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肇于前，民国时期的纪传体《清史稿》殿于后。中有司马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又有袁枢创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应该说各有创新，各有所长，都树立了一代修史的丰碑。清朝也编了一些当朝史书，为编年体的《实录》、纪传体的《列传》、纪事本末体的《方略》等，均为钦定，难免弊端。清亡后的民国初年，集前清文人学士修《清史稿》，忠于前朝，诽谤革命，也难修出一代信史。时代跨入2l世纪，我们修史切不可抱残守缺，妄自菲薄。既要继承历史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力求创新。新修清史设置图录就是创新之一。
关于图录或图谱的设置问题。历代修史由于印刷技术或其它原因，未能设置图录，但历代学者都主张设置图谱。我们编纂清史设置图录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清代大量纪实性绘画基本保存完好；第二，1839年照相术出现以后，反映晚清时期社会状况的照片海内外大量收藏；第三，现代高科技的印刷手段。这是我们设置图录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绘画纪事的传统，一些纪实性很强的绘画弥补了文字资料记载的不足，而且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资料记载更准确、更生动的信息。纪实性绘画分为纪人和纪事两类。宫廷画家的纪人，主要是为帝王后妃或名臣作“御容”或画像：纪事主要是用绘画形式记录当时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汉毛延寿、唐代阎立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宫廷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卷，生动地刻画出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松赞干布派来迎娶文成公主的使臣禄东赞的隆重场面。宋代的《迎銮图》卷，绘记了南宋曹勋奉命到金国迎还宋徽宗赵佶灵柩的历史事件。例如我们在一幅宋代的绘画中，除着汉人服装者外，有着阿拉伯人服装者，据此，可以推断在宋代中原地区生活着阿拉伯人及其后裔。正是绘画的这种无可代替的作用，所以郑樵认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郑樵《通志》）。到明清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得以开辟，海上交通同样也给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和可能。自明代开始大批西方文化传播的先驱者——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人文理念，包括西方的文化艺术。西方的绘画技术也逐步传入中国。一些具有高水平西洋画艺的传教士，他们高超的画艺，得到中国高层统治者认可，而成为宫廷的御用画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清代宫廷画家是意大利人郎士宁。郎士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达中国广州，时年27岁。当年即到北京，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郎士宁在中国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清宫中充当宫廷画家前后达52年。郎士宁不仅把西洋画法传到中国，而且为了适应中国皇帝的欣赏口味，在欧洲油画基础上吸收中国画的技法，形成了独特的画风。郎士宁还在清宫中培养了一批中西结合画法的宫廷画家。如丁观鹏、张为邦、王幼学等。
在清宫中的外国传教士画家，除著名的郎士宁外，还有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等。清代康熙时期，焦秉贞、冷枚、陈枚、唐岱等一些中国宫廷画家和一些民间著名画家已经开始创作纪实性很强的绘画。其中有王翚为主要作者的《康熙南巡图》（十二卷）以及其它宫廷画家合作的《康熙六旬万寿图》、《庆典图》等。康熙后期，由于郎士宁入宫，开始大规模纪实性绘画的创作，受其影响，一批中国的宫廷画家或合作或独自开始创作纪实性绘画。清代宫廷画家绘画的最大特点，是纪实性强，这些绘画在照相术没有发明之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留下了大批“御容”、南巡、大阅、秋狝、祭祀、行乐等纪实性绘画，为我们今天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最为生动的历史画面。绘画中不仅人物逼真，卤布仪仗、车马轿御、甚至画面上盔甲、衣冠服饰、八旗布阵也很逼真。2002年故宫博物院在英国举办《乾隆时代艺术展》，其中有著名的《乾隆大阅图》，乾隆当时所穿的盔甲也同时作为实物出展，画中乾隆穿戴的盔甲，与同时展出的实物盔甲相比，竟然连每一根金丝线都是一样的，令外国观众赞叹不止。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明清家具展，因为展品中有一件乾隆皇帝当年经常使用的交椅，随展同时带去了一幅郎士宁、丁观鹏等中外宫廷画家合作的《弘历雪景行乐图》，图中乾隆皇帝所坐的交椅与展品中交椅一模一样，从器形、色彩、花纹、扶手、尺寸比例都以一丝不苟的工笔写实。更为神奇的是，另一幅《岁朝图》，画的是弘历和诸皇子在宫中欢度春节的场面，其中乾隆的御容，以及燃放爆竹的皇子相貌和姿态都与《弘历雪景行乐图》一模一样。纪实性到这种程度，可见这些宫廷画家们为记录历史的真实，确实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力，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清王朝的历史留下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清朝纪实性绘画从内容上看主要是用来宣扬皇帝的文治武功和皇帝的威仪，但是我们从每幅画上又会窥豹出许多其他社会历史内容。清代为了国家统一，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一直到乾隆朝最终完成大一统的局面，几代帝王征战不已，打击北方沙俄侵略势力，扫除西北境外势力的入侵，又镇压西北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平定南方三藩势力的内乱，收复宝岛台湾，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此外，清代统治民族满族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清一代的民族政策自有其许多成功之处，如对北方蒙古族的统治政策，以及对藏族地区的治理。特别是对一些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极力予以安抚，力求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清代宫廷画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纪实性绘画。著名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以纪实手法描绘了我国境内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部内迁，乾隆皇帝亲自在离宫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三车凌”，并分别封赐王爵，赏赐贵重礼品，连续大宴十天，整个活动持续了五十多天。奉乾隆皇帝之命，郎士宁、王致诚等外国宫廷画家一直参加这一重大活动，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整个活动的全过程，对于活动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场面，这些宫廷画师均以纪实性手法加以描绘再现，客观记录了清代历史上清朝政府安抚内迁的杜尔伯特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场面。著名的《阿巴锡持矛荡寇图》卷，也是以完全写真的手法，刻画了蒙古族勇士阿巴锡跃马持矛、荡平叛匪的英雄形象，赞扬他奉命扫荡分裂势力达瓦齐叛军，以二十四人夜袭叛军万人军营，瓦解叛军势力的英勇气概。其它如描绘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迢迢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的《万法归一图》等。还有一些战图，如著名的铜版画《乾隆平定西域战图》一组十六幅，描绘了乾隆时期清政府对西北用兵，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天山南路波罗泥都以及大小和卓木叛乱等重大战事，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次是大量反映清代社会风貌、生产活动、风土人情的纪实性绘画。如著名的《康熙南巡图》（十二卷）、《乾隆南巡图》（十二卷），虽然是以描绘皇帝活动为主，但总体上看是皇帝南巡的纪实，它展现了从北京到江南沿途各地山川河脉、市井乡野、建筑园林、名胜古迹等历史风貌，描绘了大江南北沿途各地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以及漕运畅通、商业繁荣等景象。又如《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两卷，描绘了康熙皇帝六十寿辰盛大的庆典场面。第一卷起自紫禁城的神武门，止于西直门；第二卷由西直门起，止于西北郊的畅春园。贯穿了大半个北京城，是当年北京城的风景画。沿途的建筑园林、街市坊间、官军庶民一一列列在目，再现了北京当年的繁荣景象。《京师生春诗意图》轴，以鸟瞰手法描绘了京城中心地带的全貌，画中正阳门外店铺林立，车马行人，一一栩栩如生，皇宫紫禁城、景山近在眼前。上述画面都是场面宏大的绘画，所以摄录范围广泛，历史内涵丰富，史料价值很高。此外反映清代农业、手工业、牧业、商业的有《制瓷图典》（乾隆朝）、《耕织图》（康熙朝、雍正朝均有）、《制茶图》（乾隆朝）、《棉花图》（乾隆朝）、《滇南盐井图》（康熙朝）、《广州十三行图》（乾隆朝）以及《香港开埠图》（道光朝）等等。清代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向台湾派遣官员，大陆的文人学士不断造访台湾，清朝皇帝非常关注台湾，于是令遣台官员等将台湾高山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及宝岛的物产情况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有了《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册》和《台湾内山番地土产图册》。
再次是地图类，包括疆域图、山川河道图、交通驿道图、城镇园林图等。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开始2000多年来，统一是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凝聚力的源泉。为了防止境外势力的侵扰和境内分裂势力的背叛，在边境地区设置各种标识，以维护祖国的疆域。疆域图的绘制是历代统治者非常关注的事。但是，由于当时测量技术和绘图技术手段都很落后，所以绘制出的疆域图里程讹错太多，欠失准确性，其次没有经纬度线。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康熙亲自指派精于测绘技术的西洋传教士和中国人一起，按省进行逐一测绘，前后费了三十年时间，绘制成精密度远超过前代的《皇舆全览图》。康雍乾时期，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省以及东北、西北、北方民族地区都绘制地区图，特别是乾隆绘制了《台湾地理全图》，台湾的山川水系、城镇番社一目了然。至于记录山川河脉源流走向的《长江全图》（康熙朝）、《运河全图》（乾隆朝）、《黄河源图》（乾隆朝）；记录城市及园林风貌的《京城全图》（乾隆朝）、《盛世滋生图》（乾隆朝苏州图）、（台湾郡城图）（乾隆朝）、《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以及记录交通驿道的《进藏路程图》（康熙朝）等等。总之大到疆域图、小至园林建筑图，为我们研究清朝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历史的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清代除了大量纪实性绘画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流传下来。特别是1839年照相术出现后，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侵略者的枪炮声，英法联军开始用相机摄下当时战火下的中国现状。此后，清朝宫廷内一些洋人开始使用相机，摄下当时皇宫的生活情况。晚清的皇帝和贵族官僚们也开始使用这些洋玩意儿。于是在晚清的宫廷和外国人手中留下数万张中国当时现状的照片。照片与纪实性绘画相比，更真实，更可靠，是历史真实的最直接的载体，当然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后来的照片和早期的纪实性绘画还可以互相验证，而文献记载遗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据朱家溍先生介绍，1947年故宫博物院对太和殿内的陈设进行调整，恢复清代的原状。因为当时宝座台和台上金漆屏风都是清代原物，只有正中原来的宝座被袁世凯称帝时撤下去，换上他的一个大靠背椅，这样的陈列，显然不伦不类。这样就决定撤去袁世凯的大靠背椅，换上清代皇帝的宝座。于是准备在文物库房中选择一张形制最大、制作最精的宝座，以为换上去就可以了。挑选了许多，摆上去与屏风总是不相协调。后来从老照片中找出袁世凯撤宝座前的照片，再在文物库房和故宫内各处寻找这个宝座，终于找出这个宝座，虽已残损，但左边缺的部分，右边不缺，可以比照修复。后来发现，有一幅康熙皇帝的朝服像，坐的就是这张宝座。此外，还发现乾隆皇帝称太上皇时，皇极殿特制的宝座也是仿制这张宝座制作的。有了老照片和纪实性朝服像上的宝座以及乾隆时的仿制宝座，很快就修复了康熙曾坐过的这张宝座，于是太和殿内陈列的宝座台、金漆屏风、宝座都成了清代的真品。2002年，我们又根据清代的老照片，把袁世凯时期太和殿内撤去的匾联加以恢复，这样太和殿内的原状陈列终于得到了恢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老照片为据，从纪实性绘画中得到验证，再找到实物，这样就可以恢复历史上的原状，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可见老照片和纪实性绘画特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显而易见，无论是纪实性绘画、画图以及照片对我们再现清朝历史无异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些宝贵的资料从数量上看很多，但收藏分散，国内国外、国家私人都有收藏，搜集齐备很不容易。此外，历史是连贯的，而这些第一手资料有许多盲区，即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既无纪实性绘画也无照片（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还有一个鉴别问题，纪实性绘画有些是佚名，不能判断准确年代。照片鉴别更难，特别是清末照片，由于当时照相技术不高，底片模糊，即使很清楚的照片，由于都是一张张孤立的底片，照片上的人物究竟是谁，无从查考，需要花大量的功夫去鉴别，才能利用。
有了大量纪实性绘画、画图和照片，我对清史图录部分设计出以下两种方案：
（一）清史图录（按时序设计）
第一卷 太祖、太宗朝（上）
第二卷 太祖、太宗朝（下）
第三卷 顺治朝
第四卷 康熙朝（上）
第五卷 康熙朝（下）
筻六卷 雍正朝
第七卷 乾隆朝（上）
第八卷 乾隆朝（中）
第九卷 乾隆朝（下）
第十卷 嘉庆朝
第十一卷 道光朝
第十二卷 咸丰、同治朝（上）
第十三卷 咸丰、同治朝（下）
第十四卷 光绪、宣统朝（上）
第十五卷 光绪、宣统朝（下）
（二）清史图录（按内容设计）
第一卷 舆图
第二卷 政务
第三卷 经济（上）
第四卷 经济（下）
内容：农业、手工业、商贸、盐政、市镇、漕运、财政金融、
水利、灾赈
第五卷 文化艺术（上）
筻六卷 文化艺术（下）
内容：文学、教育、科举、西学、学术、思想、中医药、
科技、书画、戏曲
第七卷 军事
第八卷 外交
第九卷 工矿交通
第十卷 宗教
第十一卷 社会生活
第十二卷 民族
第十三卷 建筑园林
第十四卷 礼制
第十五卷 人物肖像
图录部分有图片，有文字，如何编好这本图文并茂的图录，既要选好图片，又要用准确精炼的文字表达，非有几个方面的专家相结合，共同努力完成，否则很难达到戴逸先生提出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我们编纂《清朝通史》时，就同时编了十二册《清史图典》，搜集清代得纪实性绘画和照片六千余幅。这是自清帝逊位以来，所有清朝通史著作都没有做过的，我们做了，尽管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但从效果看，受到了清史界的高度评价。从1999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十五名不同专业的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其中有搞宫廷史研究的、有搞清代宫廷绘画研究的、有搞清代藏传佛教研究的、有搞清代服饰、玺印、武备、建筑园林等方面研究的，各人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专长，他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绘画、器物以及晚清照片都比较熟悉。然后他们与各卷主编（都是清史研究的专家）相结合，形成一个长短处互补的群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互相结合，避免了或因清史研究不够，或因对绘画、器物、图片不熟悉而出现的弊病。搜集图片的方法，是在确立大纲的基础上，先从故宫博物院开始搜集。因为它是主体，清朝纪实性绘画和晚清图片基本都集中在这里。然后扩大向原清王朝的肇兴之地兴京、陪都盛京、离宫承德、陵寝之地东陵和西陵，再向全国各重点图书馆、档案馆，既全面铺开又突出重点去搜集和征集。尽管也向海外进行搜集，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得效果。在搜集大量图片基础上再进行筛选，不断地搜集补充，不断地筛选，最后进行专家审定。图片要选最能说明问题的，对图片本身要严格地鉴定，鉴定其真伪，鉴定其内容，最后浓缩在每幅图片下面得200字以内的小说明上。要求语言准确、精炼，能够画龙点睛。最后再请各卷主编逐一审定，以免出现错漏。由于有清宫史专家刘潞总体把关，出版至今，还没有出现图片与内容不一致的错误之处。我认为《清史图典》的编纂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编纂大型清史的图录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大型清史的要求，远非《清史图典》可比，图片总量远远超过《清史图典》，必须更广泛地搜集图片，每卷都请素有研究的专家担纲，方能完成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