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经》是一部影响较大、流布较广、具显密圆融特色且版本众多的佛经。清乾隆时译成的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堪称《楞严经》诸版本中最精彩者之一。御制藏、满、蒙、汉四体《楞严经》的翻译自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起，至乾隆二十八年时完成。^①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称一史馆）藏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多罗贝勒永瑢等奏请颁给热河等处寺庙藏文、蒙古文《楞严经》，这意味着乾隆朝将《楞严经》译制成藏、满、蒙文后，还有向全国各主要寺庙颁发少数民族语文《楞严经》的举措。

一　相关档案介绍

一史馆所藏乾隆三十六年颁发全国各地寺庙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的档案计４件，皆为内务府奏案。档案彼此关联，可按事件始末的逻辑顺序进行缀合。

“奏报京城、热河、盛京等处庙宇颁发西番字《楞严经》数目事”（档号：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５）是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多罗贝勒永瑢、工部尚书福隆安奏报向全国各庙宇颁发藏文、蒙古文《楞严经》情形的奏折，折中表明“谨将应行得给楞严经庙宇处所另缮清单一并恭呈御览”；“呈为颁发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数目事”（档号：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７）即为初次拟定颁发各庙宇藏、蒙文《楞严经》的清单；“奏报京城、热河、盛京等处庙宇添发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数目事”（档号：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６）为永瑢、福隆安会同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再次拟奏的向全国各寺庙颁发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的情形，并“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呈为添发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数目事”（档号：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８）为再次拟定的颁发各庙宇藏文、蒙古文《楞严经》的清单。

此４件档案皆关涉乾隆三十六年向全国各主要藏传佛教寺院颁发藏文、蒙古文《楞严经》这一事件，内容相关，逻辑相洽。本文即围绕档案中所涉热河诸寺获颁藏文、蒙古文《楞严经》为考察重点，兼涉其他获颁地域与寺庙，管窥乾隆帝向热河、盛京、五台山、京城、内外蒙古、新疆等地寺庙颁发藏文、蒙古文《楞严经》的政治文化意义。

二　热河诸寺获颁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情形

如前所述，一史馆所藏颁发各庙宇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档案为永瑢、福隆安于乾隆三十

① 关于乾隆帝为何要将《楞严经》译成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笔者在《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及研究》一文中已做了详细分析。简而言之，缘由如下：１．汉译的佛典在藏地都可找到相应的文本，《楞严经》却是例外。２．可契合元代佛学大师布思端（清译补敦，ｂｕｓｔｏｎｒｉｎｃｈｅｎ　ｇｒｕｂ　１２９０—１３６４）此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之授记。３．乾隆帝自述在忙于政事的闲暇，喜欢用“国语”翻译经书。４．有追慕皇祖康熙帝、皇父雍正帝翻译刊行四体文《心经》的用意。５．就《楞严经》本身之思想内涵来看，乾隆帝认为它是“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６．承自顺治、康熙、雍正诸位清朝最高统治者关注《楞严经》的渊源。柴冰：《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及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８８—９７页。

六年五月十一日关于颁发全国各庙宇藏文、蒙古文《楞严经》事所上的奏折。先述初拟情况，再接初拟清单，又再拟情况，最后附再拟清单。拟颁各庙宇藏文、蒙古文的具体情况由永瑢、福隆安等会同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一起草拟。以下依据档案内容分初拟、再拟两部分来探究热河诸寺获颁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的情形及相关问题。

（一） 初拟^①

初拟向各寺庙共颁发西番字《楞严经》５７部、蒙古字《楞严经》１６部，其余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１２７部仍交武英殿贮存。故此前藏文、蒙古文《楞严经》共２００部应即储存于武英殿。初拟清单如蒙乾隆帝允准，具体发给各处《楞严经》有不同途径。京城各庙宇交由管理京城喇嘛印务处散给；盛京各寺庙交由内务府，照前例等该处人员来京时带至；各出尔汉、爱曼等处由理藩院行文，各该处有人员来京时令其带回。

据初拟清单，关于热河诸寺获颁情况如下：１．获颁《楞严经》的各寺庙中，有若干寺庙曾获颁西番字《藏经》，这些寺庙有：雍和宫、弘仁寺、东黄寺、隆福寺、永慕寺、普宁寺，热河的普宁寺为其中之一。２．普宁寺、安远庙、布达拉庙三庙初拟各给西番字《楞严经》一部，且拟定颁发清单时布达拉庙还未建成，等告竣时再行发给。３．普善寺、普乐寺、普仁寺，此三庙初拟时共拟给西番字《楞严经》一部。

（二） 再拟^②

乾隆帝御览初拟向各寺庙颁发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的清单后，认为所存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数量尚多，令永瑢、福隆安等人再次拟奏。再拟时对于原定颁给西番字《楞严经》一部的各庙，如今给其中“大庙僧徒众多处”加颁二到三部，共计颁发西番字《楞严经》一百部。

再拟清单共计颁发蒙古字《楞严经》一百部。包括：新加入的查哈尔八旗每旗各颁４部，计３２部；内扎萨克六出尔汉、哈尔哈四爱曼、都尔伯特二爱曼、阿拉善等１３处原每处拟颁１部，再拟后根据各处“爱曼之大小”加颁１部至３部不等，计５２部。因而，除以上所列查哈尔八旗、内扎萨克六出尔汉、哈尔哈四爱曼、都尔伯特二爱曼、阿拉善等１３处———奏报再拟情况时明确列出蒙古文《楞严经》归属的这２１处外，其他地方的寺庙获颁蒙古文《楞严经》计１６部。

再拟清单中，热河诸寺获颁情况如下表：

表１　乾隆三十六年热河诸寺获颁藏文、蒙古文《楞严经》情况表

如表１所示，热河诸寺中有六寺获颁藏文、蒙古文《楞严经》。安远庙、布达拉庙、普仁寺原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５、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７两件档案。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６、０５—０２８７—０５８两件档案。

拟各颁给一部藏文《楞严经》，再拟时各加颁一部，计各获颁两部藏文《楞严经》。普善、普乐二寺原与普仁寺合颁给一部藏文《楞严经》，再拟时二寺各获颁一部藏文《楞严经》。普宁寺比较特殊，初拟时拟颁予藏文《楞严经》一部，再拟时计获颁藏文《楞严经》两部、蒙古文《楞严经》二部，是热河诸寺中唯一获颁蒙古文《楞严经》的庙宇。

（三）两次拟颁的相关问题奏折中展现的两次拟颁情况，反映了几个问题。

其一，奏折正文里明言再拟时加颁的依据主要是“大庙僧徒众多”“爱曼之大小”，对照再拟颁发之清单，可发现初拟清单拟颁发西番字《楞严经》的热河寺庙中，普宁寺、安远庙、布达拉庙、普仁寺、普善寺、普乐寺再拟时均在加颁之列，是否表明此六寺符合“大庙僧徒众多”之条件呢？实则不然，普乐寺即“向未安设喇嘛”^①。

其二，结合前文所述，再拟时获颁蒙古文《楞严经》的除查哈尔八旗、内扎萨克六出尔汉、哈尔哈四爱曼、都尔伯特二爱曼、阿拉善等１３处共２１处蒙古地方外，另有１６部颁予别处。见表２。表２　２１处蒙古地方之外１６部蒙古文《楞严经》归属情况

表２诸寺中，哈尔哈库伦庙与归化城七庙亦属蒙古地区的寺庙。雍和宫、妙应寺、牙满达噶庙、新寺地处京城，据档案记载，在获颁《楞严经》的各寺庙中，拟给蒙古字《续藏经》的唯有雍和宫。雍和宫由雍、乾两代帝王的“在潜之居”最终改为皇家寺院，改建伊始，所收僧人即来自内扎萨克、哈尔哈等蒙古地区。作为京城地位超然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本身即具有为清政府培养抚绥蒙藏人才的职能。妙应寺则是档案里标明曾获颁蒙古字《藏经》的唯一一家寺庙。牙满达噶庙被形容为“向习蒙古字经典”。这几处寺庙与蒙古文经典颇有渊源。新寺今已不存，且史料阙如。目前仅知其又名“三宝寺”，“位于朝阳门外喇嘛寺胡同（现朝外南街三丰里小区一带）路东，是清代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密宗寺院，也是直属理藩院管理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②。始建时期不详，至少乾隆二年曾重修过。该寺规模较小，乾隆后期额缺为２９缺，似算不上僧徒众多的大庙。在京城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再拟时能够获颁蒙古文《楞严经》，新寺或与蒙古文经典有某种特殊关联。

如今提到“伊犁庙”，基本都指称的是承德的安远庙，其修建缘于准噶尔达什达瓦部归顺清朝，迁居承德后，仿伊犁河畔的固尔札庙所建。然而，基于档案中明确列出安远庙，伊犁庙当另有所指。笔者认为伊犁庙当指新疆伊犁普化寺，该寺原名兴教寺，为乾隆二十七年统一天山南北后在伊

① 石利锋校点：《热河园庭现行则例》卷１２，《京承文化丛书》，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９７页。

② 陈庆英、李德成编著：《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０７页。

犁地区所建，是清中央政府在新疆建造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清代新疆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二十九年，寺院移至惠远城东十里处。乾隆三十二年更名为“普化寺”。设立堪布一员住持，由理藩院从京城选派。^① “乾隆三十六年该寺有厄鲁特喇嘛２１７名，察哈尔喇嘛８８人。寺内有内蒙古字经十卷。”^② 清重新统一新疆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普化寺地处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亦可见其位置紧要，且被厄鲁特、察哈尔二部奉为伊犁地区的总庙，庙内僧人为蒙古族，藏有蒙古文经卷，可谓与蒙古关联甚密，获颁蒙古文《楞严经》亦属自然。

热河诸寺中普宁寺是唯一获颁蒙古文《楞严经》的寺庙。普宁寺建成时乾隆帝和章嘉国师曾亲临庆祝典礼。该寺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寺学经，后来，来自准噶尔的僧人也被安置于此。总堪布和各扎仓的喇嘛选任与雍和宫的规则基本相同。^③ 由此也可以想见普宁寺规格之高。清代设总理堪布一名管辖外八庙，该堪布即住在普宁寺东扎仓。“乾隆五十一年，高宗钦定喇嘛班第：左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二班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噶勒丹锡埒呼图克图，二班济咙呼图克图，皆列于雍和宫总堪布、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堪布之上。其余驻京之呼图克图有洞科尔呼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那木喀埒呼图克图、鄂萨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多伦诺尔有锡库尔锡埒图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皆出呼毕勒罕入于院册。”^④ 普宁寺总堪布与雍和宫总堪布一起列于左右翼头班、二班几大驻京呼图克图之后，亦可见普宁寺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普宁寺是外八庙宗教活动的中心，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中的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每逢来承德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后，到普宁寺为喇嘛讲经”^⑤。此外建于乾隆二十五年的普佑寺，为普宁寺的附属建筑，系经学院，起初是专门为普宁寺喇嘛学习而修建的扎仓，后来扩展到囊括了外八庙所有的喇嘛，内设显宗、密宗、历算、医药四大扎仓。故热河诸寺中仅普宁寺获颁蒙古文《楞严经》，既是考虑到普宁寺本身的僧人来自蒙古各地，更是由于普宁寺在热河诸寺中的中心地位，其附属寺庙普佑寺为诸寺喇嘛学经之所。颁予普宁寺蒙古文《楞严经》，亦有辐射各庙之效。

其三，热河诸寺、五台山诸寺获颁的藏文、蒙古文《楞严经》如何发给，奏折中皆未明言。但基于普善寺、布达拉庙等在京城均有下处，为热河本寺之下院，热河各寺喇嘛来京时于此办事、住宿，五门庙在清代为五台山下院，是五台山喇嘛来京时居住之所。故热河、五台山的几座寺庙极有可能是通过在京城的下院将获颁的藏文、蒙古文《楞严经》领回。

三　获颁之缘由探析

清代热河与北京、五台山并为内地三大藏传佛教中心。就乾隆朝来看，乾隆帝自乾隆十六年起，每年有四五个月住在承德，热河亦可谓彼时第二大政治中心。此外，清代热河地区“‘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与内地邻近并通向东北、西北、北部边疆的咽喉之地。该地区蒙汉杂居，形势复杂，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⑥。自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至乾隆四十五年在承德围绕避暑山庄陆续修建有１２座藏传佛教寺庙，分别为普仁寺、普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即布达拉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普乐

① 尕藏加：《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② 《伊江汇览·坛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③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１页。

④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广陵书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０页。

⑤ 杨时英：《佛教胜地———承德外八庙》，《承德文史文库》第２卷，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７４页。

⑥ 王晓辉：《清代热河驻防八旗派遣与满蒙关系探析》，《满族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６７—７１页。

寺、普佑寺、罗汉堂。热河诸寺中由于普佑寺是普宁寺的附属庙，普乐寺、广安寺和罗汉堂三座寺庙平常不驻喇嘛，剩下的八座才是正式有僧人常住的寺庙，统一隶属理藩院管理。^① 此八庙即俗称的“外八庙”。

热河在乾隆朝获颁藏文或蒙古文《楞严经》的共有六座寺庙———普宁寺、安远庙、布达拉庙、普仁寺、普善寺、普乐寺，这六座寺庙与清代隶属理藩院统辖的外八庙并不对应。外八庙有五座寺庙获颁，而不属理藩院直接统辖的普乐寺也跻身获颁之列。在热河众多寺庙中为何选定这六座寺庙，笔者谨试作探讨。

首先，这六座寺庙所处的热河地区本身在清代具有宗教、政治、军事等层面的重要价值，颇为紧要。其次，热河诸寺的修建缘由、建筑风格与寺庙用途皆与少数民族有关，各寺的取名亦颇具匠心，比如普宁寺，取“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欲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② 之意。外八庙和避暑山庄可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表３　热河诸寺简况

“组织译刻佛教经典，颁发各主要寺庙供奉，便是笼络宗教势力、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重要举措。”^③ 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楞严经》的译制，及乾隆三十六年向全国各庙宇颁发藏文、蒙古文《楞严经》即具有这样的性质和意义。

再次，从表３可以看出，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这五座寺庙均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拟向全国各主要藏传佛教寺庙颁发藏文、蒙古文《楞严经》之后，所以尽管须弥福寿之庙与殊像寺此后颇受清廷重视，亦不在获颁之列。而普陀宗乘之庙虽建成时间略晚于拟颁之日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但于乾隆三十二年已开建，拟颁清单中永瑢、福隆安、阿旺班珠尔

① 陈庆英，李德成编著：《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第２２０页。

② 乾隆二十年岁次已亥冬十月吉旦御笔《普宁寺碑文》，见齐敬之注译《外八庙碑文注译》，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９页。

③ 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呼图克图将其纳入颁发之列，也是唯一一座明言待其建成发给的寺庙。可见普陀宗乘之庙被重视程度。除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其他拟颁时热河已建成的几座寺庙普宁寺、安远庙、普仁寺、普善寺、普乐寺均在颁发之列。即便初拟时普善寺、普乐寺与普仁寺合颁一部，亦皆在名单之上。至于普乐寺“向未安设喇嘛”，不符合奏折中提出的加颁原则，却在再拟时获颁藏文《楞严经》一部，应当是缘于普乐寺虽没有喇嘛，但“各庙要轮番去念经”之故，比如“每月初十、十五日安远庙去四至五名喇嘛到普乐寺念经”^①。

四　余论

乾隆朝御制和官方颁发的举措使《楞严经》流布愈广，在翻译史、文化交流史、民族史、佛教史上都是很有影响的事件。乾隆三十六年颁给全国各主要寺庙藏、蒙文《楞严经》的举措，呈现出多语言文字、多民族成分等特点，也彰显出乾隆朝民族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一） 从语言文字来看

１．颁发的《楞严经》这一经典在乾隆帝主导下被译制完成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也有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各自的单行本。２．获颁寺庙多有藏、满、蒙、汉诸文字的寺名、匾额、碑刻等，其中不乏三体、四体合璧者。

（二） 从民族成分来看

１．获颁寺庙在清代被兴建的缘起，除信仰因素外，往往牵涉到兼顾蒙、藏、满、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感情，以兴黄教来巩固统治的目的。２．获颁寺庙虽具体建筑形制与样式、风格、细部装饰等各有面目，但大多融合了汉、藏、蒙等多民族建筑元素。３．乾隆朝《楞严经》的译制及颁发，本身融入了汉、藏、满、蒙、土等各族人士的智慧与技艺。从决策、主持、施行等各个环节涉及了相当多的人员，上至皇帝，下至工匠。可以说，有大量汉、满、蒙、藏、土等民族的人员倾注了心血和辛劳而完成此优异的作品，并使之成为加强各民族精神文化联系的纽带。

《楞严经》的翻译及流传密切了各民族间语言文字、技术工艺、义理解读等方面的交融和碰撞，呈现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佛教文化方面。而乾隆帝推动这一佛教经典的多语种化，并以官方颁发的形式使《楞严经》供奉和研习于热河等处各主要寺庙，彰显出清朝统治者抚绥藏、蒙等信奉藏传佛教的各少数民族的良苦用心，其目的还在于笼络民族宗教势力，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与祥和。

【项目说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乾隆皇帝御制藏、满、蒙、汉四体合璧《首楞严经》第九、十卷对勘与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１５ＣＺＪ０２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同文之治：清代多语种文献译传的政治文化意义探究———以《楞严经》的译制与颁发为中心”研究成果，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Ｍ６８０９６１。

①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承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外八庙》，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