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 2012年第1期封二刊登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出版的消息，并概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该书出版时间不长，鲜有学者利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参考文献项目时，亦未能得见该书被引用的信息。李刚先生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概况及其特点》一文为第九届清宫史会议（2008）宣读论文，收录于第九届清宫廷史研究会论文集《清代档案与清宫文化》，由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出版发行。该文虽非新作，然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研究利用有点睛之笔。今特刊此稿，略作修改，以期推介2011年10月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一书。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及其特点

 

李  刚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处 北京100031）

 

摘要：清代，由军机处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的名义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统称“寄信上谕”，简称“寄信”。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出特定性和保密性的特点，并与同时期的月折档、上谕档、日记档相互关联。乾隆朝满文寄信档集中反映了乾隆时期西北与东北边疆地区的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满文：寄信档；乾隆朝；清代

中图分类号：

收稿日期：2012-11-30

作者简介：李刚（1982－），男（满族），辽宁岫岩人，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辑、翻译与研究。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军机处记载密发乾隆皇帝谕旨的重要档薄。这部分档案虽十分重要，但因其为满文，所以学界了解和利用较少。笔者曾参与该档案的编译，因工作之便得以全面接触该档案，故撰写本文，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产生背景、概况加以介绍，并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特点、内容及价值试做分析，以便学界更好地了解和利用此档案。该档案经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翻译并同原档一起影印，定名为《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于2011年10月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翻译出版的又一成果，必将对相关领域历史问题研究提供最新的第一手资料。

 

一、廷寄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清代廷寄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众家纷纭，各持一说。本文将其归纳概括如下：

清朝初期，沿承明朝制度，凡皇帝下颁谕旨，均由内阁（前身为内三院）发布，传抄各衙门递发执行，乃为明发上谕。皇帝谕旨，涉及国家军政机密要务，由内阁明发上谕不易保密，且亦迟缓。到康熙中期，皇帝下颁机密谕旨，不令内阁传抄递发，而令内廷官员或亲王、大学士等承办，直接传给受命大臣本人拆阅。然而，康熙年间的此类档案并未得以存留，然今可查的康熙年间行在总管字寄王以诚的文书，^[1][2]其格式与军机处设立以后的字寄已极其相近。

雍正继位后，根据政治斗争需要，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特别注意加强对高级官僚的直接指挥和控制，一切重大机密事务，除了密折密批以外，时常通过寄信等方式秘密传旨。时称为“字寄”，亦称“寄信上谕”、“密谕”，官员称之为“廷寄”。雍正沿用康熙寄信下发谕旨的做法，在军机处设立之前，已有例子。雍正元年，川陕总督年羹尧用兵青海期间，雍正屡降谕旨，指授兵略，其中“字谕年羹尧”的朱笔特谕，^[1][3]就是以寄信的方式封发。汉文 “寄字”之用，今可查档案最早见于雍正五年（1727）四月。^[4]其时，字寄是由雍正的近臣和硕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尚书蒋廷锡等负责办理。雍正设立军机处后，将机密谕旨交付军机大臣寄发。从此寄信成为军机大臣的重要职责。诸凡有关告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法之不当者等等国家军政机要谕旨，不令由内阁明发，而令军机大臣以寄信的形式直接传递给京城及外地受命大臣，以防泄露机密。

然雍正时期，寄信格式并未划一，或称“寄字”或称“字寄”。其出名寄信的大臣，或者详列官衔姓名，或者但书姓氏。寄信的封发也不统一。乾隆年间，军机处日渐扩大，职权日重，章程日详，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更多，寄信制度日趋划一，格式完备。

概而述之，寄信系“寄信上谕”的简称，又称“廷寄”、“寄谕”、“寄信”、“字寄”、“谕信”、“密信”。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处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的名义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寄信萌发于康熙朝，确定于雍正朝，完备于乾隆朝。

 

二、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概况

 

寄信上谕发出之前，军机处都要抄录备查，按一定厚度装订成册，故称寄信档。

从现存的满汉文寄信上谕档来看，主要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汉文寄信上谕档始于乾隆二年（1737）六月，大部分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为数不多。而满文寄信上谕档始于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就目前所知，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乾隆十五年至同治八年（1869）簿册。台北故宫博物院无满文本，唯有道光以降之满文汉译本档簿。^[5][6]因此，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满文寄信档，其所载寄信极具代表性。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分大本和小本两种，均为手写。小本满文寄信档是直接对原件的抄录，大本满文寄信档是对小本的重新抄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小本和大本的形成和保存源于录副制度和军机处定期缮写档册的管理制度。大、小本的具体情况及出现的原因如下：

乾隆朝小本满文寄信档为草写本，乃原始抄录者，较为残破。页面尺寸27.5cm×25.5cm。封面右上用汉文书写“寄信”和封面中间书写时间“乾隆×年×月”。其基本按照年月装订成册，一年一册，亦有一年二至三册，现存44册。[①]小本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始于乾隆十五年二月，止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存缺年份具体为，乾隆十五至十六年存、乾隆二十六至二十八年全年存、二十九年缺、三十至五十五年全年存、五十六年一至六月缺、七月至十二月存、五十七年全年存、五十八年缺、五十九至六十年全年存。

乾隆朝大本满文寄信档为楷写本，以小本为蓝本抄写而成。页面尺寸39.8cm×28.5cm。封面右角用满文书写hesei jasigan dangse，汉译为“寄信谕旨档”。封面中间满文书写时间abkai × aniya × biya，译为“乾隆×年×月”。唯有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册大本满文寄信档在封面右角用满文写narhūšame jasigan dangse，汉译为“密寄档”，未书时间。大本满文寄信档同样基本按年月装订成册，一年一册，亦有一年二至三册，现存59册。[②]大本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始于乾隆十五年，止于乾隆六十年。存缺年份具体如下，乾隆十五至十六年存，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全年俱存，惟四十二年闰十月至十二月档案因破损难以阅读。

寄信上谕档，乃记载谕旨，钦命交办之事，皇帝随时可能查询，军机处也要随时向皇帝复奏办理的进展情形及其结果，且日后遇到类似事件皇帝还可能查询，军机也要按照成例办理。这就需要对上谕进行汇抄，以便随时查考。这种对汇抄原文谕旨的汇抄上谕制度，是一种录副制度。正是因为此种制度，寄信上谕原件发出之前要对其进行抄录，这就产生了小本满文寄信档。

这种抄档（清代术语为“清档”），乾隆皇帝曾经规定“俟数十年后再奏请办理”，后来形成制度，即：“凡本处（军机处）清（满）字汉字清档，每届五年由军机大臣奏请，另缮一分，以备阙失。清字档，令方略馆译汉官缮写；汉字档，令内阁中书缮写，皆派本处章京二人校对，事竣后请旨议叙。”^[7]151这项定期缮写档册制度，一直贯彻到清末。军机处所藏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等档案，都重新抄有档册。乾隆朝大本满文寄信档正是军机处这种定期缮写档册制度的产物。

 

三、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特点

 

（一）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所抄寄信的特定性与保密性  

1．寄信的受文者范围特定性  

有清一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边疆、北方民族及宫廷、陵寝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违者重则治罪，轻则训饬。与之相适应，皇帝颁降有关谕旨、寄信，也都用满文书写。^[8] 由此可见，满文使用是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的，这就决定了满文寄信的受文者多为满蒙官员，并且多为满蒙官员中能经常直接向皇帝具奏并接奉谕旨的高级或者特殊官员。

2．寄信过程的保密性

《枢桓纪略》对寄信档的保密性有所描述。“其封函之式，字寄者，右书办理军机处封寄，左书某处某官开拆；传谕者，居中大书办理军机处封，左边下半书传谕某处某官开拆：皆于封口及年月日处钤用办理军机处印。”^[7]137“军机处有廷寄。凡机事虑泄漏不便抄发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紧者。即此一事，已为前代所未有。机事必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驿递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 ^[7]326可见，寄信的封发、递送等方面均有较强保密性。

（二）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1．档案用纸

清从入关前至乾隆时期，档案用纸经历了一个传承和发展的变化过程，从关外杂乱无章的选用材质到后来依据文种及功用有选择地使用纸张，可以说档案用纸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强的时代性。

现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和《盛京满文旧档》进行一下对比，可以看出其巨大的差别。

入关前，受生产力低下纸张匮乏的制约，档案选用材料为木牌与纸张并用，纸张为高丽纸和明公文用纸，而且纸张形式各异，长短不齐，薄厚不一，参差不齐。^{[9] 而}乾隆朝满文寄信档采用宣纸，纸张名贵，白度好，耐拉耐折，尺寸统一，并以黄纸为封皮，皮纸作绳以将其装订成册。^[10]

2．公文格式

依据现存的乾隆朝大本满文寄信档，其抄录满文寄信完整的书写款式为：首先书写寄信时间，次书发受文者、奉谕旨时间，次书谕旨时间、谕旨内容（含朱改），次书该寄信的处理，最后还要注明抄校者姓名。可见，寄信发展到乾隆时代格式已经相当完备，寄信档对寄信进行的誊抄也十分详细规范完整。以大本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内所载的一件寄信为例：

原件罗马转写如下：

sunja biyai ice ilan

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aliha amban tondo baturu gung i bithe boo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sha i amban meiren i janggin de jasiha

abkai wehiyehe i dehi sunj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ilan de hese wasimbuhangge: gingiyan cananggi mimbe okdome jifi, imbe hūlame dosimbufi dere acaha de tuwaci, ini etuhe sabirgi de junggiri coko i dalbade emu ajige gurgu šeolehebi. sabintu biheo, arsalang bihe be [sarku]( fulgiyan fi: getuklehekū). damu daci sabirgi eture de, beyede kamciha tušan i amba be tuwame etumbi. bithei tušan amba oci, bithei tušan i sabirgi etumbi. coohai tušan amba oci, bithei tušan i sabirgi etumbi. uttu kamcime weilefi eture kooli akū bihe. ( fulgiyan fi : bithei tacin banjinaci fuhali doro waka). ere gemu gingiyan bithe coohai tušan kamciha seme sabirgi de šeolefi geren de tuwabuki sere gūnin, damu ere gese sabirgi, eici puseri ci beleni udahanggeo, ( fulgiyan fi : eici we inde buhenggeo), eici ini gūnin ci uttu tašarame etuhe turgunde, hesei tacibuha babe, yaya bithe coohai tušan i kamciha ambasa de getukeleme ulhibufi, ereci jai uttu alhūdame etuci ojoraku babe bireme alakini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erei jalin jasiha.

erebe ineku inenggi uthai nikan gucusede afabufi, gūwa baitai sasa unggihe.

deyūn araha, cangwen acabuha

参考译文如下：

五月初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内务府总管户部侍郎·副都统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奉上谕：金简前日来迎朕，召伊进见时，见伊所穿补服上锦鸡旁绣一小兽，是麟，是狮，［不知道］（朱笔：未看清）。但向穿补服时，须看身兼职任之大。文职大员穿文职补服，武职大员穿武职补服，向无如此兼制穿用之例。（朱笔：此种文风，断不可滋长）。此皆金简以为身兼文武，绣于补服上，以示众人之意。惟似此补服，或买于铺，（朱笔：或他人给与），或伊有意穿错。将此训谕，著明白晓谕身兼文武之诸大臣，自此无再混淆，通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本日即交尼堪固楚，与他事同发。

德运抄，常文校。

经过通阅，笔者下面对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书写款式各个部分逐一进行详解。

寄信时间部分：寄信档按照时间顺序抄录，故每件档案开头多为寄信时间，但是也有将该时间省略没有抄录的情况。

发受文者部分：该部分书写发文者官职（有爵位者加书爵位）及受文者官职（有爵位者加书爵位），二者均不具姓名。通观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乾隆朝满文寄信发文出名者为傅恒、尹继善、福隆安、阿桂、和珅，以其中一人或两人职爵发出，也有以三人职爵发出者。发文出名者当时多是领班军机大臣，但也有仅为军机大臣者。在乾隆早期还有以“军机处”的名义直接发文的例子，但此后则无。受文者前文已述。

寄信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行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曰军机大臣字寄；其行盐政、关差、藩臬曰军机大臣传谕”。在寄信的实际使用中，有时“字寄”也用“密寄”，以格外强调注意保密。例如，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密寄参赞大臣·工部尚书·都统”。

奉谕旨时间及谕旨内容部分：abkai wehiyehe i × aniya × biyai × de hese wasimbuhangge：…，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 erei jalin jasiha .（乾隆×年×月×奉上谕：……，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奉谕旨时间、谕旨内容都要进行抄录，谕旨中朱笔修改之处亦要原样抄录，并于该行顶部注明fulgiyan fi（朱笔）字样。如上面的例子中的中括号和圆括号里面的内容即为朱笔改动之处。

公文处理部分：此部分书写交办时间、寄信程序、发送方式、日行里数等等。乾隆朝大本满文寄信档：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寄信档基本都有此部分，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寄信档则某件档案偶而有之。

抄校者部分：此部分注明抄写官员姓名及校对官员姓名。基本格式为，××araha（××抄），××acabuha（××校）。乾隆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及乾隆五十九年（1794）、乾隆六十年的大本满文寄信档基本都有此公文处理部分。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八年（1793）的大本满文寄信档则没有该部分。

此外，寄信档内还抄有上谕，附件清单、札信等等。

3．满文文字

乾隆朝是满文发展的重要时期，乾隆皇帝推行新清语，如此大规模的“钦定新清语”，对满语满文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地名使用更加规范，满文表达能力更强，表达意思更为准确。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也多有体现。如据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二十一日内阁抄出奉上谕“yerkime（叶尔奇木）改为yerkiyang（叶尔羌），hašigar（哈什噶尔）改为kasšigar（喀什噶尔）。”^[11]该上谕发布之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内叶尔羌地区皆称“yerkime（叶尔奇木）”，喀什噶尔皆称“hašigar（哈什噶尔）”。该上谕发布之后，皆改称“yerkiyang（叶尔羌）”、“kašigar（喀什噶尔）”。

（三）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与其他档案内容具有相互关联性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上谕档、寄信档、日记档“这类档簿较完整，系统性强，内容互相联系彼此补充，如能对照使用，则事件来龙去脉，更为清楚。凡是月折档中奏折（或录副奏折）奉朱批‘另有旨’或‘即有旨’之件，可在同一时期上谕档或寄信档中查到有关谕旨。” ^[12]

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前后史料为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内载有9件相关满文档案，满文录副奏折及满文上谕档载有31件相关满文档案^.[③]将二者一起对照阅看，可以了解章嘉圆寂前后的整个事件详细经过以及乾隆对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特殊感情及礼遇。同样，也可以看出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与同期的满文月折档（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内容记载的关联性与互补性。

 

四、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记载的内容及价值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乃是乾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中形成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广，包括了乾隆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中外关系等等。概括如下：

宫廷方面。乾隆指授方略、巡幸地方等。皇太后、皇后、贵妃、亲王、公主、阿哥等万寿薨逝、出游扈从、生病治疗，紫禁城内宫殿失火、门庭受损、太监偷窃、毒死宫女、选送会满语老寡妇，以及向宫廷进贡葡萄、蜜饯、鹰雕、野鹅、野鸭、野牛角、鹿角、肩足药水、帕舒克药水、人参、玉器等等地方特产等。

内政及八旗方面。中央部院和外将军、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管、城守尉、参领、协领、佐领、防御等员升迁补放，调任署理，朝觐引见，奖赏恩赐，年老休致，训饬革职，处分罚银，抄家示众，丁忧开复、捐纳补官，以及图记印信，收发公文。旗人典卖田地、出旗为民、救济旗人、旗人请假回京、旗民案件纠纷等。

政法方面。新疆流民管理，对贩卖人口、打架斗殴、偷盗赌博、私挖人参、私贩玉石、私铸钱币等案件审理处置，缉拿逃犯、钦定人犯罪行、徒流正法等。

财政方面。新疆等处库存银两，发放驻防兵丁钱粮俸禄，铸造钱币、更换普尔钱，报销站台费用。东北进呈人参，海关关税、田赋厘金等。

军务方面。 江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喀喇沙尔、西安等处驻防八旗兵丁的挑选补充、裁汰解退、奖赏惩罚、操演技艺、木兰打围、调遣换防、坐卡出征，车马兵器弹药等军需的供给补充等。

农业方面。乌鲁木齐、科布多、伊犁、乌什屯田设置，收成分数、清查地亩等等。

畜牧业方面。采购御马，盛京养息牧场，乌里雅苏台、辟展、阿克苏、乌鲁木齐、乌什、伊犁、巴里坤、察哈尔、热河、木兰等地牲畜孳生倒毙、管理牧放、调拨使用、出售采购、清查数目等。

矿产方面。新疆等地铜、玉石、黄金、催生石、硝铁等矿勘探开采，冶炼加工及配制采购硫磺、藏产颜料稀青等等。

交通运输方面。新疆等地军台驿站的设置变更，转运物品，解送官兵公差人员。

工程方面。皇家宫殿、陵寝、园囿的建造修缮和古北口、江宁、科布多、噶什喀尔、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城垣兵舍建造修葺等等。

文化教育方面。满文满语等。

天文地理自然灾害方面。京城、盛京、热河、山西、新疆、苏州、齐齐哈尔等地降雨、雷火、干旱、地震、蝗灾等情况。

宗教方面。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第穆呼图克图、果莽呼图克图等大活佛圆寂及挑选灵童、赏师学经、坐床传经、，各地僧俗人员赴藏朝圣熬茶，以及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盛京、避暑山庄等地寺庙的迁移修缮，佛像开光、绘画佛像，雍和宫挑选喇嘛，盛京地区喇嘛还俗等情况。

少数民族事务方面。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布鲁特（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索伦、巴尔虎、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首领官员升迁调补、族源根枝、奖赏抚恤、纠参处分、年班觐见、进献贡品、婚丧嫁娶，以及少数民族部落游牧迁移、农业生产、畜牧生产、商业贸易、风土人情、户口核查、审理刑事案件、地域纠纷等等。并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平定大小和卓、平定金川、土尔扈特回归、乌什维吾尔族起义等。

中外关系方面。主要内容为：清政府与俄罗斯、朝鲜、缅甸、哈萨克、浩罕、爱乌罕、巴达克山等地交聘往来，遣使朝见，战争行文称呼礼仪，商业贸易，会堪边境，划界立碑，属众越境，偷盗抢掠，拿送逃犯，以及西洋人绘图寄信等。

作为记载乾隆皇帝谕旨的重要档案，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反映了乾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八旗旗务乃至生活等等各个方面的真实想法，例如乾隆皇帝对满语满文的态度。该档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乾隆皇帝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该档案为满文档案，有利于“新清史”的研究，^[13]也是满语文研究的资料宝库。乾隆朝满文寄信档作为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更正官修史书错误、弥补其不足，有利于细化和拓展历史研究。[④]该档内所抄廷寄乃是研究廷寄制度的标准样本，同时其所载谕旨内容也有利于廷寄制度及奏折等文书制度的研究。此外，该档案对于研究中央政治结构、探讨军机处职掌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和利用价值。[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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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J].历史档案,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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