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即古人常说的“经理世事”“经纬世事”，可理解为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深厚的优良传统，突出历史著述对国家社会的资治作用，强调学者应关注现实问题，把学术思想付诸社会实践。从清初立基，到康乾盛世，再到晚清变革，经世史学贯穿整个清代历史。面对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清代经世史学展现出多样发展样貌，继承并创新了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
一、以史明鉴，黜虚崇实
明道救世，力倡致用之实学。面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清初史学家号召学术研究应关注社会实际。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救世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为学目的在于明道与救世，学问用之于身的同时也要施之天下。为此，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深入分析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漕渠、屯田、水利、赋税等社会利弊。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同样着眼于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针对学界论述思想流派空泛混杂的乱象，黄氏又作《明儒学案》一书，阐明明代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彰显出不著空言、致力明道的实学精神。另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实学成果，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分析各地形势，阐明军事攻守成败，总结政治兴亡得失，字里行间透露出“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的现实关怀，被称为“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吴兴祚序》）
以史应务，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史学的经世作用备受时人重视，被看作明道救世、经纬天地的关键。顾炎武自五十岁以后“笃志经史”，坚持“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学问观，反对“所谓雕虫篆刻”的无用诗文，充分肯定史学“鉴往训今”的作用。他在《日知录》中直接指出，如果在科举考试中加强“史科”的考察，十年之间，国家便可获得通达政体的栋梁之材。同列明末清初三大家的王夫之，也充分肯定史学的经世作用，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在王氏看来，史书的价值在于“述往以为来者师”，史家应该把握“经世之大略”，使后人能够通过史书认识到“得失之枢机”，以为现实借鉴。
引古筹今，以“建万世之长策”为经世目标。清初史家多为明末遗民，他们一方面竭力保全前朝之史，另一方面客观总结明亡教训，以为后世资鉴。他们探讨的是历史之变，而非王朝之变，追求的是“建万世之长策”，而非立言于一时。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就明确说顾氏《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寄希望于后世“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以此补救世道人心。（《日知录》序）继承黄宗羲经世思想的万斯同，也表示考察治乱兴衰而得的经验教训，绝非短期的“因时补救”，而是“可用而行”“为后世法”的万世良策。（《石园文集·与从子贞一书》）无论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历史认识的升华，清初史家的经世思想已经突破一家一姓兴衰的局限，认识到史学为天下、为万民、为后世服务的长久价值。
康乾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统治者积极推动史书编纂，创造了有清一代的史学盛世。
以史资政，发挥官方组织力量。官修史学经过康熙年间的开拓，雍正年间的恢复，最终在乾隆朝达到鼎盛。康雍乾三朝，官方组织修撰了大量贯彻经世思想的史书，拓展了诸多新的修史项目，涵盖实录、典制、方略、国史、志乘、丛书、类书、工具书等体例形式，尤其是体现经世思想的边疆史地学和方志学屹然崛起。
乾隆后期，祁韵士奉敕纂成《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系统整理研究了西北边疆民族源流世系及其事功。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西域，乾隆帝下诏纂辑《皇舆西域图志》，由大学士傅恒、刘统勋等领衔，历时近三十年修成，将边疆地区各方面情况一一详载。各种边疆史地著作成为了解、巩固边疆，强化大一统治理的重要门径。康雍乾三朝多次纂修《大清一统志》，直接推动了全国各地方志的纂修，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作用的方志进入了繁荣兴盛阶段。此外，统治者个人十分重视历史垂训鉴戒、匡助政治、关乎世道人心的现实意义。乾隆帝为教万世君臣而亲纂《御批通鉴辑览》，为鼓励子孙奋进而敕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为铭记先辈创业艰难而命撰《皇清开国方略》。
考订辑佚，清理总结以往史学。康乾时期，无论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致力于编书、校书、刻书，整个学术界掀起整理考订以往文献的学术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文化兴盛与学术发展，也为后世整理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
官方组织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投入大量人力编校辑佚，对此前历代史籍进行梳理总结。与此同时，乾嘉考据学者也致力于对古代典籍进行注疏整理，表面看似繁琐，却内蕴经世之光。钱大昕即主张，“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潜研堂文集·世纬序》）；王鸣盛强调史家要怀有“经国养民远图”，时刻关注“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十七史商榷·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此外，以整体眼光考史论事也成为该时期的特色，诸多体现经世思想的历史评论层出不穷。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体有用”，“可坐而言，可起而行”，既阐明儒学明道救世之体，又具有经邦治国之用，堪称史论典范之作。
反思评断，系统阐发经世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进一步阐发了史学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史义”即史家思想，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由此出发，章氏反思了当时溺于名物训诂且愈加空疏的“考索之功”，提倡具有独创精神与独立见解的“独断之学”。他感慨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痛陈考据学后期博古而不通今、繁琐而不切实用的弊端。他明确指出，史学是“切合当时人事”，用来经世明道的学问（《浙东学术》），如果“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那只能是于现实无益的“雕龙谈天之文”（《答沈枫墀论学》）。在论及史家修养时，章氏还特别提到史家运用“史识”纠正风气、持世救偏的现实作用，主张救弊纠偏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且注意适度，力求“归之中正”。
实事求是，强调史学求真精神。经世当以求真为基础，康乾史学的发展为经世史学注入了求真求是的客观精神。王鸣盛秉持“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的治学理念，在“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中探求翔实精确的历史细节。（《十七史商榷》序）针对时人不顾事实、任意褒贬的问题，钱大昕主张“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将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原则，坚信只有祛除疑问才能成就一代信史，只有指出错误才能彰显史学美德。乾隆皇帝在《御批通鉴辑览》中质疑并驳正旧史中的失实之事，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者不可不具卓识”，强调读史者要以怀疑精神缜密思索，以卓识明辨真伪。
在考据求实的学风中，官方修史和私家撰史都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官修《皇舆西域图志》明确表示，“凡可考据者，引述辩证，不厌其详，征信存疑，兼为区析”。惠栋、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考据学家，更是继承发展了一套客观而精密的治史方法。他们广搜材料，归纳排比，还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天算、舆地、金石等学问辅助研究历史。这种实事求是、苦学博览的求真精神，运用各种知识进行历史考据的严谨方法，是乾嘉学派留下的宝贵财富，深刻影响了后世经世史学的发展。
三、以史应变，救亡启蒙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考据学风日益暴露出脱离现实、琐屑芜杂的弊端。据此，史家再度强调经世务实，积极推动学术理念的转变。
改易风气，纠正日益空疏的考据学风。龚自珍曾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一方面肯定了史学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指出治史必须究明世事变化的规律。针对日益严峻的边患，他十分重视边疆史地研究，将之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移民边疆、以边安边等现实主张。魏源尖锐指责考据学禁锢思想、无所用途之流弊。他奉命编撰《皇清经世文编》，提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道出史书经世的根本宗旨。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以自身言行复兴经世史学，重启“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实学之风。
留心世务，强化疆域和主权意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史家的疆域意识和主权观念进一步觉醒，直接推动边疆史地学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紧迫感。张穆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蒙古游牧记》序）为治学目标，记述内外蒙古自古代至清代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填补了蒙古地区志乘的空白。何秋涛着眼于中俄边界问题，撰成《朔方备乘》，“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详细考察清朝北方的边疆形势。姚莹著《康輶纪行》，集中记述西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等情况，“况今夷务纷纭，岂可不于此加之意乎”，表达出对外国侵略者窥伺该地的深切忧虑。
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侵入，记述中外关系的著作也应时而兴。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最为典型。是书本着“不惩既往，曷救将来”之旨，记述清朝以降中外邦交史事及其交涉策略，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助力解决外交困局。
认识世界，主动开展外国史地研究。此时的史家，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了解和研究外国历史，在对外国史地的撰述中反思认识中国，为经世史学注入了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主持编译《四洲志》，开启研究外国史地之风。魏源和徐继畲分别作《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成为近代国人系统了解世界的起点。
除了对历史、地理与科技的介绍，史家还注意到外国的制度文明。王韬漫游欧洲各国，先后撰述并重订《法国志略》，希望以法国的制度文明激励国人觉醒变革。黄遵宪震撼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变化，结合亲身游历著成《日本国志》，在对日本历史的介绍中深刻反思中国现状，提出“政从西法，革故取新”（《日本杂事诗》自序）的改革主张。
中西结合，推动传统史学近代化。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史学家们纷纷倡导史学革命，不仅从理论上反思传统史学，更将史学转为启发民智、推动社会改良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从儒家经典中阐述历史进化观，宣传建立君主立宪制；又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以世界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鼓励光绪帝实行新政。梁启超撰写《新史学》一文，有力批判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指明了以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为指导的新史学方向，影响深远。此外，邹容作《革命军》，分析清朝历史，以慷慨之词唤醒民众进行革命。陈天华作《中国革命论》，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说明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了用革命方式推翻清朝的必要性。面对晚清空前的动荡与变革，经世史学成为救亡和启蒙的理论工具，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经世史学取得巨大成就。清朝入关之初，政局未稳，百废待兴，经世史学以“治乱”为主要任务，提倡以史明鉴，黜虚崇实。康乾盛世之下，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经世史学改以“治法”为先，在以史资政、考据经世中寻求持续发展之路。但受制于空前强化的封建君主集权，经世史家的很多主张未能充分践行。沿至晚清，面临列强入侵引发的民族危机，经世史学以“治危”为主要任务，强调世界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表现出以史应变、救亡启蒙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