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 

1996年7月，在中津川举行了明清史夏季研讨会，讨论主题是“中国清代后期的地域社会”。自1981年的专题讨论会提出“地域社会的视角”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十五年，“地域社会论”仍然成为本次夏季研讨会的主题，而且参与者达到100人之多，可见“地域社会”的视角已经成为当前明清史研究的主流。此次研讨会讨论了森正夫提出的“地域社会”论的所有课题和问题，虽然未能全部解决，但作为总括中国史研究现状和课题丛书的一环，是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4》）一书的出版。在该书《总论》中，森正夫总结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明清史研究的历程，分析了当时提出“地域社会论”这一全新研究视角的学术背景。可以说，关注”地域“是八十年代以来明清史研究的主线，学者从探讨具有多种特征的地域社会的存在形态，以及社会组织、秩序意识等问题入手，发展到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构筑明清史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方法论。该书所收有关研究“地域”和“民众意识”的成果，实际上也是八十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反映。在此，谨对1996年和1997年的清史研究状况作分门别类的简要介绍。 

（一）政治 

林田芳雄《台湾郑氏政权的建立过程》（《史窗》53），将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直至去世的经历分为三期加以探讨，分析了其由“复明”转向最终建立独立政权的变化情形。井波凌一《康熙辛卯江南科场案》（《东方学报》68），揭示出从案发到结案期间涉案官吏的真实面目，认为李煦、曹寅在正常途径之外搜集的情报，成为影响康熙帝政治判断的重要因素。中村正人《清代刑法有关“疑贼毙命”案件的处罚》（《金泽法学》38－1、2），叙述了嘉庆十六年发生的“疑贼毙命”的案件以及事后认定的处罚规定，认为其背景是法律条文虽从轻，实际执行却从重，即并未予以减刑的结果。石桥崇雄《满文〈御制朋党论〉》（《国士馆史学》4），将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满文《御制朋党论》译成了罗马文字。作者历来认为，雍正帝时期中央集权制权力支配的确立，是中国官僚制度机构与满族部族制要素积极融合的结果。这一主张应当体现在对满文《御制朋党论》的分析中，我们期待着作者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泷野邦雄《从李光地的眼睛看汤斌的失意（上、下）》（《经济理论》273、274），根据李光地的记载，叙述了康熙时期朝廷官僚汤斌的政治状况，特别是从失意至去世这一阶段的情形，并分析了当时的党争问题。 

石桥崇雄《满州王朝论》（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分析了入关以前满族王朝的政治构造与其后清朝政治构造的相似之点，确认从前者到后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强调应从二者的连续性着眼进行考察。真水康树《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制度考》（《法政理论》30－2，新泻大）和《雍正时期的直隶州政策》（《环日本海研究年报》4）二文，对明清时代各个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动作了统计分析，并考察了其变化的背景。山本华《明末清初的牙行与国家》（《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22），从牙行的活动状况与依靠地方政府筹措安排的物资、劳役之间的关连入手，以地方衙门必要的、持续的地方征收体系的历史发展为中心，分析了清代的地方行政。臼井佐知子《中国明清时代文书的管理与保存》（《历史学研究》703），介绍了中国对以“档案”为中心的文书史料的管理、保存以及开放情形，同时还介绍了有关地方行政的资料。梅田郁编《前近代中国的刑法》一书，其中第三编收录了有关明清时期的论文。玛休·H·绍玛《晚期帝制中国法律中的卖淫问题》（寺田浩明译，《中国－社会与文化》12），认为雍正帝豁除贱籍，也取消了卖淫者的贱民身份，这是从道德上、刑事责任上、身份集团上的区分进而到性别程度的区分，反映了在法律认识和法律对策上有关原理基准变化的契机。 

（二）经济 

泉泽俊一《清代东南沿海的米谷流通》（《历史》86），分析了明中叶至乾隆时期福建省沿海地区米谷流通的状况，揭示了其由供给地省内而江浙而台湾乃至东南亚的转运情形。日山美纪《关于清代典当业利率的一个考察》（《东方学》91），分析了自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后半叶江南地区典当业的利率情形，追溯了其下降的趋势，指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一的利率可称为“低利率”，并认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利率的降低。不过，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山本进《清代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商业网》（《历史学研究》689），在设想市场多重构造的形成以及外地和本地商人集团出现的基础上，以已然形成地域经济圈的湖北、四川与其腹地湖南、云南、贵州为主，从市场论的观点出发，探讨了各个地域商人集团的势力范围及其擅长的经营种类，论述了市场构造的变化和地方性商人集团发展的关系。北山胜次《康熙后期的物价问题》（《亚细亚》6），从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清实录》史料中，抽出有关平粜、漕粮以及钱法的材料，考察了物价问题与官僚制度的关系。宫崎洋一《清代十七至十八世纪的黄河治水事业及背景》（《东洋史论集》24），以明末的潘季驯、清代康熙时期的靳辅、乾隆十八年的孙嘉淦和四十七年的阿桂为例，分析了他们提出的不同治河策略。关于清代治河的研究历来十分缺乏，若能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数量庞大的治河档案，相信会取得进展。 

宫崎洋一《清代十八世纪的水害与对策》（《史渊》224），以乾隆五十三年的荆州大洪水和堤防修筑为例，围绕明清时代的森林采伐与“环境”观、森林采伐与洪水以及水利事业的关系等中心问题，考察了长江的对策和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自然现。同一作者《清初中国的技术与“开发”》（《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22），通过对明末清初山东籍官员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的研究，揭示了其中有关行政改革、地域社会，以及技术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川胜守《明清时代商品生产的发展与江南市镇的形成》（《东洋史论集》，九大225），以市镇为中心，利用江南地区的地方志，补充了以往有关江南地区商品生产的研究，并描绘出江南市镇的面貌。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一书，展现了作者对明清经济史、物价史研究的全貌，并反映了作者试图从经济变动入手来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状况的构想。同一作者《明清时期的“找价回赎”问题》（《中国－社会与文化》12），从土地典当与卖断之间存在的“找价回赎”的实际状况着眼，分析了在土地纷争情形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武彦《乾隆初期铜钱流通的地域差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月报》177、178，专修大），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批奏析，就乾隆九年针对钱贵问题而施行的京师钱法八条征询各省督抚意见以及各省督抚的回应等有关情形作了考察。库里斯羌·塔尼艾尔斯《明清时代的生产技术》（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把非技术的要素及其关连性和消费活动置于“技术史”的研究中加以考察，肯定了明清时代生产技术的历史作用。川胜守《明清农业论》（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指出目前对明清农业技术史的研究尚不充分，并就明清农业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作了初步探讨。渡部武《关于清代产业技术“外销画”的调查纪要》（《民间工艺月刊》29－12），揭示了清代广州贩卖“外销画”的店铺、画坊的有关情形以及从事“外销画”创作的画家的活动状况。所谓“外销画”，即指当时向盛行“中国热”的欧洲输出的绘画等工艺品。 

（三）社会 

远藤隆俊《人造的系谱》（《东洋学集刊》75），把苏州范氏与沈阳范氏两支范氏履历的会合置于明末清初政治与社会的联系中加以考察，并推阐了明清时期宗族的存在形态。作者在结束议论时提出，从分布于全国的范氏系谱的广泛性来看，成网状分布的宗族组织应当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栾成显《明末清初庶民地主的一个考察》（《东洋学报》78－1），以徽州文书为依据，考察了明末清初庶民地主的典型，徽州朱学源一户的具体存在形态，包括该户的人口动态、土地所有状况、土地买卖状况，以及人口构成等情形，并指出所谓庶民地主，就是不具有官僚地位和学术地位等种种特权的中小地主。菊池秀明《明清时期广西壮、汉两民族的移住与“汉化”》（《纪要》131，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广西省桂平县的事例为中心，考察了壮族、汉族移民与同化的过程，他们与“客籍”精英人物的关系，以及“汉化”的趋势和身份的变化等问题。山本英史《明清黟县西递胡氏契约文书的考察》（《史学》65－3），介绍了保存在黟县西递胡氏旧宅二十六件文书中十三件的情况，并透露了公布其他文书的潜在可能性。大部理惠《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宗教结社教义的一个考察》（《语言、地域文化研究》2），分析了起源于明末的民间宗教黄天道的宝卷，揭示了其教义的内容。历来学者多将民间宗教作为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的素材来加以探讨，而本文的研究与此迥异，直接从民间宗教的正面切入，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期待着作者的进一步研究。川胜守《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共同基地义冢》（《东洋史论集》24），依据乡镇志的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作为都市问题之一的墓地问题。 

片山冈《华南地方社会与宗族》（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在关注清代珠江三角洲农村社会基层结构具体状况的同时，考察了民间社会的结合与契机。井上彻《清朝与宗法主义》（《史学杂志》106－8），着眼于清朝国家对祠堂制度和宗法主义的对策，认为雍正帝奖励设置祠堂，表明清廷继承了明代舍弃宗法主义的作法，一方面把宗族祠堂排斥于礼制之外，一方面又允许其实质性地存在。小田则子《十九世纪顺天府宝坻县的“村庄”与“村庄”联合》（《纪要》，爱知大），从十九世纪顺天府宝坻县的事例出发，认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联合是与农村的治安维持和宗庙管理等活动紧密结合的。松浦章《中国史研究中徽学的兴起》（《东方》192）和臼井佐知子《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二文，介绍了徽学研究的现状与徽州文书及其相关资料。涩谷裕子《从徽州文书看“会”的组织》（《史学》67－1），依据徽州文书中有关帐簿，考察了徽州社会“会”这一组织的特征。林玲子、柳田节子监修，亚洲女性史国际研讨会执行委员会编《亚洲女性史》，是提交给亚洲女性史国际研讨会的报告书。该书第一编第四章题为“美国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其中所收与明清史有关的论文，对明清时期仍处于儒学伦理道德规范下的女性观作了再探讨，表现出积极重视明清时期女性作用的特点。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53》），是一部叙述善会、善堂运行机制，并尝试揭示其历史意义的大著。它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福利史的研究，而且是从社会关系、社会组合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着眼来研究善会、善堂史，提供多种视点的杰作。 

（四）民族 

松浦茂《十八世纪黑龙江下游地方的霍吉珲》（《东洋史研究》55－2），指出生活在黑龙江下游地方的边疆各族，若有备齐大量珍贵毛皮到北京纳聘，得到清廷恩赏并迎娶北京旗人女性为妻者，都被称之为霍吉珲。这种联姻结亲制度是清廷实行的边民制度的组成部分，其背景即为清廷对黑龙江下游地方的统治体制，霍吉珲则是与这一体制相互依存的。涩谷浩一《康熙年间清廷对土尔扈特的遣使》（《纪要》人文29，茨城大学），根据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的深入考察，分析了康熙末年清廷派遣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落的情形，否定了以往使团负有劝其东归使命的“密命说”。增井宽也《满族觉尔察·哈拉考》（《立命馆文学》544），对未被收入乾隆九年刊行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满族著姓觉尔察·哈拉的“异常情形”作了考察。觉尔察·哈拉是清廷依据犯罪等级从宗室革退令其居住在觉尔察地方的诸派，与清太祖时期出仕家仆的“包衣”一派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与清室关系比较疏远的族派。 

涩谷浩一《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袭击哈密事件与清朝》（《人文学科论集》，茨城大·人文30），认为康熙五十四年发生准噶尔袭击哈密事件之后，清廷对准噶尔的断然态度有所变化，开始探索和平解决事态的途径。松浦茂《18世纪黑龙江中游地区民族的交替》（《东洋学报》79－3），考察了18世纪黑龙江中游地区的居住民族及其迁徙过程。柳泽明《清代黑龙江地区八旗制度的发展与民族的重新组合》（《历史学研究》698），认为在清廷的控制下，随着民族的划分和支配情形的变化，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导致了大兴安岭各民族的重新组合。中村淳《西藏与蒙古的相遇》（《中央欧亚大陆的统合》），认为清朝与14世纪以来的各个王朝同样，也依据藏传佛教来论证“王权”的正当性。平野聪《藏传佛教共同体与“中华”》（《国家学会杂志》），在假定藏传佛教共同体作为清代以来西藏等亚洲内陆地区多民族的统合理论存在的前提下，对“中华帝国”清朝的地位作了历史的再探讨。武内房司《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与当地少数民族商人》（《学习院史学》35），考察了18世纪以来位于贵州省东部、湖南省西部的清水江流域商业化和木材交易的发达，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控制与当地社会、少数民族对此的回应。同一作者《西南少数民族》（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探讨了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研究的课题。库米科·卡东《18世纪西双版纳的变化》（《研究论集》，名大·文·史学42），把18世纪上半叶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社会，变动置于银流通的经济背景下予以探讨，并强调了这一探讨的必要性。 

（五）学术文化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文本论》（《中国－社会与文化》11），指出章学诚在文本解释上批评“朴学”的解释，而主张理性行为受个性和情感的支配，这并非具有宋学的意味，而是“恕”，亦即要求读者具有理想的共感能力和感情交流的资质。泷野邦雄《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稿〉》（《中国研究集刊》）和《关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翁方纲篡〈四库全书提要稿〉的考察》（《经济理论》272，和歌山大）二文，都是介绍、研究翁方纲所篡《四库全书提要稿》的专文。前者介绍了翁方纲所篡《四库全书提要稿》的情况，并推论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篡过程中某一方面的情形。后者则根据同一资料，考察了《四库全书》编篡的有关情况。片山兵卫《文学作品中所见的明清教育》（《制度与社会》），认为从文学作品中能够了解到教员和生徒的日常活动和思想意识。片冈一忠《洪亮吉传（初稿）〈四〉》（《历史人类》24），是关于洪亮吉系列传记的最后一篇。洪亮吉生活于乾隆初年至嘉庆年间，亦即清朝统治由全盛开始出现衰微征兆的时期，作者根据洪亮吉的诗文著述，撰写了这部传记。人们历来认为，通过诗文著述来了解传主的真实思想是有难度的，但要多角度地了解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这一研究又是十分必要的。 

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中国－社会与文化》12），认为清朝自称从“天朝”到“中国”的这一变化，是在嘉庆以后开始的，它反映了清代世界观的变化。大谷敏夫《清代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史》（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主张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探讨清代的政治史。佐藤一郎《满人对中国的统治》（华岛升、高山博编《地域的表象》，《地域的世界史》2），从清廷的文字狱入手，分析了清帝国存在的华夷问题。佐佐木爱《毛奇龄的思想经历》（《东洋史研究》56－2），追溯了考据学家毛奇龄学问、思想发展变化的经历，认为明清之际学术体系的变动存在着连续性与中断性二者并列的复杂情形。伊东贵之《吕留良的“礼”说与“经权”观》（《东洋思想与宗教》24），分析了清初理学家吕留良的思想主张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大西克巳《王船山的“郡县”“封建”论》（《日本中国学会报》49），从“势”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发，论述了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国方九史《王船山对阳明学的批判》（《研究纪要》，吉备国际大·社会7），论述了王夫之对王畿及左派王学的批判。 

（六）中外关系 

艾力斯库·丘鲁夏《最初的对话》（森由利亚译，《东方学》92），论述了在规模和时间都受到限制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关于基督教研究的意义，认为中国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之间高度理性水平的碰撞，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历来在耶稣会研究问题上都偏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学方面，并且应当以二者的统合为目标。浅见雅一《中国耶稣会士的任官问题》（《史学》65－4），提出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任官是否能妥善履行其职责的问题。作者围绕耶稣会士在中国任官问题，利用耶稣会士一方的材料，叙述了传教士桑比阿吉出仕南明唐王朱聿键朝廷的经过，指出耶稣会士将在中国朝廷担任官职视之为合法化方向并为之推阐理论根据，并且，通过任官问题，清代耶稣会确立了中国传教的基本方针。井川义次《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的〈易〉解》（《日本中国学会报》48），以库普列等人的著作《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中有关《易》的部分为例，指出该书从“谦逊”这一美德的共通性出发而主张中国哲学有神论，并认为其背景是传教士试图藉此论证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 

吉田寅《基督教初期医疗传道史研究》（《研究纪要》12），概述了十九世纪初叶中国新教传道开拓时期传教士的各种活动，并特别探讨了浩卜宋的中文医学书籍的内容与特色。浩卜宋医学书籍是日本幕府末期接受西洋医学的贡献。同一作者《入华新教传教士与〈三字经〉〈千字文〉》（《历史学与历史教育》50），介绍了十九世纪初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普及基督教义而创作的各种《三字经》以及传教士出版的《千字文》等情形。吉田寅还发表了《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史论集》9）一文。 

楠木贤道《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看康熙二三年的俄清关系》（《历史人类》24），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满文档册中，选择与一六八四年俄清关系史有关的部分，将其译为日文，并概述了当时的俄清关系，认为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是俄清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松浦章《清代前期的浙江海关与海上贸易》（《史泉》85），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浙江海关的“黄册”资料，以数量分析为主，考察了在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浙江海关的贸易情形。吉田寅《中国新教传教史研究》（汲古书院），是作者根据在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从事研究的论文集，作者试图藉此阐明这些中文著述的历史意义。同一作者《中国新教传教与中文定期刊物》（《基督教史学》51）和《清代新教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史论集》，同大，10）二文，前者介绍新教传教士中文著述及刊物，后者则收录以新教为中心的研究成果。那须雅之《关于拉伯斯切德的〈英华字典〉》（《文学论丛》，爱知大114），从书志学的角度，对19世纪传教士拉伯斯切德著的《英华字典》作了考察。 

二、近代 

自八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视角和对象逐步多样化。1996年的研究，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以下，谨译取有特色的方面作简要介绍。 

其一，“亚洲经济圈”的提出，这也是“世界体系”与中国、亚洲的关系问题。杉原薰《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构造》一书（智慧书房），以“亚洲间贸易”为基本概念，历史地叙述了东亚地域的经济模式，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冈本隆司《在通商与朝贡之间》（《纪要》，社会科学81，宫崎大学），着眼于中英双方的关系来分析福州贸易的低迷和发展，指出其贸易重心出现“从广东到上海”的移动趋势，但广东贸易体系仍然保有，并且，作者还进而论述了贯穿国内贸易、朝贡贸易和西洋贸易这一体系的存在。在此，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世界体系”论，但无疑提出了就中国一方而言如何与“世界体系”结合这一视角。廖赤阳《网络的“交错”》（《历史学研究》691），分析了下关、门司两地（亦称关门）华商的商业交易，认为关门两地的市场圈存在着华商网络、转运网络、漕运承包网络等相互交错的状况。 

其次，对原来意义上的价值判断重新加以考察，力图从研究对象内在的理解入手予以历史地展开。细见和弘《李鸿章与清法战争》（《中国－社会与文化》11），对以往李鸿章拒绝派遣北洋舰队是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是李鸿章忠实于清政府强调地域防卫这一意图的结果。高纲博文《关于孙中山帝国主义观的再考察》（《纪要》21，日本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认为孙中山是以强权政治的观念来认识当时的政治状况的，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立场。藤井升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再论》（《历史评论》549），提出了应当重视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见解。 

其三，重视研究人物的思想。佐藤慎一《梁启超与社会进化论》（《法学》59－6，东北大学），把梁启超接受社会进化论的过程置于康有为、严复，以及日本人的社会进化论相互交汇的三个阶段中进行了考察。佐藤慎一还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东大出版会），我们期待着专评的出现。深泽秀南《变法运动与陈宝箴》（《史境》32），从振兴实业、推举人才、阐扬思想等方面，论述了陈宝箴在变法运动中的作用。川上哲正《景梅九与辛亥革命》（《学习院史学》34），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中心，追溯了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事迹。小林武《中国近代的个人笔记》（《纪要》1，京都产业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为理解清末的个人，并与西方个体的自立相区别，作者提出了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认识自我的范畴。 

其四，以地域社会以及经济为对象的研究，这反映了对社会经济或者说对中国支配构造基层关注程度的提高。吉泽诚一郎《天津团练考》（《东洋学报》78－1），分析了天津团练的形成与活动情形，指出团练不仅是在都市自治体背景下产生的组织，而且还是依靠当地权势者得以形成的组织。夏井春喜《辛亥革命与苏州乡村》（《史朋》28），指出辛亥革命使苏州的租栈经营有所好转，而国民革命时期苏州出现割据政权时则再次陷入危机。由此可见地域利害与政治构造的关系。片山刚《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集落与“村”的领域》（《东洋文化》76），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指出华中、华南地区“村落土地”并不缺乏，其领域是可变的。菊池秀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宗族与地域社会》（《历史学研究》686），分析了乡约《安良约》在宗族组织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安良约》不仅未能调停宗族内外的矛盾，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使之走向崩坏。西川真子《关于清末宗族的继承问题》（《史林》79－1），指出宗族的继承问题在于族长发言权的界限，很多案件需要依靠官府予以调停，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族长权威的限定性以及宗族组织的安定性密切相关。黑田明伸《二十世纪初叶太原县地域经济的基础》（《东洋史研究》54－4），探讨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地域经济，认为以市镇为中心向外开放的共同体，构成了中国地域经济的基础。田尻利《中国近代的桑叶商人》（《立命馆经济学》44－6），考察了迄今仍未受到重视的桑叶行的有关情形，揭示了其营业内容以及经营形态。松浦章《晚清时期上海南市的沙船航运业》（《文学论集》46－1，关西大学），探讨了中国海运业的有关情况。中村哲夫《近代中国通货体制的改革》（《社会经济史学》62－3），着眼于货币、银行、财政三方面的因素，分析了中国的通货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末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建过程。陈来幸《清末民初的商会与中国社会》（《现代中国》70）与小岛淑南《二十世纪初叶企业经营者的联合与经济改革的探索》（《纪要》21，日本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均考察了商会成立时期早期资产阶级统合的形态。山本进《清代后期直隶、山东的差徭与陋规》（《史林》79－3），认为地丁合一征收之后，直隶省和山东省并未实施差徭和与之相关的陋规的改革，而是不了了之，这一状况造成基层地方行政中地方征收的相当部分依靠商业的陋规，而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 

其五，政治史的研究，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贵志俊彦《清末的军制改革》（《纪要》3，岛根县立国际短大），将清末新军的创设置于“中央化的改革模式”中予以把握，并着眼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分析北洋常备军改编为“国防军”的主因。古市大辅《清代后期的盛京行政及其变化》（《史学杂志》105－11），统计分析了十九世纪盛京人事变动的倾向，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府尹的地位较之十九世纪下半叶要高，这是因为前期多由于京官的调动，而后期多出自外官的任用，甚至盛京五部侍郎的地位还成为京官生涯的通过点。山本进《清代四川的地方行政》（《东洋史研究报告》20）与《清代江南的地保》（《社会经济史学》61－5）二文，分别以四川、江南为中心，说明清代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多有赖于乡绅阶层的参与。由此而出现的清末的“地方自治”，也是依靠这些并非与朝廷对立的乡绅阶层而得以实行的。此外，孙安石《光绪新政时期政治考察五大臣对日本的访问》（《历史学研究》685），论述了光绪时期朝廷为进行立宪准备而派遣考察团的有关情形，特别是对日本考察的情况，并揭示了中国公布的《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关系。 

其六，关于鸦片问题，注重将地域的视角与对外的视角结合起来予以研究。井上裕正《关于鸦片弛禁论的形成》（《东洋史研究》55－3），以地域利害为轴心来评价当时的鸦片贸易弛禁论，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广东出现的弛禁论，其动机在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重建广东贸易体制，这可以说是广东官吏、行商、知识阶层利害一致的看法。新村容子《清朝政府的鸦片输入代替政策与鸦片贸易》（《东洋学报》78－2），从贸易的视角考察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鸦片贸易，认为清朝政府的鸦片“输入代替政策”成为对付英国棉织品输入竞争的转折点。 

继1996年之后，1997年日本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情形。在此，谨分门别类介绍如下。 

政治　足立启二《中国近代化的世界史位置》（工藤敬一编《东亚的文化构造》，九大出版会），试图对具有传统社会构造的近代化中国的统合过程作出说明。吉泽诚一郎《清末剪辫论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56－2），考察了被视为政治、社会秩序问题的剪辫论的谱系，指出剪辫发并非一定是反对清朝的象征。曾田三郎《清末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杨度》（收入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东方书店），根据杨度在宪政馆的任职情形，指出其政治改革论中关于官制改革的主张经历了从国会速开论到责任内阁制的变化。楠濑正明《清末立宪改革与梁启超》（收入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认为梁启超作为主张国会速开论的理论指导者，逐渐与清朝的立宪化政策相背离，并走上了一条与杨度不同的道路。中村聪《清末保守政党的萌芽》（《东洋研究》，大东文化大123），着眼于从勉学会到保国会的变化，揭示了清末保守势力抬头的情形。藤谷浩悦《关于1910年长沙粮食骚乱电文的考察》（《纪要》，东京女学馆短大19），以粮食骚乱这一事件为中心，考述了台湾、日本、英国有关的外交文书。蒲池典子《清末华北地区乡保的敲诈勒索》（《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9），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天府全宗”的记载，介绍了七个有关事例，揭示了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的具体情形。 

社会经济　吉泽诚一郎《清末天津的“捐”与城市管理》（《社会经济史学》63－4），揭示了“捐”是管理、控制城市各行各业的保证。同一作者《火会与天津教案（1870年）》（《历史学研究》698），认为教案是由天主教教会与“义拳”之间的竞争、对立关系引发的，而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组织火会则是“义拳”的一部分。小滨正子《近代中国的民间社团与“公众领域”》（《现代中国》7），介绍了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大致情形，但在“公众领域”这一翻译用语上，似仍需慎重考虑。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人物史》（东方书店），是生动描绘活动在都市社会各个层面的诸种势力人物的佳作。酒井忠夫《中国帮会史的研究：青帮篇》，则是揭示民间宗教、漕运、青帮情形及其相互关系的一部颇有意味的著述。刘世龙《清末农工商部的产业振兴政策》（《史学研究》218），将农工商部与其前身商部作了比较，论证了其产业政策所起的指导和推进的作用。 

中外关系　佐藤元英编著《英国外交部有关日本·中国关系文书目录》全三卷，该书不仅包括外交史，还涉及到其他有关领域，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廖赤阳《在日华商的社会组织与商业网络》（《纪要》，东大·东文研214），以长崎福建会馆为例，对1860年以来大约百年间商业网络的实际情形及其变化作了探讨。安藤久美子《辛亥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在近代》32），从连续性的视角出发，追溯了清末民初海关接收运动的过程。冢濑进《日本商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存在形态》（《纪要》，〈中央大·文〉史学42），论述了日本商人在东北地区活动的不同情形以及与华商的关系。江夏由树《以土地利权为中心的中国·日本的官民关系》（《亚洲经济》38－1），通过奉天近郊皇产转让的事例，揭示出20世纪上半叶新的地主阶层出现的某种动向。中村义《长沙通商前后与日本人》（《史潮》新41），追溯了湖南省鸟居龙藏等人的足迹。曾四三郎《日本政治视察与清末省级行政组织的改组》（《广岛东洋史学报》2），分析了省级行政组织改组方案的内容，以及日本政治使节团对此的影响。高兰《甲午战后日本对清代中国经济进出口的设想》（《日本历史》593），探讨了伊藤博文对中国基本政策中确保南方地区经济权益的设想最终终结的原因。汪婉《清末各省提学使对日本教育的视察》（《中国研究月报》587）和《新政时期中国官绅对日本教育的视察与日本一方的对策》（《中国－社会与文化》32）均利用档案，叙述了光绪新政时期中国官绅视察日本教育的实际情形。又《直隶省的教育改革与官绅对日本的出访经》）《历史学杂志》106－3），揭示了官绅视察日本教育之事对教育改革先行地区直隶省的影响。 

人物与思想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和《上海人物史》，是专门研究人物的专著。此外，铃木智夫《清朝的遣美教育使节团与在日在美华人》（《人间文化》12，爱知大），依据祁兆熙的《游美洲日记》，叙述了有关情形。中村哲夫《梁启超与吴锦堂》（《纪要》，神户学院大·人文15），考察了宁波商人阪神财阀吴锦堂致梁启超的书信。俞辛焯《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方法论》（《中国21》2），提出应采取综合的分析研究的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陶德民《西村天囚与刘坤一》（《纪要》，关西大·中国文学会18），考述了努力促进清末教育改革的朝日新闻主笔西村天囚的活动。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与中国近代化运动》（绪形康译，《中国21》准备创刊号），认为清末的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都继承发展了“中华元典”精神。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6编第5号《1996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和第107编第5号《1997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1996年的《明·清》部分由党武彦撰写，1997年的《明·清》部分由古市大辅撰写；1996年的《近代》部分由小濑一撰写，1997年的《近代》部分由贵志俊彦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代》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