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我有幸应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刘陶陶教授的邀请访问英国，以主要的时间，考察了解在英国的与我国清史有关的资料及其研究状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走访了英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博物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术机构和研究单位。我的印象是，英国关于中国的清史研究资料很丰富，许多资料值得我们专门的发掘和研究。

英国国家档案馆是英国国家重要档案的所在地，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特。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档案资料，关于清代的部分，主要在外交部的档案里。这套档案原来在外交部，后转存国家档案馆。这套档案很丰富，分类很细。例如关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宗卷，分别有大使馆的资料和领事馆的资料。大使馆的资料中，又有文件、信件、杂录以及各种主管记录等；在领事馆的档案里，分地区列案卷，有北京卷、上海卷、广东卷、厦门卷、天津卷等。而每一个子卷，又是大量的具体档案，按年代排列下来。例如关于广东的案卷，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从1835年到1853年，就有案卷1954件。而每一卷，或一信，或一盒资料，或几大盒不等。这些档案，中英文的资料都有，都是当时原物，所以大都有相当可观历史文献价值。我索要了一些卷宗，看个大概。例如1835年6月23日的一个案卷（档案号：682/327/5[11]），是当时清廷关于严禁鸦片的档案。这个文件写到鸦片的危害，称其“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文件也警告外国商人，谓“鸦片系违禁之物，不得私行夹带进口”，“倘敢抗玩不遵……均严究不贷”云。这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对鸦片的基本态度，是很鲜明的禁烟立场。 

关于义和团事件后各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我也看了有关的卷宗，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包括重武器和轻武器数字。例如一个至1914年2月的数据表明，当时在北京的军事人员有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等多国军队，总计1946名，军官66名；加上驻天津等其他地区的军队在内，整个华北地区有军事人员8708名，军官328名。其中，最多的是英国部队，其次是日本，其三是法国，美国居第四。  

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非常关注中国的政治，档案表明，像光绪皇帝去世这一类的事件，英国外交部和驻华使馆更加关注。档案中，从1908年11月10日至1909年4月，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诸种文件，目录就有五个大张。从病危到葬礼，整个过程的文件、电报、信件往来，包括袁世凯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条件非常好，可以复印、允许拍照，还有茶水和饭点供应，所以在里面坐一整天也不觉累。如果有可能将其中的重要资料拿到国内研究，那对弄清这段时期的历史细节，会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国家档案馆不一样，英国国家图书馆在伦敦市中心。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敦煌文献和绘画丰富的地方，汉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推动促成了中英双方合作编印大型图录《英藏敦煌文献》。英国并正在努力把英国乃至世界所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斯坦因在敦煌和新疆所获部分文书的照片。  

国家图书馆是藏有与清朝有关资料的重镇。这方面资料的大头，是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这套资料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中英贸易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它是仅次于外交部档案的重要文献，也是了解1834年以前这方面情况的关键史料。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的组成主要有：东印度公司档案（1600-1858）、海外公司事务机构档案（1784-1858）、在印度公司档案（1858-1947）、缅甸机构档案（1937-1948）。这些档案组成目前国家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档案。大量的资料和文件估计总数在两万卷。据知，最早的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在十七世纪初，散见于当时的“商务信息”、“急件”、“原始文本”等类目的档案中，内容是关于英国人在台湾、厦门以及泰国等地贸易和开厂的情况。文件表明，当时他们试图在广东开厂（1626-1753）的努力失败了。在这套档案中，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的贸易的资料相当多。1721年以后的案卷中，有315卷与此有关，包括当事人在广东的日记（1779-1834）72卷、当事人来往中国的信件（1779-1834）46卷，等等。  

吴芳思主任强调，英国国家图书馆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相当全，关于边界商业和政治情况的都有。相当部分档案涉及1721年至1833年在广东的贸易。不过，由于商业对政治的影响，以及中国作为印度的一个正在发展的邻邦，包括在世界商业界的出现，这些文件也渐偏向政治的记载。有数千个案卷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其中有关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等关系的文件很多。  

她还提及档案馆收藏的绘画和照片的情况。她说，当时马噶尔尼使团到中国，专门有人绘画，中国贸易和边疆的很多情况被绘制了下来。图书馆还有很多照片，包括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图片、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照片等。图书馆所保存的资料，还有如当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戈登将军的资料，这是一套1881年至1887年的文献，包括有当时清政府的信件、官员李鸿章的信件，以及若干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件。 

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相距很近，所以一般去国家图书馆，总会再访伦敦大学。在伦敦大学，我抓紧时间访问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是驰名世界东方问题教学研究机构。学院就设在一个大楼内，各个与东方有关的系和研究所都设在这个大楼里。大楼外观很简朴，但就是这个不很起眼的大楼，却是世界上研究东方问题的相当高级、闻名的机构。这说明学校的声望不在外观的豪气，关键还是内涵。  

这个学院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图书馆。这个上下四层的图书馆，专业书籍相当全，各种阅读和复印条件相当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亚非学院的狄德满博士(Dr. R. Gary Tiedemann)见了面，和他聊清史资料问题。他是义和团问题研究专家，和我谈了关于英国清史资料的想法。他认为应该十分关注传教士的情况。他说当年传教士到中国，在中国呆的时间比较长，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留下很多书信、日记，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这些资料有太多可以挖掘的东西。他说，英国传教士的资料保持非常好，每个城市都有相关的协会。传教士的档案都专门保存。他希望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能关心这批资料，有可能发现很多新的、重要的历史线索。  

伦敦大学就有很多这样的档案资料，如英国传教士协会、世界传教士委员会等传教士组织的集体档案。英国著名传教士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的有关档案资料就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图书馆还有理雅阁(James Legge)的资料，包括信件和照片。我在馆里查看了一批档案，发现还是相当有趣的。有的现在看来是“大牌”的传教士，家信中“妈妈长、妈妈短”地叫得很亲热，仔细想来，那时候他们也是青年人。有关的家信确实很多，谈的大都是中国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还有不少当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图书馆的档案室，有多本传教士档案的目录，可见所藏这方面的档案数量不菲。  

说起传教士档案，牛津大学也藏量不小。该校有多个宗教学院，很多学院都设有传教士的档案资料室。我有机会在这里看到了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的全部资料。他的资料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所有出版的著作，还有一部分是他个人资料，好多盒。这当中有他的日记，几十本，手掌大小，有的略大，不一样规格，字写得密密麻麻。估计他一生的日记都在了。还有他的往来信件，很多。再有就是他的剪报，基本是有关他个人的情况的报道，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有。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写给欧洲传教士的一封信，谈的是李鸿章访问欧洲的事情。信的手迹显然不是他的（估计是谁抄的），编在书信集中，谈的是请对方在李鸿章访问欧洲期间，帮助做好接待工作，安排好他在欧洲的访问事项。他强调李是当时清朝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到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访问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所以欧洲教会应该重视对他的安排，而这样的努力也是为了教会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扩大。李提摩太曾经写过一本《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最近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我翻了一下，里面提到李鸿章，但篇幅很少，好象他和李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但这封信的内容说明，他很重视和李鸿章之间的交往。  

在英国，像李提摩太这样一类和清朝社会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档案还有很多，从中可以了解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以及中英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  

不过牛津大学与清史有关的资料收藏，还在有一些清代的地图收藏。学校图书馆收藏有一幅《今古舆地图》，此图是名叫弗里德里克•皮根（Frederick Pigon）的人于1750年8月1日赠送的，而这画又是在江户时代从日本辗转到英国，所以专家估计这是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9）的一幅画。在牛津大学，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的刻印的全国总图多幅。  

剑桥大学以唐史研究见长，离牛津又远，我在那里查资料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我有一个很深印象，就是那里的东亚馆的资料索引很全，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关汉学研究的资料收藏情况。当然、伦敦、牛津几所大学的资料索引书籍也相当不错。有两本著作反映这里图书馆所收藏中文资料的情况。一本是由Robert Kennaway Douglas编辑的Chinese Pring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英国博物馆1877年出版。序撰写于1887年2月17日。全书344页，大概有20000卷的中文著作。目录以英文字母排列，所以关于清代的著作，可以从目录中具体寻找。还有一本是1903年5月编纂，也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编写的，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224页。1887年出版。这是对上本书出版以后的补充。  

我还看到过一份关于丹麦的有关中国清代手稿档案，分别收藏在丹麦的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有关资料馆。这套档案的情况已经制成目录，共522个文件。上限1644年，下限1911年，完全按年代为序。每个文件都标名来何方，去何处，具体内容也很详细。这份材料对了解当时清代与丹麦、清朝与北欧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在剑桥大学，我有幸拜见了著名唐史专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他是现在剑桥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带头人，也是这个学校的第八位中国学教授。他的办公室设在亚非研究院的大楼里。进了这个办公室，我才知道他绝对是一位废寝忘食、专心致志于学术的人。办公室大概20平方米大小，但桌上、窗台上甚至地板上全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和稿子。我不得不踮着脚，从这儿跳到那儿，找个可以驻足的地方。老先生非常和蔼，他亲切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还亲自带我去图书馆查书，送给我他新近的著作。先生精神很好，在英国人气很旺，由于他的学术声望，连金庸老先生也在他那儿摆桌子撰写博士论文了。  

在剑桥大学，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唐史专家，就是崔瑞德（Denis C. Twichett）教授，他和费正清一起，主编《剑桥中国史》；他的史学史研究也很棒，撰有《唐代官修史学》、《历史学家、读者和过去》，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拜见他。不过，我倒是在牛津大学拜见了杜德桥（Glen Dudbridge）先生。他是英国的院士，也是老资格的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与地方方言文学有极深兴趣，于唐传奇着力尤多。80年代初，《李娃传》英译曾以细致的注疏、校勘、考证、评论和翻译而引起广泛注意。后又出版《唐代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以“几种口吻”、“当时的看法”等七个大章，再现唐代世俗的生活画面。他见到我很是高兴，把他书架上的著作一本本拿下来，介绍他的新近研究成果。与麦大维教授一样，也是十分慈祥的老学者，不过他西装领带，风度翩翩，书房的书也摆放得井井有条。我这次访问英国，主要是在他的关照下落实的，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和支持。我说，期待先生有机会访问华东师范大学，他愉快地说：有机会一定去，那里还有亲戚呢。  

写到这里，我还想谈一下这个国家的清史研究情况。从总体上看，英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是唐史比较强，唐史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剑桥大学。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也有，但相对平些，尤其与美国相比。目前在英国做清史研究的学者。在牛津大学，柯大卫（David Faure）教授做的研究与此有关，他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尤其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认同问题，城镇和跨地方经济发展史，以及殖民主义与香港经济发展史研究不过主要是在研究香港的问题。劳拉（Laura Newby）博士也有涉及，她的主攻方向是中国边疆史，中国与中亚关系研究。她为我安排了访英行程。她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马大正先生有合作研究。我非常感谢她的帮助。在剑桥大学，与此有关的学者，主要是H. van de Ven教授，他进行民国历史研究，上及清代问题探讨。在伦敦大学也有几位，其中狄德满是义和团问题研究专家，他有比较突出的研究著作，目前正与美国加州大学合作研究传教士问题，与中国也有合作项目。他是位很热心的学者。在北方的爱丁堡大学，也有强的清史研究专家。在国家图书馆，吴芳思主任是突出的一位。因为篇幅关系，不多鳌述。  

我浏览了各个图书馆的书架，发现近20年来，英国出版的关于清史的著作还是不少，如克拉克和格里高利的《西方对太平天国的报道》（1982）、辛格的《龙与狮：第一个英国使团到北京的乾隆朝廷，1792-1794》（1992）、比格斯的《礼仪与外交：马噶尔尼使团去中国：1792-1794》（1993）、皮瑞菲特的《两种文明的碰撞：1792-1794年的英国远征中国》（1993）、普里斯通的《被困扰的北京：1900年义和团时期的故事》（1999）、素珊娜的《1900年北京被围期间的女人》（2000）、曼得西的《1820-1920年间的鸦片贸易和禁烟斗争》（2003）等。其中，《1900年北京被围期间的女人》一书很有意思，以女性的眼光，谈义和团期间传教士夫人的生活，以及她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用的全是一手资料。我想，这本书的撰写，大概与女性主义也有点关系。目前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当然，我也注意了书架上其他时期的著作，大体的印象是，英国学者的著作，关于马噶尔尼使团访问中国、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时期的研究著作好像略多。当然书架上的情况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访问了英国以后，很自然地把这里的图书馆与国内的图书馆作比较的思索。应该承认，在这里的图书馆读书、查资料，是一种惬意，一种放心，一般不会担忧有什么书看不到。更无法抗拒一些书架上所排列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作、文献的魅力。一个学校坚持这样的收藏多么不容易，最聪明的校长莫过于对图书馆资料建设的长线关注，这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大事。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学术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对外的学术交往，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对清史的研究，确实有个面向世界的问题，了解其他国家与清史有关的资料，了解人家对清史的研究。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研究人才多，有的是研究资料多。英国的特点就是资料多，所以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这方面探索工作。不过了解研究人家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学者守住自己的根，坚持自己的主心骨，对自己的传统史学、自己的基本状况要有清醒的把握，这样找外面的资料，也会心中有数。  

（文章资源：《历史学家茶座》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