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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派史》:桐城派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作者:周中明 责编:

来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09期  发布时间:2022-11-15  点击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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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小角教授把他和方宁胜、朱杨先生合作的《桐城文派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送到寒舍,请我指正评介。我一看这是一部85万字的皇皇巨著,16开纸精装厚厚两大本,插页用彩色影印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名家手迹,并标明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我十分惊喜,爱不释手,更不禁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拙著《桐城派研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规划项目。当时我曾带着硕士研究生刘相雨,到桐城作实地考察调研,受到桐城领导的热情款待。江小角当时在桐城博物馆工作,他带我们参观,并参加我们的座谈会,积极主动为我们提供有关桐城派作家的资料。虽然一晃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后来我又多次赴桐城参加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又参加由江小角和严云绶、施立业主持的国家《清史》工程“桐城派名家文集”整理项目,江又调回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安大桐城派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俩也时有接触,他为人的热情、虚心、诚恳和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受颇深,令我十分钦佩。

尽管我已八十九岁,到了苟延残喘之年,又时值酷暑高温,挥汗如雨,我还是怀着极其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把这两厚本长篇大作仔细拜读了一遍。读后,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要把我的读后感写出来。

该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它不愧为出自史学家手笔所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详尽的桐城文派史。

全书把桐城文派分为渊源、滥觞、初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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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树帜、鼎盛、中兴、转型、式微九个时期,前有绪论,后有“反拨与回响”的余论,极其清晰地体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仅对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门弟子、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名家作了重点阐述,而且在每个时期还穿插介绍了王又朴、王灼、阳湖诸子、岭西五大家、方宗诚、李宗传、莲池俊秀、莲池旁支、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一系列桐城派作家。对他们在古文创作和理论主张,诗歌、书法、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在反抗侵略、变法改良、兴办教育、救国图强等各方面的表现,皆从多方面、多角度作了全方位、全景式的描述。如此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桐城文派史》,不只在所有桐城派研究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首创,而且在整个史学界也堪称独占鳌头。

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该书有许多创新,令人刮目相看。

它所写内容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和提炼。如对“戴名世的古文理论”,分别叙述:“一、古文理论核心:立诚有物”;“二、古文创作方法:道、法、辞兼备”;“三、古文创作特色:率其自然,贵于独知”;“四、古文艺术风格:精、气、神合一”;最后归结为“五、以古文为时文”[1]118-127。对他的古文创作成就,也不是笼统地叙述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是既整体介绍其古文创作的三个阶段和文章特点的“三变说”,又分别阐述其游记文、论说文、传记文各自的成就和特色。这些都显得非常精准、恰切,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它不是局限于作家作品本身,而是紧密联系时代背景,具有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史识。如在评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时,指出:“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鸦片输入,洋商涌进,吏治腐败,使得方东树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他认为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而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考据学所造成的自我修养的缺失和社会意识的退化。”[1]431如此联系历史环境的分析,不仅使人们对其具体作品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而且使其对作家的介绍富有浓厚、深邃的历史感。它具有史学家视野开阔的特质。如对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的形成,作者把陈独秀提出的“湖南人底精神”,与屈原《离骚》开启的诗韵文学传统,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开启的义理经学传统相联系,同时又指出:“成就大事业,必须置身高处,走出故乡看故乡。”“只有到了京师这样的首善之区,才能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视野和胸襟。”[1]512“而曾国藩一生事功,无不与其中进士、入京师、登高位、广交游有关。”[1]513如此视野广阔的分析,既令人心悦诚服,又启人心扉,耐人咀嚼,深感获益匪浅。

对于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它也把视野放远,善于作纵向对比。如分析戴名世的游记文《响雪亭记》中所写“两山夹之,皆石为底,为岸,为坳,为坎,为坻……”时,把它与姚鼐《登泰山记》中写的“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相对比,与张裕钊《北山独游记》中写的“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作对比,指出他们在语言运用上,皆“常有二三字成句”,即写出气象万千的景色[1]138-139。又如王又朴的《半隐堂诗集序》评李旦初的古近体诗:“长则千言,短亦十数韵,或如海水之立;或如风云之涌;或如短兵接战,愈战愈前;或如原泉迸流,愈流愈出。而其峭如削,其险如坠,其迅疾如扫,其坚如壁,其苍苍之色、棱棱之骨,则又如千岁之老柏枯藤,偃仰蟠屈于深山幽谷之中。”[1]204以其连用九个“如”字,与姚鼐的《复鲁絜非书》写阳刚、阴柔两种不同风格特征,连用“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等连用二十六个“如”字作对比[1]205,既说明两者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给人以桐城派作家在写作笔法上前后一脉相承的历史感。

旁征博引是其以史学家的广阔视野分析作家作品的又一特色。如戴名世的《孑遗录》,主要记载明末桐城平民黄文鼎等人发起暴动之事。作者既未离开桐城范围,又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势及明亡的原因,纳入文中隐含讨论。该书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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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话对其赞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1]144引用梁启超如此崇高的评价,既极具经过历史考验、毋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以秉笔直书。


庸置疑的权威性,又言简意赅地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

视野开阔绝不是大而化之、不着边际,而是同时十分注重精准地抓住论述对象的个性与特长。如对姚门弟子的叙述,作者指出:“生徒虽同属一师,但个人学术取向有别:方东树偏重义理,姚莹更趋经世,管同长于议论,刘开更显才气。学问、文风虽不同,但师法同源,以‘贤与才’相契合,故而同门情谊更重,互动尤多。”[1]408

实事求是,对作家作品评价客观公正,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和重大贡献。如对曾国藩的评价,在引述吴汝纶、薛福成称赞曾“卓然为一代大家”,“几欲跨越前辈”之后,指出其“揄扬曾氏未免太过”,接着又引用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称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甚,言过其实,迹近标榜,亦非曾文正公本意。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亦不必曲为之讳也。”对此该书指出:“持论可谓公允。”[1]506又如该书指出:“严复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量,从今日看来十分必要。但在那个以‘新’为进步的时期,严复被打上了‘复古’的标签。”[1]808如此对过往评价的纠正,不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且颇有新意,发人深省。

对于桐城派整体的评价也是如此。如该书指出:“平心而论,桐城派至清末已近二百年,影响尤深,声势仍壮,而其文弊亦显露无遗,诟病者多以其树立宗派为非。不仅派外人士多有不满,派中之士亦不愿张扬文派之帜。此前吴敏树不愿归列桐城门墙,曾国藩以湘乡自别,后期林纾仰慕吴汝纶,却不愿依附桐城派。更有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亦以标榜桐城为无益。”[1]691-692这表明该书作者敢于正视历史事实,极其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秉笔直书。

《桐城文派史》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卓越成就,是以其作者详细占有历史资料为坚实基础的。

该书作者在引用历史资料时,对其作了深入的考察。如书中有《姚鼐著述刊刻一览表》,分别注明刊印时间、刻印者和书名。最早刻印的是《惜抱轩文集》10卷,刻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姚鼐指出:“不欲其传播,嘱勿更印。”[2]105《惜抱轩文集》16卷正式刻印于嘉庆五年(1800)。诗集5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四年(1799)。《今体诗钞》18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十三年(1808)。《九经说》首次刻印于嘉庆元年(1796),嘉庆十四年(1809)又正式刻印17卷本。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古文辞类纂》,姚鼐中年抄定的74卷本,由康绍镛首次刻印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已是在姚鼐逝世五年之后。姚鼐晚年抄定的75卷本,由吴启昌刻印于道光五年(1825),距姚鼐逝世已经十年。此表对姚鼐著作出版传播的史实,给人以非常确凿、清晰的认知。

对于曾国藩著作出版的史实,叙述得也很确凿、清晰。如写他生前说,其所作文稿皆由黎庶昌抄录,“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1]504-505。也就是说,其著作在他生前从未刻印。“在他逝世后四个月,黎庶昌编辑的《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求阙斋文钞》之事。稍后即有湖广总督李瀚章列名总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实际主持的传忠书局刊印之《曾文正公全集》问世。近人刘声木推出辑佚本《曾文正公集外文》,因粗疏失考,影响有限。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于1994年出齐的《曾国藩全集》30册,共1500多万字。2011年,岳麓书社又将来自中国台湾的曾国藩奏稿、批牍等内容四五十万字补入,重新修订出版,收集曾氏著作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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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1]505如此记述,不仅史实确凿,脉络清晰,而且给读者查阅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史料丰富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如关于张裕钊的研究资料,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达敏校点的《张裕钊诗文集》。该书附录有《濂亭集外文辑存》《书札》《批语》《杂记》《传记》《评传》等资料,已相当完备。可是作者却不满足于这些现成的资料,而是搜集并引用湖北省襄樊市政协内部编印的《襄樊文史资料》第九辑,说明他在襄樊鹿门书院讲学的史实。为说明张裕钊的书法成就和特色,除引用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外,还引用鄂州市政协1986年编印的《鄂州文史资料》第一辑有关张裕钊书法的资料。关于张裕钊“应张之洞之请作《经心书院记》,表达自己对书院教育的认识与看法”[1]610,则引用了1991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地方志编委会主编的《武汉市志·教育志》记载的史料。为说明张裕钊对贺涛作品的评价,又找到并引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发表的李松荣《张裕钊书札补辑———〈中国学报〉上的〈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抄〉》。这些皆属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如果不下功夫精心广泛搜集,是很难得到的。

又如林纾不懂外文,他怎么能把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翻译成中文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刊行,引起全国轰动,被严复誉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817,从此走上翻译之路?该书作者引用2007年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陈然编著的《福建船政文化简明读本》,说明这是林纾与福州船政学堂的法文教师王寿昌合作的成果。王寿昌1855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成绩优秀,1891年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关于林纾翻译出版作品的数量,历来说法不一,多则说213部,少则说162部。该书作者引用华东师范大学刘宏照的博士论文《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作了辨析,指出其“总体数量之多,在翻译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他并不懂外文,全靠合作者口译,他笔译成书,竟成如此规模,更属难得”[1]819。其引用资料之罕见、翔实,所得出结论之可靠、可信,令人不禁颇感钦佩。

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对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盲目信从,而是多方求证,加以辨析,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如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认为,王树楠“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3]。而该书作者根据王树楠称张裕钊为“文章海内师”,张裕钊也称王树楠为“当仁不让师”,认为这只是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意。又据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所作的小传称:“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黄贵筑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继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4]这里王树楠只称“黄贵筑师”,而未称张、吴为师。又据钟广生在为其师王树楠的《陶庐文集》所作《序》中说:“尝闻张、吴两先生之于先生并皆引为畏友,而先生亦雅不欲标榜门户,谬托师承。”[1]684经过如此多方求证,证明王树楠与张裕钊、吴汝纶只是互相敬重的“畏友”,而张、吴与他并非师生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刘声木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1]684。对史料如此辨伪求真的精神,不仅令人钦佩不已,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予以大力弘扬。

读完江小角、方宁胜、朱杨的大著《桐城文派史》,使我深感该书的出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桐城派研究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首先,它提供许多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桐城派作家作品绝非“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绝非“御用文人”的“御用文学”,更谈不上“是反动的”。对此,我在拙著《桐城派研究》《姚鼐研究》中,已作了批驳。但我只侧重从其作品的内容出发,指出处于封建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其思想体系无疑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不过作为文学家,他们必然要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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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呼声。姚鼐即公然宣称:“鼐江南庶民之一,实与亿兆同心。”[2]115“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2]332我以其作品证明,绝不能把桐城派与反动统治者画上等号,戴上“反动”的大帽子,予以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桐城文派史》则列举更多历史事实,从许多桐城派作家的政治态度方面,进一步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站在反动统治者一边,而且是坚持爱国、正义立场,坚决反对开历史倒车,积极支持政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如当帝国主义侵略,清廷妥协投降,中国将要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击退法舰对台湾的侵略,他打了胜仗,却遭到清廷的责罚,引起舆论哗然。薛福成屡次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变法改良。吴汝纶远涉重洋,赴日本考察教育,引进西方课程,实行教育改革。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其昶作书反对,并弃参政院参事之职归里。不只是马其昶一个人,该书指出:“在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走复辟之路时,原先归附他、支持他的桐城派作家纷纷弃他而去。这也进一步表明,桐城派作家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1000同时又指出:“林纾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1]928他不但反对袁世凯称帝,且对北洋军阀的统治表示十分不满。严复的“翻译活动和教育实践,无不贯穿着爱国救国、自强图存的主线”[1]927。由于不满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吴汝纶在日本马关参观,当地人士集合欢迎吴汝纶,请他题诗留念时,他满怀悲愤写下‘伤心之地’四字,在场人士都为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所折服”[1]927。其子吴闿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翻译有十二本日文著作。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隐居著述。在日占危城之中,有人‘欲挽之出仕’伪职,吴闿生此时虽困于生计,但始终不为所动,体现了民族浩然正气”[1]906。即使对于竭力攻击桐城古文的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当陈独秀于民国八年(1919)被拘禁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对此表示特别感动,使他“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1]841。

如果说以姚鼐为代表的前期桐城派作家反对暴政,要求实行仁政,不惜愤而辞官从文,只是属于持不同政见的话,那么,《桐城文派史》所引述的这一切历史事实,更足以充分证明,桐城派后期作家,面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他们已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对立面,反对统治者妥协投降、卖国求荣。他们或著文沉痛揭露鸦片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讴歌为反侵略而血战沙场的民族英烈;或亲身投入反帝反侵略的战场,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或著文揭露吏治腐败,充当唤醒民众、积极推进政治改良的先锋;或为反对复辟倒退,而成了坚持社会进步的勇士。他们这种爱国救国、追求社会进步、捍卫人类正义的精神,难道不是至今仍意义非凡,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大力弘扬的吗?

该书不仅给桐城派作家彻底清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污名,而且以确凿、丰富的史料,从忠实于历史事实出发,使得对桐城派作家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全面、恰当、深刻,足以给人以新鲜的启迪和深邃的思考。如作者既肯定“在顺应时代变化、传播近代文明、关心百姓疾苦上,桐城派作家一直都是实践者”,同时又指出:“对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代的律动、民众深层次的呐喊,由于自身的局限,桐城派晚期传人无法准确触及和把握,这是桐城派式微的根源。”[1]794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我们原来认为桐城派古文家,既然坚持古文,必然是反对白话文的。可是该书作者却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桐城派作家并不反对白话文,他们坚决反对的只是全盘否定古文。因此,在提倡白话文者大张挞伐“桐城谬种”时,只有林纾一人著文反驳,而桐城嫡派古文家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著文反对呢?原来他们本着桐城派的一贯主张:“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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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其当变者而观之,则未变者皆谬种也;自其足法者而言之,则可法者皆奇文也。”所以姚永朴认同他的学生吴孟复的这个观点,说:“昔在京中,林琴南与陈独秀争,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言,桐城固白话文之先驱矣。”[1]852林纾之所以跳出来“与陈独秀争”,该书作者指出:“林纾并不反白话文。”“林纾早年曾作《闽中新乐府》,以通俗浅显的诗作启蒙幼童。还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白话道情》,以白话语体作劝孝警语。”包括林纾在内,桐城派反对的只是五四把白话文与古文完全对立,将古文污名化,从而全盘否定古文。这在五四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需要,但实则也属当时某些领导人存在“好则全好、坏则全坏”形而上学弊病的反映。白话文不应是对文言文的完全否定,而应是对文言文的继承和发展。对此,许多当代文学家皆有切身的体会。如朱光潜说:“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1]955当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殊荣的老舍则明言,“我的散文学桐城派”,因而才达到“得其神髓而自成高格”[1]957。现今广受欢迎的作家汪曾祺,也说他在中小学所学的“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1]957。该书作者所历举的这种种史实,皆足以说明,我们今天研究桐城派,绝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纠正过往对其认识和评价上的偏差,吸取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有益精华。这对于我们提高文化修养,使新文学的发展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底蕴深厚,更加完美成熟,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该书把“转型时期的桐城文派”列为专章,对此我认为其意义尤为重大,应该大书特书。愚以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桐城文派即由只写小文章,转型为动辄写万言大文章;文章内容,也转为更注重经世致用。其文章的转型,是旨在促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薛福成、黎庶昌积极要求变法改良,是为促进挽救民族危机的国家政治转型;张裕钊、吴汝纶兴办西学课程,属于教育转型;严复、林纾大量翻译西方《天演论》等科学著作和《茶花女》等文学作品,则是要促进全民的思想文化转型。这种种转型,完全适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丝毫扯不上“反动”,而且堪称是当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这种先知先觉,极为难能可贵。它反映了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感官,文学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求新图变,这也正是桐城派能够绵延历史最长久的根本原因和重要经验。直至今天,我国社会实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仍处在使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当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由美国独霸到多极化,文化由西方一元独大到多元互鉴交融的转型期。转型是极其艰难复杂的,必然要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和众多的非议。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充分提高推进转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桐城派推动各方面转型,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我觉得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就《桐城文派史》本身而言,其对桐城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言而喻,也有重大转型、推进意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充分肯定《桐城文派史》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该书也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一部主要由桐城人写的《桐城文派史》,它使我隐隐觉得作者对桐城籍人士仿佛有偏爱的桐城情结。如它把桐城出生的清代父子名相张英、张廷玉拉入桐城派作家行列,我不敢苟同。一是在政治态度上,张英、张廷玉一辈子忠心耿耿为清王朝效劳,深受皇帝宠爱,被誉为“优秀的辅佐大臣”“股肱之臣”“卓然一代之完人”,实为地地道道的清王朝御用文人。我以为不能把桐城派作家与效忠清王朝的张英、张廷玉相提并论。二是在文学主张上,张英认为“文者,载道之器也”,张廷玉强调“文以载道”要服从于“收制科之实效”[5]121,“以期无负国家求贤致治之意”[5]174。也就是说,他们都强调文要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文”只是“道”的工具、附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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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文艺自身价值和独立性可言。桐城派作家与他们的主张迥然有别。三是在人生的身分定位上,张英、张廷玉为清王朝“成就盛世伟业,堪称盛世名臣”。如此评价,这就足矣。愚孤陋寡闻,在所有历史文献和桐城派作家文集中,尚未见到有人把张氏父子列为桐城派的。把这个“平生不以文名”的人说成“古文创作大家”,把桐城派作家与道地的御用文人放在一起,值得思考。此外,把与曾国藩交谊深厚的方宗诚列为“转型时期桐城文派”首要作家,这是否妥当,也可以再探讨。


参考文献:

[1]江小角,方宁胜,朱杨.桐城文派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2]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M].合肥:黄山书社,2012.

[4]王树楠.张裕钊小传[M]//故旧文存:卷首.1927(民国十六年).

[5]张廷玉.张廷玉全集[M].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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