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1840年以前）
1995年日本清史研究成果中，首先应当提到山田贤《移民社会之秩序》（名大出版会）书，这是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清史研究的代表作。该书以四川省云阳县为对象，考察了当地移民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并试图通过对地域社会、宗族和宗教叛乱的研究，比较全面地把握18、19世纪的清代历史。可以说，自旧有的研究模式崩坏之后，日本学者从八十年代开始进行的各种研究方式或方法的探索，至此终于呈现出崭新的姿态和一种全新的对历史的认识。
回溯“地域社会论”这一概念和方法的提出，还在1981年名古屋大学专题讨论会上，森正夫所作学术报告即已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地主制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研究赋役制度史的“国家中心论”二者割裂开来，事实上，可以从人类生存基本形态（广义的再生产的形态）的视点出发，通过反映二者并存和相互关系的“社会秩序”这一概念，来尝试进行研究。当时，这一观点尚未引起学者充分的理解和重视，但经过15年来的研究实践，可以说许多研究者已经接受并尝试从地域社会论的分析视角出发，来把握对国家以及公共权力的内在的理解。在此，谨对这类研究略作回顾。
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浙江省诸暨盆地的观察和研究。上田信《传统中国》（讲谈社会书选）一书，运用“历史系统论”和新的研究方法，叙述了上自元末下迄清末这一地域社会秩序周期循环的形成过程，指出与之相对的正是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存在，某一地域社会秩序“螺旋运动的循环过程”应当包容在国家统合秩序的轨道之中。基于同样的内在的理解，岸本美绪《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社会》（《历史与地理》483 ）一文，则探讨了当国家权力突然消失之时，人们会采取何种行动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伴随社会不安的增加而结成的小规模的稳固的集团，会随着代表新王朝权力的官府的再建和社会不安的减少而逐渐解体；在整个波动过程中，较之武装组织和正统思想体系，人们更多地服从国家权力，这在动荡时期依据的是国家权力的正统性，而在平时则是国家权力的稳定性。但对少数民族而言，则另当别论。菊池秀明《明清时期两广南部地区的客家移民活动与国家》（《史学杂志》104—11 ）一文认为，受到封建国家民族压迫政策控制的客家移民，具有被称之为“寻食”的热情，即寻求生计的稳定和上升，这一特点造成了其生存形态的流动性，并因此而形成与其愿望相反、亦与社会秩序相左的存在形态，遭到国家的镇压。在此，作者从少数民族政策所凸现的“中国文化的压抑性”这一视点着眼，指出了封建专制国家所具有的暴力性的一面。
以上是试图从内在的把握来理解清代国家状况的研究成果。此外，关于明末清初旧有体制的重组，以及明朝国家与清朝国家差异性的比较分析方面，森正夫《明末秩序变动再考》（《中国—社会与文化》10），在将明末地方志与宋代以及清代的地方志加以比较之后指出，明末方志的编纂者基于敏锐的危机意识，在《风俗》类里叙述了各种社会关系之下的秩序变动状况。林正夫另文《〈锡金识小录〉的风格》（《研究论集》，〈名大·文〉，史学41），考察了作为乾隆《无锡具志》外编的《锡金识小录》一书的编纂情况以及编者的思想意识。从编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差异着眼，作者认为，与主张自由表达思想主张的明末地方志相比，清代方志具有一定的界限和严格的政治规制。岸本美绪《清朝与欧亚》（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讲座2》， 《通向近代世界之路》，东大出版会），从欧亚大陆长期动荡的视角出发，把明清政权的交替限定在从“僵固”体制向“弹性”体制的变化这一概念范围之内，并对此作了自己的解答。
以下，谨对本年度研究成果作分类介绍。
地域社会 涩谷裕子《清代徽州农村社会的生员共同体》（《史学》64—3，4），根据康熙年间婺源县庆源村一生员残存的日记，揭示了农村社会里金融互助、文化、祭祀等活动依赖各种“会”的组织以及熟人关系的实际情形，作者认为，当地已形成了不受父系、母系家族等血缘关系束缚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开放的网络体系。渡昌弘《明末清初的上海姚氏“家人”》（《东洋史论集》，东北大，6 ），根据《历年记》的记载，指出忠于主人并在主人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家人，其情形各异，不能一概视之为“奴仆”。所谓家人，在历来的奴变研究中，多被视作为争取独立身份而斗争的奴仆，其状况究竟如何，有必要将其置于明清之际社会秩序变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中谷刚《明清时代崇明岛的社会与宗族》（《社会科学研究年报》，岩手县高校，36），叙述了当地饥馑赈济和社会资本（具学、桥梁、道路等）的完备状况以及具有丰厚财力的士子与社会精英的活跃情形。但所引史料的句读却有欠准确，如“汤药，必尝溺器，亦手涤”一句，当为“汤药必尝，溺器亦手涤”。井上彻《日本学界关于明清时代宗族问题的研究》（《境界与交流》，弘前大，人文学部特定研究报告书），则介绍了日本学界对明清时期宗族问题的研究状况。
政治 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诸问题》（山川出版社），是集中论述清王室与八旗、政治与社会，以及藩部等问题的论集。其中编者石桥秀雄《关于清朝入关后满洲的称呼》，指出乾隆朝敕撰《满洲源流考》的意图，是直面当时满族意识弱化的现实，试图恢复以往在建立清朝、迁都北京、统一中国、控制藩部过程中所产生的满族意识。石桥崇雄《清初祭天仪礼考》，把皇太极天聪十年的祭天仪礼置于从满族原有萨满教的堂子到中国的天坛的变化过程中，根据满文档案，详细复原了其祭祀的内容，并推论当时二段构造的天坛是仿效明初制度而来的。细谷良夫《清代中期八旗汉军的重组》，考察了雍正年间前后两次实施的对汉军所属佐领数额的平均分拨政策，指出此举是以削弱诸王权力、确立皇帝权力为目的而对八旗组织进行的改革。渡边修《顺治年间的汉军（辽人）及其任用》，对入关前降清的辽东出身的汉人官僚被任用为地方官的情况作了数量分析，认为他们大多为官于华北和长江沿岸各地，对恢复清初社会秩序以及镇压抗清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加藤直人《清代双城堡的屯垦》，考察了嘉庆、道光年间为解决北京穷困、闲散旗人生计问题而推行的屯田开垦政策以及对屯丁管理方式的变化。其他如远藤隆俊《范文程及其时代》（《东洋史论集》，东北大，6）， 则从清初政治动向和满汉交流的侧面，上溯北宋时期和明代的范氏家族状况，对努尔哈赤时代即已出仕的八旗汉军官僚范文程的一生作了纵向考察。
关于清朝政治规制的强化，谷井阳子的力作《清代则例省例考》（《东方学报》，京都67），不仅从史料方面，而且着眼于行政上的变化，论述了清代则例省例的情形。作者指出，为适应省以及中央六部的严格监察，需要掌握必要的规则和以往的事例，但官僚机构对此的把握大多凭借幕友一类担任实际事务者个人的才干和能力，极易产生歧异，因此，地方各自刊布省例，中央则在乾隆时期确立了六部分别编纂则例的制度。在各种律令事例编纂物遽增的背景下，可以看到官僚机构内部高度集权的统治机能强化的事实。
关于法制方面，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司法论中的“裁判”与“调停”》（《中国史学》5），介绍了P·豪昂依据淡新、巴县、宝坻三县档案所进行的研究，并与滋贺秀三的有关研究相对照，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即地方官对民事案件所下的判决是从情理出发进行调停，抑或基于法律直接裁判？结果二者均非，所能看到的裁决方式却是与民众遥相隔绝的权威者即地方官对每一案件的当事者双方所下的个别的一次性规范“宣示”。作者指出，这就排除了官府裁判和民间调停的概念化对比，并且也超越了围绕裁决价值而立论的“法情理”的界限。如果从作者的这一视角出发，那么，着眼于州县裁判与依靠里老人的乡村裁判二者对立的里老人制研究，又将如何修正呢？唐泽靖彦《在口耳传承与文字记载之间》（《中国—社会与文化》10），把收录于清代地方裁判文书的供述书置于口耳传承文化和文字记载文化范围内，视之为文化经营的产物，并从其形成过程考察了依据口耳传承的交流方式与依据文字记载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村正人《清律“夜无故入人家条”小考》（《中国史学》5），根据该条法规内容即作为正当防卫，夜间侵入他人屋内者即使被杀死也可以不受处罚，分析了其适用的实际情形，并指出法律规定与运用之间存在着乖离的可能性。中村茂夫《清代妇人的刑事责任》（《爱大史学》，日本史·亚洲史·地理学4）， 则论述了嘉庆年间制定的有关妇人赎罪法的问题。
经济 关于财政方面，岸本美绪《清代户部银库黄册》（《清代中国的诸问题》），在统计户部银库积存银数的同时，指出了地丁银两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急遽下降的事实。党武彦《乾隆九年京师钱法八条的制定过程及其终结》（《东洋史论集》，九大，23），根据档案史料整理了该钱法制定的有关情况，认为作为“钱贵”的对策而制定的钱法八条，对铜钱市场并未起到明显的效果。冈本隆司《广东洋行考》（《东洋史研究》54—2），依据《清代钞档》的新史料， 将担负粤海关课税责任的保商制度的起源上溯至雍正末年，并从行的阶层分化（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来推论具有“广东体系”特征的内外并列的二分体制的形成。山根幸夫《明清华北定期市的研究》（《汲古丛书4 》），收录了作者六十年代以来发表的研究与农村徭役纳银化问题有关的定期市（市集、庙会）的多篇论文。其附录《东洋文库收藏的清代“牙帖”》则为作者新作，该文概要介绍了东洋文库在战前购进的清末湖北、甘肃等省牙行的168张营业许可状的情况。
关于都市与流通，王卫平《清代（康熙——光绪年间）江南都市的公所》（《史学研究》210），考察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工商业者组织。 作者认为，公所的源流可以上溯至唐宋以来本地工商业者的组织“行”，明代则出现了外来工商业者的组织“会馆”，二者的结合得以形成打破地域性的同业者组织亦即公所。然而，如果仅仅从行来探索公所的直接渊源关系，那么，从清末编纂的《吴门表隐》的记载来看，宋、元时期公所即已出现，不免使人难以理解。至于对“行”的研究，加藤繁（1935年）是主张自律的商人组织说的代表，对此持批评态度的则有主张唐宋的小野寺郁夫（1965年）和宫泽知之（1994年），主张明代的佐藤（新宫）学（1985年），他们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帆刈浩之《华南研究的新动向》（《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7），介绍了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为意图的“商人与地方文化”研究讨论会的概况。作者指出，历来的商业史研究，大多依据官方史料，缺乏对商业文化的关心，对商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很低；特别是日本人所具有的“农本主义”的思想，以及以往研究过分强调“农民革命”的历史观，极易产生轻视商业活动的倾向。笔者对此也颇有同感。近藤富成《清代归化城边远地区的交易方式》（《人文学报》，都立大，257 ），根据新史料集《旅蒙大盛魁》的记载，定量分析了以归化城最大的蒙古交易商、著名的“大盛魁”为中心的边远地区交易的实际情形。作者认为，蒙古方面使用“印票”进行资金融资的结果，造成了清末时期交易商的金融业化和蒙古方面的负债状况。松浦章《康熙盛京海运与朝鲜赈济》（《清代中国的诸问题》），探讨了为赈济盛京并波及朝鲜半岛的饥馑，利用盐商之力实行的清朝最初的海运有关情形。山名弘史《道光时期江北的大米市场》（《纪要》，法大·文，40），以尚存争议的沛县知县有关漕粮采买价格的报告为依据，考察了大运河沿岸水次夏镇谷物市场的实际状况和漕粮运输的种种方法。作者认为，史料所谓“按照产地月报粮价采买”，并非是“在产地每月报告的谷物价格的基础上采买”，而是依据由产地（这里指夏镇）报告的每月谷物价格进行采买。这一解释，有助于了解沛县知县报告中有关谷物价格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性。
关于技术史，库里斯羌·达尼艾尔斯《十六至十七世纪福建的竹纸制造技术》（《亚非语言文化研究》，东京外大，48、49），阐述了竹纸最大产地福建省在造纸技术上原料处理方法的缩短化这一事实，并据此考察了《天工开物》所记载的造纸技术，认为当时造纸的主要原料正处在由树皮向竹纤维过渡的过程中，其处理方法的缩短化尚未真正开始。作者指出，由于原料处理方法的缩短化，使得清除纤维杂质的操作效率低下，从而造成了版本目录学上人所熟知的清代印刷纸质量低劣的情形。而《天工开物》所记载的造纸技术主要以面向边远地区市场的优质纸为对象，这一特征表明它是一部以明末边远地区之间商业的开展为前提的商业技术书籍。作者的这一看法是饶有意义的。本田精一《〈三台万用正宗〉算法门与商业算术》（《东洋史论集》，九大，23），认为该书卷二二算法门上段“书算通玄”的例题，是与农村采购和市镇贩卖有关的商业色彩浓厚的算术，并且与该书卷二一商旅门同样，可视之为商业书籍的源流之一。
文化 一丿濑雄《明清时代北京的花卉文化》（《史泉》81），考察了北京花卉园艺文化的成熟和繁盛情形。小川阳一《从日用类书看明清小说的研究》（研文出版），则通过日用类书的记载，解读了小说所描绘的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诸星健儿《关于奎章阁所藏〈抚辽俘剿建州夷酋王杲疏略〉》（《纪要》，东洋大·文，20），收录了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该史料的全文，并介绍了有关情况。
中外关系 纸屋敦之《北京的琉球使节》（《历史札记》23—6 ），运用朝鲜方面的史料，考察了向清朝进贡的琉球和朝鲜的使臣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仪式上处于同等地位的交流情形。山形欣哉《雍正乾隆时期琉球来航的中国船只》（《海事史研究》52），根据《历代宝案》所载中国船的商船照，即海关发行的登录证摹本，从造船技术史的角度探讨了有关问题。
二、近代
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亚洲论”的泛滥，如实地显示出这是时代的产物这一事实。岸本美绪在《来自亚洲的思考》（东大出版会， 1993—1994年）一书的书评中指出，所谓“来自亚洲的思考”，试图从亚洲自身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进行自觉的讨论，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亚洲”这一框架本身，却是毫无意义的（《来自亚洲的诸视角》，《历史学研究》676）。对此，古田和子在迄今清理亚洲交易圈论的过程中， 提出有必要禁止使用“亚洲论”这一概念，并摆脱地域名称的限制，使用诸如网络这样的概念来设定课题（卫藤
现在，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历来得到肯定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这一主题正在日益相对化。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思想》849），认为由于列强的侵略， 中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接受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助长了人种差别，这表明了“神圣”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思想性。松本彰《“国民国家”的观念与现实》（《历史学研究》678）， 从国史思想体系批判、社会等多种视角出发，提出了有必要对国民国家的概念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下，谨对本年度研究成果作分类介绍。
地域社会 如今，在使用地域这一概念时，并不仅仅指实地调查的有效性。特别是华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民间社会原有秩序的动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都通宪三郎《福建省南部农村地区的普度仪礼》（《佛教经济研究》24），介绍了对晋江县祖先祭祀仪礼的调查情形，并揭示出仪礼轮流进行这一事实与该地区商品流通的关系。志贺市子《香港“道坛”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东亚地域研究》2），以“青松观”这一道教结社的“道坛”组织为例， 阐明了其社会功能与变迁。作者认为，“道坛”是对二十世纪香港、广东地区急遽的社会变化富有弹性的适应的结果。当前，在华南地区研究这一领域，对实地调查所获民间资料的收集、研究队伍的组织等项正在积极进行。其中，宗族与商业活动的关系以及与东南亚的历史性联系等论题正在展开，帆刈浩之《华南研究的新动向》（《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7），即反映了这一研究情形。
关于华侨、华人史研究，藤村是清《劳动移民回流的社会条件》（富冈倍雄、中村平八编《近代世界的历史面貌》，世界书院）和《中国南部四港出入境人数的变化（1855—1939年）》（《研究论集》，神奈川大·院·经，24）二文，分析了厦门、汕头、琼州、香港四处“华侨港”移民出入境人数长期的动态情形，前者还特别指出了归国人数长期以来稳定增加这一特征，并据此否定了历来认为华侨是“来自逆境的被动的流亡者”这一说法。石田浩《福建侨乡的乡村建设与经济开发》（《经济论集》，关西大，44—6）， 考察了福建省晋江市的华侨援助及其意义。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史研究》（智慧书房），运用华侨贸易商的帐簿史料，阐述了其内部经营的实际状况，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此外，斯波义信《华侨》（岩波新书），描述了华侨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可儿弘明、游仲勋编《华侨·华人》（东方书店），则着重阐明了其移民动力及其适应性。
关于宗族，伊源弘介、余一飞、王小丁《探访浙江地方旧中国的宗族聚居家宅（一）》（《研究报告》，〈静冈大·教养〉，人文·社会科学30—2），分析了孙氏家族聚居的浙江省富阳县龙门古镇的古建筑以及该镇状况，并据此说明了宗族的构造及其发展、古镇经济等问题。西川正夫《四川省广安县备忘录》（《论集》，〈金泽大·文〉，史学科15），运用族谱资料，考察了清末民初其乡族蒲氏的状况。
关于东北、华北地区，江夏由树《中国历史上异民族的支配问题》（《一桥论丛》114—4），论述了旧奉天省大地主张氏的历史，并探讨了其与汉军旗人的作用、官庄土地的民间买卖等问题的关系。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问题》（《史学杂志》104—1），批评了那种否定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关系，而从同一时期的民间文化来寻求义和团起源的作法，并根据历史上白莲教的实际状况，指出其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小田则子《清代华北农村的青苗会》（《史林》78—1）， 利用“顺天府档案”，揭示了青苗会系任意参加的团体这一特征，从而为理解近代以来“村”的形态提供了参考价值。蒲地典子《清季华北“乡保”的任免》（《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7），介绍了担负督催租税和维持治安职责的乡保的有关选任文书，作者认为，在地域社会的握有实权者与国家权力之间作为缓冲装置运行而被选出的这一指定机构中，缺乏对国家控制力和地域社会的责任感。
关于上海史的研究，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东方书店），概略介绍了上海的历史。《横滨与上海》编集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两个城市的发展史作了比较研究。《国际城市上海》（《产研丛书1》， 大阪产大·产业研），则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日本人社会情形。
经济 关于贸易，冈本隆司《广东洋行考》（《东洋史研究》54—2），利用新的史料考察了广东洋行的变迁，并揭示出清末以来洋关与常关并存的渊源状况。贵志俊彦《清末直隶省的贸易结构与经济政策》（《纪要》，岛根县立国际短大，2），论述了天津贸易结构的变化与袁世凯通货政策的关系。
关于财政，山本进《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9），着眼于山西省的差徭改革与他省财政集权化动向的关系，认为当地商业化的迟缓导致了其财政自立的困难。山本时进另文《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104—2），指出19世纪江浙地区十分普及的善堂并非是慈善团体，而是以防止书役需索为主要目的的财团，由于这种需索是随着国家财政困窘出现的，所以善堂救济的对象并非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而是被书役巧取豪夺的有产者。目黑克彦《光绪十六年国产鸦片的课税问题及其各省对策》（《研究报告》，〈爱知教大〉，社会科学44），考察了国产鸦片合法化的议论以及各省的实际状况和对策，认为禁令事实上已经有名无实。目黑克彦另文《国产鸦片课税的应有状态与实际情形》（《东洋史论集》，东北大，6），追溯了光绪年间对鸦片的生产、 贩卖正式课税并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组成部分的情形，并考察了江苏省徐州府鸦片流通与课税、厘金征收的实际状况。饭岛涉《近代中国的通讯网络》（中村义编《新东亚概貌的研究》，三省堂），简要论述了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开展，并强调了海关所起的作用。久保亨《中国内陆地域的企业经营史研究1 》（村山研一《内陆地域文化的人文科学研究2》， 〈信州大·人文学部特定研究最终报告书〉），探讨了四川省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经营史。
此外，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有上田信《清代中国的灾害与人口》（速水融、町田洋编《人口·疾疫·灾害》，《文明与环境讲座7》，朝仓书店）。该文指出，由于华南的太平天国、华北的捻军、西部的回民叛乱所带来的人口减少造成了人口空间构成的急遽变化，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战乱之后，人口指数低迷。作者认为，荒年青黄不接时期的粮食供应能力规定了某一地域的人口规模，根据族谱等资料对每月死亡人数所作的动态分析来看，19世纪中叶以前支撑高密度人口的社会结构经战乱之后已然崩溃，人类的生态状况再次回到17世纪的慢性饥饿状态，并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政治 关于地方政治，田中比吕志《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结构及其变化》（《史学杂志》104—3），分析了江苏省宝山县地方精英的活动，认为他们试图依靠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的设置来实现地方自治。王翔《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城镇的经济、政治动态》（《在近代》27），介绍了吴江县盛泽镇丝织手工业的近代化以及地方自治的活动。
关于辛亥革命， 深町英夫《中国革命运动的起源》（《在近代》27），围绕兴中会成立的问题考察了夏威夷岛和广东的社会状况。藤井深山《孙文与日本及其东亚》（《新东亚概貌的研究》），精心描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久保田文次《世界史上的辛亥革命》（《新东亚概貌的研究》），重新考察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
关于法制和法律，林学忠《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东亚地域研究》2），考察了清末有关国际法译著的出版状况以及时人对国际法的认识。松田惠子《清末礼法争议小考（一）（二）》（《法学论丛》137—2、5），论述了西欧近代法典的传入， 特别是刑法典编纂之际“法理派”（积极派）和“礼教派”（反对派）之间的争议（即“礼法之争”）。喜多三佳《关于沈家本“融会中西”的一个疑问》（《研究纪要》，〈鸣门教大〉，人文·社会科学10），重新研究了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有关问题。
中外关系 19世纪下半叶，东亚日益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茂木敏夫《清末的“中华文化圈”与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10），指出在与近代世界的对峙中，清朝政府仍依据以往的德治传统，欲将已经开放的周边地域纳入其封闭体系，并进行重新组合。但甲午战争后，清朝支配周边地域的根据作了180度的大转换， 开始寻求西欧近代国家的模式。小原晃《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朝关系》（《史潮》新37），探讨了在朝鲜的中国人的活动和总领事馆派遣等问题，认为下关条约之后，中国对朝鲜传统的朝贡模式尚无太大变化。金凤珍《东亚三国的“开国”与万国公约的接受》（《纪要》，北九州大·外国语，84），对日本、清代中国、朝鲜三国“开国”的性质以及接受万国公约的情形作了比较研究。作者分别强调了三个国家主体性的不同方面，但三国“近代化”的差异究竟起因如何，仍然是一个难题。本野英一《对英红茶输出贸易的衰落与中国商人“团结力”的界限》（《东洋学报》77—1、2），分析了福州在华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论争。加藤祐三编著《近代日本与东亚》（筑摩书房），则多方面论述了近代东亚的有关问题。
关于琉球问题，西里喜行《清代光绪年间“琉球难民”的飘泊事件》（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集室编《第二次琉球·中国关系史专题论文集》），介绍了救助、送还琉球难民的组织，并考察了清代琉球难民的贸易活动及其有关情况。西里喜行另文《琉球问题与清代报刊资料（资料编7）》（《纪要》，琉球大·教育，47），介绍了有关琉球问题的报刊资料。
中日关系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较之国家之间的关系，学者更为重视民间的交流，或者说个人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中村义《“支那”浪人备忘录》（《新东亚概貌的研究》），首先涉及到了早期“亚细亚论”的鼓吹者大陆浪人的有关问题。笕久子《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中国文学报》50），揭示出黄遵宪与日本官僚文人的交往，为其《日本国志》等有关研究日本的著作提供了高质量的背景。松本武彦《神户中日协会的建立》（近代日本研究会编《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7》，《政府与民间》，山川出版社），考察了神户建立的中日实业家联合组织的活动及其意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庭脩、王晓秋编《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1》，《历史》， 大修馆书店），则多方面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
关于教育方面，肖朗《关于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论的考察》（《纪要》，名大·教育，42—1）， 探讨了黄遵宪根据“日本模式”提出的以教育普及、国语改革、实额教育为支柱的教育改革论。孙安石《清末取缔留学生规则事件的真相》（《中国研究月报》49—3）， 重新探究了与出洋考察五大臣以及上海、韩国有关连的取缔事件，揭示出这一事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村聪《横滨大同学校的初期教育课程》（《东洋文化》，无穷会，309），介绍了横滨华侨学校初期的历史。
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藤田佳久《〈清国通商综览〉及其所描绘的清末中国的地域面貌》（《纪要》，爱知大·国际问题研，103）， 考察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1892年刊行的《清国通商综览》的内容。大谷正《新闻记者眼中的甲午战争》（《人文科学年报》，专修大，25），分析了从军记者铃木南洋和池边三山的新闻报道，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被情报化的有关情形。李梁《清末民初政治与社会的的一个侧面》（《文经论丛》，弘前大·人文，30—3）， 分析了内藤湖南和服部宗之吉的著作，探究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川岛真《“支那”、“支那国”、“支那共和国”》（《中国研究月报》49—9 ），从正式国名、略式国名、地理国名三个侧面探讨了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称呼。
关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戴国辉《土卫十——具有两种面貌的台湾》（《历史学研究》676）， 指出日本人对台湾的历史认识是十分浅薄的。陈培丰《近代日本的国体观念和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国研究月报》49—9）， 论述了上田万年主张强制推行“国语”，以使异民族统治合理化的国语观。やまだあつし《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的米谷业》（《现代中国》69），指出台湾的米谷输出经历了从中国转向日本的变化，并且外地商人衰落，台湾本土地主的米谷交易则发展起来。洪诗鸿《对日本殖民地时期台湾人产业资本的考察》（《经济论丛》，京大，155—2），着眼于台湾人中小零散资本的动向，指出其利用原有的土地关系、人际关系、民间金融等有利条件，得到了切实的发展。此外，広濑顺皓《台湾总督府文书概要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的活动》（《亚洲资料通报》33—6），则介绍了对有关史料的调查情况。
思想·教育 关于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佐藤慎一《进化与文明》（《东洋文化》，东大·东文研，75），考察了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的多种东西文明比较观。李恩民《清末中国的科学认识及其实践》（《史潮》新37），将甲午战争后10年间“启蒙”科学观的诞生及其实践置于变法运动的过程中，介绍了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戴禾《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人类观的比较》（《国际研究论集》，八千代国际大， 8—2），认为二者都能看到佛教无的思想，但体系却完全不同。
关于教育， 小林善文 《中国近代的中学教育》（《神女大史学》12）和《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纪要》，神户女大·文，28—1），分别论述了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和女子教育的有关问题， 是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
此外，溝口雄三、伊东贵之、村田雄二郎合著《由此出发的世界史4》，《中国概观》（平凡社），通俗易懂地叙述了儒学社会的变化，中国革命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竹内弘行《中国儒学近代化论》（研文出版）亦已出版。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5编第5号《1995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亲宫学和帆刈浩之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而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