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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作者:朱浒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03年02期  发布时间:2022-02-28  点击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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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样悠久,在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灾荒更是占据着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李文海先生曾经指出:“一旦接触到那么大量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后,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的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的严重所震惊。”尽管李文海先生在此处谈及的只是包含着晚清时期的近代,其实,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略微翻阅一下《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数量庞大的地方志中的记载,就可以得到极为有力的证明。因此,尽管清代灾荒史迄今也未成为什么热门课题,但从二十世纪初期以后,有关研究除偶有中断外,可以说是一直不绝如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清代灾荒史研究已是一个成果颇为累累的领域,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让人有所满意的地步,还有大量必需的研究工作有待进行。

不过,上述这种判断却也并不能支持有人提出的这样一种说法,即 “关于灾荒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少得可怜……至今还未见一本‘灾荒学’方面的理论专著,单项灾荒的专门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实际上,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数量上确实少了一些,可也决非“几乎是空白”,此种说法要么未免过于贬低了以往研究者们的努力,要么只能说是对该研究领域过于隔膜。所以,对清代灾荒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回顾和

① 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② 包泉万:《承平日久莫忘灾荒》,《读书》2001年第8期。

总结,其第一个目的就是为该领域及其研究者正名,因为严肃的研究者从来未将灾荒这个十分重要的研究主题长久地遗忘。然而这项回顾和总结工作的第二个任务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通过检视以往的研究成果,为探讨清代灾荒史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供某种帮助。显然,这个任务对本文来说肯定给人以有些抱负过大的感觉,因此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方家指正。

应当承认的是,本文并不是对清代灾荒史研究的第一次回顾与总结。在此之前,吴滔的《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以及阎永增、池子华的《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中都有相当的篇幅涉及了清代灾荒史领域的部分内容。但是正如这三篇文章的题目就初步表明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学界仍然未能就清代灾荒史领域的具体内容作出过某种较为统一的意见表达。因此,虽说近年来有关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成果日见增多,亦有不少研究者向这个以前不怎么受重视的领域投去了相当多的目光,但是这个领域还远远缺乏必要的整合性,离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地位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在上述三篇综述文章中,清代灾荒史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论述主题,而且它们对成果的覆盖面亦不是非常广泛。另外,即便在从事清代灾荒史具体研究的研究者当中,也甚少有人对此领域作较为明确的界定或展露出较为明确的研究意识,即对其内涵、范围、内容和研究方法及方向等问题给出一些总括性的意见。形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可能在于,灾荒史横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其研究成果常常广泛地分布在各类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之中。而且就其研究者的

① 吴滔的文章见《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的文章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 期,阎永增、池子华的文章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构成来说,来自历史学的研究者在其中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是很大,许多从事天文、地理、气候、地质、水利、农业和生态等学科的工作者所占的比重反而为数不小。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多学科同时研究灾荒史的局面,使得人们对灾荒史的印象根本谈不上清晰,甚而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灾荒史的研究内容比较狭窄且相当专业的看法。所有这些情况的存在导致了灾荒史研究的整合首先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和工作,从而难免使人滋生现在就对清代灾荒史进行总结是否有些为时过早的怀疑。

另一方面,这些情况的存在又使得对灾荒史研究进行必要的总结显示出了相当的迫切性。原因很简单,如果对以往的研究状况没有详细的了解,没有充分认识到前人成果的长处与不足,所谓的进一步研究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这在以往不少研究成果中业已显示出来了),而这对廓清灾荒史领域的界线当然毫无裨益。有鉴于此,笔者尽管并没有抱着在这么一篇文章里就厘清整个灾荒史轮廓的雄心,却希望本文能够为灾荒史研究增添一点独立意识。鉴于清代灾荒史在整个灾荒史研究中占据着绝对多数的比重,因此这里虽然只以清代为时限,但通过对这些具体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地回顾与总结,或许可以收到一点窥一斑而知全貌的效果。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这里尚需就本文所针对的具体成果给出原则性说明。因为或许有人会望文生义地认为灾荒史的范围只限于研究灾荒本身情况的历史内容,事实上,灾荒史还包括——而且应该包括——其他与灾荒密切相关的历史内容,如救荒、备荒、防荒等为了应对灾荒而出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灾荒造成的社会影响,等等。相应地,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成果也就包括了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灾荒问题常常被作为环境变动的一个部分而论及,所以有相当一些研究成果所探讨的时段越出了清代的时限,不过,只要这些成果中对清代的情况有相当的论述,本文亦予以注意而将其纳入自己的评述范围。

根据上述原则,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收集了自清代灾荒史研究产生伊始至今在中国大陆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论文论著,来进行该项评述。至于中国大陆以外在此期间出版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里尚不可能专门加以评论,而只能在一些有可能且有必要与大陆成果作比照的地方略加提及。不过,即使仅限于这个范围,本文亦不敢声称全部掌握了业已出现的所有成果,因为一来限于人力和财力,二则囿于水平和视野,所以肯定还有若干遗漏的地方。就此而言,本文至多也还是一项尝试性的先行工作,随着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希望能够出现更为全面的相关评论。

概括说来,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项研究方面的论文论著,这个部分在总体数量上占着最大的比例,也是本文主要针对的对象。据初步统计,共有相关论文300余篇,专著方面则有李文海先生等人所著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以及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三部。第二类属于工具书性质,这主要是指李文海先生等人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该书依照编年体形式,对1840至1919年间历年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灾荒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由于该书使用的资料详实、广泛,而且在此书出版之前,确实 “还没有看到哪一本书曾经对这一问题提供如此详细而具体的历史情况”,因而使之成为征引率很高的参考书。第三类则是灾荒资料汇编,在这个方面,只有水利电力部主持编纂的《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和《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是直接属于清代灾荒史范围的资料性著作。而其他许多性质相同的著作,如谢毓寿、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则远远地逸出了清代的时段。另外,像虞和平编选的《经元善集》虽不是完全针对灾荒,但因其中

①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李文海、程啸、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④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⑤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17页。

大部分史料都与晚清赈灾事业有关,故而亦可视为清代灾荒史资料选辑之一种。

此外应该提及的成果还有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年初版)、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939年初版)和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救政策》(1942年初版),以及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有关水利史、地质史和农林科技史的著作,在所有这些著作中,尽管其对清代灾荒情况的论述并非其重点所在,但这些论述无疑也为清代灾荒史研究增加了不少分量,因而应当是进行下一步研究时不可忽略的参照系。然而一则由于这些成果过于分散,二来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将之一一列举,当是本文的一个缺憾之处。

在对具体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前,回顾一下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历史发展状况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领域的某些特点,而且通过揭示其以往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昭示其未来发展的大概态势。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不容忽视的是,一场席卷华北五省的大旱灾及甘肃大地震的发生也几乎与之同时。这极有可能并非是巧合,因为后面的叙述将表明,差不多每次重大灾荒的发生都伴随着灾荒史研究的一个繁荣阶段。清代灾荒史研究作为灾荒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其正式诞生当然也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最早对之作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当属竺藕舫先生(即竺可桢),他不仅是运用现代科学解释灾荒史的先行者之一,而且是1949年以前发表灾荒史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另外,就目前所见,第一篇直接论述清代灾荒史的文章亦是他1928年发表的《清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

① 竺藕舫:《清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3期。

随着1931年江淮大洪水的爆发,更多的有识之士纷纷涉足了清代灾荒史的研究,发表了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清代灾荒史研究在3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因为此一时期的成果数量几占1949 年以前总数的3/4,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灾荒史得到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以此为依托,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在1937年6月的出版,可以说既是此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又在某种意义上对以前的灾荒史研究作了较为完备的总结,从而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是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正常的研究进程被打断,整个灾荒史研究都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从全面抗战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的十余年间,关于灾荒史的研究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出现的仅有的两篇灾荒史文章都是直接论述清代灾荒史的,只不过其中之一居然是日本人河野通博作于1948年的《清代湖北省的洪水》。

新中国成立后,灾荒史的研究重新开始,称不上意外的是,第一个灾荒史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时期正是1960年饥荒发生的前后。不过,与其把这个时期的有关研究称为“灾荒史研究”,还不如唤作“灾害史研究”更为恰当。因为在此期间,灾荒史研究方面除了罗尔纲等极个别史学工作者偶尔发表一两篇相关文章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从事该项研究工作,而且他们大多也是从灾害学的角度来探讨灾害发生规律的,并不怎么涉及社会领域的相关问题。此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相关研究成果都集中发表在诸如《地理学资料》《地理学报》之类的自然科学期刊上。这些情况表明,史学工作者在灾荒史领域的工作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而所有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同期的清代灾荒史研究。尽管已是如此偏颇,“文革”的爆发仍然打断了灾荒史研究的发展,从1966年4月以后直到

1976年,没有出现一篇正式的相关论文。

进入80年代以后,灾荒史研究才真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 80年代中期,李文海先生痛感“史学危机”的说法而牵头成立“近代中国

① [日]河野通博:《清代湖北省的洪水》,《人文地理》1948年第2号。

灾荒研究课题组”,带动了一批研究者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从而使灾荒史研究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得史学工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逐渐取得了堪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并驾齐驱的研究成果。而清代灾荒史研究也随之逐步发展起来,在以李文海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致力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者则对清前期的灾荒史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研究工作,这就使得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时段渐趋完整。

从1990年开始,伴随着环境问题在整个90年代的加剧,特别是1991 年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关于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日益增多,同时其研究内容亦不断拓宽,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如经济史、社会史、边疆民族史等形成了较多的交叉,可以说是一个发展较大的阶段。据初步统计,自1990至2000年间发表的清代灾荒史研究论文的数量,就大体上相当于20年代到80年代相关研究论文的总和。这里需要声明的是,这种比较并不表明本文认为清代灾荒史以及中国灾荒史迎来了又一个研究高潮,此处只是想用这个情况来说明清代灾荒史和中国灾荒史研究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惨淡经营,终于因其内在生命力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至于最近十余年的研究状况能否够得上称为一个“高潮”,显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为时过早。另外应该补充一点,这里所谓的“大发展”只是就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内部情况而言的。毕竟,与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门类比较起来,即使灾荒史内部某一时期或某一专题的研究都不能说是非常充分,至于整体研究就更显得相当薄弱了。

不过,这种整体上的薄弱并不意味着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成果就乏善可陈,相反,许多研究者的成果表明,清代灾荒史所延伸的研究面已经称得上是较为广泛了。大体而言,这些成果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可以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灾荒本身情况的研究,即对灾荒成因、灾荒的实际发生情形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考察;第二类是关于灾荒应对问题的探讨,这主要是指针对救荒、备荒、防荒等方面的研究;第三类则主要探讨灾荒的社会影响,也就是灾荒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那些深层的关系。应当承认,这种区分肯定不能说是全面地覆盖了以往清代灾荒史研究涉及的全部问题,其中肯定会有若干遗漏的地方以及颇为勉强的归类,但只要能够避免在大的方面出现差错,使清代灾荒史研究的整体面貌有所显现,则本文亦可算是幸不辱命了。下面就将以上述划分对以往相关研究加以论述。

对于灾荒史研究来说,顾名思义,历史上灾荒本身的情况当然是其必须首先予以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是该领域最直接、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故关于灾荒本身的研究吸引了研究者们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是可以理解的。就清代灾荒史研究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至于这方面研究的实际侧重点,则主要集中在灾荒成因和灾荒发生情形两个问题上面。

关于灾荒的成因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以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的长期艰苦努力,使环境变迁对灾荒形成的作用得到了较为系统和细致的揭示,才改变了不少历史学者在90年代以前常常流于简单地将“天灾就是人祸”归结到政治腐败上面的做法,而对灾因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了综合的考虑。李文海先生在 1990年就在强调政治原因的同时,指出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近代中国灾荒频发的不容忽视的原因。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了分析。阮明道认为清代江汉平原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之所以遭灾最重,地质、地貌、气候等因素以及人口增长过快、盲目开垦,加以占耕水系淤地,都是形成洪灾的决定性原因。王日根在探讨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时认为,明清时期黄河的变迁、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

①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② 阮明道:《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洪灾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及朝廷消极治河、积极保运的政策,才造成苏北水灾频发。李德民、周世春在讨论陕西近代旱荒时也对旱荒发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原因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李向军认为,由于中国的自然条件,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涝是正常现象,但战争、内乱、苛政、腐败、生态环境的破坏,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康沛竹则专门分析了晚清时期人们对腐败与灾荒、生态环境与灾荒、战争与灾荒及鸦片种植与灾荒的关系的各种认识,较为深入地探究了这些关系对灾荒的影响。针对湖北近代洪涝灾害的频繁,宋传银除了指出社会制度所导致的弊端外,还认为当地围湖造田、滥筑私垸,致使以洞庭湖为主的湖泊调蓄洪水的能力降低,加之上游山林的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所以水患也是环境对人们不尊重自然规律的报复。到目前为止,对自然科学工作者作出的灾害学研究成果借鉴最多,并结合两方面因素而作出相对最充分论述的是夏明方,他在深入探讨“清末灾害群发期”现象之后,指出这种自然灾害的群发性正是当时天、地、生、人相煎交迫的结果,是天体异常、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且对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作了相当详尽的说明。

对清代灾荒实际发生情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个别研究两类。在总体研究方面,最早值得称道的研究是王树林在1932年对清代灾荒的统计工作(由于当时缺乏宣统年间的资料,所以实际上只计算了 1644年到1908年的情况)。他除将清代灾荒进行总体统计外,还作了分省统计,附表共有18份之多。尽管他的许多数字都存在着问题,但是他毕竟依据了不少方志资料,何况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清代灾荒作出了

 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18—21页。

 康沛竹:《晚清时期对灾因中社会因素的认识》,《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

 宋传银:《湖北近代洪涝灾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1932年第6期。

量化处理,其学术贡献不容低估。而且相形之下,其他不少灾荒年表中的统计,如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等,就显得颇为粗疏了。此种详细的断代统计在后来再未出现过,可以作为补充的是,李文海先生等人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对 1840年以后的清代灾荒发生情况作了详尽的排列,尽管该书没有列表统计数字,但由于其记述详实,只需略为转换即可得到较为可靠的计量。至于1840年以前的清代灾荒数字,李向军以《清实录》为主要根据,参照其他许多材料编制出了清代诸省(区)灾况年表。由于此两者掌握的资料都比王树林要丰富,所以其参考价值也就更高。另外,有研究者曾对清代某一朝的灾荒情况进行了探讨,如世博、伯钧的《道光朝水灾及有关问题》、王金香的《乾隆年间灾荒述略》等,但基本上都失之过简,因而影响了其学术价值。

清代灾荒的个别研究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区域灾荒研究。这首先表现在对各个省份的灾害情况的研究。此种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已出现,后来则更为普遍。不过,鉴于此类研究一来数量甚多,二来大都属于概述式的描述,尚无一篇可以与台湾学者张玉法研究清代山东灾荒所达到的水平(该文仅在灾荒统计方面就用力甚大)相比,因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指出的是,90年代以后,这类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内地省份,边疆地区的灾荒情况也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如周炜对西藏在清代水灾和雪灾的研究,赵艳林对甘肃近代旱灾的勾勒,吴彤、包红梅对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的探讨,以及牛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附表一至三。

 世博、伯钧:《道光朝水灾及有关问题》,《历史教学》1989年第9期。

 王金香:《乾隆年间灾荒述略》,《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张玉法:《清代山东的灾荒与救济》,“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辑:《“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

 周炜:《西藏近代雪灾档案研究》,《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西藏19世纪以来的水灾》,《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

 赵艳林:《甘肃近代史上的几次特大旱灾及其严重影响》,《开发研究》1995年第4期。

 吴彤、包红梅:《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9年第3期。

敬忠对绥远地区近代灾荒的研究,使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地理范围有所扩展。其中,尤其是周炜对西藏灾害的揭示颇为详实,对我们了解边疆地区的灾荒情况帮助颇大。

第二类研究是以地理区域为研究单位的,这主要表现为探讨一些河流、湖泊及其流域内的灾害情形。在这方面,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同,由于黄河在清代为害甚烈,因此关于清代黄河及黄河流域的灾害史研究成果是最多的。早在30年代,粟宗嵩的《清顺康雍三朝河决考》、薛履坦的《清乾隆黄河决口考》、骆腾的《清嘉道两朝河决考》、恽新安的《咸丰五年至清末黄河决口考》等文,就对清代各个时期的黄河泛滥情况进行了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者们对黄河水灾问题依然相当关注,到目前为止,用较多篇幅论述了黄河水患的文章有十余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王京阳的《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和庄积坤的《1855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情况初探》两文集中揭示了黄河铜瓦厢改道前后的河患情形,而李文海先生等人的《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则为研究鸦片战争的社会背景提供了良好的补充

有关长江流域水灾的研究成果尽管总数也达到了十余篇,但其总体质量尚比不上对黄河的研究。关于海河流域水灾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李文海先生等人的《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对整个晚清时期永定河水患情形梳理得甚为清晰,李辅斌则根据《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

①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灾荒》,《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② 粟宗嵩:《清顺康雍三朝河决考》,《水利》第10卷第5期,1936年。

③ 薛履坦:《清乾隆黄河决口考》,《水利》第10卷第5期,1936年。

④ 骆腾:《清嘉道两朝河决考》,《水利》第10卷第5期,1936年。

⑤ 恽新安:《咸丰五年至清末黄河决口考》,《水利》第10卷第2期,1936年。

⑥ 王京阳:《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⑦ 庄积坤:《1855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情况初探》,《人民黄河》1982年第1期。

⑧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2期。

⑨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案史料》对直隶在有清一代的水患作了较为详细的统计。淮河流域和太湖地区在清代的灾情虽然并非无人留意,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更为逊色。另外,胡明思、骆承政主编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对长江、黄河、海河滦河、淮河、闽江、珠江等流域在清代发生的一些特大洪水都有专篇论述,因而在这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地位。不过,总的说来该领域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只要看看那厚厚几大本洪涝史料汇编得到多大程度的利用,就可以约略知晓其中的不尽人意之处了。

第三类研究是就单次灾荒作出的专门论述。由于一次重大灾荒的后果往往不亚于一场战争,因而某些破坏性巨大的灾荒也成为研究者专门探讨的主题。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的研究,也许与此次灾荒是清代最惨烈的一次灾荒有关系,据统计,从1980 年到现在共有15篇论文专门探讨了与此次灾荒有关的问题。其中,赵矢元最早勾勒了其大致情形,王金香和张九洲则分别论述了山西和河南在“丁戊奇荒”中的情况。夏明方对“丁戊奇荒”的研究则相对说来最为着力,他对此次灾荒的灾情、灾因,以及其中出现的三种赈济形式,即官赈、义赈和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都给予了比较仔细的论述。另外,满志敏专门对“丁戊奇荒”的气候背景作了分析,指出ENSO(厄尔民诺)事件在其中的作用;刘仁团依据地方志资料仔细分析了山西省在此次灾荒期间人口的损失情况,测算出了比以往各种说法更为可靠些的数字。

 李辅斌:《清代直隶地区的水患和治理》,《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

 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中国书店,1992年。

 赵矢元:《丁戊奇荒述略》,《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

 王金香:《山西“丁戊奇荒”略探》,《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张九洲:《光绪初年的河南大旱及影响》,《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

 夏明方:《也谈“丁戊奇荒”》,《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论 1876 至 1879 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8页。刘仁团:《“丁戊奇荒” 对山西人口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91—132页。

然而所有这些成果并不意味着对“丁戊奇荒”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了,因为美国学者博尔(Bohr)和中国台湾学者何汉威早已围绕着“丁戊奇荒”出版了两部专著,可见其间尚有不小的距离。而且对于清代其他各次重大灾荒,除《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论述了晚清时期包括“丁戊奇荒”在内的四次灾荒外,基本上没有出现别的比较成型的相关成果。

第四类是对灾害种类的研究。在这方面,关于水旱灾害的研究在清代灾荒史研究中占了绝大多数的份额,而其他各种灾害如蝗灾、瘟疫、雪雹灾、地震等得到的注意力则很少。不过,在仅有的一些研究中,还是有颇可称道的地方。关于蝗灾,马骏超在 1936年发表的《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可能是最早一篇较为深入分析清代蝗灾的文章,王建革对清代华北的蝗灾给予了相当的注意。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则以专篇论述了咸丰年间大蝗灾的情况,是目前为止关于蝗灾最详实的研究。在疫灾方面,余新忠对嘉道之际江南瘟疫的发生情形进行了迄今最为全面的研究,李玉尚、曹树基则对 18至 19世纪云南地区的鼠疫发生情形作了详尽的探讨。另外,吴滔的《明清雹灾概述》是目前仅见的有关清代雹灾的研究,而杨军的《试析清代火灾的历史教训》则是唯一一篇留意到清代火灾的文章。至于清代地震史的研究,尽管与之有关的资料整理工作开展得较好,但除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用作地震方面的科学依据外,社会科学方面对清代地震灾害的研究尚付诸阙如。总的说来,

 Paul Bohr,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Published by Eastern Asian Research Cen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第4卷第18期,1936年。

 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李文海、程啸、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58—79页。

 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168—210页。

 吴滔:《明清雹灾概述》,《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

 杨军:《试析清代火灾的历史教训》,《太原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对水旱灾害之外的其他灾害的历史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欠缺。其实,这些灾害的严重性并非微不足道,而且有关这些灾害的历史资料尽管非常分散,但也决非极为罕见,所以这方面还有许多研究工作有待进行。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清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周期和规律的研究。还在抗战期间的1943年,谢义炳先生就根据气象学中的周期分析法来处理《清史稿•灾异志》中的有关记录,试图测算出水旱灾的发生周期。新中国成立后,自然科学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投注了相当多的努力,提出了种种关于旱涝周期及频率的看法。关于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旱涝演变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迁与超长期预报文集》和《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两书当中。由于不少研究者在旱涝分型的判定,以及所依据的材料及其准确性等问题上尚有一定的分歧,导致学界虽然一致认为旱涝型与气候变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在具体的旱涝分期和周期方面的看法却差异甚大。在有关区域内灾荒演变的问题上,重要的成果有:唐锡仁和薄树人对河北省明清时期的干旱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干旱年与太阳黑子相对数之间存在着某些周期。但是萧廷奎对该文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认为其依据的资料比较贫乏,在资料核实参证上下的功夫不够,研究方法上亦有欠严密之处。乔盛西对湖北省18世纪后的水旱历史记载和太阳黑子资料进行了研究,认为湖北省水旱灾次数的变化与太阳活动世纪周期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太阳活动增强时期水旱灾次增多,相反则减少。萧廷奎等人在研究了河南历史上的干旱状况后也认为,河南“大旱”与“特大干旱”的出现确与太阳活动 11年周期和世纪周期存

 谢义炳:《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第17卷第1—4期,1943年。

 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气候变迁与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

 唐锡仁、薄树人:《河北省明清时期干旱情况的分析》,《地理学报》第28卷第1期,1962年。

 萧廷奎:《关于“河北省明清时期干旱情况的分析”一文的商榷意见》,《地理学报》第28卷第4期,1962年。

 乔盛西:《湖北省历史上的水旱问题及其与太阳活动多年变化的关系》,《地理学报》第29 卷第1期,1963年。

在着密切的联系。冯丽文分析了北京自18世纪以来生长季内的干旱特征,认为此一时期内北京无降水日数在生长季中的分配很不均匀,且春旱十分严重。除此而外,聂树人对陕西的干旱规律、林耀泉对漳州的气象灾害规律、曹隆恭对商丘地区的水灾规律、袁林对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的研究也都涉及了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内容,但由于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都属于一种大致的推测,而且其观察范围常常不限于清代的时段,因此这里从略。

有关灾荒应对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数量可观。这方面首先应当予以注意的是关于荒政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因为荒政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领域,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清代荒政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过之。早在30年代,徐钟谓就对清代荒政制度进行了概括,但失之过简,而且也没有作出什么评价。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荒政问题基本上处于无人注意的状态,直到80年代末,才有杨明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荒政中的捐输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其有积极的一面,应该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其后,李文海、周源对清代荒政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认为其规章制度虽并非不周密,但进入近代以后,其在多数场合下只是一纸具文。而最为详尽的研究当属李向军的研

 萧廷奎、彭芳草、李长付、周拔夫、盛福垚、张恒渤:《河南省历史时期干旱的分析》,《地理学报》第30卷第3期,1964年。

 冯丽文:《北京 1724—1979 年生长季干旱特征及其多年变化》,《地理学报》第 37 卷第 2 期,1982年。

 聂树人:《陕西省干旱规律的初步分析》,《陕西农业》1963年第4期。

 林耀泉:《漳州一千年来气象灾害规律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曹隆恭:《商丘地区的水灾规律及其治水的历史经验》,《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袁林:《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徐钟谓:《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经理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

 杨明:《清朝救荒政策述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第274—305页。

究,他的《清代荒政研究》也是迄今唯一一本专论清代荒政问题的专著。他从清代救荒的基本程序与救荒备荒措施、清代荒政与财政、清代荒政与吏治等几个方面对清前期荒政作了总体上的论述,认为“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但道光以后则收效甚微。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清代荒政的论文,不过,这些论文的基本内容大体上都没有越出此书的范围,故不再予以评论。而叶依能对清代荒政的特点尽管有些独到的看法,但在总体研究水平上并未超过李向军的研究。对于晚清时期的荒政,目前主要集中在洋务运动与荒政的关系上。谢高潮分析了洋务派的一些荒政主张后认为,尽管其中有很大的封建局限性,但毕竟较前有了不小的进步。夏明方对洋务运动中有关荒政近代化的问题论述得更为透彻,指出洋务思潮中出现了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农业以减灾备荒的趋向,试图建立一种官、商、民多种力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化的救灾备荒体系,从而使中国救荒理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当然,其具体实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清代荒政中的积弊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谷文峰、郭文佳从社会政治因素和荒政制度的自身漏洞讨论了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极其表现。吕美颐既详细列举了灾赈各环节当中所出现的弊端,又考察了朝廷自上而下实行的防弊措施,认为有清一代尽管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但由于治标不治本,终究无法扼制其中弊病的滋生与蔓延。余新忠、杭黎方则以道光前期的江苏省为例,探讨了荒政积弊及其整治经验,认为道光前期江苏官府的救灾基本上还是成功的,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11、100页。

 叶依能:《清代荒政述论》,《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谢高潮:《晚清荒政思想简议》,《晋阳学刊》1997年第1期;《晚清洋务派恢复社会经济的荒政主张与活动》,《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夏明方:《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期。

 谷文峰、郭文佳:《清代荒政弊端初探》,《黄淮学刊》1992年第4期。

 吕美颐:《略论清代灾赈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因此分析荒政弊端时,不应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封建制度”,而需要从管理和技术上作更为深入的分析。卢经则较为完整地勾勒了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甘肃捐监冒赈案,从而为清代荒政弊端提供了一个惊人的实例。

荒政中的灾蠲问题也曾经吸引了部分研究者的兴趣,不过,鉴于吴滔业已从蠲赈对象与形式、清代漕粮蠲免、对蠲赈的评价等几个方面对 1992年以前的清代灾蠲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余新忠于1996年也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灾蠲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况且1996年之后这方面的成果极少出现,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从广泛一点的意义上来说,官方治水也属于荒政的范围。这方面论述最多的是关于黄河的治理。王振忠从总体上评价了清代的河政,认为尽管清代对黄河的治理高度重视,河工开支愈来愈大,但河政弊端积重难返,嘉道以后甚至严重影响了盐政和漕运。郑师渠则考察了道光朝河政的情况,认为道光朝河政的颓坏,严重削弱了清朝的财力,扩大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从根本上削弱了清朝统治的基础。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清代治水并非一无是处。张家驹就认为,由于康熙帝深入现场观察,使他对河工利害了如指掌,再加以知人善任,因而在治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黄河暂告安澜。商鸿逵则专门论述了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的关系,认为康熙六次南巡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黄河,而且形成了一套经理河工方案,为后来所遵循,因此他的治河应看作是统一和巩固中国的重要措施之一。任重通过探讨康熙治理黄、淮、运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实践,认为

① 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② 卢经:《乾隆朝捐监冒赈众贪案》,《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③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

④ 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

⑤ 王振忠:《河政与清代社会》,《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⑥ 郑师渠:《论道光朝河政》,《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⑦ 张家驹:《论康熙之治河》,《光明日报》1962年8月1日第4版。

⑧ 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康熙治水解放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徐凯、商全对乾隆南巡与治河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乾隆在南巡中抓住河工与海塘乃是明智之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 18世纪中后期清朝社会的安宁和经济的发展大有补益。其他应该提及的成果还有:王京阳对黄河铜瓦厢改道前清代对黄河的治理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使用的八种主要办法只能应付一时,改变不了黄河下游的悬河状态,也就无法根治河患。夏明方则研究了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情形,认为河工在改道后的地位日益下降,同时伴随着国运衰微,清政府的治黄努力被一点点消耗殆尽,不过近代化气息也终于渗入了治黄理论和技术之中。此外,戴鸿钟对清代管理永定河的制度进行了评述,认为其在体制上较为完善,对清代永定河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有关清代治水问题,还有一类研究在数量上值得一提,这就是揭示一些具体人物治水活动的文章。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以清代治水专家著称,如靳辅、陈潢、栗毓美和刘鹗,其他则是一些封疆大吏的治水业绩,主要有汪志伊、陈宏谋、11林则徐、12陶澍、13左宗棠、14丁宝桢15和周

 任重:《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

 徐凯、商全:《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

 王京阳:《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戴鸿钟:《浅谈清代永定河的管理》,《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

 侯仁之:《靳辅治河始末》,《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1936年。

 侯仁之:《陈潢治河》,《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6期,1937年。

 佚名:《清代治河专家栗毓美》,《黄河史志资料》1985年第2期。

 刘蕙孙、刘德音:《刘鹗治理黄河理想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2期。

 曹建民:《关心水利的湖广总督汪志伊》,《中国水利》1985年第2期。

11 萧超:《陈宏谋在天津的治水活动》,《中国水利》1985年第12期。

12 王金香:《谈林则徐的治水之功》,《黄淮学刊》1989年第1期。薛玉琴:《林则徐治淮政绩考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3 陶用舒:《陶澍对苏皖水灾的处理》,《镇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14 经盛鸿:《左宗棠在江苏的治水业绩》,《中学历史》1985年第4期。

15 王文轩:《丁宝桢的治水业绩》,《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等人。但总的说来,此类研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谈不上形成了什么比较系统的看法。

对于荒政之外的救荒形态,也有研究者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这方面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晚清时期民间自发发起的跨地域救荒活动——义赈的研究。虞和平是国内最早论述义赈的研究者,他对义赈的不少基本事实进行了大致准确的描述,并且认为义赈是江浙绅商的一项联合社会公益活动,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走向联合的第一步。夏明方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义赈的出现表明“具有近代文明特征的救灾形式和救灾意识的产生并发生作用也就势所必然了”。李文海先生则对义赈进行了相对来说最为完整的概括,指出义赈这种“民捐民办”的救荒活动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进步,其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它具有相当的组织性,使其救荒的工作效率和实际效果都远较传统慈善机构明显;其二则是在财力和散赈两个方面弥补了官赈的缺陷。因而,尽管义赈后来沾染上一些弊端,但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义赈后来的发展,王叶红就光绪年(1906)的“官义合办”问题进行了评述,并认为这标志着义赈“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其总体论述过于简单,论据亦远不够充分

吴滔对清代江南地区形成的社区赈济形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赈济行为的社区化倾向是清代江南社会赈济事业最为显著的地域特征,在乾隆朝以前,以社区为单位的赈济已广泛存在,只是官方介入较多;从乾隆晚期到嘉道时期,随着国家荒政体系的逐渐衰败,社区赈济民间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咸丰以后,社区赈济向多元化发展,但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总之,社区赈济在推动清代江南基层社会结构全面整合

① 阳光宁、汪志国:《周馥与直隶河道的治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②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 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④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⑤ 王叶红:《光绪三十二年徐淮海灾赈中的官义合办》,《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而它之所以在江南长期存在,主要在于其能够与地方社会各种资源相互融合。余新忠则以道光三年(1823)苏州水灾时的救济行动为例,通过对国家、官府和社会的救灾活动的分析,指出国家救灾手段的经济化和乡赈的社区化是道光时期灾赈的两大趋向,不过社会力量的活跃只是分割了官府的部分权力,一时并不会对国家权威产生直接危害。卞利对明清时期徽商的救荒行为进行了钩沉,表明徽商对救荒投入的力度很大,并认为捐赈之举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夏明方还专文探讨了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活动,指出参与救荒使西方的传教事业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对中国绅商发起的义赈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有关备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仓储问题上。早在1921年,于树德就探讨了仓储对于备荒的作用,并且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性质、区别以及各自的沿革与办法。其后,邓拓也对仓储与救荒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认为就其益处来说,仓储不失为一种积极救荒的政策。不过,此两者毕竟不是直接论述清代仓储问题的,林化则首先专门论述了清代的仓储制度,通过分析粮食筹措、平衡地区积贮和粮食的保管等方面的措施,认为清统治者对仓储十分重视,并进而指出仓储制度随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衰败而逐渐废弛。牛敬忠对清代的常平仓、社仓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到乾隆年间,二仓都已建有成效,但嘉道以后渐趋破败,同光以后虽加以重建,终究无法达到前期水平;另外,他还认为二仓的主要社会

 吴滔:《清代江南地区社区赈济发展简况》,《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余新忠:《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卞利:《明清时期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3日,第7版。

 夏明方:《论 1876至 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 号,1921年。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41—245、427—455页。

 林化:《清代仓贮制度概述》,《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

功能便是积谷备荒、灾年散赈,以稳定社会秩序。张岩认为,清代常平仓的建设比较成熟,能够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救济,其功能在清代前、后期各有侧重,即由一项社会保障性措施逐渐沦为一种临时补救性措施,成为统治者的又一个敛财工具,可以说是消极备荒中的积极行为。李映发对清代州县上各类仓廒的储粮来源及其兴建与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种类的仓廒对农村社会中的备荒救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康沛竹特地考察了晚清饥荒与仓储的关系,指出晚清仓储制度的的衰败是当时饥荒极其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性仓储问题也是仓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广东地区。高惠冰研究了清前期的佛山义仓后认为,这是一个民捐民办的救灾设施,它建于佛山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因而出现了以租赁方式积谷、无偿赈济、民仓民管和雇工碾米散赈等不同于历代义仓的特点。冼剑民认为佛山义仓是典型的城市义仓,其浓厚的商业色彩是区别于珠江三角洲其他义仓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保障佛山的经济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春声考察了清代广东的常平仓后指出,以往大多将仓储视为一个经济问题,而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至于仓储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转移过程。其后,陈春声又通过对清代广东的社仓和义仓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广东仓储形式的更替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基层社会控制权逐渐

① 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② 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③ 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

④ 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⑤ 高惠冰:《清代前期的佛山义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⑥ 冼剑民:《清代佛山义仓》,《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⑦ 陈春声:《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下移,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吴滔对清前期苏松地区仓储制度的研究也显示出,清代苏松地区的仓政管理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由官方或者民间颁行的各类仓储条规更趋完善,其赈济饥荒和保存、重建生产潜力的功能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此外,王水乔对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对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清代云南粮食一直短缺,加上实际运行中的弊端,从而影响了其社会功效。吴洪琳则对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社仓的发展、衰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还应该说明的是,有关仓储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并不限于以上所列的成果,因为许多关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不过,由于它们那里往往只把仓储与灾荒的关系视为一个相当次要的方面,因此这里亦无必要将所有关于仓储的研究都进行评述。

在仓储之外,还有研究者从农业生产技术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备荒问题。例如,宋湛庆就从参植以防水旱和种植救荒作物、灾后补种和补救两个方面总结了宋元明清时期在生产技术上备荒救灾的主要经验。其后,叶依能又从选择作物品种、实行精耕细作及灾后补救和补种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备荒救灾的生产技术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这些措施简单、易行、实用,投入少,效果好,在中国古代的防灾救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慈善事业虽然不能直接归入救荒的范围,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救荒的功能,因此这里应当给予此类研究以一定的注意。不过,国内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且成型的研究寥寥无几。只有王

 陈春声:《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王水乔:《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吴洪琳:《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

 宋湛庆:《宋元明清时期备荒救灾的主要措施》,《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叶依能:《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备荒救灾简述》,《中国农史》1997年第4期。

卫平以苏州为中心,对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认为江南慈善活动的盛行正是江南社会危机更为严重的表征,而且慈善活动的开展仅是一种治标之策。其他较为重要的成果有:韩光辉细致研究了清代北京外城赈恤机构的分布及其时空变化,认为这些机构在收养灾黎、救治饥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由此可以推知清代广泛实行的赈恤举措是清代人口增殖加快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余新忠则以苏州丰豫义庄为个案,探讨了清中后期乡绅领导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认为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且丰豫义庄的创办也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综合化发展的一种努力;刘瑞芳、郭文明则对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进行了剖析,认为官倡绅办、养教一体是其突出特点,而慈善事业在安辑游民的同时,也保护了封建伦理的森严性。另外,宫宝利研究了晚清时期苏州地区工商公所开办的各类善举活动,认为其原因是苏州乐善好施的传统和近代西方某些慈善事业作法的影响。总的说来,中国大陆关于慈善事业的研究还极为薄弱,远远达不到中国台湾学者梁其姿、日本学者夫马进研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水平。至于慈善事业与灾荒的关系,除李文海先生等个别研究者偶有论及外,基本上无人提出较为系统的看法。

 王卫平:《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史林》1999年第1期;《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韩光辉:《清代北京赈恤机构时空分布研究》,《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余新忠:《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刘瑞芳、郭文明:《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宫宝利:《清代后期苏州地区公所的善举活动》,《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1997年。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清代灾荒史的第三类研究是对灾荒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即探讨灾荒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发生的种种复杂关系。虽说这里给出的这种归类名称有些勉强,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此类研究的出现将灾荒史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灾荒与政治问题的关系是不少研究者着力揭示的方面。李文海先生在探讨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指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连绵不断的灾荒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革命派也通过当时的灾荒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因此,尽管很少看到灾民、饥民直接参加革命运动,但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因素之一。在研究灾荒对甲午战争的影响时,李文海先生发现,当时几个灾荒较重的灾区恰恰与战区临近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从而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灾荒还给予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多方面的影响,甚而演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战后的赈灾更成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林敦奎则辨析了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他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直隶、山东两省恰恰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这场灾荒产生的大量饥民、流民以三种不同形式参加了义和团组织,而义和团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亦巧妙地把民族危机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来广泛动员灾民的抗争意识,从而证明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确有紧密联系。此外,康沛竹从灾荒的角度阐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太平天国辖区内连年不断的灾荒大大加重了太平天国面临的粮食危机,加之瘟疫流行,直接导致太平军在一些

①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 李文海:《甲午战争与灾荒》,《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③ 林敦奎:《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战役中的失利。钟钢认为,保路运动前十年间,四川所发生的严重灾荒促成了四川革命形势的高涨。而胡克刚在论述灾荒在晚清政治中造成的后果时,甚至认为灾荒是导致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建革的研究,他通过清代华北的蝗灾透视了政府的社会控制体系,对灭蝗过程中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与灾害有关的民间信仰与政府行为大有关系,而专制文化与传统迷信相结合,不但对减灾防灾产生负作用,而且强化了近代乡村文化的愚昧落后。

灾荒与经济的关系也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首先是总括性研究。周翔鹤、米红分析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认为在明清时期的寒冷期中,农作物产量下降,农业经济萎缩,从而抑制了人口再生产,而进入雍正年间以后,气温逐渐转暖,粮食产量上升,甚至达到“谷贱伤民”的地步,人口再生产也将上升。王业键、黄莹珏对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变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华东、华北地区气候的冷暖周期与旱涝的多寡有关,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1641—1720 年、1741—1830 年粮价与当时旱灾的变动大体一致,1831—1880年粮价与当时涝灾的变动一致,而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夏明方详细阐述了灾荒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认为在清末灾害群发期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因为它抑制了清廷对新式工业的投资规模,挤占或侵蚀了新式工业的融资渠道或资本存量,而灾荒生产出的大量灾民、流民亦无助于近代劳动力市

 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的失败》,《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

 钟钢:《保路运动前十年四川灾荒及其影响》,《文史杂志》1992年第5期。

 胡克刚:《试论晚清时期灾荒及其政治后果》,《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期。

⑥ 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场的形成,同时灾荒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国内商品市场的剧烈波动,因此,与其说广大农村受到现代化的挤压,莫如说是早期现代化受到了广大农村的挤压。

其次是区域性研究。宋平安探究了清代江汉平原的灾荒与经济开发的关系,提出其发展模式是经济开发—水患—经济恢复发展—新的水患问题—经济发展,并且每以阶段较前一阶段具有更高的层次,即经济开发诸消极面导致水患之实现,人们对此寻找治水之法,促使经济逐渐恢复并在前面发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因此江汉平原开发之路是在逐步克服自身盲目性的过程中螺旋式推进。张国雄则认为,清后期江汉平原日趋严重的水旱灾对垸田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使生产的不稳定性日渐严重,成灾面积扩大,丰年减少灾年增多,从而表明该处的垸田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陈家其分析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巨大影响,认为其重要表现是气候变冷使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而自然灾害频发则使粮食产量下降。尹玲玲论述了明清时期两湖平原的洪涝灾害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在洪涝灾害发生的同时,该地经历了一个由渔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转换的过程,而渔业经济退缩、农业大规模扩展的结果是洪涝灾害日益升级,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灾荒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如社会生活、人口、思想文化等方面也有紧密联系,因而研究者们亦对此进行了不少探索。李文海先生认为,灾

 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二》,《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宋平安、曾桃香:《清代江汉地区灾荒经济简论》,《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 3期。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2期。

 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尹玲玲:《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与洪涝灾害——以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400—420页。

荒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从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由此出发,他具体分析了近代灾荒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影响,指出它首先表现在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上,其次是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和破坏,最终则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定,激化了本已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刘仰东提出,由于近代灾荒布满了中国近代社会,形成近代史特定的灾难深重的社会格局,所以从灾荒史的角度审视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或许有可能转换视角,得出新的认知。杨剑利对晚清时期救荒的社会功能演变进行了探讨,认为救荒作为政府行为的减弱和社会行为的出现,显示了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张建民则揭示了灾荒影响到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形态,他在论述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的关系时指出,长期频繁的洪涝灾害除塑成当地农村不事蓄积的生活习俗外,还通过水土关系的不断变化造成了地籍上的混乱。

董龙凯集中探讨了晚清时期黄河变迁对山东人口迁移的影响,他认为,在咸同年间,由于黄河主要在鲁西南地区漫流,移民范围还是有限的。到光绪年间,黄河水灾已经遍及整个山东黄河沿岸,人口迁移也自西徂东普遍展开,其迁移形式主要有后撤型、移民黄河三角洲、南迁、走西北和闯关东等几种。这种人口迁移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格局,使山东沿黄一带的生存压力有所缓和,而往往能促进大部分迁入地的经济开发。池子华则在剖析淮北地区近代流民现象的时候指出,灾荒造成的生存状况的持

 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杨剑利:《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形式为例》,《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355—378页。

 董龙凯:《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 1期;《1855~1874年黄河漫流与山东人口迁移》,《文史哲》1998年第3期。

续恶化,是当地产生大批流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鸿藻评述了方苞的备荒思想的积极与消极方面,认为其“通计天地生物之多少与用之之分数而后民生可得而厚”的见解诚为确论。徐妍从灾荒与民生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陈炽的经济思想体系,认为其经济思想主要因灾荒而起,以救民为出发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地瘠民贫、灾荒频仍的原因,并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有着紧密关联的救治措施,比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更多地表示出了对灾荒下广大农民处境的关怀。

王振忠通过对徽州村落文书的研究揭示了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风俗的关联,认为徽州民间因灾害而引起的民众对生存环境之焦虑与不安,形成了诸多民间信仰活动。董龙凯对黄河灾害与近代山东的河神信仰的研究表明,在铜瓦厢改道以前,河神祭祀于山东是微不足道的,而改道之后,祭祀活动在山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最后,作为一个甚少为人留意的方面,李文海先生从文学史的角度挖掘了灾荒的社会形象。对于晚清诗歌中许多针对灾荒的描写,他认为,这些以灾荒为主题的诗歌从各个方面形象地刻画出了晚清时期水旱失时、灾荒频仍、哀鸿遍野、饿殍塞途的社会真实,从而非常直接、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中国农史》1999 年第2期。

 张鸿藻:《清儒方望溪之备荒政策》,《钱业月报》第12卷第4号,1932年。

 徐妍:《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董龙凯:《黄河灾害与近代山东的河神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488—515页。

 李文海:《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通过以上评述的这些成果可以看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清代灾荒史中的许多问题都已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而且对于不少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已相当深入,涌现了许多颇具眼光和特色的研究成果,使灾荒这个严肃的课题终于没有被长久地遗忘在偏僻的角落。更重要的是,自9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大大突破了早期那种只把目光集中在灾荒内部的局限,依靠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和多种研究视角的转换,灾荒被引入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问题层面,从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因此,清代灾荒史应当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生机的研究领域,而它的发展必定也能够促成整个灾荒史研究的推进。

然而现在还远远不是故步自封的时候。就目前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还只能说是一堆土豆,非常零碎、片面和分散,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在灾荒史研究中的沟通不够,就是史学内部进行的研究也存在着视域上的限制,从而导致清代灾荒史甚至是整个灾荒史的整体研究构架仍然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另外,在这些成果分布广泛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表明灾荒仅仅被当作其他各类研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而已。而如此一来,灾荒就被切割成许多互不相连的切片安插到各种各样的系谱当中,从而丧失了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序列,结果是其与社会之间的许多复杂关系都隐而不彰。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学科畛域带来的问题,其次,通常的历史分期标准对历史统一性和连续性的长期割裂也造成了史学内部的鸿沟。事实上,由于灾荒兼跨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问题,所以灾荒史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规律,用其他任何一种研究框架加诸其上都不能不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而这就要求灾荒史研究具有独立的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学科整合。当然,强调灾荒史研究的独立意识及其整合并非是要造成新的学术鸿沟,而是说这样的灾荒史研究极有可能为我们观察历史变迁提供一个崭新的角度。如果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三个维度的做法可以成立,那么灾荒史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三种时间维度如何形塑历史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处所。也就是说,在灾荒所处的历史过程中,人、环境、国家和社会四者被同时拖入了一个极限情境,而依靠对这种极限情境的勾勒,就可以在辨析此四者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同时,发掘出社会深层与表层之间的结构互动何以且怎样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灾荒史决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研究领域,它本来就具有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而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清代灾荒史研究,就不得不承认它还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另一方面的欠缺则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非是什么普遍现象,但它们无疑也会对学科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大体说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即便把界域限定于灾荒史研究内部,应该说不少研究中显示出来的视界和思路也不够宽广。这方面的第一个表现是,国内研究者对国外的灾害学及灾荒史研究了解得不是很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现象决非罕见。诚然,国外关于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谈不上丰富,但是灾荒问题并非只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世界其他各地的灾害研究同样可以成为中国问题的有力借鉴。前数年国内学界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时,就在这个方面暴露了许多不足。这本书足以提醒我们,中国的灾荒问题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虽然其具体结论肯定有很多荒谬之处,但是要想彻底有力地予以批驳,就决不能只限于局部具体事实的辩论,而必须站到更高的高度,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从整体上有机地进行清算工作。第二个表现是,有些问题虽探讨得较多,但研究思路总的说来却呈现出某种单调性。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丁戊奇荒”的研究。前面已经指出,国内到目前为止共发表了15篇与之密切有关的研究文章,是个别研究中数量

① 关于这种划分的简单概括,参见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1—266页。至于布罗代尔本人的有关解释,可参见其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的第一版序言和结论部分。

最多的。可是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越出就灾荒论灾荒的范围,而最近一位美国学者艾志端(Kate Edgerton)则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对这场灾荒的研究。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首先辨析了朝廷、官府、江南绅商、灾民和当时的外国观察者对“丁戊奇荒”的反应与活动,然后又拿1845— 1849年发生在爱尔兰的“土豆饥荒”与之进行了比较研究,力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来探讨中西之间深层次的文化与道德差异。另一位美国学者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则使“丁戊奇荒”越出了中国的范围,按照他的分析,“丁戊奇荒”是当时一场全球性“厄尔尼诺饥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者正是塑成今日第三世界的三大步骤中的第一步。由此可见,国内同类研究的起点还有待提高。

其次,研究方法和手段尚欠完善。由于灾荒史具有许多边缘学科的特点,因而不少研究者都曾指出必须运用多学科、多层次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这种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从目前的成果中还不能明确地体现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真正得到了应用。而那种仅仅在文章中加上一段生态环境或自然地理概述的做法,显然还谈不上对生态学或地理学研究方法有所借鉴。另外,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关于灾荒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都十分单薄。

再次,一些研究成果在资料方面下的工夫不足。例如,有些人在述及义赈的时候,完全依靠虞和平选编的《经元善集》当中的有关史料。其实,有关义赈的记载并不难以获得,只要稍微花点时间翻阅一下《申报》,就会有更为丰富的发现。还有些作者动辄注明自己引用的是原始档案资料,实际上却是从别人的成果如《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研究中转引而来的。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只限于文献资料,对碑刻等实物资料以及口述资料都谈不上有多大程度的搜集和使用。

最后,虽然清代灾荒史研究的总量有限,但目前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

①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London•New York: Verso, 2001.

属于重复劳动,甚至还出现了拼凑和抄袭文章的现象。应当说,尽管有不少研究成果显示出了清代灾荒史未来发展的良好取向,然而同样有为数不少的研究甚至尚未走出邓拓先生在 1937年的《中国救荒史》中所确立的研究框架,其价值至多是对该书中提出的局部或个别问题加以细化而已。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纯属无效劳动,因为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研究模式早就有人提出和使用了,而结论上的些许差异根本无法掩盖思维上的贫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使用拼七巧板的手法,将大致同样的研究内容改头换面地在不同地方发表。虽然这种现象与现行学术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这显然起不到学术积累的作用。至于抄袭、剽窃方面的问题,因其早已是学术公敌,这里就不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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