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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遗踪

康熙与永定河

康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位的61年，正是清代统治奠定基础的时期。他十分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曾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康熙中叶以后，他亲自主持对永定河的治理便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永定河在历史上被人称为“小黄河”、“无定河”，明清时称其为“浑河”，它长约六百公里，流域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其源出山西北部，伏流东北，经内蒙，汇边外诸水，穿河北宛平、良乡、固安、永清、安次等县，下汇凤河，至天津入海河归渤海。永定河的特点是上游陡峭，中、下游平缓，流域呈上宽下窄形状。上游支流众多，流经黄土高原时，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每当汛期洪水到来之时，众水同时汇归，纵横荡漾，冲蚀坡谷泥沙，建瓴而下，出官厅、怀来县后，地处平原，几成平坡，河道纵坡变缓，水缓沙停，至使河道淤积填塞，河床淤出地面，不得畅流。永定河从石景山麓至卢沟桥以南，金、元、明曾建有石堤工，清朝建立以来久无修防，水势散漫，中、下游河道南北摇摆频仍，对京畿各县的浸害相当严重，“自元、明以来，迁徙不一，固安、永清、霸州或南或北，时苦泛溢”[①]。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因京城位于永定河左岸，永定河床较城区地面高出三四十米，一旦水发，首当其冲的便是北京。如康熙七年（1668年），全流域大雨连绵，洪水暴发，趋京师“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朝阳）诸门，午门浸崩一角”[②]。永定河至下游，是海河诸水的出口，它经常与大青、子牙、潮白等河相继为虐，至使处于永定河尾阊的天津成为历次洪水的重灾区之一。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康熙在全国大的战事基本平息之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巩固清初的政权，极力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他对于给畿辅地区带来巨大灾害的永定河极为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从康熙三十一年始，迄于康熙六十一年止，这三十年中，在康熙亲自主持下，对永定河中、下游进行了多次修治，较大规模的工程计有七次：第一次：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永定河旧堤因久未修筑，各处冲决，河道渐次北移，固安、永清等处被灾，三月二十八日康熙诏命直隶巡抚郭世隆对永定河堤“详加察勘，估计工程，动正项钱粮修筑”[③]。郭世隆经过勘察后上奏说：“固安、永清之北，系浑河（永定河）故道，向有旧堤长七十二里，今河虽移徙，而米各庄以北，每至冲决，固安、永清所属田地．常罹水患，此堤不可不修。但此处地势北高南下，若旧堤一修，北水无归，则堤北居民，仍受其患。查永清东北，向有旧河一道，长五十四里，因年久淤塞，亟宜深濬，使其顺流归淀。至固安西北及沙垡等处，今为浑河正流，绵亘四十余里，滨河悉属沙砾，即使成堤，难免冲溃，令地方官饬附近居民不时修濬”[④]。康熙对此建议表示同意，认为修筑固安、永清之旧堤并疏濬永清东北之旧河的工程“不但民生永远有益，贫民藉出工值，亦足以赡养家口”[⑤]。随下谕责令地方官“集民夫十三万五千九百八十余人，发帑五千四百三十九两，从四月十二日兴工至五月初五日，不到一个月工程事竣”[⑥]。这次工程仅是对以往旧堤进行加工修整，是康熙治理永定河的开始。第二次：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二三月间，永定河自新城九花台漫决，环绕霸州，水患频仍，康熙亲临灾区巡视，见田亩淹泡，民多失所，百姓以水藻为食，生计艰难，深为怜悯，即责令直隶巡抚于成龙速往浑河决口处详细勘察。于成龙同西洋安等遵旨自霸州至郎城，履旧河形细加丈量，绘制出河图后进呈。康熙详看河图后，决心采用挑河筑堤的办法对永定河加以改造。四月工程开始，“挑河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县北，至永清县东南朱家庄，经安澜城河，达西沽入海，计长一百四十五里。南岸筑大堤自旧河口起至永清县郭家务止，长八十二里有奇。北岸筑大堤自良乡张庙场起至永清县卢家庄止，长一百二里有奇，并于旧河口建竹络霸，使水并流东注。复自南岸高店村坡下起至坝上，堆接沙堤三十五里，连大堤通长一百一十七里四分。北岸复自庐沟桥南石堤下起，至垡村南止，堆筑沙堤二十二里，利垡至张庙场大堤五里地皆高阜，连前大堤通长一百二十九里二分”[⑦]。至七月二十一日“霸州等处挑濬新河已竣”[⑧]。直隶巡抚于成龙上疏康熙，“乞赐河名，并敕建河神庙”。康熙下旨， “照该抚所请，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⑨]。此项工程是有清以来在永定河中、下游首次建堤挑河，其工程十分浩大，因“疏濬新河，挑挖堆土，共占去直隶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等七州县民地一百三十九顷六十二亩”[⑩]，“用银三万两[11]。新堤筑成后，康熙为了加强对河道的监理和防护，开始在永定河两岸设置专官，除直隶总督兼管河道之外，在永定河南北两岸设立南北分司，总理两岸具体事宜。南北两岸还各设八汛，由部院笔帖式及效力人员内拣发正副共三十六员，每日稽查河道，监视河情。并设南北岸把总四员，带领河兵分防护理。同时于两岸设立河兵二千名，以备随时抢修防治[12]。第三次：康熙三十七年建堤挑河工程后，永定河中、下游河水基本循轨安流，但到第二年夏季，却遇上少见的大雨，昼夜不止，山水陡涨，两岸堤防卑薄之处，由于雨水淋漓汕刷，坍卸多处。康熙得知后深感不安，他于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十日起行亲往河堤视察。当行至卢沟桥以南，目睹因河堤决口而被淹的大量田土，心情沉重，他对随行的原河道总督王新命等说；“此河性本无定，溜急易淤沙，既淤则河身垫高，必致浅隘，因此泛溢横决，沿河州县居民常罹其灾，今欲治之，务使河身深而且狭，束水使流，藉其奔注迅下之势，则河底自然刷深，顺道安流，不致泛滥”[13]。十二日康熙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永清县郭家务村南大堤处，以豹尾枪（水平测量仪器）立表于冰上，亲自测量淤垫情形，发现壅淤已高出七八尺。康熙认为，此处壅淤如此，下流出口之处其淤高必然更甚于此，若不进行及时有效治理，天长日久，壅淤日重，必定造成更大灾难。康熙经过仔细考虑，毅然决定，“于河南岸另挑一河，以南岸为北岸，自郭家务改河口，出霸州、柳岔口入辛章淀，达天津归海。接筑两岸大堤，南岸接郭家务大堤尾起，至霸州、柳岔口止。北岸自卢家庄、西河麻予营接大堤起，至柳岔口迤东止”[14]。这样挑河接堤后，河道两边均有高堤，使水势迅急，冲刷河底之沙，不至停淤。这次工程于三十九年(1700年)立春后开始，康熙带领几名扈从大臣侍卫亲行往阅，二月九日乘小舟向郎城、柳岔等处进发，行至中途，小舟淤浅不能行进，康熙改御小艇，尽留诸大臣侍卫，只率数人前往。当艇入郎城河等淀淤浅之处，康熙见郎城之河已全被河淤垫高，逐一明训河工诸员，指授挑河方略。三月十八日康熙来到郭家务旧堤新开河口之处，用仪器精心测验后对王新命说：“此处地面较旧河水面高六尺六寸，新开河底较旧河水面深六尺八寸，水之入新河也易矣。三圣口至柳岔口地甚卑下，见今俱已干燥，此天假机会，不可失也．宜乘此时，作速完工。今若不修，以致稽误，日后不得以难修为辞。”[15]为了保证工程所需的工料及夫役之食粮，康熙特别谕令王新命、白硕色：“自江南、浙江、江西、溯卢四省，协运永定河需用桩木，著谕工部侍郎特默德遣司官一员，催运前来，粮船毋得拦阻，令桩木先行，沿海文武官员，昼夜督催，速行运至”[16]。康熙巡视中对建堤工程的质量尤其注意，他一再叮嘱分司敦拜说：“南岸须钉排桩，使水永不外溢”[17]。为了加培郭家务以上南岸旧堤卑狭处，命原河南巡抚李国亮“将排桩作速于堤外深钉”[18]。康熙并亲自自葛家坞遍阅永定河南岸，查验桩木，见所筑堤下桩俱浅，短不合格，苇束松动，非常气愤，立即传谕给负责此工程的王新命、白硕色说：“自委尔等河工以来，并未陈奏一事，既桩木丈尺，亦未如式深下，尔等果实心修筑，自正月至今，亲身监修，即每日里许，亦修筑竣工矣。密迩京师相去仅一日之程，其能欺朕耶？若再三年无成，朕岂肯轻恕，必将诛之”[19]。同时分咐李光地：“永定河工程及物料，尔等不时稽查，其桩木合式者，收贮用于葛家坞之西，其短小不如式者，交李国亮用于葛家坞之东，芦苇务收贮干燥之地，毋致朽烂，有看守不谨者，即令赔偿，其河工未完处，仍交王新命等修筑，令保三年。尔所查工程物料，需用钱粮奏销时，毋致浮冒”[20]。在康熙亲自指挥和督饬下，河工进展很快，终于康熙四十年六月二次挑河建堤工程告竣。“南岸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七十馀里，连上共长一百七十九里。北岸自卢家庄西何麻子营至柳岔口迤东，七十余里，连上共长一百八十里。从此永定河中、下游两岸基本有了防护长堤，此次挑河接堤，从三十九年正月至四十年六月，历时一年半之久。“用银五万二千余两”[21]。工程告竣后，为了加强河堤的防守，康熙同意工部的提请“永定河自三圣口以上南北两岸原系笔帖式分段巡防，今除自郭家务至三圣口南岸，新工有旧南岸官兵可以移拗分管外，其自三圣口到柳岔新修两堤，每岸设立笔帖式二员，按丈分管”[22]。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二月，在永定河二岸设立同知，承领河兵、雇夫做工、发放钱粮等事，三年满期进行考成。“除分司原有考成定例外，其沿河府、州、县地方官亦俱兼防之责”[23]。康熙责令“地方尽心防守，如有蛰陷，不时修茸”[24]。为了慎重河防，康熙指示有关官员密切注视水情的变化，及时报告，他说：“奏报水汛事，早到则其中或有所指示，犹可及时预防，嗣后有奏河工急务者，限两三日飞驰递送”[25]。以防水患于未然。第四次至第七次：永定河中、下游经过二次大的挑水建堤工程后，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未发生大的灾害，但每当汛下之时，河水怒涛奔浪，浊流汹涌，冲啮奔溃，河堤根基不坚固之处仍有坍塌，造成大溜冲顶现象．康熙为了使两岸大堤坚而更坚，使两岸百姓能安心生产，从康熙四十九年至六十年中又下令在永定河中、下游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治工程，即“康熙四十九年加培衙门口村真武庙二段石堤，纪家庄至庞村土堤，并建真武庙迴龙庙前挑水坝七座。共用银一万三千四百两。康熙五十五年加修两岸沙堤，大堤、共长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丈，用银二万五千九两九钱六分。康熙五十九年卢沟桥修石堤，并建挑水坝七座，用银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两六钱一分五厘。康熙六十年两岸修理沙堤、大堤并石土背后土堤，用银四万七千四百六十两”[26]。康熙晚年，体力不济，不能象以往那样频往阅河，但他对河务仍十分关注，他一再强调：“河务甚为紧要，民生所系，应修之处，若不预修，则河堤一决，害民甚大”。他饬命沿河地方官员时时留意河防，发现隐患及时奏请修治，以确保河水永远安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秋八月，69岁高龄的康熙拖着重病的身体，率领内阁、六部和各族首领去离承德四五百里的木兰围场坚持一年一度的木兰习武，九月二十五日在回京路过密云时，再次视察了永定河堤，这是康熙最后一次巡视河务，从密云回京的途中，康熙病情加重，回京不久于十一月十三日去逝。永定河自古以来为千载不治之河，康熙三十七年筑堤后马上收到了很好的效呆，“湍水轨道横流，以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从古所未有也”[27]。特别是康熙四十年第二次改河筑堤后，直隶“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冲决之处，百姓皆筑舍居住，斥卤变为膏臾”[28]。总的看来，从康熙中叶以后，在河患最烈的中、下游频施工程，确保了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使长期颠沛流离的两岸广大人民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较稳定的环境里从事生产，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畿辅地区大量土地得以耕种，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在对永定河治理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有利措施。他实行雇募民工的办法，不再似过去强制农民提供无偿劳役，这种改“佥派”为“雇募”的办法，是一项利农的有效措施，为清后代所沿用。另外在治河中，当夫役难以骤雇时，康熙便下令抽调大量八旗兵丁协助开河筑堤，如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挑河筑堤时，为减轻灾区百姓负担，特谕令：“不得用百姓之力，遣旗下丁壮，备器械，给银两，令其修筑”[29]。康熙三十九年开始进行第二次改河筑堤的工程时，康熙令“八旗并包衣属下，每佐领派护军各二名，骁骑各二名，步军共一千”[30]。由直郡王允隄统领参加治河，这样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每次治河的经费，多由国库支拨，有时康熙谕令“动正项钱粮”，即由地方每年征收的地丁钱粮中支付，或指派富户捐助，不再向百姓摊派。所有这些措施是符合人民意愿的，得到人民的欢迎，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在整个治河过程中，可以说是竭尽精力。他这种躬身实践，不畏劳苦，“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的精神，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绝少的。永定河在以后的年代里虽仍然经常出现河患，这里有永定河本身自然特点的原因，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康熙治理永定河的实践，为后人继续治理这条“灾河”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提供了许多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康熙治理永定河的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本文转载自《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①] 《永定河志》卷4。[②] 彭孙贴：《客舍偶闻》。[③] 《清圣祖实录》卷154。[④] 《清圣祖实录》卷154。[⑤] 《永定河志·奉修固安县浑河堤岸碑记》。[⑥] 《永定河志·奉修固安县浑河堤岸碑记》。[⑦] 《永定河志》卷6。[⑧] 《清圣祖实录》卷187。[⑨] 《清圣祖实录》卷187。[⑩] 《清圣祖实录》卷187。[11] 《永定河志》。[12] 《永定河志》卷13。[13] 《续行水金鉴·永定河篇》。[14] 《永定河志》卷6。[15] 《清圣祖实录》卷198。[16] 《清圣祖实录》卷198。[17] 《清圣祖实录》卷198。[18] 《清圣祖实录》卷198。[19] 《清圣祖实录》卷201。[20] 《清圣祖实录》卷201。[21] 《永定河志》。[22] 《永定河志·谕旨》。[23] 《永定河志》卷15。[24] 《永定河志·谕旨》。[25] 《清圣祖实录》卷227。[26] 《永定河志》。[27] 《畿辅通志》卷33。[28] 《清圣祖实录》卷256。[29] 《永定河志·奉修固安县浑河堤岸碑记》。[30] 《清圣祖实录》卷198。

2021-06-22

真觉寺旧影

关于真觉寺（五塔寺）兴建的缘起，文献中没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载，现在最常见的说法是——明永乐初年（1403—1424），尼泊尔高僧室利沙（也称为板的达、五明板的达，哈里麻、葛哩麻）来到北京，向明成祖进献了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图纸，明成祖与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遂封其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亲自选址，为他在西关外二里的长河北岸建造驻锡之地，赐名真觉寺，并下诏为金佛建塔。至明成化九年（1473）金刚宝座塔建成。清乾隆二十六年，在真觉寺为皇太后祝寿，盛况空前，成为该寺的最鼎盛时期。现在还有描绘当时盛况的《釐延千梵》图传世，从图上可看到真觉寺当年数重院落的全貌。乾隆为给其母做寿曾两次重修真觉寺。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重修真觉寺，重修后为避雍正帝胤禛之讳，改名为“正觉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为皇太后七十大寿祝寿，将真觉寺作为祈福的主要场所之一，进行了全面修葺，将所有殿顶改用黄琉璃瓦，并改名“大正觉寺”。祝寿时，上千名喇嘛被请来真觉寺念经，同时吹奏长筒短角，一时鼓饶齐鸣，经声如潮，各国使臣都进贡了寿礼，顶戴花翎的大臣们奔波在殿前塔后，盛况空前。当时热闹繁华的场景都被绘制在《厘延千梵》中的《胪欢绘景》彩画之中，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标志着真觉寺作为皇家寺院的威严气势，同时也展现出了真觉寺最鼎盛时期的景况，堪称当时等级最高的寺院。但是，到了清末，真觉寺建筑毁于一场大火，只有金刚宝座塔和它前面的两棵古老的银杏树保留下来。对于真觉寺全盛时的状况，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绘画来了解了。此后，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用影像记录下中国的山川大地，城市建筑，社会风情，使我们能够得以看到清末以来中国大地上发发生的变化。通过他们的照片，了解真觉寺在近现代的历史状况。这是1900年，德国人恩斯特·柏石曼拍摄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选自《中国建筑与景观》摄影集。这张同样是恩斯特·柏石曼于1900年拍摄的金刚宝座塔，不过换了一个角度。1901年，真觉寺金刚宝座东北面，选自穆默（ 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摄影日記》。阿尔方斯·冯·穆默（Alfons vonMumm）是庚子时期德国驻华大使，这位侵略者在华一年多时间，拍摄了大量记录中国地理风俗和反映中国近代史的照片。1905～1910,，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面及塔侧的银杏树。 [(法)菲尔曼·拉里贝191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利塔西面 [(日)山本讃七郎]。191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舍利塔东面 [(日)山本讃七郎]。191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东南面 [(日)山本讃七郎]。192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面。1924～1927，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北面。[(美)西德尼·甘博 Sidney D. Gamble] 。同上，拍摄的是金刚宝座塔西侧面。同上。1930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东南面。（日）山本赞七郎拍摄。1933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可以看到塔下石雕须弥座前排列的香炉。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真151933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细部。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Hedda]。可以看到，原先塔檐和金刚宝座檐角悬挂的梵铃还在。同上，从这张照片可看到塔上的细节。塔上的浮雕，塔檐的梵铃历历在目。1946年，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侧面。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 Hedda]。1946年，真觉寺迆东，农事实验场（现北京动物园）北墙外长河北沿。 [(德)赫达·莫里循 MorrisonHedda]。

2021-06-01

故宫藏宫中档案

宫中档案以各殿陈设档案为主，还有少量内务府杂项档册。陈设档案记录各殿物品的陈放实况，以内廷各殿为主，多为清册形式，或逐一记载某一殿阁的所有陈设，或将某殿的物品按类分册登录，如铜器、珐琅、玻璃、金银铜胎、玉器、雕漆器、葫芦器、珠石、佛像供器、木器、自鸣钟、鼻烟壶、书籍、挂轴、手卷、册页、圣容、毡毯、坐缛、铺垫等。其建立的时间，上起清康熙年间，下迄民国初年，皆为考查相关史实的第一手史料，正可弥补时异事殊的诸多缺憾。名称时代版本《恩赏日记档》清宫中档案《赏外班角色银两档》清宫中档案《万春园昇平署地盘图》清宫中档案《昇平署内外花名档》清宫中档案昇平署各类档案一览清宫中档案《钦安殿档案》清乾隆内务府抄本《城隍庙档案》清乾隆内务府抄本《倦勤斋陈设档》清乾隆内务府抄本《钦安殿档案》（乾隆二十一年之二）清乾隆内务府抄本《钦安殿档案》（乾隆二十一年之一）清乾隆内务府抄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分架图》清嘉庆内府抄本《钦安殿陈设档》（道光二十年之一）清道光内务府抄本《钦安殿陈设档》（道光二十年八月）清道光内务府抄本《钦安殿陈设档》（道光二十年之二）清道光内务府抄本《懿贵妃遇喜档》清咸丰内府抄本《倦勤斋陈设》清光绪内务府抄本《乾清宫东西暖阁陈设圣训实录格式》清光绪内府朱格写本《静怡轩木器钟表书籍路设陈设帐》清宣统内府抄本《钦安殿佛像供器档》清宣统内务府抄本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2021-04-29

故宫博物院藏元明清佳刻

印刷术是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惠及世界的伟大贡献，对文化的传播、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繁荣，谱写出书籍发展的辉煌篇章，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实物见证。故宫博物院所藏刻本，除明内府遗书外，大多是康熙、乾隆、嘉庆时期采进的善本，品类繁多。它们来自于官、私、坊、寺观、书院等不同出版系统的众多单位，版本风貌千差万别；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丛各部及其下属各类，思想学术深远广博；其印刷技术有单色雕印、彩色套印、拱花、石印、铅印以及铜、木、泥等各种活字摆印等，各项技艺异彩纷呈。名称时代版本《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春秋诸传会通》元明复斋刻本《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元刻本《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元刻本《通鉴总类》元吴郡庠刻本《画禅室随笔》明写刻本《新刻官版周易本义》明新贤堂刻本《礼记集注》明新贤堂刻本《新刊李九我先生编纂大方万文一统内外集》明双峰堂刻本《历代道学统宗渊源对问》明成化日新堂刻本《十七史详节》明正德慎独斋刻本《皇明文衡》明嘉靖宗文堂刻本《陆宣公奏议》明万历光裕堂刻本《锲旁注事类捷录》明万历萃庆堂刻本《钟台先生文集》明万历福建田元振家刻本《战国策》明万历闵氏刻套印本《新刊明医杂著》明万历乔山堂刻本《宪章类编》明万历福建布政司刻本《周玉绳先生家藏二十三史绮编》明万历双峰堂刻本《劝戒图说》明万历安正堂刻本《三才图会》明万历槐荫草堂刻本《程氏墨苑》明万历滋兰堂刻本《鲁班经匠家镜》明万历汇贤斋刻本《鲁班经匠家镜》明万历汇贤斋刻本《集古印谱》明万历刻本《集古印谱》明万历刻本《御览筹兵药言三十六字》明崇祯刻本《隐秀轩集》明崇祯近圣居刻本《大清顺治二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历》（清顺治元年钦天监刻本）清元明清佳刻《御注孝经》清顺治元明清佳刻《西洋新法历书》清顺治钦天监补刻本《西洋新法历书》清顺治钦天监补刻本《易本象》清康熙刻本《唐音统签》清康熙胡氏家刻本《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清雍正日本刻本《二希堂文集》清雍正私宅刻本《一学三贯清文鉴》清乾隆静宜斋藏板坊刻本《平定苗疆得胜图》清乾隆铜版印本《平定安南得胜图》清乾隆铜版印本《平定台湾得胜图》清乾隆铜版印本《万寿诗》清乾隆元明清佳刻《妙法莲华经》（清乾隆十九年御笔刻本）清乾隆元明清佳刻《平定廓尔喀得胜图》清乾隆铜版刊本《圆明园长春园图》清乾隆铜版刊本《平定两金川得胜图》清乾隆铜版印本《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清乾隆铜版印本《宸垣识略》清乾隆池北草堂刻本《续编兼汉清文指要》清嘉庆三槐堂刻本《平定仲苗得胜图》清嘉庆铜版印本《寰宇访碑录》清嘉庆刻本《古刻书跋前集》清嘉庆日本刻本《六部成语》清道光小酉堂刻本《甔甀洞稿》清道光桂芬斋木活字印本《仙屏书屋初集》清道光翟金生泥活字印本《仙屏书屋初集》清道光翟金生泥活字印本《黄漳浦集》清道光刻本《傅青主女科》清同治刻本《清语摘钞》清光绪京都聚珍堂刻本《校邠庐抗议》清光绪元明清佳刻《傅青主男科》清光绪刻本《永乐大典》影印本近现代元明清佳刻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2021-03-11

故宫博物院藏民族文字古籍

以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早在入关之前即以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入关后，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和统治的需要，译书品种不断增加。由于怀柔蒙古、安定西藏等政策的推行，又增译和刊刻蒙、藏等文种的书籍。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理17－19世纪满、蒙、藏等文种的书籍，其中有内府写本、抄本，也有武英殿刻本。清廷编纂的《实录》均有满、蒙、汉三种文字抄本；《圣训》等书则有满、汉两种文字。其它如《四书》、《五经》、史传、方略、政书、历书、诗文、佛经、语言文字、工具书等，皆同时刊行汉、满或蒙、藏文本。除单语种刻本或抄本外，还有很多满汉、蒙汉、满蒙汉或多种文字合璧的写本或刻本。各种民族文字的古籍，是研究各民族语言学、翻译学的珍贵资料。

2021-02-27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抄本》

明清内府以恭楷缮录的精写、精抄本是故宫博物院的藏书特色之一。按其用途，大约分为如下数种：一为向不发刻之书，如清代历朝《实录》、《本纪》等，缮录满、蒙、汉等文本若干份，分贮于乾清宫、皇史宬、盛京等处；二为刊刻之书的底本，即一书修成后，呈请皇帝御览、付刻的定本；三为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稿本，书内有各种修改文字；四是为皇帝阅览或携带方便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五是为宫苑各个殿宇的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等。除内府抄本外，尚有不少进呈抄本，即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以及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具有史料价值但未刊行的书籍。以写、抄形式流传的书本复本极少，而精写细缮所需之功力又数倍于刻本，加之内容本身的多重价值，以及御览之书所独有的特色等，皆足以使其成为妙绝的精品。

2020-12-10

故宫博物院藏《地方志》

清代自康熙朝始，曾三次纂修或重修《大清一统志》，因而屡次向各地征集方志和赋役等书，于是清乾嘉以前和明代纂修的志书源源汇入宫中，构成了故宫博物院丰厚的志书收藏基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增续，现存方志的品种从京师、直隶、盛京，至各生活上府、州、县，大抵齐备，计有33个省市，以冀、晋、陕、豫、苏、浙、川、粤等省数量较多，其中不乏罕见品种或海内外孤本。

2020-10-29

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戏本

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戏本包括元明清杂剧、明清传奇和清代乐部据小说名著改编的连台本戏，以及乐部所编“月令承应戏”、“节令承应戏”、“承应宴戏”、“承应开场戏”、“承应寿戏”、“承应大戏”、“承应灯戏”等。最早的戏本是顺治年间教坊司时期遗留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康熙至道光南府时期及道光七年（1827年）以后升平署时期抄写的。其演出形式是昆腔和弋腔。昆弋戏本之外，还有一部分“乱弹”戏本和“梆子腔”戏本，这些戏是泛指昆弋以外的“时剧”、“吹腔”、“梆子腔”和“西皮二黄”等腔，又称为“侉腔”。每出戏有6种用途的本子：即恭楷精写、专供帝后阅看的“安殿本”，专供排演人员使用的“总本”，记录戏中某角色单词的“单头本”，记录戏中角色歌唱、唱词、音符和节奏等的“曲谱”，记录戏中人物身段、武打等表演提示和舞台调度等的“排场”、“串头”，记录演出角色出场顺序等的“提纲”，后者专供舞台监督等人员使用。这些戏本反映了清代300间年民间和宫中戏曲舞台上陆续演过的戏目，是一份比较全面系统的清代戏曲演出史料。（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2020-07-18

官刻书板的贮藏 ——以清代福建官刻为例

中国古代的雕版刻书，一般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书院刻、寺观刻以及其他民间刻书。但不论哪种类型，一部雕版印本的完成，都离不开制板、手写上板、刻字、印刷和装订等各道工序。可以说，书板是印书不可或缺的基础。官刻书板，如部分官员的个人刻本、部门刻本、方志刻本、官办书院刻本等，因为基本上属于官府财产，故书板一般都有特定的贮藏地。

20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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