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仅在中国学术界首倡全新的史学理论———“新史学”理论［１］，而且运用其“新史学” 思想积极从事史学实践活动，其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有贡献。史学家萧一山说：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探幽开微的功力，都为学术界所公认，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的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２］９１１其实，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亦不局限于“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其所涉方面大大超出目前学界的预知。学术界对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贡献近来已有所注意，但深入研究仍有相当大的空间［３］４９－５９。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百年历程来看，形成了以李大钊为代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４］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本文试就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凸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开创者地位。
一、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当时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为现实社会演进尤其是政治变革服务，具有总结最近历史经验的性质，因而政治史的意识十分强烈。这与他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是密切联系的。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代表作是《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清代学术概论》等，虽然在今天看来没有能全面而系统地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规律，但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大致勾勒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层面及变迁的基本轨迹。
（一）对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研究
梁启超在进化论的指导下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认为近代中国在“学问和思想方面”，“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他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的废除如“用历史家的眼光看来”，则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自然，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过程。梁启超具体地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一直到甲午战争。其主要表现是自强运动，那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５］４４。梁启超认为，这一期是近代中国“讲求西学”的重要阶段，在根本上是因为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刺激而在思想上的反映。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６］２６梁启超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演变与中国所受的外部压力联系起来，剖析中国社会变动尤其是政治上变化给予思想变迁的影响，这是符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状况的。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止”。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动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引起的刺激，而有戊戌变法等寻求制度的变革。“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 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一阶段的政治运动虽然是失败了，只剩下“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但在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进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５］４４。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所进行的“新政”则是“掩耳盗铃的举动”，因而思想的变动仍然在继续并有新的特点。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这一时期是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也是对第二期“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的推进。那时因为“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再加上“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５］４５。当然，梁启超对正在发展中的新文化运动也颇有些不满，如他就有这样看法：“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 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５］２尽管如此，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予以肯定的，并认为近代思想进到“文化上感觉不足”的阶段有其必然性。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梳理和描述，不仅充分肯定中国近代思想前进的总趋势，而且认为中国近代思想表现出“剧变”的特征和“新陈代谢”的特征。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近代思想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他说，几十年前郭嵩焘的游记因为对西方文明有所肯定，曾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其结果是遭到“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然而，“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总之，这几十年中国思想的确处于“剧变”状态，而且“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５］４３。梁启超同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还具有“新陈代谢”的特征，其表现是：“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５］４５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是“剧变”和“新陈代谢”，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主要特征。
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三阶段的划分，为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派”所继承和发展。殷海光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所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追求‘船坚炮利’，继而是藉‘变法’以至于‘革命’来改变制度，最后则攻到‘孔家店’”［７］２５３，并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近代中国从事“器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金耀基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运动，是曾国藩、李鸿章以至张之洞等人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运动，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的第四个运动，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所领导之文化运动”［７］３１３－３１５。此外，张朋园、张玉法等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三阶段的划分影响［８］。
（二）对中国近代学术演变的研究
梁启超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对清代学术有系统的研究。其中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学术有着宏观的梳理和细密的剖析，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梁启超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学术处于清学的“蜕分期”和“衰落期”阶段，一方面是传统学术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学术的兴起，近代中国学术有着过渡性特征。具体说，近代学术虽然是清学“分裂”的产物，但更重要的是“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９］５１。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有这样的分析：
关于今文经学。梁启超梳理了今文经学在晚清变迁的历程，认为今文经学的基本精神在“经世致用”，“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自珍和魏源，并且“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当然，说今文经学的复兴，不是说今文经学一开始就居于学界的主流地位，事实上，今文经学“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６］２５，只是在光绪年间才达到兴盛的局面。
１．“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梁启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起自武进的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专求“微言大义”，继之者为同县后进刘逢禄。其后，“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龚自珍在近代今文经学复兴中处于开拓者地位，“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与龚自珍同时代的魏源亦为“今文学之健者”，“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９］５４－５６。
２．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梁启超认为，今文经学经过龚自珍而复兴，到康有为时而兴盛，故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之中心”；但康只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非其创作者”，其最先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为其今文经学的系统表达。对此，梁启超评价道：“《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计。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９］５６梁启超还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在今文经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突出康有为对晚清今文经学兴盛的影响。
３．梁启超为今文经学作“猛烈的宣传运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自己在复兴今文经学中的作用作了客观公正的分析，并说明自己的经学观与其师康有为的差异：“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９］６１梁启超虽然评价自己是“新思想之陈涉”，但同时亦有“自知之明”，认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而且“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其治学的特点是：“‘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９］６６梁启超对自己学术特点的剖析，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客观的。梁启超阐发今文经学在近代复兴的历程，将鸦片战争之后今文经学的复兴理出从龚魏到康梁的线索，并对今文经学复兴原因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研究结论为此后的学者所承继。
关于晚清清学正统派。梁启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清学正统处于蜕分与衰落期之中，“其运命自不能以复久延”，但仍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并且保有承继的学统：“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统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９］６梁启超看到了清学正统派在近代中国的传承，但认为“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收’”［６］３１，考证学之主流地位式微。梁启超尤为重视章炳麟的突出地位，认为章炳麟在晚清是为“正统派大张其军”，是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９］６９－７０梁启超对章炳麟学术成就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章炳麟的学术思想“非清学所能限”，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影响“亦至巨”。
关于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有着一个“讲求西学”的运动。洋务运动期是西学输入的第一阶段，然而这一阶段“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衡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６］２７。这种变化当时只在极少数人之中，一般的士大夫对西学仍是极端的仇视与排斥。甲午战争之后，进入西学输入的第二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处于“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但为旧派所不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在“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其时，对西学输入中国贡献最大者“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世，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９］７１－７２。梁启超对晚清西学输入过程的梳理，理出西学东渐的线索和轨迹，他对西学中国化的评价也是极富有见地的。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学术演变的研究，用力最勤，工夫最深，学术的分量也最重，这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成果来看，他是将中国近代学术的研究放在整个清代学术系统中来考察的，体现出学术本身传承的内在理路，但同时又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密切联系起来，反映学术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变动的关联，并进而从学术演变中来展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的概貌。
（三）对近代中国政治进化的研究
梁启超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认为，近代中国政治的进化尤为突出。当时不少人对近代中国政治的进化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梁启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而认为“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５］４６。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因而要从“国民自觉”的角度来剖析近代中国政治的演变。他指出：“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５］４６－４７虽然梁启超将清朝的推翻看成是“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将清朝视为“异族”而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他肯定推翻清朝在“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上的意义，应该说是看到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大变动。
梁启超虽然对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表示不满，认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现象”确实“令人怄气”，但他认为对政治也“不必失望”。在他看来，民国初年的政治现象是由两个特别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革命的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二是“社会上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筋疲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梁启超认为，造成民国初年不良政治现象的原因正在发生变化，由于“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因而“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所以他对中国政治前途表示乐观的态度，坚信中国政治有不断进步的希望。他说：“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大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的哩。”［５］４７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研究，描述了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学术变迁、政治进化的基本历程，并且是以政治变迁和社会现代化为主线的，力图揭示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梁启超的这一努力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诚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讲，梁启超是２０世纪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第一人，也是２０世纪从现代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缘起。”［３］５４
二、关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研究
梁启超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近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特别注重对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考察与分析，其论断颇有诸多的合理之处，对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
梁启超通过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梁启超称为“洪杨之役”）爆发的情形，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具有“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性质。他指出，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中国，当时国内“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１０］１１。梁启超还肯定太平天国具有“革命”的性质，是革命时代的一个表征。他说：“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即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１１］３５。梁启超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原因的分析虽然有其片面性，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他看到了阶级矛盾和国内的民族矛盾所起的作用，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学术见识的。
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梁启超认为一方面在于“同道互戕”而表现出的内部分裂，另一方面则在于清政府的严酷镇压。他指出：“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息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１１］３８梁启超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实质上源于政权的腐败，定都天京是重要的转折点，“秀全既据金陵，骄态渐生，内部残杀，腐败已甚”［１０］１２。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残杀”，梁启超表示极大的惋惜，认为“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１１］３８。梁启超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招牌，贾怨益甚”，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６］２７。在梁启超看来，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因为当时处于“外族侵入之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使得“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其结果是“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１１］３８，造成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看到清朝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绞杀太平天国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他曾这样分析：“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１０］８梁启超的这一见解对此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后起的近代史研究者逐渐注重分析和考察太平天国的影响，尤其是对晚清政治变动的影响。如李剑农认为，太平天国造成“清廷政权的推移”，使得以汉族为主要力量的“地方势力渐次加重”［１２］１００。
梁启超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从正面进行的，尽管他有时也称之“洪杨之乱”，但他对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是从“革命史”的角度进行定位的，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虽然，梁启超对太平天国的论述具有片段性，不是很有系统的叙述，但其许多见解却是极为深刻的，对以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确实有着启迪意义。
（二）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戊戌变法刚刚失败之时，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戊戌六君子传》等记叙这段历史。此后，梁启超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戊戌变法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１３］６９这一分析应该说是较为真确的。此后，梁启超曾根据他的“因缘”理论来分析戊戌变法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戊戌变法作为一场“社会革新运动”是由一系列“因缘”因素促成的。他指出，戊戌变法“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连带关系。……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１４］１２４。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戊戌变法是政治改革运动。他说，戊戌变法前的“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则是“温和改革者”；而戊戌变法是“除旧布新”的政治改革，“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１３］８５。此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认为，戊戌变法也带有“新学”与“旧学”之争的性质。梁启超回忆道：“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６］２９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因缘”、历史过程及其结果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其认识对于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因缘”，梁启超认为中国有着“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１５］１２３这两种心理是“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是“外力之压迫”，其二是“政纲之废弛”，“此因在境的方面者也”［１５］１２４。以上，梁启超从“心”与“境”两个方面来剖析义和团运动之“因”。梁启超还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还有其“缘”的方面，而“缘”有“亲缘”（直接缘）和“间缘”（间接缘）之分，“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概而言之，“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 ‘亲缘’”［１５］１２４。“亲缘”之中复有“主缘”与“助缘”之别，而“助缘”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又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指出：“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 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１５］１２４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进程，梁启超将其梳理为八个阶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１５］１２５－１２６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梁启超认为有如下数端：“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刻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１５］１２６
梁启超还对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出建议，认为应在“民族性之总根柢”“群众心理”、阶级心理下的“一致行动”、历史剧主人翁“特别性格”之“源泉”“专制政治”之“政体”“当时之政象”“维新派”及其“对面之抵抗力”“世界政局之潮流”等八个方面，加强对义和团运动的探讨。“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１５］１２５。
梁启超对义和团的评价似没有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那样高，如他将义和团称之为“拳匪”，将义和团运动称为“祸”，并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干涉归咎于义和团运动，甚至认为“闹出义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６］２９，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在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但梁启超提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基本思路，强调要对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秘密社会、当时的政局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后来开展义和团的研究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很是重视，辛亥革命刚刚爆发不久，他在所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就高度评价辛亥革命，认为：“武汉事起，举国云集响应，此实应于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民心理之所同然。是故声气所感，不期而洽乎中外也。”［１６］２７此后，梁启超从“因缘”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分析，并就研究辛亥革命发表过很重要的意见。
关于辛亥革命的“因缘”，他说：“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谓之‘缘’。……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１５］１２３从梁启超这里所分析的辛亥革命的各种“因缘”来看，他是力图从晚清社会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历程进行了分析，不仅强调革命派的作用，而且也估计到立宪派的努力，同时也注意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梁启超指出：“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谘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政权）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１７］４－５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深远的意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中华民国’一名词之成立，即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之一奇迹也”［１８］２５。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三回革命之一（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了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了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辛亥革命）。他说：“辛亥革命有甚么意义呢？ 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１７］１－２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对民族独立和民主精神的张扬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在“新史学”观念指导下的史学实践活动，藉以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研究，并使其关于近代思想演变、学术变迁及政治进化的探索有更为充分的依据，同时也在于彰显其所提出的近代“中华民族之扩大”的学术观点。显然，这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
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色
２０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主张，使中国史坛掀起“史学革命”的浪潮，进化论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学现代化由此启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梁启超开始了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生涯，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全新的梳理，构建一个初步的近代史研究体系。因此，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学术风格。
（一）进化论的历史观
以进化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将中国近代历史看作是进化的进步的过程，是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最为鲜明的特色。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初步表达了自己的进化史观，认为“变” 是“古今之理”。此后，梁启超将进化论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研究历史就在于“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１９］７－１１。所以，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近代“中华民族之扩大”是进化的重要表征，“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哩”［５］４１－４２。至于在“学问思想的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并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５］４３。就近代中国政治而言，如前所述，梁启超认为“国民自觉”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因而近代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双十节之乐观》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事例说明，民国建立的十年来社会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在实业、教育两界，表现得最为明显”；“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１７］６－１０。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也是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得出的。可以说，进化论思想不仅是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鲜明特色，而且进化论思想也贯穿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始终。
（二）强烈的当代史意识
梁启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当代史意识，这也是一个鲜明的特色。梁启超在当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性质，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为重要的任务，这不仅是他的“新史学”观念的学术实践，而且也是与他强烈的当代史意识密不可分的。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当代史家职责：“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２０］１由于注重历史经验的探讨，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因而梁启超不得不将中国近代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而就梁启超学术兴趣而言，他也是主张“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６］２７５。这就使梁启超更注重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更为关注对现实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前面已经提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梁启超就写出《戊戌政变记》来研究和记述这一资产阶级变法运动；李鸿章于１９０１年９月逝世，梁启超于同年１１月就写出《中国四十大事记》（一名《李鸿章》），率先对李鸿章进行研究和评价；袁世凯于１９１６年病死，梁启超于同年就写出《袁世凯之剖析》，并就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发表意见。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当“护国战争” 刚结束时，梁启超就搜集了“护国战争”期间的来往公文、论文、电文等，编撰成《盾鼻集》，不仅给 “后之论史者有所考镜”，而且也在于说明当时是“不得已以从事兹役者”［２１］２。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仅是其“新史学”观念的学术实践，而且也是具有发扬光大近代以来的当代史研究这一新的学术传统的意义。（三）经世致用的色彩
梁启超在学术上是今文经学在近代发展的代表人物，强调经世致用、关顾国计民生，其史学研究（包括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色彩。梁启超认为，“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２２］２８。这一观点也反映到他的史学研究中，并与他对史学作用的认识相联系。梁启超研习史学是与变革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他创办大同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２２］５８。梁启超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及现实意义，强调历史对社会现实的借鉴作用，如他明确指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２３］９９；“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２３］１０１。因此，梁启超“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而是把它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２４］１９。《清代学术概论》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总结包括近代学术在内的整个清代学术，但经世致用的色彩也是特别显著的［２５］３３。梁启超正是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因而特别注重对当代史的研究，一方面为其政治活动提供依据和参考，并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政治活动进行总结和分析，为后人变革近代中国社会提供历史的教训和启迪。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强调经世致用、史学为现实服务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挥史学的政治性功能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急切地以历史附会现实，难免存在牵强附会和不够严谨的缺点”［２６］１８６。当然，对此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认识。
（四）“民史”的撰述理念
梁启超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还贯穿着“民史”撰述理念。在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体系中，他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比较，认识到“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２７］７０。所以，他认为中外史学就其研究重点而言，“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 之分，但“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２２］５９。梁启超的“民史”思想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有较为广泛的影响，谭嗣同对此极为称道，并认为创办报纸即是体现“民史”思想，他说：“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２８］４１９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自觉地贯彻他的“民史”思想，并以此作为撰述近代史的重要理念。譬如，梁启超研究太平天国时，承认太平天国的发生有民众力量的因素，认为太平天国的旗号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其“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李秀成在抗击清军中之所以能取得成绩就在于“能得士心”。又譬如，梁启超研究辛亥革命时，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冥契乎全国民心理之所同然”，辛亥革命之“功劳”应归结于“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１７］５。自然，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民史”思想，亦有其历史的与理论上的局限。他的“民史”思想就其实质还只是强调民众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如他说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６］２８，这与民众创造历史的思想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尽管如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民史”撰述理念还是一个显见的特色。
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现代化研究学派）和两大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研究范式”），梁启超显然是现代化研究学派的先驱性人物。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及其观点，对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起过某些重要的影响。尽管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如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亦有偏颇之处，对近代社会经济变动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等等。但无可置疑的是，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居于先驱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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