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纂史书的传统，向来强调“图”“书”并茂，相辅相成。正如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所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清代继承了这一传统。目前，反映清代历史的“书”，多已陆续出版，包括《清实录》等；而反映清代历史的“图”，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系统出版。这些“图”大多出于名家之手，既有学术性，又有很高的艺术性，值得关注。

反映清代历史的“图”多种多样。首先，是配合“方略”书的“图”。清朝在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后，都编有“方略”，也称“纪略”，记载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始末。具体负责编纂的是翰林院中的国史馆，或军机处内的方略馆。这些“方略”书在编纂过程中，也有相应的“图”绘制。

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之后，编纂了《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书，也有《平定准噶尔图卷》问世。该图卷作者钱维城，乾隆十年（1745）状元，官至刑部侍郎，又是画家，供奉内廷。《平定准噶尔图卷》长808厘米，宽41厘米，纸本，设色，描绘了乾隆十九年清军进剿达瓦齐、沿途各族人民牵羊端酒慰劳平叛大军的场面，非常感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图卷上还钤有“石渠宝笈”“宝笈三编”“三希堂精鉴玺”等印，反映出乾隆帝对该图卷的珍爱。

其次，是展现皇帝的重大活动。康熙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间曾六次南巡。乾隆帝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间也曾六次南巡，对治理河患、发展经济具有积极意义。乾隆三十六年，官修的《南巡盛典》一书问世，记载了乾隆帝前四次南巡的有关情况。此外，宫廷画师还绘制了《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描绘了清帝南巡的盛景。

《康熙南巡图》，作者王翚、杨晋，是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1689）为题材的大型图卷，绢本，重设色，共12卷，每卷纵67.8厘米，横1555—2612.5厘米不等，总长213米。图中既有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也有衢街闾阎、典当商行；既有上万名各具情态的人物，也有数千头别有异趣的牛、马、犬、羊；既反映了当时的风土人情，也描绘了社会生活和百姓的生产劳动，充分展示了康熙帝南巡的盛况。该图第10卷中的《康熙帝南巡江宁商业图》，展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商贾云集、货物充足、作坊林立、店铺首尾相接、人们熙来攘往的景象，对研究清代江南商业发展很有意义。该图原藏于清宫，后散佚，今1、9、10、11、12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余各卷散失海外。

《乾隆南巡图》，作者徐扬，有绢本和纸本两种，均为12卷，各长154.17米。绢本已经散佚，分藏于海外不同国家的博物馆，纸本则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图描绘了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涉及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庙、游览湖山名胜，以及城池车船、各行各业，提供了乾隆年间江南丰富而生动的社会生活资料。该图的第9卷《乾隆帝南巡观戏场景图》，描绘了杭州百姓观戏时的场景，十分逼真，对研究清代江南的文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最后，是描绘避暑山庄的重大活动。避暑山庄是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帝、乾隆帝在此多次召见重要的少数民族首领。康熙帝21次驻跸避暑山庄，召见蒙古王公，并加以赏赐，用以加强清政府和蒙古王公的密切联系，进而巩固双方在政治上的同盟。蒙古王公前来觐见的部族数量非常多，有时一次就多达40余个。乾隆帝50次驻跸避暑山庄，召见的少数民族首领中，既有蒙古王公，也有藏传佛教领袖人物，还有四川土司、台湾高山族首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交往活动，反映了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视，也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清政府的向心力。

《万树园赐宴图》（局部）

乾隆十八年冬，漠西蒙古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通称“三车凌”）投归清政府，乾隆十九年五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召见并赏赐他们。宫廷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创作了《万树园赐宴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融合了中西画法的各种技巧，在透视法的适度运用、明暗与结构表现的中式变通、山峰树木兼工带写的浅绛渲染与青绿点缀、人物色彩华贵与典雅的宫廷奢华之风等方面，都蕴含了中西技法的自然交融，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反映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画面，在政治上也有积极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