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为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统治者选择正统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立“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自顺治年间始，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廷多次刊刻儒家经典，颁发国子监及八旗官学、各直省学校，用作士子教材。与此同时，官方还尤为重视对各部儒家经典及其注释说解的梳理和阐发，以官修的方式，先后纂成“解义”“折中”“汇纂”“义疏”等各种名目的经解书籍十余种，不仅刊刻颁发，还译成满文，由此而构建了一个自成一统的官方经学体系。相对于民间经学或私家著述，清代前期的官修经解以及与之相关的官方经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帝王意志和统治者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以往很长时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研究鲜有涉及者。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始逐渐开展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果。概括而言，有的专门研究某一部或某一类官修经解，a有的集中探讨某一朝的
a 据笔者目力所及，对某一部官修经书的研究主要有刘大钧：《读〈周易折中〉》，《周易研究》1997 年第2期；刘家和：《〈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乔宗方：《〈周易折中〉易学思想评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王丰先：《〈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纂修时间考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 年第2期；杨燕：《李光地与〈周易折中〉之编修》，《东南学术》2011 年第4期；简承禾：《康熙〈日讲书经解义〉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卢启聪：《〈诗经传说汇纂〉研究——以编撰背景、体式内涵与思想特质为中心》，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瞿林江：《〈钦定礼记义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年；包添仪：《〈御纂周易折中〉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吴晋先：《〈御定孝经衍义〉研究》，
修书状况，a有的重点研究某一修书机构，b有的关注清代官修经解的出版与传播，c有的通过个案解读清代的帝王经学，d或从不同角度分析官修经解及官方经学与清代学术的关联。e本文意欲系统梳理清前期官修经解的具体情形，深入解析清廷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背景及其过程，进而揭示其蕴含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以及学术意义等多重面相，以期对清代政治、思想、学术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据现有文献及书目资料统计，f自顺治历康熙、雍正至乾隆四朝，清廷官修经解总数达 19 种，范围遍及各部儒家经典。为方便起见，此分类略述如下。
其一，易类。《周易》又称《易经》，位居儒家六经之首，历来受到学者重视，疏解也最为繁多。清廷在顺治、康熙和乾隆三朝，先后纂修易类经解 4 部，其数量在官修各部经解中亦居于首位。其中最早的一部是顺治朝的《易经通注》，凡九卷，大学士傅以渐、经筵日讲官左庶子曹本荣奉敕撰，顺治十五年（1658）进呈，乾隆时录入《四库全书》。是书参酌魏王弼以来迄于明末诸家之说，删繁去芜，简明扼要，诠释《易经》意旨。
康熙朝撰有易类经解2部。首先撰成的是《日讲易经解义》，凡十八卷，康熙十九年（1680）经筵日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孙在丰，日讲官翰林院学士张英等奉敕撰，康熙帝亲自作序，二十三年内府刊刻。康熙十年，清廷重开经筵日讲，年青的康熙帝对儒家经典的讲习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认真学习，还下令将各部经书的讲义编纂成书，颁布天下，由此而有各部 “日讲”系列经解的问世。是书即为康熙经筵“日讲”之一，以朱熹《周易本义》为宗，参考历代诸儒注疏传义编纂而成。五十二年，康熙帝又敕令大学士李光地主持编纂《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卷首一卷，并亲撰序文，交由武英殿于五十四年刊刻。是书亦以朱熹《周易本义》为宗，程颐《易传》为辅，兼采汉、晋、唐、宋、元、明各家，疏解《易》义与《易》理。其体例首列《本义》之解，次列程传之义，所采诸儒之说皆折中于朱子，故名《周易折中》。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郑颖：《〈御纂诗义折中〉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吴杰祺：《〈日讲礼记解义〉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对某一类官修经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学方面，如汪学群：《清初的官方易学》，《光明日报》2003 年 7 月22日；杨自平：《从〈日讲易经解义〉论康熙殿堂〈易〉学的特色》，《台大中文学报》第28期，2008 年；梁珂维：《清廷纂修易学著作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
a 研究主要集中在康熙朝，如王丰先：《康熙朝御纂诸经编纂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b 研究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开设的三礼馆。代表性论文如林存阳：《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南开学报》2007 年第1期；张涛：《清代书馆结构与运作个案剖析——以乾隆三礼馆为例》，《经学文献研究集刊》2014 年第1期；张涛：《乾隆朝三礼馆考》，《历史档案》2016 年第2期；林存阳、杨朝亮：《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国学论衡》第5辑，2019 年。代表性著作如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c 于浩：《清代官修经书注本的出版与传播》，《出版发行研究》2019 年第11期。
d 邓国光：《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清代帝皇经学初探》，《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 参见张宗友：《“表章圣经”、“治统所系”：清初御定经解之经典化与学术影响》，《古典文献研究》2014 年第1期；黄爱平：《试论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的解读与评判》，《历史文献研究》2017 年第2期；刘瑾辉：《〈日讲四书解义〉与清代孟学的兴盛》，《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12期。
f 本文依据的文献及书目资料主要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81年；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陶湘编，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著：《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 年，等等。
乾隆二十年（1755），敕令大学士傅恒、来保及原任吏部尚书孙嘉淦撰《御纂周易述义》十卷，乾隆帝亲自作序，交由内府刊刻。因推崇康熙《御纂周易折中》“广大精微，义无不备，综括汉唐以来诸说之全而取其粹，言《易》者无能出其范围”，a故是书以推阐《御纂周易折中》之意蕴为主，不列举诸儒姓名，亦不辨驳各家得失，简明扼要，阐发《易》义，亦因此而名之为《述义》。
其二，书类。清廷先后官修《尚书》经解 2 部，均撰于康熙时期。较早成书的是康熙经筵 “日讲”系列之一的《日讲书经解义》，凡十三卷，康熙十七年经筵日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库勒纳、叶方蔼奉敕撰，康熙帝作序，十九年内府刊刻。是书取汉宋以来诸家之说，折衷荟萃，汇为一编。康熙末年，在君臣此前讲习经义的基础上，统治者敕令儒臣汇集前代儒者经说，编纂各经集解，由此而有各部“汇纂”系列经解的问世。康熙五十四年敕令大学士王顼龄等编纂的《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即为其中的一种。是书凡二十一卷书序一卷卷首二卷，以南宋蔡沈《书集传》为本，荟萃众说，并于制度、名物、道里、山川等详加考订，编纂成书。雍正八年
（1730），皇帝亲撰序文并交由内府刊刻。
其三，诗类。清廷于康熙、乾隆时期先后撰成诗类经解 2 部，其中《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为康熙末年“汇纂”系列经解之一，凡二十一卷卷首二卷诗序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户部尚书王鸿绪、都察院左都御史揆叙等奉敕编纂，以朱熹《诗集传》为宗，进而采择自汉迄明诸家之说，折衷荟萃编成。雍正五年，皇帝亲撰序文并交由内府刊刻。另一部《御纂诗义折中》，则是乾隆十六年谕令大学士傅恒、来保，工部尚书孙嘉淦等编撰，乾隆帝为之作序，武英殿于二十年刊刻。是书亦名《钦定诗义折中》，凡二十卷，在孙嘉淦原撰《诗经补注》基础上，乾隆帝亲自 “授以大指，命之疏次其义，凡旧说之可从者从之，当更正者正之，一无成心，唯义之适”，简明扼要，诠释《诗经》意旨。乾隆帝认为，“用中者，圣学之大成也”，b因仿效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之意，定名为《诗义折中》。
其四，礼类。礼类经典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通称“三礼”。清廷先后官修礼类经解 4 部，其中《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为康熙时经筵日讲旧稿，大学士鄂尔泰、朱轼，吏部尚书甘汝来奉敕编纂，取汉卫湜以来诸家之说，镕铸剪裁，汇为一编，但未能纂成定本。乾隆十二年，敕令大学士张廷玉等据旧稿整理成书，十四年武英殿刊刻。由于是书编纂始于康熙，成于乾隆，故卷前先后列有两位皇帝序文。实际上，在乾隆即位以前，清廷官修各部经解中，唯独三礼未有成书，只留下康熙时期的《日讲礼记解义》未定稿。故而乾隆继位伊始，即敕令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吏部尚书甘汝来等为《周礼》《仪礼》和《礼记》纂修义疏定本，此即《三礼义疏》，分为三部，《钦定周官义疏》为第一部，凡四十八卷卷首一卷；《钦定仪礼义疏》为第二部，凡四十八卷卷首二卷；《钦定礼记义疏》为第三部，计八十二卷卷首一卷。三部义疏均于乾隆元年开始编纂，十三年告成，十九年武英殿刊刻。乾隆帝亲撰《御制三礼义疏序》一篇，置于《钦定周官义疏》卷首。亦因如此，三部义疏体例相同，均采择自汉迄明诸儒之说，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类，折衷排纂，逐篇逐节予以疏解，编者之见解则以案语附于其下。
其五，春秋类。春秋类经解包括“三传”亦即《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在内，清廷先后纂成 3 部。《日讲春秋解义》是康熙“日讲”系列经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经筵日讲官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库勒纳与李光地等奉敕编纂，凡六十四卷总说一卷，以宋胡安国《春秋传》为宗，于其未及或不确之处，则兼采各家之说予以补充驳正。雍正七年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
a 弘历：《御纂周易述义序》，《御纂周易述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565页。
b 弘历：《御纂诗义折中序》，《御纂诗义折中》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册，第1页。
廷玉、内阁学士方苞等奉敕校订，乾隆二年武英殿刊刻。可见是书从编纂、校订到刊刻，先后历康、雍、乾三朝，卷前亦列有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序文。《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则是康熙末年“汇纂”系列之一，凡三十八卷卷首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大学士王掞等奉敕撰，康熙帝亲自作序，六十年武英殿刊刻。是书以《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宋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兼采汉至明诸家之说，折衷荟萃，汇为一编。《御纂春秋直解》为乾隆二十三年敕令大学士傅恒等撰成，乾隆帝亲撰序文，同年即由武英殿刊刻，凡十二卷，在康熙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基础上，融会各家之说而去其穿凿附会之处，简明扼要，直接阐发经书意旨，故名“直解”。
其六，孝经类。在儒家经典中，《孝经》的篇幅最为短小，但因其集中反映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故而深受学人士子重视，历代统治者以帝王之尊，亲自为之作注者亦不乏其人。清统治者亦继承了这一做法，顺治十三年谕令大学士蒋赫德纂注《孝经》，由皇帝亲加“御定”并作序，撰成《御定孝经注》一卷，由内府刊刻。是书又名《御注孝经》，以唐玄宗注“石台孝经”为本，采辑古今之注，参互考订，阐发《孝经》意旨。同年，顺治帝还下令编纂《孝经衍义》一书，任命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等八人为纂修官，“博采群书，加以论断，勒为一编”。a然而，终顺治一朝，是书未能告成。康熙十六年，礼部侍郎叶方蔼、学士张英、侍讲韩菼等奉敕续纂，二十一年告成，康熙帝亲自作序，二十九年内府刊刻。这部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纂成的《御定孝经衍义》，b凡一百卷卷首二卷，仿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采择历代学者经史之注及相关论说，旁通发挥，推衍《孝经》至德要道之大义。雍正帝继位，复以帝王之尊，纂成《御纂孝经集注》一卷，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例，专释经文，重在阐发《孝经》大义。雍正五年，皇帝自作序文，交由武英殿刊行。
其七，四书类。“四书”之名，始自宋代。朱熹为建构理学的理论体系，专为《论语》《孟子》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又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二篇，分别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自此而后，四书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与传统儒学五经并行的又一文本系统。清代前期，随着“崇儒重道”政策的确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康熙帝尤为尊崇朱熹，推重理学，经筵日讲也首重四书。在康熙一朝编纂的各部“日讲”系列经解中，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库勒纳、叶方蔼等于康熙十六年奉敕编撰的
《日讲四书解义》是最早成书的一种。康熙帝不仅亲自作序，而且于撰成当年即交由内府刊刻，是书也由此成为“日讲”系列率先问世的一种。全书凡二十六卷，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逐章逐节训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推阐四书大旨。
以上可见，清代前期清廷官修经解计易类 4 种，书类 2 种，诗类 2 种，礼类 4 种，春秋类 3 种，孝经类 3 种，包括《论语》《孟子》在内的四书类 1 种。就修书范围而言，从四书到五经，再加《孝经》，可谓囊括全部儒家经典，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官方经学体系。
二
清代前期官方经学体系的构建，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相联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19 部经解中，纂修于顺治朝 2 种，先后为《孝经》《周易》；康熙朝 10 种，顺序大体为四书、《孝经》《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礼记》；雍正朝 1 种，即《孝经》；乾隆朝 6 种，先后为《周礼》《仪礼》《礼记》《诗经》《周易》《春秋》。可见，自顺治至乾隆，四朝皇帝都有对儒家经典进行注疏、解义、汇纂的举措，而尤以康熙、乾隆朝为最。
a《清世祖实录》卷 97，顺治十三年正月癸未。
b 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子部儒家类。笔者以其纂修宗旨在于发挥推衍《孝经》大义，故视为清官方经学著述之一种而列于此。
清王朝入关以后，在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中，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正统儒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立了一代王朝“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顺治九年九月，皇帝视学国子监，亲至孔庙祭拜孔子，并在彝伦堂听讲《易经》《书经》，其敕谕有言：“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a次年四月，统治者在下发礼部的诏谕中明言：“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b顺治十二年三月，又明确谕示礼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c可见在“天下渐定”的形势下，传统的儒家学说，已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被视为治理天下，开启太平治世的根本所在。适应清廷入关之初重建社会秩序，稳定政权统治的需要，文义浅近，篇幅短小，集中反映儒学伦理思想的《孝经》，成为统治者最早关注的儒家经典。顺治十三年，统治者以“御定”的名义，谕令大学士蒋赫德纂注《孝经》，撰成《御定孝经注》一卷，显然既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也不乏长远的根本考虑，诚如顺治帝“御制序”所言：“朕万几之暇，时加三复，自《开宗明义》迄于终篇，见其言近而指远，理约而该博，本之立身以行道，推之移风而易俗。爱敬所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欢；感应所通，东西南北罔不渐被而思服。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d同年，顺治帝还下令汇集历代学者对《孝经》的注疏、笺释，并加以推阐，编为《御定孝经衍义》，惜未成书。
康熙帝继位，在彻底清除鳌拜集团之后，进一步接受并阐扬儒家学说，尤为尊崇朱熹，推重程朱理学。他认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e其中尤以朱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f据此，康熙帝明确表示：“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g而朱熹确立的四书学系统，也受到康熙帝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朱子“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五章补之于断简残篇之中，而一旦豁然贯通之为要，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此。问《中庸》名篇之义，则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未发已发之中，本之于时中之中，皆先贤所不能及也。若《语》《孟》则逐篇讨论，皆内圣外王之心传，于世道人心之所关非细”。h康熙帝恢复一度中断的经筵日讲制度，“召儒臣讲论经义，务抉其根源，参伍群言，以求至当”，i并将各部经书的讲义编纂成书，颁布天下，其中最先讲论的即为四书，最早编成并刊刻颁发的就是《日讲四书解义》。对顺治时下令编纂但尚未成书的《孝经衍义》，康熙帝也谕令专人加以续纂，并刊行颁布。与此同时，《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相继成书。讲论《春秋》《礼记》的讲义也有成稿。康熙末年，以《御纂周易折中》的编纂为标志，统治者还谕
a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辛卯。 b 《清世祖实录》卷 74，顺治十年四月甲寅。
c《清世祖实录》卷 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
d 福临：《御制孝经序》，《御定孝经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255页。
e 玄烨：《性理大全序》，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初集》卷1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4页。 f 玄烨：《朱子全书序》，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4页。
g《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
h 玄烨：《朱子全书序》，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535页。
i 弘历：《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日讲春秋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2 册，第2页。
令编纂汇集前代学者经注、经说的“汇纂”系列，诸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等。可以说，康熙朝官方经学体系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雍正帝在位期间，虽然崇尚佛、道，但并未忽视传统的儒学。他表示：“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
《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分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逾闲荡检之事。”a为巩固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雍正帝对《孝经》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在其父、祖或“御定”作注，或敕令编书的基础上，雍正帝复以帝王之尊，为之注释疏解，撰成《御纂孝经集注》一卷。并且，对康熙末年编纂完成但未及刊刻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和《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书，雍正帝均下令交由内府刊刻，还亲撰序文，置于卷首。对康熙年间的经筵旧稿《日讲春秋解义》，雍正帝也敕令允礼、张廷玉等人再加考论，校订成书。这些举措，都进一步完善了官方经学体系。
乾隆年间，处在清朝的全盛时期，如何想方设法地维持这种“盈满”局面，从根本上维护清朝的长治久安，始终是乾隆帝为之思虑筹谋的重要问题。乾隆六年七月，他谕令群臣说：“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规，必为根本切要之计。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则所谓制治未乱，保邦未危者，必以风俗人心为之本，人心正则风俗淳，而朝廷清明，国祚久远，胥由于此。”b出于对清朝“亿载基业”的长远考虑，乾隆帝极为强调儒家的伦理纲常，以 “正人心而厚风俗”。而儒家经典中，承载儒学礼制文化的“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就成为乾隆帝重点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此前顺治、康熙、雍正三帝于诸经皆有疏解，唯独三礼未有成书。诚如乾隆帝所言：“我皇祖圣祖仁皇帝表章群经，既御纂《周易折中》，而《诗》
《书》《春秋》则以分授儒臣，纂辑义疏，颁布海内，惟三礼未就。”c故而早在继位之初，乾隆帝就采纳儒臣的建议，下令纂修《三礼义疏》，他说：“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因谕令大学士等人“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d并将历康熙、雍正两朝撰成的《日讲春秋解义》刊刻颁发，还下令将康熙时期的经筵旧稿《日讲礼记解义》加以整理编纂，刊刻颁布。对《周易》《诗经》《春秋》，也在康熙朝所纂各部解义、汇纂的基础上，或再加推阐，或折中诸家，或揭橥意蕴，先后纂成《御纂诗义折中》
《御纂周易述义》和《御纂春秋直解》各书。至此，包括四书、五经和《孝经》在内的官方经学体系最终形成。
三
自顺治至乾隆，清前期百余年间经由四代皇帝通过注释、疏解、推阐儒家经典的方式而共同构建的官方经学体系，无疑鲜明地传递出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和思想观念，具有非同寻常的政
a《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癸酉。 b《清高宗实录》卷146，乾隆六年七月辛未。
c 弘历：《御制三礼义疏序》，《钦定周官义疏》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第1页。
d《清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六月己卯。
治功用和文化涵义。概括而言，有如下一些方面。
其一，重视儒家经典的致治功能。基于维护统治秩序，端正风俗人心的现实需要，各部儒家经典，无一例外地被统治者视为承载帝王大经大法和致治要道的法宝。顺治帝明确表示：“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a康熙帝认为“帝王道法，载在六经”，b雍正帝主张“六经皆治世之书”，c乾隆帝则强调“五经乃政教之原”。d以《周易》为例。康熙帝认为：“《易》之为书，合四圣人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包羲、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书》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于《易》会通焉。”自谓“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精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因探其意旨，揆之人事，体诸躬行，措诸事业，见其“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帝王若能“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故而康熙帝明确拈出“以经学为治法之意”，e强调儒家经典对于治国理政、化民成俗的重要作用。再就《尚书》而言。康熙帝认为“治天下之法，见于虞、夏、商、周之书”，之所以如此，“盖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焉”。揆诸古代帝王，凡“性之者，为尧、舜、禹、文；身之者，为汤、武、高宗；困而学之者，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为太康、桀、纣”，足见“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系焉”，康熙帝因告诫自己，当 “夙夜兢兢，思体诸身心，措诸政治，以毋负上天立君之意”。f雍正帝也特别强调：“帝王之大经大法，昭垂万古者，惟《尚书》为最备。盖自继天立极，精一执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递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传。今观《书》所载成天平地、经国造邦、建官立教、礼乐兵刑之弘纲大用，与夫赓扬都俞之休风、嘉谟嘉猷之陈告，凡所为永膺天命而致时雍协和之效者，虽相去数千年，尚可于方策中想见其钦明寅畏之衷，敷布经纶之迹，后之君臣得奉为模楷，以追踪于唐虞三代之隆，讵不于《书》是赖哉！”g雍正帝还进而以《尚书》所载先圣之伟业和先贤之事迹为准绳，对为君、为臣者提出很高的要求，他说：“后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为典章，心法之原于性命者，先后同揆，百世之圣君贤辅，未能易也。故为君者，必思比德于尧、舜、禹、汤、文、武，而后无忝乎为君；为臣者，必思媲休于皋、夔、伊、傅、周、召，而后无忝乎为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诚之道，以遂觐光扬烈之怀，尤冀卿尹百执事共体元首股肱之谊，殚协恭励翼之忱”，h进而实现国家安定。足见清统治者推重儒家经典，多次纂修有关经解、义疏，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借助儒家经典的致治功能，维护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其二，尊崇程朱理学，强调儒学道统与帝王治统的结合。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下令编纂的各部经解，如《日讲易经解义》《御纂周易折中》《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等，无不以朱熹之说为本。以《御纂周易折中》为例。康熙帝认为：“《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因命儒臣继《日讲易经解义》之后，再纂《周易折中》一书，以朱熹《周易本义》为宗，“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i诚如雍正帝所言：“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圣经，《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义》为正，于《春
a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辛卯。
b 玄烨：《御制日讲易经解义序》，《日讲易经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7 册，第 201 页。
c 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书经传说汇纂序》，《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册，第396页。
d《清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六月己卯。
e 玄烨：《御制日讲易经解义序》，《日讲易经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7 册，第 201 页。
f 玄烨：《御制日讲书经解义序》，《日讲书经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册，第1页。
g 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书经传说汇纂序》，《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册，第396页。 h 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书经传说汇纂序》，《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册，第 397 页。
i 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御纂周易折中》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1页。
秋》《诗经》，复命儒臣次第纂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a尤其是康熙朝最早撰成的《日讲四书解义》，在疏解四书大旨时，几乎全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以《大学》为例，朱熹在祖述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之说的基础上，断以己意，为《大学》划分经传，将其定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b 并在阐发《大学》意旨之时，把理学的一些概念和思想注入其中，甚至根据自己的理解，撰写了其认为阙佚的“格物补传”一章。对此，《日讲四书解义》全盘继承，并予以解释说：“经文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其为经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为经。”又说：“曾子训解经文之义，分为十章，以传于世，故名之为传。”c对朱熹增撰的“格物补传”一章，也特别予以说明：“此一章书是朱子补释经文格物致知之义。朱子曰：《大学》为圣门切要之书，而格物致知又《大学》用功之始。右传之五章，乃曾子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简编已亡失矣。然少此一节，则诚正修齐治平俱无用力之处，是不可以阙而不补也。” 并在逐句解说朱熹“格物致知”涵义之后，进而概括说：“夫《大学》功夫，莫先于穷理。而所谓穷理者，初非索之空虚无据之地，但即人伦事物格其当然之理，俟积累既久，自然贯通。所以正学之理别于异学者，全在虚实之间，而得失已分天壤矣。”d不仅如此，康熙帝还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极力表彰四书，强调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故而“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示自己将“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e直至乾隆初年，统治者下令编纂《三礼义疏》，于名物典制之外，但凡涉及礼意等有关义理的问题，也皆以程朱为准。诚如其中《钦定礼记义疏》的《凡例》所言：“说《礼》诸家，或专尚郑、孔，或喜自立说而好排注疏，纷纷聚讼。兹各虚心体究，无所专适，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一奉程朱为圭臬云。”f可以说，清廷最高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与倡导，尤其是康熙帝合道统、治统为一并以之为己任的做法，不仅大大强化了专制帝王的绝对权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乃至文化差距，为巩固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强调伦理道德、尊卑秩序。自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清前期的四位皇帝都极为重视儒学的纲常名教，并借助对儒家经典的疏解和推阐，大力强化有关伦理道德的说教，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以《孝经》为例，在儒家经典中，《孝经》被公认为是反映儒学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其首章开宗明义，引述孔子之言，强调“孝”乃是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是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并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g 正因如此，《孝经》一书，受到历代帝王的特别青睐，或躬自讲解，或亲为作注。现存《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帝王作注的经典，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清前期的几位帝王，也对《孝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顺治帝“御定”《孝经注》，康熙帝敕令续辑《孝经衍义》，雍正帝再作《集注》，无不推崇有加。顺治帝明确表示：“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孝为五常百
a 胤禛：《世宗宪皇帝御制诗经传说汇纂序》，《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册，第1页。
b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c 《日讲四书解义》卷1《大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08 册，第12、13页。 d《日讲四书解义》卷1《大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08 册，第 17、18页。
e 玄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日讲四书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08 册，第1页。
f《钦定礼记义疏》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册，第3页。
g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年，第2545页。
行之原。”a又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b康熙帝则谓：“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极，《书》言‘奉先思孝’，《诗》言‘孝思维则’，明乎为天之经，地之义，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教人，则乐而易从，以之化民成俗，则德施溥而不匮。”c雍正帝也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d其以帝王之尊，亲自为《孝经》作注的目的，就在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e以达海宇乂安，天下化成之效。亦如康熙帝所言：“庶几嘉与海内，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职，人奉亲长之训，协气旁流，休风四达，以成一代敦厚鸿庞之治。”f就连主持编书的朝廷大臣，也深知儒学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强调“民胞物与，莫非仁孝所推；纲举目张，一以伦常为重”。g再就儒学的礼仪制度而言，康熙帝十分重视礼的作用，认为“礼者，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其纲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祭、朝聘射宴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成。反是，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天德备矣，治定制礼而王道成矣”。h乾隆帝也强调礼之根本在于人伦日用，他说：“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其本也。”i凡此种种，都反映出清统治者对儒学伦理纲常、礼仪制度的高度重视，以及期冀借此维护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
其四，主张荟萃前代，折中诸家，表现出一定的文化总结倾向。清代前期纂修成书的各部儒家经解，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荟萃前代经学研究成果，折中诸家之说的倾向。实际上，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对任何一部儒家经典的疏解，都必须面对先秦以来，特别是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乃至清初各个时期各家学者已有的成果。反映在清初以来的官方经学体系中，就是各部经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折中诸家，归于一是的做法。无论“解义”“汇纂”，抑或“折中”“义疏”，虽皆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多能兼采汉、晋、唐、宋、元、明各家，折中荟萃，汇编成书。以《周易》为例。历代说经之书，“惟说《易》者至夥，亦惟说《易》者多歧，门户交争，务求相胜，遂至各倚于一偏”，如“数者
《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j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康熙末年撰成的《御纂周易折中》则以朱熹、程颐之说为本，兼采各家之说“有益于经者”，折中论定，还特别在卷前设“引用姓氏”一目，逐一开列书中所参考引用的汉、晋、齐、北魏、隋、
a 《清世祖实录》卷 97，顺治十三年正月癸未。
b 福临：《御制孝经序》，《御定孝经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255页。
c 玄烨：《御制孝经衍义序》，《御定孝经衍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18 册，第1页。
d 胤禛：《御纂孝经集注序》，《御纂孝经集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269页。 e 胤禛：《御纂孝经集注序》，《御纂孝经集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269页。
f 玄烨：《御制孝经衍义序》，《御定孝经衍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18 册，第2页。
g 叶方蔼等：《恭进孝经衍义表》，《御定孝经衍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18 册，第3页。 h 玄烨：《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日讲礼记解义》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册，第2页。
i 弘历：《御制三礼义疏序》，《钦定周官义疏》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第1页。
j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御纂周易折中》提要，中华书局，1981年，第34-35页。
唐、宋、金、元、明各代，包括郑玄、干宝、沈驎士、关朗、王通、孔颖达、邵雍、雷思、吴澄、薛瑄等学人在内共计 200 余位学者的姓名、字号。其《凡例》也明确说：“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a尤其是康熙末年编纂的“汇纂”系列，包括《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均于卷前设有“引用姓氏”一目，逐一开列所引用的历代学者姓名、字号。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前“引用姓氏”开列自周、汉，历晋、隋、唐、宋，至元、明 130 余位学者姓名、字号，其中还包括四位“未详世次”者。卷首还设“纲领”一目，分别上下，其上篇就“《春秋》经传源流”“《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传注得失及读《春秋》之法”诸问题，列举历代重要学者的论述和看法，以裨读者明晰源流，把握要义，辨订是非。乾隆初年撰成的《周礼》《仪礼》《礼记》各部 “义疏”，不仅沿袭这一做法，还鉴于前代学者于礼众说纷纭，群言淆乱的情形，特创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例，以“俾大义分明而后兼综众说”。b其中《钦定礼记义疏》的《凡例》还专门说明：“三礼同为圣典，而《戴记》旨非一端，必博征群籍，以求精解确证。故自竹书汲冢、周秦诸子、《帝王世纪》及《史》《汉》等，皆在采录。其诸儒由郑氏而下至本朝儒家，专训戴经外，或注他经，或在别说，义有当引，咸采择以入案中，不另标姓氏。”c官修经解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流传悠久、积淀深厚、成果丰硕的儒家经学，做了一个初步总结，使清前期统治者构建的官方经学体系在其政治作用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表现出一定的学术意义。
综而观之，清朝入关以后，经由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四位皇帝所编纂的各部经解书籍，不仅最终构建出一个系统的官方经学体系，体现一代王朝的文化选择和文治成就，而且反映了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和化民成俗的政治诉求，对其政权统治逐渐稳定并走向发展繁荣，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诚如后世馆臣评论清初顺治帝在位期间最早敕撰的《易经通注》一书所言，其意义不仅在于“俾天下万世共仰世祖开天明道之功，且以见国家文治超迈古今，本本元元，一皆钦承祖训，故重熙累洽百有余年，而有今日之极盛焉”。d与此同时，各部官修经解对前代经学研究成果所做的梳理和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清代学术总结集成的要求，不仅影响清前期学术风气的变化，而且为其后官方更大规模的整理编纂文献典籍、总结评判传统文化开启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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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玄烨：《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13页。
b《钦定周官义疏》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第6页。 c《钦定礼记义疏》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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