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早在太宗时期，就曾设立文馆，命达海等翻译经史诸书，“复改国史、秘书、弘文三院，编纂国史，收藏书籍，文教始兴。”[1]清世祖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以后，全部接受了明代遗存的宫廷藏书。世祖又命学者冯铨等议修《明史》，并颁诏天下，广求遗书。世祖在位十八年，宫廷藏书日益完善，初具规模。

康熙即位以后，在宫廷藏书的基础上，又辟昭仁殿为新的宫廷藏书所。康熙重用儒生，在宫中开展大规模的修书活动。校勘《十三经》、《十七史》，纂修《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代诗文总集，都需参酌大量图书。因此，康熙多次颁诏，搜访遗籍，充实宫廷所藏。

   康熙四年八月，康熙帝玄烨敕谕礼部，因修纂《明史》，需征集明朝天启年间实录和天下遣书。康熙帝说：“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2]但当时文字狱屡兴，朝廷禁例极严，士民百姓都不敢献书。时称“当顺治康熙之间，凡明季遗老及当时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号者，皆有干厉禁”。[3]因此，有些胆量的士民继续收藏着图书，而胆量稍小的士民则争相焚弃。[4]大量图书于是悉付一炬，而成焦土！[5]

   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玄烨再颁诏书，广求天下遗籍。诏称：“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付朕稽古崇文之至意。”，康熙玄烨为这一次搜书明确指出：“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功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6]诏下以后，各省纷纷奉命执行，四出搜罗遗书。各省督抚将所收书籍集中以后派专人押送京师，到礼部汇齐，无版刻者立即命人缮写，然后由翰林院校定审理以后呈进；自行呈送者也由礼部一同汇缴，最后全部入藏中。因此，康熙时期，宫廷藏书已经相当丰富，所谓“圣祖继充，诏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籍，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杉彬向风焉。[7]

 乾隆即位以后，继续稽古右文，将康熙开创的文治推向繁荣。高宗乾隆继试鸿词，博采天下遗籍，命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官，委学者纪昀、陆锡熊为总纂，参与者凡三百余人，历时二十年，修成旷世盛典《四库全书》。全书凡三万六千册，缮成七部，分藏七阁，其中宫廷四阁，即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另为江南三阁。纪昀又奉命撰修《四库全书总目》，计著录宫廷藏书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合一万二百四十六种。高宗又命于敏中、王际华撷取菁华，别为《四库荟要》，凡一万二千册，分缮二部，藏在大内摛藻堂和御园味腴书屋。另别辑《永乐大典》三百八十五种，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刊行。当时《永乐大典》藏在翰林院，尚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合九千八百八十一册。学者赵尔巽记述说，当时“其宋元精椠，多储内府，天禄琳琅，备详宫史；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8]各省先后进献书籍约及万种；阮元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种，又刊《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刊《续经解》一千三百十五卷，一时间，可谓典章大备，文化繁荣。乾隆以后，随着盛世王朝的衰落，宫廷藏书也是江河日下，散佚日趋严重，直到清末帝溥仪离开宫廷，变卖了大量珍贵图书，清宫廷藏书已是面目全非。

（本文转载自向斯著《天禄珍藏》）

[1] 《清史稿·艺文志》

[2] 《清实录·康熙四年》

[3] 《桐城方戴两家书案》

[4] 《文献征存录·朱彝尊传》

[5] 《义门墓志铭》

[6] 《东华录·卷十三》

[7] 《明史·艺文志》

[8] 《明史·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