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该书卷首有“总结与结论”。下分四章：第一章“封建帝国时期中国经济的纵横向发展”，第二章“经济衰退与外来侮辱时期，1820—1849”，第三章“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力”，第四章“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展望”。在这以后有6个附录。本文是该书“总结与结论”部分和第一章的摘录、香港学者梁格力的评论摘录，并附以北京日报记者的一篇访问记。 

一、 一千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摘自“总结与结论”） 

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学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方面都比欧洲出色。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欧洲在实际收入和科学技术能力方面逐渐超过了中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期，当世界范围经济都在大踏步前进时，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却衰退了。（P11） 

在1820年至1952年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世界产值增加了八倍，世界人均收入增加了2.6倍。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欧洲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日本增加了3倍。在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里，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在中国，人均产值实际上还下降了。中国在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从三分之一下降到二十分之一，它的实际人均收入已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P14—15） 

从1952年到1978年，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明显，国内生产单位增加了三倍，人均收入增加了80%。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由10%增加到35%。经济活动的加快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资本总额以每年7.6%的速度增长，劳动力投入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还要快。由于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口的素质得到了改善。然而，整个生产力的水平面还是不容乐观。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尤其在欧洲和日本，这是一个繁荣的时期。中国尽管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当时整个世界经济相比，还是显得慢了一些。（P16—17） 

由于改革时期的成功政策，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这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除韩国外）都要增长得快，比欧美国家每年1.5%的速度好多了，是世界平均速度的六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它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由5%上升到10%，这使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国。（P18） 

……预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将放慢，由每年7.5%降到6%，而它的人均增长率将降到大约4.5%。…… 

以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国到2015年时可能会达到美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7%，人均收入大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时，它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以及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无疑将大大提高。（P19） 

二、 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摘自第一章） 

从八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大的变迁，其重心移到了南方。在八世纪，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方，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和小米。到了十三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地区，农作物主要是水稻。（P23） 

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除了有某些间断外），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P24） 

在该章第二节“经济发展的特征”中，作者认为，在宋朝，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为： 

（1） 人口在大幅度的增长，从初期的5500万左右上升到末期的1亿左右。 

（2） 地区经济中心的转移，长江以南水稻种植区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干旱农业地区的重要性急剧下降。 

（3） 木板印刷术和纸的发明使带有插图的书籍从十世纪开始就能够大范围地传播开来。 

（4） 国内贸易繁荣，销往市场的农副产品增多。 

（5） 南宋开始改进轮船运输业和造船业。 

作者认为以下一些观点夸大了宋朝所取得的成就：1、认为南宋时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1/5；2、宋朝发生了“早期工业革命”；3、宋朝出现了一个“全国性大米市场”；4、更南的地区两季或三季水稻已相当普遍。（P32—36） 

作者的结论是：……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我认为宋朝时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而在明清两朝的漫长的年代里，可能大致保持了平稳。 

做出明清时中国的人均经济收入平稳的判断的根据：一是Perkens对农业经济中人均收入稳定的猜想（见下表1—6），二是Rozman的评估，他认为从唐朝到清朝早期城市人口的比例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见表1—7）。Perkens认为，按人均标准来看，谷物产量一直比较稳定，而且在畜牧业经济中也没有多少变化的迹象。Perkens的观点比Chao的的观点更有史料说服力，后者认为宋朝到十九世纪早期人均谷物产量和消费量有大幅度的下降。（P38） 

在第三节“农业经济活动”中，作者认为帝国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是： 

1、 定形的农业环境。作者认为从宋起，中国农业获得定形的秩序：农业的生产权和经营权都掌握在农民身份的业主和佃农手里，他们可以非常随便地买卖土地，并在当地市场上卖掉一些产品。 

2、 土地短缺。 

3、 侧重农作物而非畜牧业。 

4、 对粪便的广泛利用。 

5、 灌溉系统的大量使用。 

6、 官方对新品种庄稼、多品种轮作法和高产出的鼓励及对优良耕作技术的传播。 

本节最后一段“对农业经济活动”的量化分析，主要引用Perkens的数据列为下表： 

表1：中国农业的一些主要数据（公元1400—1952年） 

（此表据该书表1—6，摘录者对中译本不确切处作了修正） 

在这表中，谷物总产量从1400年到1820年增长了5.3个系数，即跟人口增长的比例是一样的。耕地面积增长了3倍，单位产量增长了大约3/4。 

三、 梁柏力的评论 

香港学者梁柏力在《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9月总270期对麦氏的估计进行评论，文章题目为《汉朝至二十一世纪中国和西方经济发展的比较》。梁氏根据麦氏的估计列出下表： 

表2：中国和欧洲经济力量比较（公元50——1820年） 

说明：1、产值数字以1900年相等购买力国际货币为单位；2、欧洲不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 

梁氏修正意见如下： 

1、 罗马帝国版图包括南欧、西欧、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却不包括中欧、东欧和北欧，而埃及则是帝国最富庶的省份。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之人均产值可能跟汉帝国相若，但中欧、东欧和北欧在当时是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因此，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均产值应低于汉朝。 

2、 汉代是单流域（黄河）帝国，唐代是双流域帝国，两代人口接近，故唐代总产值和人均产值都应该高于汉代。北宋立国的960年，人均产值不及盛唐，但应高于汉代。 

3、 梁氏大致同意麦氏对宋代经济增长的估计，但对明清人均产值数字提出异议。“我们相信中国的人均产值，自元朝以来一直在一个中位数字附近徘徊，达到高峰点之期，应是十八世纪的前半期（康熙后期，雍正和乾隆前期），继而受到人口大幅度膨胀的压力而逐渐下降，虽然总值仍然不断增加。到了乾隆后期，国家已呈乱像。及至1820年（嘉庆末年），清帝国已从高峰点持续下降了大半个世纪，而动乱亦相继发生。因此，我们相信，清朝在十八世纪前期的人均产值，较1820年的600国际货币单位为高，而中国自元至清中后期的人均产值，也应较这个数字为高。”与此相联系，梁氏又认为“欧洲人均产值超过中国之期，应该在1500年之后，最可能是17世纪，即明末清初之际。” 

（后略） 

四、 摘录者的一点意见 

麦迪森对中国历史上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做出了一个量的估计，这对讨论和研究的深入是有好处的。但由于有关数据的缺乏，要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是十分困难的。 

麦迪森认为，汉朝和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人均产值都是450美元。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1280年达到600美元。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人均产值基本没变。欧洲罗马帝国以后，人均产值一度下降。从960年到1280年，欧洲人均产值虽增长了1/4，达到500美元，却只相当于中国的80%；总产值更差了一大截。此后欧洲人均产值逐步增长，1500年开始超过中国，至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达到1129美元，为中国同期的将近2倍。在麦氏的估计中，以下一组最令人惊奇：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总产值基本一样，但到1820年，中国总产值从830亿增加到2290亿，占世界国民生产总产值比重从23.1%提高到32.4%，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0.85，欧洲总产值从340亿增加到1890亿，占世界国民生产总产值比重从23.3%提高到26.6 %，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0.68（参阅本文表2和《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57页表2-2a、58页表2-2b）。有的学者以此作为批判“明清停滞论”的根据：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不在仅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成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既然如此，尚何停滞之有？[1] 

麦迪森做出上述估计的根据是什么呢？据麦氏自己说，那是“Perkens对农业经济中人均收入稳定的猜想”。Perkens（中译名为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假定十四世纪以后600年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都是285公斤（570市斤），该数乘以人口数就是总产，总产量除以粮食种植面积就是单产，他用这种方法推算出这600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和单产不断增长的结论。麦著表1—6（本文表1）中的谷物总产和谷物单产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珀氏的“600年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是麦氏估算的从1280年至1820年（以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均产值恒定在600美元的依据。麦氏估算的中国总产值是用这一数据乘以人口数得出的。由于1700—1820年中国人口增长特别快，因此出现总产值突然冒升，雄居世界之首的“奇迹”。 

麦氏这种推算之粗疏是显而易见的，它所依据的珀氏假定并不靠得住。我们知道，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他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的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情况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产量，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清代的农业虽然基本上经受住了人口激增带来的压力，但在封建剥削下农业和农民处境困顿，人口压力迫使大量无地或少地农民涌向传统牧区、内地荒山、沿海沿江滩涂垦荒，造成生态环境相当严重的破坏。根据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清前期以后，中国粮食的平均单产和人均产量均呈下降趋势。我们知道，在耕地面积增加赶不上人口增长的幅度、从而人均占有耕地减少的条件下，只有单产相应的上升，才能保持人均产量的恒定，才能保证粮食总产（从而国民生产总产值）与人口数量以同一比例增长。珀金斯不是用单产上升的实证材料论证人均产量的恒定和粮食总产与人口同比例的增长，而是用人均产量不变的假定推算单产的上升。如果没有明清时代粮食单产持续大幅度上升的实证材料的支持，珀金斯和麦迪森关于明清人均产值长期恒定的猜想和1700—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攀升的估计，其正确性是可疑的。 

[1] 李伯重：《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的看法及其原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3月12日。按，据麦氏的估计，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并没有“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作者误把日本1700—1820年的总产值年增长率0.21当作欧洲的。又，据麦氏估计，1820年中国的总产值的确雄据世界之首，但1700—1820年的总产值年增长率却低于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均见麦氏书中译本第58页表2-2b）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