发展之际，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崛起，其北境直接与吐谷浑南界为邻。吐谷浑成了吐蕃向外拓疆和唐朝安边的必争之地。由于唐太宗处置得当，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和亲后奉行对唐和好政策，贞观十五年（６41）后，唐朝、吐谷浑、吐蕃三方相安无事。吐蕃将公主嫁与吐谷浑王诺曷钵，结成甥舅之国[2]。永徽三年（６５２），高宗封会稽郡王李道恩第３女为金城公主，许给诺曷钵长子慕容忠。[3]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掌握在大论禄东赞手中，吐蕃开始向四周扩张，与唐和好的国策发生逆转。首当其冲的是吐蕃的北邻吐谷浑。显庆元年（６５６）后，吐蕃频击吐谷浑，龙朔三年（６６３），禄东赞率军攻占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弘化公主等数千帐逃至凉州，吐谷浑复亡。如史籍所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来，始西渡洮水，建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五○年。”[4]　    

吐蕃占有吐谷浑后，其北境直接与唐河陇相接，威胁着唐朝的河陇、西域。唐朝的对策一方面是助吐谷浑，使之为其屏障。乾封元年（６６６）五月，唐朝封诺曷钵为青海王，表现唐朝使诺曷钵重返青海为王的决心；另方面积极备战，伺机一决雌雄。    

吐蕃统治者一方面强化对吐谷浑旧地的统治，另方面继续其进攻的势头，于咸亨元年（６７０）大举进军西域，“残羁糜十八州（掠安西四镇所辖羁糜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今阿克苏），于是安西四镇并废”，[5]是年四月，高宗派薜仁贵、阿史那道真等率军５万出击吐蕃，在大非川（青海是渠南切吉旷原）与吐蕃钦陵（禄东赞之于）４０万军激战，唐军大败，全军复没。大非川一役，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依靠唐朝力量恢复其势力的希望破灭。从此，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体，分别归吐蕃、唐朝统治，散居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同一时期，吐蕃又兼并唐剑南道管辖的诸羌羁糜州。乾封二年（６６７），禄东赞率军攻唐边境，“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6]。到唐肃宗时，除少数羌州内徒外，余均并入吐蕃。至此，吐蕃与唐争斗的重心转移到西域。    

２、争西域    

贞观年间，吐蕃势力开始进入西域。高宗龙朔二年（６６２）十月，吐蕃军队在疏勒以南地区与唐军相遇。史载：“（苏）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资略吐蕃，约和而还。[7]”次年底，吐蕃联兵弓月、疏勒进攻于阗。咸亨元年（６７０）大非川之役后，吐蕃乘势攻陷了唐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占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治地。军事上失势，迫使唐废弃四镇，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西州（新疆吐鲁蕃）。唐朝在西域实际上仅能控制自沙州至伊州、西州、昆陵都护府、蒙池都护府一线，天山以北、以东地区，塔里木盆地均为吐蕃势力所控。在西域的力量对比，唐弱而吐蕃强，处守势。    

武则天临朝执政，决心夺回四镇，改变以守为主的被动局面，使唐蕃争夺西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垂拱元年至二年（６８５－６８６）、永昌元年（６８９），唐军二次主动出击吐蕃，均遭失败。长寿元年（６９２），武则天再次组集大军出击，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领兵“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8]　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不仅使唐朝重新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对于吐蕃的政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为大论禄东赞所掌。乾封四年（６６７），禄东赞病死，诸子分掌吐蕃军政大权。垂拱元年（６８５），都松茫波杰受尊赞普尊号[9]，大权仍为禄东赞家族所掌握。随着都松茫波杰年龄日增，对禄东赞家族专权日益不满。西域兵败，便成为赞普收回权力极好契机。圣历二年（６９９），已２３岁的都松茫波杰首先发难，禄东赞长子论钦陵兵溃，在宗喀（青海湟中县）自杀，其弟论赞德率千余人，其子论弓仁率吐谷浑７０００账降唐。结束了持续近半世纪的禄录赞家族贵族专政的局面。    

自武则天收复四镇至安史之乱的半个世纪，唐朝在西域地区仍保持优势，只在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一带）与吐蕃发生过战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10]，西域、河陇军力空虚，吐蕃乘机卷土重来，兵锋首指河西陇右地区。广德元年（７６３），陷凉州，陇右、河西诸郡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所占，安西四镇和伊、西两州、北庭等地与中央政府联系被切断。建中二年（７８１），沙州失陷，西域更处于不利境地。虽然回纥助唐抗吐蕃，并开通了“回纥”路，但并未完全扭转唐在西域与吐蕃争斗中的劣势。至德宗贞元三年（７８７），吐蕃复攻回纥，北庭、安西无援，相继陷于吐蕃。自此天山北路同河西地区的吐蕃势力连成一片。    

３、争南诏    

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迁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诏。南诏政权的确立。唐朝的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唐朝所以支持南诏，则是源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南诏建立之初，皮逻阁奉行对唐和好政策，唐朝抵制吐蕃的目的部分实现。但由于边吏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南郡太守（原姚州都督已改州为郡）张虔陀狂妄昏庸，无视吐蕃咄咄逼人威胁的存在，一味抑制南诏，致使矛盾激化。    

天宝七年（７４８），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张虔陀先是利用阁逻凤是皮逻阁继子，企图在王位承袭上，用皮逻阁嫡子诚节取代，打击亲阁逻凤势力。张虔陀还派人辱骂前来谒见的阁逻凤，甚至侮辱随同前来的阁逻凤妻女。阁逻凤又闻鲜于仲通已率兵８万分３路进军云南，终致逼反阁逻凤。天宝九年（７５０），南诏兵先发制人，出兵攻下姚州，杀张虔陀。次年鲜于仲通率大军进抵曲靖。阁逻凤本意并非要与唐决裂，此时遣使谢罪请和，表示愿遣返俘虏，赔偿损失，南诏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馋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11]。并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12]。”鲜于仲通自持兵众，率军进逼洱海，另派大军绕道点苍山，以图腹背夹击，歼南诏主力。阁逻凤在唐军压境下，派人到浪穹求援吐蕃，并请归附。这正是吐蕃所期望的。天宝十一年（７５２），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13]。南诏得到吐蕃支持，联兵合击，唐军复没。此为南诏与唐间的第一次天宝战争。    

时正逢杨国忠为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继续备战。于天宝十三年（７５４），又命李宓领兵１０万，再征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士兵又不习水土，疾病流行，不战自溃。南诏乘机追杀，“兢角兢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汉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师沉江”[14]。李宓战死，全军覆灭。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两次战争唐军死亡约２０万，军费耗大，元气大伤。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力顾及南诏，吐蕃实现了多年想控制南诏的目的。至德年间（７５６－７５７），吐蕃趁安史之乱，联兵南诏夺取巂州（西昌）、会同（会理）、台登（泸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直逼川西平原，威胁成都。    

天宝战争是唐朝错误政策所造成，南诏反唐归吐蕃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代宗大历元年（７６６年），阁逻凤在南诏王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所立之德化碑上，记述被逼反唐的苦衷，阁逻凤对国人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15]。唐代政治家李泌曾中肯地评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16]    

天宝战争后２０年间，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和四川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南诏受吐蕃役使参予了这一争夺。    

代宗大历十四年（７７９），吐蕃联兵南诏，分３路攻唐之剑南道，企图夺取成都，唐将李晟率兵反击，大破吐蕃南诏联军，南诏伤亡惨重。吐蕃不顾南诏怨恨，借其王位交替，加强控制，改封南诏王为日东王，改兄弟之邦为君臣关系，并在南诏设置营堡，每年要南诏派兵镇防，又对南诏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劳役，使双方矛盾加深。异牟寻深感依附吐蕃的害处，当时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异牟寻进言：[17]“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戌劳，利莫大此”[18]。异牟寻同意此议，但只在暗中谋划，尚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恰在此时，唐朝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贞元三年（787），德宗终于采取了宰相李泌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谋略[19]。李泌虽不久病逝（789年），但他的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计划[1][1][1][20][20]，具体由西川节度使韦皋付诸实施。    

韦皋首先招抚东爨首领，通过他们从中斡旋，掌握异牟寻意欲归唐的动向。其次，激化南诏与吐蕃矛盾，并显示军事实力。贞元四年（788），吐蕃出兵10万，再度进攻成都。南诏也被迫从征，但驻兵金沙江北，按兵观望。韦皋有意将一封致南诏的信件转给吐蕃，吐蕃中计，对南诏的疑虑加深，派兵2万屯会川，阻击南诏，异牟寻怒，而引兵南归，使双方关系公开破裂。韦皋不失时机，进攻吐蕃，擒其大将乞藏遮遮。唐朝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劝诱，终使异牟寻决心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派出3批使者，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均达成都。在致韦皋的书信中痛诉受制吐蕃，汙辱先人，孤遗受欠、吞声无诉之“四难忍”，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21]。韦皋遣巡官崔佐时于次年（794）正月到达苴羊城，异牟寻率子寻梦凑等与之会盟于点苍由。盟辞互约，唐与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南诏决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22]。贞元十一年（795），唐朝派遣袁滋为册南诏使，正式颁发了“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和唐重修和好，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发兵攻吐蕃。贞元十七年（801），异牟寻与韦皋联军大败吐蕃，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南诏献俘于唐朝。吐蕃对南诏的威胁解除。    

4、争河陇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陇坻以西为陇右道。睿宗景云二年（711），又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领凉、甘、肃、瓜、沙、伊、西7州[23]。河西、陇右分治，习惯上简称河陇，大体上即是元明以后的甘肃和新疆东都地区。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即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唐朝对吐蕃的进攻是有准备的。玄宗开元年间特设河西节度使以防吐蕃和它与回纥可能发生的联系，陇右、剑南两节使专防吐蕃进攻。仅在河西、陇右两节镇即驻精兵14.8万人戎守。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穷于应付，实力渐衰，而吐蕃正是赤松德赞执政时期[24]，他平定内乱，任用尚野息、尚悉东赞、尚赞摩和论悉诺（汉籍作马重英）“三尚一论”辅政，势力大振。因此，吐蕃对河陇地区的蚕食日趋加剧。肃宗至德元年（756），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翌年（757），再取廊、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等军。宝应元年（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25]。代宗广德元年（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26]，同年10月，吐蕃军乘胜长驱直入，进逼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吐蕃入据长安，立金城公主侄李承宏为唐帝。吐蕃军据城15日，大肆抄掠后始退出长安，屯军原（宁夏固原）、会（宁夏中卫）、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地。是役是唐蕃交战中唐朝最大一次失败。    

吐蕃虽自长安退兵，在陇右的进攻势头并未减弱。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军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776），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781），占沙州，至贞元十七年（791），攻陷西州。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为吐蕃所并。    

赤松德赞执政以来，对外扩地战绩显赫，吐蕃北方占甘、肃、瓜、沙诸州和北庭、安西地区；南占剑南、西川大片地方，东南与南诏相接，南达天竺，西至大食，为吐蕃的鼎盛期。    

二、唐蕃和亲与会盟    

唐蕃争斗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争斗中，虽多数情况下吐蕃是进攻者，但唐朝毕竟是当时东方最大帝国，尽管自身矛盾不断加剧，而其国势民力，绝非吐蕃所能匹敌。因此争斗时紧时松，打打停停，和战相兼。与之相适应则是有唐一代唐蕃间使臣往返异常频繁。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始，至武宗会昌六年（846）止，吐蕃王朝瓦解的213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双方使臣来往共191次，其中唐使入吐蕃66次，吐蕃使入唐125次。吐蕃一年中遣使2次的凡14年，遣使3次的凡6年，遣使4次的凡3年。唐朝一年中遣使2次的凡8年。来往使团的人数多者50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10余人。有些使臣长期居留对方，有的达10余年乃至数十年之久[27]。唐蕃使臣频繁往返，就其任务言，包括了报丧、吊祭、朝贺、进贡、报聘、求匠、送僧、请市等等，但其主要任务是和亲与会盟。    

1、唐蕃和亲    

文成公主于高宗永隆元年（680）病故[28]，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她虽然不能逆转唐蕃关系自松赞干布死后出现的争斗局面，但在吐蕃一直备受礼待，并得到吐蕃民众的爱戴。    

禄东赞家族专权时期，吐蕃曾屡次要求和亲，因双方兵戈迭起，和亲之议均为高宗拒绝。文成公主病故后第二年（681），吐蕃又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武则天“乃为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29] 长安三年（703），吐蕃赞普都茫波杰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表求婚”[30]。此次武则天允婚，但因赞普出征泥婆罗（今尼泊尔）时战死而未果。新赞普赤德祖赞[31]年少，祖母没禄氏辅政，为安定内部，获得唐朝的支持，于中宗景龙元年（707）派悉蕉热入贡请婚。时中宗也接位不久，为“边土宁宴，兵役服息”[32]，允吐蕃和亲之求，封养女雍王李宗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许嫁吐蕃。她是继文成公主之后第2位和亲吐蕃的唐朝公主。    

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大臣赞咄等率千余人迎亲队伍到长安，次年（710）一月，唐朝命骁卫将军杨矩充任护送金城公主之使臣，中宗赐金城公主“绵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33]，并亲至始平县（今陕西咸阳西北）设宴送行。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促进了唐蕃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一方面大量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广泛地传入吐蕃；另方面，吐蕃土特产也相继传入内地。开元四年（716），金城公主在《谢恩赐锦器物表》中说：“伏蒙皇兄所赐信物，并依数奉领，谨献金盏羚羊、衫缎青长毛毡各一，奉表以闻”[34]。赤德祖赞在开元十八年（730），亦赠玄宗“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玛瑙杯一、羚羊一”[35]。开元十九年（731），唐朝应金城公主之请赐毛诗、礼记、春秋等书[36]。金城公主在吐蕃生活了30年。开元二十八年（740）十一月病逝于吐蕃。金城公主和文成公主一样在吐蕃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她的事迹至今在藏族人民中广为流传。在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罗布林卡新宫、萨迦寺等处留下不少以金城公主进藏为题材的壁画。    

金城公主在政治活动方面稍胜文成公主一筹，她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制止吐蕃奴隶主对唐寻衅扩地的贪欲，但在缓解唐蕃冲突，促成唐蕃河源议界、赤岭定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2、唐蕃会盟    

会盟是唐蕃政治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双方争斗的补充，几乎贯穿于双方关系之始终。唐蕃会盟始于中宗神龙元年（705），止于穆宗长庆元年（821），据近人研究于当时有一定影响共8次，兹制表如下：    

从上表所列可见，会盟的时间安史之乱前有3次，安史之乱后有5次，且会盟大都发生在唐统治者更迭之初，说明会盟大都是出于双方为安定内部而求妥协。从会盟的内容看，除了双方重申和好（如神龙盟誓）、暂时息兵（安史之乱后，757、765年两次在长安会盟）外，主要会盟的内容是议界、划界，也就是划分势力范围，由于唐蕃争斗中吐蕃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划界中唐方一退再退，吐蕃咄咄逼人，甚至一手导演了平凉动盟事件。    

唐蕃各自控制地区的交界线，由于双方和战无常，军队进退靡定，边界谈判成了双方政治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据记载，边界谈判中有4次达成协议（其中除长庆会盟外，前3次议界均为吐蕃所破坏），大体上与唐蕃争河陇相始终，所定边界贯穿于唐朝主力军队驻地与吐蕃长期控制或占领的地区之间。而唐朝的西域羁糜府州和南诏等地与吐蕃的分界问题，未在双方协议之列。就唐蕃北段边界言，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百年间，双方大致以今天青海省东北黄河为界，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百年间吐蕃的控制线向东推到了六盘山、陇山一线。从议界的结果看，是双方统治者为了调整政治关系的妥协措施，但客观上却反映了汉藏等族人民厌恶战争、和平相处的意愿。    

开元二年（714）五月，吐蕃第一次向唐朝提出议定边界。是时辅政的没禄氏去世，刚与金城公主和亲的赤德祖赞普亲政。在金城公主的斡旋下，双方各派大臣到河源（今青海西宁东南）“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37]。但好景不长，同年7月，吐蕃即毁约攻兰、渭等州，兵抵渭源县（今甘肃渭源）。河源议界是唐蕃第一议界。    

开元十七年（729），唐军攻下吐蕃占领下的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县南），吐蕃求和，进表称：“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38]。金城公主也遣使类众失力入朝，进言双方以和为贵。开元二十一年（733），唐蕃双方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西）隆重会盟，并在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盟铭曰：“言念旧好，义不忒兮。道路无壅，烽遂息兮。指河为誓，子孙忆兮。有渝其诚，神明殛兮”[39]，立碑后，各派使臣共住碛西（龟兹）、河西、剑南及吐蕃边境，历告边州守将，“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40]。但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吐蕃兵戈又动，议界成一纸废文。在河西的凉州、陇右的鄯州、剑南的茂州（四川茂汐）双方拉锯攻战。赤岭立碑是唐蕃第2次议界。    

安史之乱后，吐蕃在西域、云南、河陇3个方向全线出击，唐朝穷于应付，被动挨打，但吐蕃也无力一口吞下大唐。其间经过至德二年（757）和永泰元年（765）两次短暂的息兵会盟后，到德宗继位（780年）双方均有觅求和解之愿。建中四年（783），唐蕃在清水（今甘肃清水西）会盟议界。据会盟之汉文盟文载：“今国家所守界：经州（甘肃经州）西至弹筝峡西口（平凉县西），陇州（陕西陇县）西至清水县，凤州（陇西凤县）西至向谷县（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吐蕃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甘肃临潭），东至成州（甘肃成县西），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41]依这次议界规定，大体上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一线从今六盘山中段开始到陇山南端，然后穿西汉水、白龙江、循岷江上游西到大渡河，再循河南下，此线以东归唐管辖，以西归吐蕃管辖。吐蕃切断了长安通向河西、西域的通道，并占有了西自临洮东到陇山西麓，包括大夏河、洮河、渭水上游、西汉水上游的一大片农业地区，唐朝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但次年（784）唐发生朱泚叛乱事件，吐蕃借口助唐平朱泚之乱，逾界攻陷盐州、夏州。唐朝作了重大让步的清水议界，维持不到一年，又成废文。清水会盟是唐蕃第3次议界。    

清水盟后4年，即贞元三年（787），闰五月，发生了平凉吐蕃劫盟事件。吐蕃大论尚结赞认为，要进一步逼唐就范，必先翦除唐将李晟、马燧、浑瑊3人。出使平凉会盟的唐使正是浑瑊。尚结赞设下重兵，埋伏于盟坛之西，乘浑瑊更换礼服之机，吐蕃伏兵四起，浑瑊夺马而逃，幸免于难。会盟副使，兵都尚书崔汉衡及参加会盟官兵千余人被俘，吓得德宗欲逃离长安，为大臣们劝止。    

平凉劫盟对唐朝的震动极大。同年，李泌出任宰相，提出“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42]，全面调整与四领诸族关系，集中力量对付吐蕃。德宗采纳了李泌提出的治吐蕃之策。此时吐蕃貌似强大，其实危机四伏。民众困于连年兵役，又遭灾荒，是吐蕃的致命伤。贞元二年（786），润州节度韩晃即上书言吐蕃兵源穷蹙：“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众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43]。吐蕃统治集团却无视这个潜在危机，仍醉心于黩武扩地，贞元十三年（797），赤松德赞死，诸子争立，吐蕃内乱。长子牟尼赞普（足之煎）继，在位一年又7个月，即在内乱中死于非命，三弟赤德松赞继位[44]。赤德松赞是一位于吐蕃历史发展有影响的赞普，他执政期间政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开始缓和与唐朝对峙的紧张关系。吐蕃与唐朝使臣往来逐渐增加，双方都在寻求重开会盟的可能与途径。为此，吐蕃派钵阐布到接近唐朝的地区主持工作。由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大片土地，唐朝当然不肯善罢某休，但又苦于无力收复失地，只能退求其次，提出吐蕃归还安、乐、秦三州为和盟条件，双方经过长期往返磋商，互作让步，唐朝释放战俘，吐蕃送回唐朝官员的灵柩，以此互表各自寻求和解的诚意，终于为长庆会盟准备了条件。    

元和十年（815），赤德松赞死，其子赤祖德赞继位[45]，吐蕃内部纷争并未停息，对外战争也屡遭挫折。赤祖德赞为稳定内部，保持多年对唐扩张的既得利益，急于与唐重开和盟。唐朝方面连年战乱，人皆惮战，也愿与吐蕃息兵和好，以求边界安定。德宗长庆元年（821），吐蕃一年3次遣使求盟，赤祖德赞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在所书盟文中说：“蕃汉两帮，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冠雠，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46]。此议为唐朝全都接受。    

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年，大蕃彝泰7—8年），吐蕃与唐朝互派专使先后会盟于长安和逻娑，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庆唐蕃会盟。长安元年10月，吐蕃和使论纳罗与唐朝宰相崔植、王播等在长安西郊会盟。盟誓共申：“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廊焉消除，追崇舅甥，襄昔结援”[47]。次车，穆宗命刘元鼎为会盟使率使团赴吐蕃，与钵阐布云丹、尚绮心儿等在逻娑东郊会盟，盟誓重申：“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讨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不渝替！”[48]自此之后，吐蕃与唐“亲好夫复遑言，谊属重亲，地接比邻，乐于和叶社稷如一统，甥舅所思熙融如一”[49]。在逻娑（今拉萨）建长庆会盟碑以藏汉两种文字铭刻盟誓，此碑至今保存于拉萨大昭寺前供人凭吊。长安会盟重新审定了清水议界所划定的双方管辖地段，沿贺兰山脉南行分辖东西之境，吐蕃占有河陇，保证不再侵扰唐之边境，显然于吐蕃有利，此次议界是唐蕃第4次议界。    

自此之后，唐蕃使节频相往还，各管本界，边境安宁，双方持续一个半世纪的争斗基本结束，进入以和为主的双方关系发展的又一阶段。只是此时，唐蕃双方实力均已是昨日黄花、夕阳西下，9世纪中叶吐蕃在河陇地区吐蕃属民和吐蕃奴隶反抗和起义的浪潮冲击下走向中衰，再过半个世纪大唐帝国也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综上所述，唐蕃关系近170年的风云变幻，有如下几方面值得思考：    

首先，封建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各民族统治阶级为着自身阶级的、民族的利益发生争斗是绝对的，而和好相处却是相对的，纵观有唐一代唐蕃关系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历史规律。应该承认，唐蕃双方频繁的争斗，是双方关系发展史的重要主题。唐蕃统治集团在吐谷浑、西域之安西四镇、南诏、河陇地区展开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就其性质言，大体上可分为3类。征服吐谷浑和唐境内羌族诸羁糜州是吐蕃民族统一战争的继续；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四镇和争夺对南诏的控制权，双方均有保障各自安全的目的，由自身利益，势在必争，得失依实力强弱和政策得当与否；吐蕃侵占唐朝的河陇之地，甚至兵占长安，其目的在掠夺财富，奴役汉族民众，正义当在抵御吐蕃入侵唐朝。分清历史的是非，有助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其次，唐蕃会盟的记述并不能给唐蕃关系抹上玫瑰色彩。相反，双方频繁的会盟正好是双方争斗的补充与继续，是唐蕃争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甚至会盟本身就充满着血腥味，如平凉劫盟。170余年间争斗与会盟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旋律，这是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无法一口吃掉对方的必然结果。在这期间，唐蕃双方在交往中互相依存，争斗中又互相消耗，经历了各自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由盛转衰的演变，终于出现了长庆元年（821）唐蕃会盟，但长庆会盟决不是唐蕃统治者出于舅甥之情而慈心大发所致，而是唐蕃双方实力走向衰弱情况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至此唐蕃关系才进入以和为主的又一发展阶段。    

第三，唐蕃和亲，特别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近几十年为史学界所颂扬、文坛所讴歌，无疑是必要的。但超越真理即成谬误，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地位。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潮流，同样，金城公主也充其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缓解唐蕃矛盾，作用是极有限的。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我们应予以同情和鞭挞的。    

向人们揭示历史的全貌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历史上不平等民族关系给各族人民带来的不幸，才能更加珍惜今日友好平等民族关系来之不易。    

[1]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册十六，页五二六七。    

[2]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册十九，页一○七九记威亨四年高宗对吐蕃使臣论仲琮说：“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可知在此之前，双方王族是通婚的。    

[3] 《新唐书》，卷二二一，吐谷浑，册二十，六二二七页，作苏度模末。《金城公主墓志铭》，载夏鼐：《考古学论文集》，页９５－９６，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    

[4]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吐谷浑传，册十六，页五三○一。    

[5]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册十六，六零七六页。    

[6] 《资治通鉴》，卷二○一，页六三六一。    

[7] 《册府元龟》，卷四四九，将帅部，第六册，页五三二四下。    

[8]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龟兹传，册十六，页五三○四。    

[9] 汉文史籍称为器弩悉弄、乞黎怒悉笼、乞梨弩悉笼、墀都赞、墀都松。其生卒年与在位年为６７６－７０４年。    

[10]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册十六，页五二三六。    

[11] 《南诏德化碑》，载向达校注《蛮书校注》，页三二二。    

[12]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页六九○七。    

[13]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上，南诏上，册二十，页六二七一。按吐蕃谓弟为“钟”，赞普种即赞普弟之意。    

[14] 《南诏德化碑》，载向达校注：《蛮书校注》，页三二三。    

[15] 《资政通鉴》，卷二一六。    

[16] 《资政通鉴》，卷二三三，页七五○五。    

][17] 郑回本是唐朝西泸县（今西昌县南）县令，阁逻凤破巂州时被俘。阁逻凤器重其学识，赐号蛮利，令教王室子弟读书，很受尊重，官至清平官（宰相）。    

[1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下，南诏上，册二十，页六二七三。    

[19]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页七五○二。    

[20]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页七五○五。    

[21]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上，册二十，页三二九一。    

[22] 盟辞全文《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辞文》，载于《云南志校释》，页三二九——三五四页。    

[23] 《资治通鉴》，卷二一○，页六六六六。    

[24] 汉文史籍又书为：娑悉笼猎赞、挲悉笼猎赞、苏农猎赞；乞立赞、墀松德赞。在位年是754-796年。    

[25]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册十九，页六○八七。    

[26]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册十九，页六○八七。    

[27]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7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近年一些研究论文提出了新的统计数，包寿南：《汉藏关系史的重要一页——唐蕃使臣往还述要》，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1期，认为自634-815年间唐蕃使臣往还有具体时间，均为可数的累计达142次，其中唐使入藏51次，吐蕃使入唐91次；张积成《唐蕃八次和盟概述》，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3期，认为自634-946年的209年间，使臣往返152次，其中唐使入藏52次，吐蕃使入唐100次。    

[28]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册十六，页五二二四，《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册十九，页六○七八。文成公主死于何病，据《于阗国史》载：“王妃胸间忽长痘疹数枚，旋而病死”，转引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    

[29] 《资治通鉴》，卷二○二，页六四○二。    

[30] 苏晋仁等校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八十页。    

[31] 汉文史籍又记为：墀德祖赞、弃隶缩赞、弃肆缩赞、弃肆缩赞、器隶缩赞、乞黎苏笼腊赞、乞犁苏笼猎赞、麦艾聪等。    

[32]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册十六，页五二二七。    

[33] 苏晋仁等校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页一六○。    

[34] 《全唐文》，卷九九九。    

[35] 苏晋仁等校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页一三三。    

[36] 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另《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记为开元二十九年春，仅差一二个月。唯《唐会要》，卷九十七记为开元二十九年七月，系为太和公主会昌中归国事误为金城公主，考述见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    

[37]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页六六九九。    

[38]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册十六，页五二三一。    

[39] 苏晋仁等校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页一三六。    

[40]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册十九，页六○八五。    

[41]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册十六，页五二四七。    

[42]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页七五○二。    

[43] 苏晋仁等校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页二二六。    

[44] 汉文史籍又称之为弃猎松赞、萨那累姜源。    

[45] 又称热巴金，汉文史籍称之为何黎可足、彝泰赞普。    

[46]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册十六，页五三六五。    

[47]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册十六，页五二六四。    

[48] 唐蕃会盟碑，正面盟释（汉文），参阅王尧：《吐蕃金石录》，第4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49] 唐蕃会盟碑，背面释文，载同上书，第43页。    

（资料来源：《民族研究》，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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