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及其演变和转化，认为明清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政治交汇点，它支持了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再生产。文章进而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和科举制度的终结，及其被现代教育所取代的历史复杂性。科举的终结，更意味着连接传统士人价值观、帝国的文化活力和精英士绅地位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的解体。

1400 至 1900 年间，中华帝国晚期的读书人处于流动的状态。他们有规律地在地域辽阔的帝国内旅行，沿着无以数计的水路和陆路，从乡村进入县城、州城、府城、省城乃至京师。不为别的，目的就是下场求取功名。在前近代世界历史上，明王朝是最具流动性的帝国。到 1500 年，明朝已经成为至少拥有 1. 5 亿人口的大社会，其中近 1% 的人口，约 150 万人，每两年要分赴全国 1350 个县城，被关在考场里参加童试。这 150 万考生中，约 7 万 5 千人可通过考试。成功者将在 17 个省会级城市，投考三年一次、监考严格的乡试。闯过这一关的 6 千名幸运者，接下来就要赶赴帝都北京，参加全国每三年一次的会试和殿试，竞争进士的 “出身” ( 即通过殿试，即将走上官场的 “天子门生”) 。

到 19 世纪 50 年代，在清帝国扩张的版图下，地方一级童试的考生人数，三倍于前朝，达到了 450 万人。这几百万人中，15 万人将获得省一级的乡试资格。因此，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生活之间，最具流动性的政治交汇点。本文考察的是 1400— 1900 年间，发展、衰落轨迹上不断变化的前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议题之一，就是经典学习与政治理念，是如何强有力地激励数百万人远离家乡步入仕途。然而，这里面真正实现夙愿的人，只占 5% 。成功的几率，非常渺茫。科举更重要的一面，是那 95% 没有走上仕途的人。科举如同一个文化上的陀螺回转仪，经典语言的权威，赋予其强大的吸引力，即使在几百万失意者心目中，亦是如此。传统知识体系，出产的不仅是几千名熟读经籍的官员，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识文断字的人，他们在反复品尝科场失意的痛苦之后，去做了医生、和尚、讼师、塾师、牙家、商人、宗族代理人，或是星卜、数术乃至刻字工和书铺的出版商。

科举反映了更广泛的士人文化，这种文化早已通过帝国利益与地方精英之间的政治、社会合

［收稿日期］ 2015 －10 －10

［作者简介］ 艾尔曼 ( Benjamin A． Elman) ，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elman@ princeton. edu; 曹新宇 ( 1973—)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张安琪 ( 1989—)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作，渗透到国家体制当中。国家与地方共同塑造、共同推广的经学课程，无论是内容之广，还是覆盖人数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科举选拔了官员，也产生了经典教育的 “落第”文人。历代地方精英和朝廷，都在不断推动对科举科目的重新检视和调整，鼓励优化选官制度的新举措。因此，作为考量教育成果的科举考试，通过文化的方式，把王朝与精英，在官僚制度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这一文化场域中，潜藏着一个深层 “秘密”。国家，统治者以及那些部院大臣们，私下里都知道，中国的智识阶层，不只限于最终通过殿试成为高官的人: 明清两代的进士总人数，约有 5 万。更让皇帝和朝廷担忧的，是那几百万落第者，即社会上那些属于经典教育科层里 “无足轻重之辈”的命运。这些人会不会变成叛乱分子或不法之徒，威胁到统治者的合法性? 他们能像儒家经典教育所提倡的那样，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吗? 当年过八旬，还要下场童试的老人人数猛增时，皇帝也会担心: 难道几十年都不中的祖父或父亲，陪同他们年轻的孙辈或儿辈，到当地的科场，参加同样的生员资格考试，真的是一种荣誉吗?

经学教育与科举考试

与其他文明相比，自古典时代 ( 公元前 600—公元前 250 年) 起，中国就非常重视教育。从道德理想者孔子、孟子，到实用主义者墨子、荀子，这些影响深远的中国思想家都在推动一个前所未有 “尚贤”的理念，即国家选官时 “选贤与能”，才能比出身更重要。自早期帝国 ( 公元前 200—200 年) 起，世家大族就调集资源，为家族中的年轻男性 ( 有时候是女性) 提供获得经学知识的条件。当然，多数情况下，真正 “选贤与能”的社会，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对早期帝国的大部分人而言，受教育仍然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贵族，以及少数富商的特权。①

中古时代 ( 600—900 年) 初期开始，中国大量增加教育开支，并创设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文官选拔考试体系: 科举。科举打破了中古时代西北士族豪门掌握的中世纪教育对官员拔擢的垄断，到两宋发展到了高峰。此时，政府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县一级的学校体系，把杰出的年轻人从平民家庭引入仕途。此外，中古佛寺创造了一种新的地方教育机构，即为平民 ( 包括男性和女性) 提供教育的佛教学校。当时除却偶尔出现的道教 “怪论”，国家和社会都认同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成为公共秩序和文明生活的基础。大型考场这种怪异的 “文化监牢”，从宋代起就是景观中的亮点。而为违法者所设的真正的监狱，反倒很少。县衙里的小型牢房已足够关押犯人。

社会秩序和道德重建的话语，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性的。②

到宋代，这些新式教育的成果，声势越来越大。这时，传统的治国理念和道德思想的不少成分，也重获新生，尤其是程颐 ( 1033—1107) 和朱熹 ( 1130—1200) 的理学，部分源于经学对佛教挑战的回应。后来他们的观点被统称为 “道学” ( 有人将其误译成 “新儒学”) 。当 1313 年元朝很晚才在特定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更新了科目，朱子学说成为正统，不过，这时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在蒙古人统治下，只有约 1100 人被取为进士，而在其后的明代，这一数字超过 25000。但是，元朝在科举科目中加入 “道学”，成了明清两代效法的典范，程朱理学也

① Benjamin A． Elman ( 200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Ｒobert des Ｒotours ( 1932) ，LetraitedesexamenstraduitdelanouvellehistoiredesT’ang，Paris: Librairie Ernest Leroux; P． A． Herbert ( 1988) ，Examine the Honest，Appraise the Able: Contemporary Assessments of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in Early T’ang China，Canberra: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E． A．

Kracke，Jr． ( 1968)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mpare Frank Dikotter ( 2000)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arly Ｒepublican China: Beijing’s First Model Prison，1912—1922”，Late Imperial China 21，2: 140—162．

由此成为日后经学正统的基石。①

在等级森严的蒙古统治结束之后，明代中国试图重建尚贤的精英统治。尚贤政治里获得社会地位和选官任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考笔试的结果，借此建立合法性的公众信用。精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特权，要通过考试的全面检测获得认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 15—20 世纪的新士人社会。经学成为全国范围的考试科目，第一次深入 1350 个县和数以万计的乡村。

从 1400 年至 1900 年，宋元道学正统经义，被数百万考生背得滚瓜烂熟。1370 年明代第一次院试和次年的第一次会试中，取消了中古时期所强调的诗赋题目。新的考试科目，仍要求写《四书》、《五经》范围的经学文章。诗赋题目的取消，一直持续到 1756 年。这一年，科举试题的钟摆，又决定性地回摆到经义文章再加上一道诗赋考题的平衡点上面。但是，科举政策从未阻碍过诗歌和文学才华在士人群体中的流行，这无疑表明，在文化上，经学科目对智识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②

宋代 “道学”传统，成为整个明帝国中上层士人接受的正统，这一点无论从地域分布还是人口比例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科场的后继者创造了一套与精英科举考试体系相应的，覆盖不同社会层次的帝国课程。尽管经学教育出来的人，往往都持有科举制所赞许的那套明显的道德立场，但标榜另类的，乃至异议观点的也屡见不鲜。③ 当元朝统治下，大范围的科举考试受到轻视，自然学说，尤其是医学，作为仕途之外的替代，几成私学中的显学。1500 年之后，对科场无望的许多明代考生而言，这类职业出路，仍旧是一个不坏的选择。而 15 世纪早期以降，范围更加宽泛的科举策论题目，常常反映出朝廷与公众对于天文、历法的准确性、数术的和谐乃至自然异象方面的兴趣。1600 年之后，耶稣会士带入明代中国的 “首批”西学，也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学科这些技术领域的关注。④

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学习应效法古圣先贤，良师益友之间相互砥砺。在传统官学中，学习的刻板，远非很多士人的初衷。然而在受到官僚制限制的国家控制之外，大量的地方学习传统，缓和了这类束缚。许多塾师坚持认为，因为教化与政治不可分离，所以写作应该避免使用释、道二教的词汇和鄙俚的用语，以及通俗小说的混乱文体。到 16 世纪中叶，社会上有关田赋等经济交易的算术知识、疫病流行时用 “热”性还是用 “寒”性的药方之争，以及对亟待改革的官方历法的讨论，都很普遍。

当 16 世纪以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满赞誉地描述了明清政府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时，欧洲人最初对中国的教育成就，是非常惊叹的。这种赞赏的态度，在 18 世纪欧洲哲学家的中国叙事中得到延续，他们盛赞这个 “伟大国度”的教育昌明。⑤ 而在中国，由于缺乏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方面堪比官员的职业选择，“学而优则仕”仍然是一条金科玉律。科举取士

① Wm． T． de Bary and John Chaffee，eds． ( 1989)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and Elman ( 1991) ，“Education in Sung Chi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1: 83—93．

② Etienne Zi ( 1894) ，Pratiques des Examens Litteaires en Chine，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See also Pauline Yu，“Canon 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Theodore Huters，et al． ，eds． ( 1994) ，Culture ＆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Accommodations，and Critiqu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f．

Alexander Woodside ( 2006 ) ，Lost Modernities:         China，Vietnam，Korea，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③ Hoyt Tillman ( 1992)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④ Benjamin A． Elman ( 2005)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1550—190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⑤ Donald Lach ( 1965)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ume 1: A Century of Discovery，Book 2，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Elman，On Their Own Terms．

制度，使得中华帝国的教育，不论在标准化程度，还是地方重要性方面，均处于前近代世界的领先地位。

这种观念延伸到了医学、法律、财政和军务等领域。帝国统治者和士绅精英相信，只要施教得法，古代智慧能够把人锻造成领袖，并使其获得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在明清两代鼓励下，官方认可的有关四书五经和历代历史的著述，都得到广泛刊印、流通。因为后者是科举考试科目和全国士人学习的物质基础。纵观明清两代，识字者多半懂得经典文言，而阅读经典，以及可以直接接触经典的中国人，要多于当时能够接触到圣经 《旧约》、《新约》的欧洲识字人。①

帝国对精英文化符号，具体体现为对经学、绘画、文学、书法等方面的支持，使得各级文官，能够把商业和军功领域获得的财富与权力，重新调配到选拔文武官员所必需的教育领域，从而再生产出能够接受的社会分层。政府的目的，在于选拔 “书写精英”，而不是扩展 “识字大众”: 科举是用来选拔官员的。然而，在制造过多考生的同时，科举市场也生产了一大批落第文人，他们转而靠写讼状、小说、医书，乃至淫秽戏本谋生，服务于那些事实上的识字大众。②

帝国晚期的教育，一般意味着熟谙典籍的精英的再生产，以及以教化和礼仪为手段，对文化程度较低、甚至是文盲的平民进行社会化。尽管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教化”的教育目标，并未因此发展成刻板划一的公式。例如，王阳明 ( 1472—1528) 和他的晚明追随者，为普通民众开设学堂和书院，就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政治动荡常常会模糊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界限。当帝王担忧帝国内 “愚夫愚妇”的人数过多，以致民间 “异端”横行时，他们往往从君上的角度，把教学和教化混为一谈。因此，许多士人随即指责王阳明及其众多激进的追随者，实为异端惑众。③

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文人学社，包括诗社、书院，或者是专属某一特定地域的经学、医学或 “实学”的学派。医学及 “实学”的传统，往往与某位具体的宗师相关，他直接把自己的学问传给弟子。在没有 “官”学的情况下，经学教育大多会在宗祠的私塾、善堂和寺庙办的义学，或者在家里进行，倒不是在只有考取了官廪生才算 “进学”的那几所县学、省级书院和京师的国子监才能学习。大量的私塾先生，常常是科场不中者，向年轻男子传播要通过文、武二科考试所需的经学和专门训练的知识; 此外，就在各县、州、府，忙自己的营生。

英才政治与科举考试

17 世纪中叶明朝覆灭之后，继任的清王朝及其有远见的满族统治者，没有任何耽搁，就迅速举行了科举考试。不像元朝政府，清政府在 140 个府和大约 1350 个县中，定期举行 “明式” 的经学考试。中古时期，考试只在省级以上城市举行，从 1000 年至 1360 年，定期的科考，无不是在省城或是京师举行的。满族皇帝为了避免重蹈元人江山不久的覆辙，喜欢用科举来统治一个经济力量非凡、正在经历人口复苏的帝国。清朝皇帝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科举体系，直到 1905 年被废除之前，这一体系一直占据着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核心教育地位。

清人为了营造符合经义的舆论和提高行政效率而努力发展起来的这套体制，其特别之处，在

① Cf． Stephen Ozment ( 1980) ，The Age of Ｒeform 1250—155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p． 202， and 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pp． 140—169．

② Wei Shang ( 2003)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in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eds． ) ，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p．187—231．

③ Philip A． Kuhn (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illiam T． Ｒowe ( 2001) ，Saving the World: Cheng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于坐收科举制度设计之功。教育有效地重组了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文化声望之间的复杂关系。经学教育基于非技术性的道德和治国理论，它适于选拔在最高权力层为中华帝国服务的精英，正如人文主义和古典教育，对于近代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精英的作用一样。科场生涯，如同安葬死人和完粮纳税一样，成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文化的固定组成。科举是帝国利益、家族策略以及个人抱负的聚焦点。更进一步而言，教育观念延展到医学、律法、财政和军务等领域。科举使得全国范围的学校体系深入到县一级。而欧洲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像中国政府一样，致力在财政上支持县一级学校网络。

尽管官学最初取得了成功，在每个县城或州城都设有一所，但它们最终都被科举体系所收纳，仅仅维持名义上的 “学校”。因为经学课程是程式化的，这些官学极少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官学成为停靠站，即生员准备更高等的科举考试的 “测试中心”。宋代及明清两代的经学学校，输给了科举考试，学校成了尚未中第的考生的 “等待站”。

而口头与经典文言文学的训练，都留给了私学。中国的官学，从不看好大众教育的目标。经学教育的设计目的，是培养青年才俊走上 “成功阶梯”。这种教育也是他们日后在国家和地方事务中获取社会、政治威望的必要条件。统治者意识到，测试帝国精英对经学教育的掌握程度，是政府的关键职责，而中国的精英也将经学教育，看作衡量自己道德与社会价值的标尺。①

论者或对当时的教育自主性，是否受到政治和社会的控制而争论不已。这一点显示出明、清帝国权力的局限性。但是，统治者和士人精英，一般都将社会政治秩序，等同于科举教育所贯穿的道德政治教化。重操守的官员，常常呼吁给予私学性质的书院一定的教育自主权，作为治疗被严酷无情的科举所扭曲了的考试目标的一剂解毒良药。此类书院常常成为政治异见的中心，但是他们也为激进主义付出了政治代价，比如晚明的东林党。这些书院也是文人重要的教育地点，他们更倾向于教书和讲学，向弟子传授典籍知识。宋代共有约 500 家书院，元代约 400 家，明代共建立了1 千至2 千家这样的书院，直至明亡。清代最多时，全国有4 千多家书院，但考虑到1800 年清代人口已经达到 3 亿，这一数字并不太大，但是整体上，是一股颇具影响的力量。②

社会再生产

教育是建立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差别的前提之上的，这 “四民”的等级与声望，依次递减。商人的儿子，直到明代才第一次可以合法地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关于考生职业的限制，却包括从所谓的 “贱民”到所有的道士、和尚。因此，仍然有很多人，被拒于科举取士的竞争之外，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更不用说，这一条根本无需明文规定。

科场成功，需要切实投入大量时间、努力和训练。因为官学体系局限于已经通晓经典文言的童生，所以最初为子孙进学所做的训练与准备，是 “平民”家庭的个体责任，他们或是盼望走上仕途，或是仅仅希望维持自己 “官宦”门庭和 “军功”世家的精英地位。有才华的青年人偶尔会被迫在对父母、亲属的社会责任和个人兴趣之间做出抉择，但显亲扬名的功名思想常常压倒理想主义。然而，由于经学知识不足而不中的人，能够选择教书、代笔诉状或行馆塾师，作为替代职业。

一旦能够合法地下场竞争，商人家庭也在科举考试中看到了获得更多财富及正统功名与权力之路。不像同时期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和庶民之间有绝对的社会藩篱，阻止商业财富转化成精英地位。明代的土地收益和商业财富，与较高的教育地位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因为学识上的限制，匠户、贫农，以及胥吏衙役，没有能力利用这种 “理论上”具有开放性的科举。

① Ping-ti Ho ( 1964)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Science Editions．

② 白新良: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

通常在富裕家庭中，对一定年龄应该熟记的古代经典的数目，有一定的要求，就像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地经历了从儿童到青年的 “通关仪式”。例如，为 16 岁到 21 岁的青年男子行 “冠礼”，则意味着他已经完全背熟了四书，并通晓五经中的一经，直到1756 年，这是对任何有志科场者的最低要求。而教育男子和培养女子之间，也有明晰的界限以示区别。这一点一直维持到 17 世纪，此时精英家庭中的女性教育变得更加普遍。尽管如此，在与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思想和印度农民普遍持有的命定思想比较时，中国的 “教—学”意识，确实影响了对教育功用的信仰，并为那些梦想一举成名的人，创造出一种充满期望的氛围。然而，当希望反复落空时，他们有时也会起身反叛。①

如果我们的目光不只局限于开科取士的官方英才政治，我们就会超越精英家庭，看到科举在中国社会更为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造就了大量男性 ( 及女性) 传统文人的团体。他们将自身的语言学天赋，用于各种非官方的目的。如果说真有什么社会 “流动性”的话，例如，较低社会阶层的成员有机会上升到更高的社会等级，可能就出在这些地方。档案显示，占人口 90% 的贫农、小商贩、小手艺人当中，没人成为进士。而即便在两年一次的童试中，约 140 万 ( 晚明) 到 260 万 ( 清代中叶) 落榜者当中，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然而，商人、军功家庭以及士绅之间的职业流动性，成为科举市场中下层精英和高层精英之间的重要 “循环”。总之，生员不是贫农、小商贩、手艺人、衙役，或者妇女。他们是士绅和商人，这些人是 “平民”，或是军人。要达到这个阶层，贫农、小商贩和工匠，必须开始经济积累，直到为他们下一代攒够经学教育的费用。

政治再生产

在明代中国，教育被王朝视为维护公共秩序和政治效力的常规工具之一。国家对教育和考试的支持，要视科举的整个过程，能否成功地输送才德兼备的人选，以供官僚机构取士之用; 而明代科举在全国范围大概提供了 2 万名官员。强化教育体系、灌输有利于维护王朝现状合法性的政治、社会和道德价值观，这些王朝对教育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与经典话语崇学、尚文等价值观密不可分。政治合法性，是文、武各科备考过程中自然而又重要的副产品。但在 1350 个县衙和 140 个府衙当差的地方胥吏群体，一律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职位，像世职一样传给儿子和近亲。②

在紧密编织起来的忠君意识形态的帷幕之下，为了维护帝国的合法性，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要接受正统教育———师傅也是从科举考试中特别挑选出来的。科举的另一个副产品，是能够写作散文、诗歌、传奇、小说、医学论著和学术著作的传统知识精英的人数猛增。经学著述和通俗文本在晚明得到广泛的阅读，木版印刷业有了衣食父母，华南充满活力的印刷文化借此得到快速的成长。③

① Dorothy Ko (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and David Gardner ( 1989) ，“Transmitting the Way: Chu Hsi and His Program of Learn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 1: 141—172．

② Etienne Zi ( 1894) ，and Ichisada Miyazaki ( 1981) ，China’s Examination Hell，Conrad Shirokauer，tr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mpare Michel Foucault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Alan Sheridan，trans． ，New York: Vintage，pp． 170—228．

③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eds． ( 2005)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经济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的交叠

组织良好的地方宗族把社会、经济优势转化成科举上的成功，这一点与他们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控制有关。这样的宗族通常围绕共有的族产建立起来，这就需要识文断字和德高望重的宗族领袖，他们很容易进入精英圈子，并且能够代表整个宗族，出面调解纠纷。富裕宗族，特别是经济繁荣地区的宗族所出产的经济剩余，使得富足的宗族成员，得到更好的经学教育，并获得科场上的成功。科举成功反过来，也会打开宗族过去无法接触到的政治、经济权力新资源。这里，经济再生产的牵引力，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权势与地位的积累。如果我们寻着财富的线索做番观察，就会发现经济资源转化成为经学教育的文化资源。①

因为精英教育需要对正统思想、观念、偏好及行为进行长期 “内化”，所以明代的社会再生产和政治再生产，共同造就了 “文人文化”，也产生了 “文化所化之人”的文人。传统的文才，即创作优雅的散文和诗歌的能力，是受教育男性的最高成就，甚至对于 17 世纪的精英女性而言，也是如此。这一学习过程，以儿童期的典籍背诵开始，继以青年时的阅读，最终达到熟练地写作。传统文人相信，一个人年幼时的记忆力最好，而对经义的理解，在掌握文言及其道德与历史的内涵之后，便可日臻纯熟。

受教育的男性，甚至某些女性，成为 “写作精英”，其文章自然会表明他们的传统训练。一位受过教育的男子能够凭借文章，获得声望、财富和权力，即便不能成功步入仕途，他仍然可以出版文集、诗集、小说、医方，以及其他著述。他们编族谱，拟契约，提供医药方面的知识，为过继和抵押活动书写合约。这些行为对专业知识和人望有一定的要求，只有体面的文人群体中的精英能够提供。中华帝国晚期的商人，也有以赞助学术和出版而出名的儒商。结果，文人与商人的社会策略与利益出现交融。传统学术因商人的赞助而繁荣，社会上对书籍的刊印与收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②

世家望族和新近发家的家庭，通过资助宗族义学、行馆，施舍医药，在地方上保持了较高的地位。精英教育强调治学范围包括经、史、医、文、诗等。与政治精英交游，需要精于文史诸艺。对科举应试文章文体的严格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文人文化。要得体地书写文言文，众所周知的文人 “仪式”般的标准用品，包括很早就与文人文化密不可分的文房用具:   毛笔、墨锭、砚台、镇纸、可供书写也可作衣料的绢帛、特殊纸张等等。

然而，士人声望，不仅源自真正的考场，事实上也是一座 “文化监牢”里面的竞争。尽管考试过程中戒备森严，此类 “监牢”还是引来几百万男性的自愿参与，也吸引了全社会的精英与平民的关注。可以把这类 “文化监牢”想象成教育的急救站，精英士子努力挤进来，为的是最终可以冲出来。

政治与社会的再生产，通过官学和私学，要求把经济资源输送给教育，这就需要精英内部文化与语言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有经学教育能够提供。但实践中，文化与语言的统一被严重削弱了。经学科目所代表的，是一份语言符号和概念分类的文化 “总目”，它强化了精英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官学和书院里的教育，是决定文化共识和限定思考方式，以及规范那个时期士人文人生活中通用言辞的一个基本因素。③

① Elman ( 1990) ，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③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chapter7．

权力，政治与科举

中华帝国晚期文官系统可圈点之处，是其对早期科举考试模式的调整，当时的商业化及人口增长的进程，已由都会、省城扩展到全部 1350 个县。考生人数激增，从 16 世纪晚期高官的主体都是进士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入仕成了极少数人的特权。但即便仕途无望，科举仍旧提供

( 功名所附带的)    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赋予那些寻求或希望保持地方精英地位的家族。

科举市场上的紧张竞争关系，解释了为什么在科举教育这一系统化的刻板的文化实践中，中国的“内部人”汉人和尚武的满族 “外部人”，都支持实行严苛的科场管理。政治力量和文化上的担忧，使得汉人和他们的非汉族统治者，对如何通过官方认可的礼部、翰林院等文化机构和科举考试，传达帝国权威和官僚威信，都公开表示赞同。通过教育传播政治合法性是成功的，因为巩固的社会地位和受法典保障的法律特权，是科举竞争的重要副产品。①

科举名额要依据 “中第者”与 “落第者”的比例而定，这就进一步表明，国家把名额控制和入仕渠道，看成一种规范精英权力的教育手段。政府对文、武二科定额的控制，在科举竞争的最初阶段感受最为痛切: 这是向为获取进入科举选拔程序权利的考生，所发放的县级资格证。例如，到 1400 年，近 6500 万总人口中，有 3 万生员，比例几乎是2200 ∶ 1。而 1600 年，在约 1. 5 亿总人口中，大概有 50 万生员，比例是 300 ∶ 1。物以稀为贵，地方上的 “功名”因文化膨胀而贬值。只有获取更高的功名，才能被授以官职。

由于南方 ( 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包括沿海的闽粤两省) 的经济优势，南方考生比华北 ( 华北平原) 、西北 ( 渭河谷地) 、西南 ( 云贵地区) 等欠发达地区考生的科场表现要好。为了把南方在科举上的优势，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明代的考官最终在 1425 年确定了南方与北方分配进士名额的正式比例为 60 ∶ 40。一年之后，加入中部地区，这个比例微调为 55 ∶ 10 ∶ 35。②

尽管———或可能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合作，科举才得以加强，贡院也成了王朝的政治利益、精英的社会利益，以及传统的文化理想相互啮合在一起的一个竞争场。此外，当这么多考生被聚集在一个地点参加考试时，全国乡试的主考官也有督率纠察关防、临场弹压的职责。但考官也会以各种方式抵制国家权威，而考生中蔓延的不满情绪和舞弊行为，有时也会让某些主考官在规矩上降低高尚的初衷。③

读写能力与社会尺度

科举考试树立了一道书面语言的门槛，把能够进入帝国科场 “监牢”的人，与不通文言而被排斥在外的人区隔开来。在一个没有真正的 “公”学的社会里，朝廷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合作，仅限于那些组建起家族和乡族的绅商文人，他们通过高等经学教育，实现了经济投资的价值最大化。在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文言与经典知识，对于衡量文化社会地位的高下非常关键。科举的选拔过程，使得某些精英循环成为可能，但是教育科目及其令人望而生畏的语言要求，有效地把较低阶层排除在外。④

①John W． Chaffee ( 1995)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new edition，Albany，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②Elman，A Culture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chapter 2．

③同上，chapter 8．

④Elman，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Compare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 1977 ) ，

Ｒ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Ｒichard Nice，London and Beverle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文人不断求助于宗教和占卜，努力将自己面对竞争残酷的童试、乡试、会试的情感反应，诉诸合理化的解释。与考试有关的梦兆和民间传说，滋生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这些作品的题材都是参拜寺庙，自己或家人的梦兆，以及早年的神奇经历，如何预示了考生日后的成功。不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通过编排某种文化表象，把他们对科举市场上弥漫的 “命运”的力量的理解，进行保守化的处理，但这些表象却无意之间反映出精英与大众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宗教。科场带来的焦虑，青年和成年的男性体会最深。父母、姊妹和其他亲眷分享这些经历，提供宽慰、支持与鼓励，但是科举成败直接带来的切身体会，属于在中第愈发困难的情况下，还要下场竞争的几百万男性应试者。①

科举的竞争，创造了各朝的考试科目。这些科目将士绅、军功和商人家庭，加固为一个持有功名的、文化意义上的身份群体，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经典语言，熟记共同的典籍，都掌握八股文写作文体。精英文人文化的内化形式，部分地取决于科举考试科目，但科举科目也显示了士人观点对于帝国利益的影响。培养学者的道德是帝国朝廷长期关心的问题，因为朝廷力图确保从科场中选拔出的官员，能够忠心服务于皇室。

士人文化的内化，也影响了公众和个人对道德特性和社会良知的定义。如何看待政府、社会，以及那些服务于庙堂之上的精英的角色，在准备考试所做的经典背诵中，被不断强化。士人认为，一个明经重道的朝廷是非常重要的，而经义正统出自士人自身 ( 对先哲圣道的阐明) ;    否则，皇室就缺乏合法性。官僚体系要负责拿出庞大的财政开支，用于全国科举体制的人员费耗和运转所需。讽刺的是，庞大考试机器的首要后果，是考官最终没有时间仔细阅读每位考生的文章。最后的排名，哪怕只按八股文来定，也只能是非常随意的。虽然我们明白科举科目生效后的教育影响，但必须警惕把科场内精疲力竭的考官的经学标准，过度阐释成持续而一贯的，从上到下盲目推行的经学正统。

经典解释的社会性、经义的标准，以及对正规知识的体制性控制，是科举系统及其遍布全国的科场的关键特征。仔细考察科举体系中的语言结构，以及道德申论的三段论链条的延续与变化，可以为我们揭示出构成 “起讲”到 “结论”的显性逻辑，以及语义类别构建与主题类别构建上的隐形逻辑。正是这两类逻辑，让考官和学子，能够根据时代的道德态度、社会倾向及政治强制，标记和区划出他们的认知世界。②

传统学术领域

文人的学习领域，比如自然学问和历史，在帝国晚期的科举考试中也有体现。科举科目囊括了这类学问，出于政治原因，朝廷会增加或削减策论的题目; 这是朝廷影响的结果，另外也与朝廷任命的主考官有关，他们的经学知识，往往是与时代的学术潮流相呼应的。18 世纪中叶，新的指导方针，也应用到科举科目的设置当中。结果，宋代科举对中古 “文学”的排斥再次抬头。

18 世纪晚期，考试科目开始顺应江南文人中盛行的朴学与考据的潮流。

第三场考试的策论题目的范围和内容，日益反映出考官对较新的经学学说的接受。18 世纪 40 年代初，很多高官围绕新观念对于当时经学科目的挑战，展开了辩论，他们恢复了元、明科举废除的古典诗赋等早期科举科目。18 世纪中叶，清王朝发起了 “古学”的科目改革，对人数

①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pp． 299—326．

② David Johnson ( 1985) ，“Communication，Class，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and Evelyn Ｒawski，( eds． )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pp． 34—72． Compare Frank Kermode ( 1979) “Institutional Control of Interpretation ”，Salmagundi 43: 72—86．

日增的考生来说，考试加大了难度。1787 年的科举科目，要求考生通五经。此外，诗赋题的格律要求，连同八股文的固定格式，使考官能够高效地阅卷。乾隆皇帝还特别注意到，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期从内部质疑考试体制，以适应不同的时代。① 去合法化和去经典化

本文不准备讨论 1860 年之后，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 1850—1864) ，以及为了回应西方帝国主义挑战，进行了激进的改革。②但甚至连太平天国，都实施了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科举考试。然而，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文人—官员都奚落科举是 “造作的”考试体制，应当废除。从清末到民国，作为对帝国晚期僵化思想发出的挑战及其政治体制的折射，新的政治、制度及文化形式诞生了。

特别在甲午战争 ( 1894—1895) 清朝的陆军、海军惨败之后，皇帝、官僚和士人文化形式，很快成为了落后的象征。③知识世界的很多传统形式，被不加甄别地冠以 “迷信”的标签，而欧美方式的 “现代科学”，作为通向知识、启蒙和国家力量的途径，得到新知识分子的捍卫。从 1370 年一直延续到 1905 年的科举体制在政治、社会、文化功能上出现了解体。改革者和民国初年的革命者，迅速瓦解了科举制等帝国体制，但他们低估了这些体制对公众的深远影响。这些历史性体制经历明清两代、用了 500 多年时间才建立起来。自 1895 年起的 20 年里，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剥夺了其所有的合法性，他们支持推翻清王朝，也颠覆了基于传统经学治理术的帝国体系。王朝与帝国体系的同时覆亡，终结了 1000 年来社会精英对士人价值观的信仰，以及 500 年来全国范围的帝国正统。④

改革与革命

中国传统教育的终结与现代学校的兴起，远比帝国科举的覆亡与现代教育的兴起更为复杂，现代教育使考试降等为从属于学校的新学习方式。传统士人价值观、王朝的国家权力以及精英士绅地位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这一纽带，被拆散了。变动中的晚期帝国文明丧失了动力，而这一文明中的停滞性却保留了下来。满族统治者顺从地放弃了文化控制这一主要武器。几百年来，文化控制成功地吸引士人接受帝国的管理体系，并且成功地把士人驱赶到科场。新式学校的激进改革，最初并不成功，科举使得几百万士人在以经学教育为基础的科场中循环流动，而新式学校无法轻易取代这样的公共体制。

1898 年之后，试图把经学改造成 “儒学”的传统派，对传统士人思想做了 “象征性补偿”，他们单方面宣布这种思想的道德优越性，以弥补其历史性的失败。尽管 1905 年之后，官学中的经学已经衰落，近代 “儒学”的再造，还是在 20 世纪得以完成。但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儒学”变成传统学问的新场所，此时，民初的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可逆转地取代了晚清文人。⑤

①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chapters 9—10．

② 同上，chapter 11．

③ Elman ( 2003) ，“Naval Warfare and the Ｒefraction of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Ｒeforms in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ilure”，ModernAsianStudies 38，2: 283—326．

④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ServiceExaminations ，chapter 11．

⑤ Benjamin A． Elman ( 2002) ，“ Ｒethinking‘Confucianism’and‘Neo—Confucianism’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Benjamin A． Elman，John B． Duncan，and Herman Ooms ( eds． ) ，Ｒethinking Confuc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Japan，Korea，and Vietnam，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518—554．

作为 “西学”对应物的 “中学”的兴起，表明经学被转化成地方性研究，这类研究将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在变革的旗帜之下杂拌在一起。传统学问等同于 “中学”。这一语言学转向，导致中学的英文翻译是 “汉学”( sinology) ，而到了 20 世纪， “汉学 ( 家) ”成了指代 “中国专家” 的标准术语。而传统教育也愈发销溶在西方化的改革工程当中。

舒新城 ( 1892—1960) 是一位民国早期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回忆时代对改革的迫切需求时写道: “我国清末之改行新教育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是教育界的自动，实则当时的外交内政四处都碰着此路不通的钉子，非变法无以图存，教育不过在此种 ‘不得已’的情景下偶然被动而已。”①

1905 年日俄战争之后，改革的闸门大开。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国土上 ( 满洲) 展开的。群情激愤的政治气氛，使得 1905 年业已缺乏活力的经学教育制度，很便当地成了中国停滞不前的 “替罪羊”。朝廷大员与地方官联名上奏，呼吁立即彻底废除科举。科举被特别当作新式学堂无法跨越的障碍，因为相比西方学校的文凭，社会上仍旧看重传统的功名，另外，科举也反对普及教育的理想。

1905 年之后，新式学校是教育改革家和政治改革家的关注焦点，但是考试仍是学生生活的重点。不过，其他人把科举考试到新式学校的转变，仅仅看作以学校为基础的考试，现在替代了晚期帝国的考试控制方式。1905 年 12 月，独立的学部成立，负责管理新式学校，监督地方、省、地区的半官方教育组织。学部的成立，反映出替代满官的汉族官员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围绕经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角色的争议，在传统派文人和新式教育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教育观念鸿沟。学部越来越优先照顾现代派的利益，无视帝国晚期经学教育精心构建的文化动力，并废止了培养士人精通经典和文言写作才能的教学机制。然而，还有一个书面文言文优势地位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如何才能为学校的教学和笔试，发明一种可替代文言的白话文? 显然，全面的教育改革，需要 “文学革命”的捍卫者，他们在民国早期发出倡议。而一旦民国教育部相信，教育的书面语问题亟待解决，新政府就能更加提倡大众教育，从而在指导方针上，走出从理想迈向现实的一步。

为了按照国家标准，确认学校的表现和衡量学生的能力，晚清学部从一开始就用考试测试各级学校。私立和公立学校普遍实行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许多非官方组织也全面加入教育和学校改革的斗争，进一步侵夺清廷对教育政策的控制。非官方精英日益取代了王朝对教育机构的垄断性控制，因此在 1905 年后要决定教育的未来时，他们完全占据了上风。

通过地方教育的门户，地方官员和非官方的精英，接管了中央官僚体制下的很多教育部门。当清廷及其上层官僚力量衰弱的时候，区域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层，开始制造新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加速了清廷的覆亡，也成了 1911 年后民国教育变革的发动机。1905 年成立的学部，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改名为教育部后仍旧支持新式学校和新式课程的设置。② 1911 年之后中华民国的教育机构，是清末新政的直接遗产。孙中山创设考试部，即 20 世纪 20 年代民国的 “五权宪法” 中的五院之一，也是传统机构在 20 世纪的回响。而日后民国 ( 及台湾) 的大学、公立学校入学考试，及其与之紧密相联的 “考试生涯”，依然是帝国科举体制下生命流动的文化遗迹。③

尽管存在这些延续性，中国家庭对功名的那种长期的、内化了的期盼，与王朝公权力政治体制之间，还是发生了彻底的断裂; 那种对功名的期盼，是以为子孙提供传统教育为基础的。而随着新教育体制效法西式和日式的改革日益深化，与国内新式学堂及国外学校的学历相比，传统功

①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32 年，第 6—7 页。

②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chapter 11．

③Julia Strauss ( 1994) ，“Symbol and Ｒeflection of the Ｒeconstituting State: The Examination Yuan in the 1930s”，Modern China，20． 2: 211—238．

名大为贬值，大多数传统教育和经学课程，也骤然间普遍受到歧视。旧有的期盼，和现实的新机会之间，差距日益扩大，这也说明许多传统家庭没能把他们继承的教育和文学文化资源，转化成子孙的新式学位。1905 年之后，伴随着文官录用条件的根本变化，学生对教育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事实上，旧体制在 1900 年之后就已死气沉沉，它的生命在 1911 年戛然而止，其尸身被重组为民国政权，在这套陈旧的硬件上，运转起近代文明的崭新程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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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Motion，1400—1900

Benjamin A． Elman (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elman@princeton. edu)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its evolvement and transmiss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t argues that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rked the most traveled and political intersections between politics，society，economy，and intellectual life，and enabl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in the pre-modern China． It goes on exploring the demise of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and its replacement by the modern schools and shows the complexity in this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also meant the unraveling of the social，political，and cultural nexus of classical literati values，elite status and Chinese dynastic imperial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