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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方略馆及其编纂活动述略
作者:李金飞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 2020年03期   发布时间:2020-11-10  点击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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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略馆主要负责编纂“方略”史书,是清代特开的官修史书机构。始设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编纂《平定三逆方略》时,置于内阁,有撰事则设,书成即撤。乾隆朝成为常设史馆,隶属军机处。晚清以降,逐渐衰落。方略馆机构职掌明确,人员管理制度严格,不仅纂修方略,而且参与纂修诸如《皇舆全图》《皇舆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

《满洲源流考》《明纪纲目》等书籍。方略馆编纂活动见证了清代由大乱走向大治、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构建清帝“大一统”之主地位、昭示国家疆域 “大一统”之盛、维护统治秩序、重塑清廷统治权威等多面相的角色。本文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其它文献史料,拟对方略馆沿置始末、机构职掌与人员管理、方略编纂活动及特色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探析。

关键词:清代 方略馆 方略编纂 大一统

清代官修史书活动频繁,史馆制度建设完备。方略馆为清代特有,设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乾隆朝成为常设修史机构,至宣统三年(1911)废止,前后历时229年。终清之世,方略馆共成24部方略,所涉内容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军事战争,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学界对方略馆及方略已有初步研究,但尚存在诸多问题,如争议于方略馆的创设时间,但未能展现康熙朝方略馆运行面貌乃至整个清代方略馆沿革变化情况;重复叙述方略馆与军机处的关系,尚未系统整理其机构官职设置,且对管理制度研究尚付阙如;关注方略的价值,却忽略其编纂理念等等。对此,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所见新材料,并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对方略馆沿置始末、机构职掌与人员管理、方略编纂活动及特色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希冀于此方面研究有所裨益。

一 清代方略馆沿置始末

顺治元年(1644),清“定鼎燕京”。为稳定朝局、维护统一,清廷重视“文治”,“帝王抚宇膺

① 相关研究参照李石:《清代的方略馆与方略书》,《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屈春海:《清代方略馆利用档案编纂方略》,《档案工作》1991年第12期;乔志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吴丰培:《清代方略考》,见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84页;丁华东:《清代方略的编纂述论》,《档案》2000年第5期;姚纪荣:《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周洁:《清代〈方略〉研究———以〈平定金川方略〉为个案》,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姚纪荣:《清代方略研究》,文苑出版社2006年版;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朱伶杰、史柳:《清代方略及其编纂特点》,《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6期。

图,绥猷建极,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观扬于后世,诚要务也”。康熙时期,清廷崇儒重道,大兴文教,开史馆编纂史书成为重要的文教活动。其中,专设“方略”体例记载国家重大军事战争,而方略馆也经历了一个从临时机构到常设史馆的发展过程。

(一)临时特设:康熙方略馆的开创

清廷纂修方略动议始于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福建道御史戴王缙奏请将平定三藩战争始末及康熙帝相关“圣谕”汇辑成书,以记“王朝武功”:“比年以来,凡系用兵诏命、密旨征剿机宜,并应编辑成书,以垂不朽。”此奏非常符合康熙帝的心愿。

于是,借修先朝帝王圣训之机,康熙帝下旨令内阁、翰林院议论:“太祖、太宗、世祖圣训,垂法万世,关系重大,理应纂修。至朕所行之事,编纂成书,古人虽有其例,尚于朕心有歉,尔等可将此意述与九卿。”“古人虽有其例”暗示朝臣要从前史中寻找纂修此书的合法根据。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勒徳洪遍查文献,寻获先例:“历代纪载功烈,俱有成书。迄今可考者,唐兴元间有《纪功述》,元和间有《平蔡录》《平淮记》,会昌间有《伐叛记》;宋建隆间有《龙飞日历》,天禧间有《圣政记》,熙宁间有《经武要略》;明洪武间将征伐次第汇为《日历》。”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关于王朝战争的史书成为君臣共识。

八月十三日,大学士明珠在奏疏中进一步阐明,此书的编纂要以记载“帝王武功”为核心宗旨:“至逆贼变乱以来,皇上宵旰忧勤,运筹决胜。八年之间,歼灭贼寇,克奏肤功,复见升平,皆皇上神明独运,指授方略所致,若不纂辑成书,恐鸿功伟绩或有遗漏。”奏疏中所提及“指授方略”,当是“方略”书名的最初由来。九月,礼部初步定书名为《皇帝武功方略》,十月改成《平定三逆神武方略》,亦称《平定三逆方略》,此即方略史书的正式出现。

清代第一部方略的编纂工作也随之启动,选拔人员组建史馆。先是“以大学士勒徳洪、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阿兰泰、达岱、张玉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纽为副总裁官”。次年正月,又从内阁翰詹中组织纂修官:“命内阁侍读学士阿哈达、洪尼喀,侍读尹泰、常保、苍柱、班第、董昌国,典籍穆世哈,翰林院侍读学士常书,侍讲学士朱马泰、葛思泰,侍讲傅继祖,侍读王鸿绪,侍讲郭棻,修撰归允肃,编修王顼龄,检讨严绳孙、秦松龄,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王封溁,右春坊右庶子邵吴远为纂修官。”方略馆核心队伍配置基本完成。不过,未见资料记载康熙朝方略馆的具体位置。

关于康熙朝设置方略馆,两条记载有助于诠释历史面貌。一是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清廷统一台湾战争结束后,山西道监察御史张集奏请纂修方略:“台湾既平,请修辑平海庙谟,颁示史馆,与平逆方略一同编纂。”二是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雅克萨战争结束后,翰林院题请纂修方略,“将平定罗刹始末机宜宣付方略馆,与《平定三逆方略》一并编缉。上顾大学士等问曰:‘尔等之意若何?’明珠等奏曰:‘皇上谟略深远,功德隆盛,应编入方略。’”由此可知,康熙朝方略馆虽为临时“该方略之馆”,但并非每部方略均单独设馆,张集奏“颁示史馆”、翰林院题请“宣付方略馆”表明,

 《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正月丁卯。

 《清圣祖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

 《康熙起居注》卷13,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清)勒德洪等:《平定三逆方略》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

 《康熙起居注》卷13,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清圣祖实录》卷105,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辛卯。

 《清圣祖实录》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丙子。

 《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己酉。

 《康熙起居注》卷19,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平定海寇方略》《平定罗刹方略》与《平定三逆方略》在方略馆内大体同时进行。

另外,康熙朝方略馆人员选自内阁,修书事宜也由内阁负责,有“内阁方略馆”之称。

(二)常开史馆:乾隆方略馆的完善

雍正一朝,虽有平定罗布藏丹津之大胜、对西北噶尔丹策零之战,但始终未编纂方略记载战争始末,仅设治河方略馆纂成《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一书。直至乾隆朝,为记载金川战役,方恢复编纂方略之例。

关于乾隆朝方略馆的具体设置时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折中的记载稍有差异。吏部侍郎李秉恬奏称:“查乾隆十二、三年《平定金川方略》。”陕西道监察御史梁景阳奏:“内廷三馆中,方略一馆……自乾隆十三、四年开馆。”但与编纂金川方略直接相关的《奏纂辑平定金川方略折》则记载为:“方略馆自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开馆纂修方略。”同时,《清高宗实录》中也有记载,乾隆十四年二月,乾隆帝方下旨编纂方略:“大学士张廷玉、来保等以金川荡平,肤功迅奏,由朕指授机宜,应垂方册。请照皇祖圣祖仁皇帝平定朔漠纂修方略之例,编辑成书。”可知,乾隆朝方略馆应是在乾隆十四年重设。

方略馆重开后,成为常设机构,这与它对军机处的重大作用相关。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时称“军机房”,次年,正式冠名为“军机处”,并代替内阁成为负责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机构。据《清高宗实录》记载,纂修金川方略时决定由军机处负责,“此次军兴事宜,悉由臣等承办,若另派员,恐未能深悉,应即令军机行走官员分任提调、纂修等事,臣等总其大纲”。自此开始,方略馆直接由军机处领导,这就使其在整个清代修书机构中占据突出地位,“各馆纂修,专任一书,独方略馆以枢臣总领,于事无所不当问”。

方略馆馆署在隆宗门外、武英殿以北。位于军机处附近,使其成为军机处官员的临时食宿之地,“凡军机大臣及章京每日晨直饭食,皆由膳房承应,其满、汉章京散直后,在城中则退食于方略馆”。而军机处档案也藏在方略馆库,以便来回移取,方便史书编纂。

方略馆也参与纂修其它书籍,“方略、纪略之外,遇有奉旨特交纂辑之书,亦率在馆人员敬谨办理”。乾隆二十二年,绘制《皇舆全图》;二十六年,接办《皇舆西域图志》;二十九年,续修

《大清一统志》;四十二年,撰写《满洲源流考》;四十五年,修改《明纪纲目》;嘉庆十一年(1806),续写《西域图志》;二十三年,校刊辽、金、元三史等。方略馆甚至在同一时间内兼办多部史书,如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和珅奏称:“该馆现在赶办《平定两金川方略》,并《大清一统志》

《西域图志》《热河志》及元、辽史,《明纪纲目》《明史本纪》等书。”可见方略馆编纂活动之盛。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载,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内阁方略馆发咨文:“照得本馆正月分公费钱,相应行文户部银库支取,烦为给发施行。”详见登录号:142757—001。

 雍正七年九月十四日,内阁进呈《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上谕,着内阁敬谨收贮。”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治河方略正总裁官曹振镛等奏为请敕直隶等省查明治河方略原书事,嘉庆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档号:03—1759—06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吏部侍郎李秉恬奏为大小金川番地本名促浸攒拉此应于纂修方略等处注解说明事,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4—01—01—0358—004;军机处录副奏折,陕西道监察御史梁景阳奏请议定各馆议叙之例以平铨政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档号:03—0170—088;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纂辑平定金川方略折,乾隆四十一年,档号:03—0185—2529—008。

 《乾隆起居注》卷8,乾隆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清高宗实录》卷338,乾隆十四年四月甲申。

 章乃炜、王蔼人:《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清)梁章矩著:《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7页。

 (清)托津等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恭王府博物馆:《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和珅秘档》(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三)走向衰落:同光方略馆的窘况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经济衰败,致使方略馆运行经费严重不足,逐渐走向衰落。

同治八年(1869),方略馆在馆当差220余人中仅80人有饭食费,致使修书进度缓慢,只得向户部每月借银250两,来保障修书进度:“每月由户部借给银二百五十两,俾在馆官员、供事人等均得给予饭食,自当踊跃争先,不至迟误。”光绪二年(1876),因装潢陈设本缺乏资金,方略馆再次上奏借银:“现在装潢陈设本二十部,自本年正月起,每月仍由户部借给银二百五十两,俾济要需。”十五年,又因实无余款可动支,礼亲王世铎奏请借款:“惟在馆人员众多,其领有公费者均系支给钱文,已属不敷办公,且多半并无公费,必须另筹款项,以为该官员等饭食及办公之需。”户部只能临时调拨一万两以应急需。

方略馆每一步运行都依靠借银维持,出现了“撙节动用,毋稍糜费,并迅速纂辑成书,以期早日告竣”的无奈之举。最终,宣统三年(1909)四月,方略馆随着军机处一并被废。

从康熙朝的特设之馆,到乾隆朝为常设机构,乃至延续到清末,方略馆形成了遇有国家战争就编纂“方略”的惯例:“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皆由馆承办。”方略馆的沿革历程是清代政治统治策略转变的折射,也是清代盛衰历史演变的反映。

二 清代方略馆机构职掌与人员管理

方略馆在建置过程中,确立了严格的运行制度。馆内各职分任明确,协作纂修。选拔史官直接关系修书运行,成为方略馆建设最核心的环节。

(一)机构职掌

方略馆修史无专官,每次编纂方略都是临时选拔人员,其常设职役有:总裁、副总裁、提调等管理人员;总纂、纂修、协修等编写人员;校对、誊录、翻译官、译汉官、收掌、承发、供事、纸匠、皂役、苏拉、督催刷官等佐修人员。

总裁、副总裁,由皇帝直接选拔极为倚重的高级官员担任,总揽并上奏馆内事务,使皇帝随时了解进展,康熙时期从内阁选派,乾隆以后由军机大臣兼任,并形成惯例。副总裁职位重要,需学问优通者担任,主要来自军机章京、内阁学士、六部侍郎等。

提调官,在馆内举足轻重,负责具体修书事宜,如征集书籍资料、调查往来文移、酌定修书体例、督催官员办公、考核官员功课、校阅书稿、馆员议叙等。需用谙练之员担任,主要选自军机章京、翰林院学士等。

纂修官,修书的核心力量,主要从军机章京选派。因军机处官员参与处理军国大事,熟悉军情始末,由其参与纂修方略充分显示出方略馆重视“内行修史”。纂修官之上,根据编写需要会临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奏为方略馆经费无出请借给银两以资饭食事,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档号:03—4946—06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奏为方略馆装潢陈设本二十部需款甚殷请仍由户部借银事,光绪二年三月初四日,档号:03—6595—0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礼亲王世铎奏为方略馆经费不敷办公拟请赏发事,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档号:03—7172—0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礼亲王世铎奏为方略馆经费不敷办公拟请赏发事,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档号:03—7172—047。

 (清)托津等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设总纂官,选学问淹贯、熟悉典故、见识通敏者充任,负责审核体例、考订缺讹、详查书稿等。纂修之下设协修,辅助编纂工作,同时也是纂修官的备补人员。

佐修人员,配合修书。收掌、承发,调送供应资料;翻译、译汉官,负责满蒙档册的译文;校对,校勘文本及所录清档;供事,收管档案、行文各处、帮写草本及底本等。这些人员可通过官僚体系调取,或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方略馆咨取译汉官,现据军机大臣等奏请另派大员考试,本馆总裁回避,以昭公慎,着即照所请,俟八旗咨送名册汇齐时,由军机处开列满洲大臣名单进呈,候朕简派考试”。从不同途径选拔的史官,为纂修方略提供了人才。

方略完成后,馆内人员被裁汰,遇有新修方略会重新组建。每次修书,根据实际需要,人数呈灵活性变动,乾隆四十一年,纂修《平定两金川方略》,方略馆上奏:“今荡平两金川,纂辑方略,应请照从前办理准噶尔方略原额,增设翻译官四员,满纂修八员,汉纂修八员,满誊录十员。再,此次方略汉字篇帙较多,应请酌量增添汉誊录六员,供事六名,令其专办,如再不敷,即于现办各书人员内通融抽拨办理。”方略馆也会临时额外设置复合官职以利于修史,如《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设帮办总纂兼提调官、满洲帮办提调、汉收掌纂修官。

方略馆人员主要选自军机处,故同一人扮演着史官与军机处官员的双重角色,“总裁、提调、收掌等官,皆系军机大臣司员分任办理”。史官除修书外,也承担军机处的一些行政事务,“此次办理军务以来,军报纷繁,方略馆各供事等,于抄发缮写各件尚有微劳”。

但方略馆在纂修其它史书时,亦选用其他机构人员。乾隆朝纂修《大清一统志》,设“总纂、满汉提调、收掌、纂修、校对、誊录、译汉官、供事等”,多以翰林之员选任,“方略馆额设满纂修五员、汉纂修十五员,类以翰林等员充补”。编纂《满洲源流考》时人员设置如下:“拟派内阁侍读麟喜、中书呈麟、笔帖式七德为满纂修;理藩院笔帖式临保、候补笔帖式明伦、工部库使巴尼泰为译汉官,照满誊录之例行走;翰林院编修宋铣、平恕,候补部员曹锡宝为汉纂修官;并派郎中巴尼珲、侍读孙永清为提调官。”方略馆内职有分工、分任职事,有序保障了方略的顺利编纂。

(二)管理制度

方略馆内部机构职掌不同,外部又与各部院衙门合作,且修史无专官,馆员多是兼职身份,这就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在馆办事,俱有成规,不独勤惰易稽,年限便于核定,且互相讨究,可以斟酌”。形成了考勤、功课、桌饭银两、议叙等制度。

考勤簿记载官员每天在馆工作时间,即卯入酉散。据奕䜣所奏:“该馆在禁城以内,在馆人等购买食物不易,往往饭后始行到馆,功课未能迅速,职此之由,臣等亦未便责其枵腹从公,非给予饭食,令其卯入酉散,恐数年内不能告竣。”馆内实行请假、销假制,如“本处候补中书梁承光,于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告假,本年正月十五日销假到阁行走,相应移付贵厅即日转行吏、户两部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173451—0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纂辑平定两金川方略折,乾隆四十一年,档号:03—0185—2529—00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纂辑平定两金川方略折,乾隆四十一年,档号:03—0185—2529—00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奏为酌保方略馆各供事请奖励事,同治七年,档号:03—4736—05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户部尚书和珅奏请议叙大清一统志总纂满汉各官员等事,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八日,档号:03—1155—0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陕西道监察御史梁景阳奏请议定各馆议叙之例以平铨政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档号:03—0170—08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恭王府博物馆:《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和珅秘档》(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清高宗实录》卷282,乾隆十二年正月丙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奏为方略馆经费无出请借给银两以资饭食事,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档号:03—4946—067。

查照,并知照方略馆”,以详细记载到馆工作情况。

各职均有功课规定,满洲誊录每人每日缮写850字,汉誊录缮写1500字,校对官校对25篇,纂修官功课会根据进展进行调整。馆员功课记于功课簿,并呈皇帝御览。康熙时实行书成御览,乾隆以后渐转变为次第恭呈御览,至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形成“每次呈递十卷,每月呈递六次”的制度。恭呈御览使皇帝对全书内容随时披阅审查,钦加裁定,若发现错误,会对相关人员给予严格的惩罚:“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板片笔画错误,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如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乾隆帝下旨:“今日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所有承办之编修宋铣着交部察议。”

方略馆不提供俸禄,仅根据各职位给予少量桌饭银两。《大清会典》载:修书各馆正总裁官,月支桌饭银29两3钱;副总裁官,月支银14两6钱5分;提调、纂修官,月支银8两5钱;校对、收掌、满誊录月支银4两5钱8分,翻译官月支银8两5钱;汉誊录,月支银3两6分。且一人多馆任职只能领一处,“正副总裁、提调、纂修等官,如有兼管处所,止就一处支领,其本衙门公费钱文,亦俱停支”。馆员临时离馆也要按日扣除相应费用:“官员因公离署,公费按日扣除。本月已领者,于下月应领银两内照数找扣。”桌饭银两数额少,不足以调动馆员的积极性。

真正能够促动馆员的是议叙制度。议叙以“慎重名器之至意”为原则,由提调官根据考勤簿、功课簿所载来统计馆员在馆工作时间和功课量,划分成一、二、三等级:“核其在馆功课及平日差使,分别等第造册注明,咨部奖叙。”一等是异常劳绩,二、三等为寻常劳绩,又在一等中选出 “尤为出力人员”作为特别奖励之人。议叙的方式多与官职升迁有关,有纪录加级、官职补缺、开复处分、补缺加衔、补缺加级、补缺加衔加级等。方略馆议叙人员的官职补缺,往往是遇缺即补或优先补用,“议叙本班到班之前,先予选用,均不积本班之缺,以示鼓励”。瑏瑠 故编纂方略成为官员的进身之阶。由于官职升迁的巨大吸引力,使部分官员情愿“自备资斧”进馆工作。乾隆二十五年,王鸣盛奏请自愿入方略馆参与修准噶尔方略:“平定方略馆正在编纂,鸣盛自念年力方壮,尚可竭蹶奋勉。现今在京候补,情愿在馆纂修,以图报效。自备资斧效力,不敢支领桌饭银两。”瑏瑡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登录号:225921—0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等奏为遵旨纂办剿平捻匪方略完竣并分次进呈事,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档号:03—4995—039。

 (清)托津等编:(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4页。 

 《清高宗实录》卷949,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己酉。

 (清)托津:(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99,《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3页。 

 (清)托津:(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99,《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3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户部为通行各衙门查照应领公费员内如有告假出差等项事故随时专咨报部以凭查核事致方略馆片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档号:03—5728—06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礼亲王世铎等奏为纂办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等告成并请奖叙在馆出力各员事,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七日,档号:03—7174—0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着为纂辑勦平三省邪匪方略告成庆桂等各员奖叙事谕旨,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号:03—4995—097;军机处录副奏折,着为纂办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告成曹振镛等员奖叙事谕旨,道光十年七月初九日,档号:03—4995—098;宫中朱批奏折,广西巡抚钱楷奏为纂办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曾有功劳奉旨先予甄叙谢恩事,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档号:04—01—38—0025—030。

瑏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大学士曹振镛奏为查对供事府经历石元善等出力人员请照方略馆书成议叙成案议叙事,道光十二年正月初九日,档号:03—2619—014。

瑏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候补京堂王鸣盛呈请准臣于方略馆自备资斧效力事,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档号:03—0101—049。

叙后的官员到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任职,纂修方略的经历也让他们熟悉国家朝政,从这层意义上讲,方略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水平官员。

从上述两个方面可知,方略馆的制度建设比较健全,既能保障方略编纂活动的开展,也可对修史活动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三 清代方略馆编纂活动及特色

方略馆所修方略是清代战争的实录,反映了国家形势从乱到治、由盛到衰的演变历程。方略编纂把宣扬帝王武功作为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我朝圣圣相承,功烈显铄,方略诸编,皆奉敕撰纪,以著其事之始末,威德远扬,洵书契以来所未有”。但随时代背景的演变,其担负的使命也不同,这在编纂宗旨与资料选材上均有体现。

(一)“康熙方略”的编纂:确立“大一统”之主

康熙朝,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皇帝重视事权统一,严格划分君臣之间权力界限。方略馆所纂《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确立了康熙帝国家“大一统”之主的绝对权威。

围绕这一理念,方略编纂高度赞扬康熙帝在边疆和国家统一战争中的领导之功,彭孙遹撰《平定三藩方略》序文赞康熙帝:“皇上之洞赜烛微,万里毕照,至明也;决机发策,群议莫挠,至断也;开诚布信,赏罚无私,至公也;镜往察来,综画有素,至豫也。”张玉书指出编纂《平定朔漠方略》的目的就是为彰显康熙帝神武之功:“至于用兵方略,悉出宸衷,尤宜详示史臣,令其纪述,布之中外,传之无穷,使天下后世咸知,皇上之文武圣神为从古帝王所未有。”

方略编纂也蕴含着清帝边疆民族一统观念的变革。清代以前,历代帝王追求的“大一统”地位,仅限于“九州”以内,“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这是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所致,“华夷之辨”严格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地域上有“内外”之别,正如明太祖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方略记载清廷边疆统一战争,展现出清帝的疆域开拓之功超越历代,“汉、唐、宋之已事,往往罢敝中国之力,而不能成廓清边塞之功”。并实现合“内外”疆域为一国的一统格局,清帝也成为“华夷一家”理念的大一统之主,如康熙帝所言:“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虽越在边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宁、一夫之弗获,不忍恝然视也。”这一思想是对历代“华夷之辨”思维主导下“大一统”观念的冲击。

“康熙中馆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专载上谕,不载奏疏。”从编纂过程来看,方略馆调取内阁等机构所藏资料,梳理皇帝“上谕”为编纂内容,使方略只载皇帝话语,充当了塑造清帝“大一统”之主的媒介,以此助力加强中央集权。

 《皇朝通志》卷99《艺文略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0页。

 (清)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3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清)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页。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1页。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

 (清)温达等:《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朔漠御制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6页。

 《清圣祖实录》卷233,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癸未。

 (清)魏源:《圣武记》卷1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934页。

(二)清中期方略的编纂:昭一统之盛及稳定统治秩序

乾隆帝继位后,国家走向鼎盛,编纂史书成为辅助政治的重要实践活动,并向政治文化理念中增添了诸多新元素,力图通过多面相的文化建设来昭示疆域“大一统”之盛和维护“大一统”格局。在这一背景下,编纂方略被寄予浓厚的国家统一意义,成为宣扬国家“大一统之盛”的典籍,如《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廓尔喀纪略》。

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西北,至乾隆朝,清廷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乾隆二十四年,中国疆域极盛,多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纂写《平定准噶尔方略》是通过构建疆域“大一统”观念版图,向世人宣示清廷武功之强以及对疆域主权的拥有:“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威弧之所震,如是其远;皇舆之所拓,如是其廓者。”《平定两金川方略》则是进一步表达出边疆一统武功超越历朝的自豪:“自三古以来,中国之兵力未有能至其地者。惟我皇上睿算精详,天声震叠,始开辟化外之草昧。”《巴布勒纪略》《廓尔喀纪略》记载清廷抗击尼泊尔侵略西藏的战争,体现出对边疆主权不容侵犯的态度,“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中国疆域的重新定位,也使“九州”之制不能符合新的“大一统”话语体系,但“大一统”秩序中的“四夷”却是不可缺少的。《安南纪略》载清廷对安南的出兵,视为其应有之责,为了维系“大一统”中“四夷” 秩序的完整性,“安南……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余年,其邦遭乱,兴灭继绝,礼亦宜之。是盖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乱,岂无所由,且其据黎城而擅号召者,原非一姓也。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总之,此类方略的编纂成为盛清时期国家疆域“大一统”的历史书写。

至乾隆中叶,国家统一战争结束,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方略昭示国家一统之盛的使命已经完成。此时出现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鉴于国家统治形势的转变,方略馆把农民起事、少数民族运动列入编纂主题。至鸦片战争前,共纂《临清纪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平苗纪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平定教匪纪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八部方略。此类方略的编纂迥异于边疆统一战争宣扬王朝武功之意,“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关大政,各有专文勒太学。诛王伦、翦苏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虽属武功,然以内地怀惭,弗芗其说”。即总结经验、居安思危成为主要目的。如《临清纪略》载:“明倡乱之缘起,所以为天下后世自外生成之炯戒也。”《平定兰州纪略》也载:“杜渐防微之略,所以贻万世之安者,睿虑尤深且远也。”

与康熙朝几部方略相比,这一时期尤为重视资料来源广泛,“本馆奉命纂修方略,先经行文各衙门将办过准噶尔事件逐一抄录底稿送馆纂辑,毋得遗漏”。方略编纂还把大臣官员涉及军事机宜的奏疏纳入编纂体例内,如征调兵马、拨运钱粮、派遣官将、整理器械、军前黜陟赏恤等军前奏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91页。

 (清)永瑢、(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清)阿桂等:《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清高宗实录》卷141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丁卯。

 《清高宗实录》卷1327,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癸丑。

 《清高宗实录》卷1300,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癸酉。

 (清)永瑢、(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清)永瑢、(清)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平定准噶尔方略馆为咨催总裁大人通行各衙门详查乾隆元年以后办过准噶尔事件作速详细检查其有兼清文者将清文一并抄录送馆等事致内务府,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档号:05—13—002—001750—0013。

章、前线题本和奏折、各部文案、朝臣军事奏议等。而将大臣诗文收入方略,则充分显示出清帝包容群臣的心态,“《平定朔漠方略》内艺文未曾编辑,《平定金川方略》内奉旨将臣工诗赋选择载入”。随着奏疏的选入,方略也更能呈现出战争始末的完整面貌,“自乾隆时起,始上谕、奏疏兼详,备述事件缘起、发展、经过、结果”。

自乾隆朝始,方略编纂是在军机处主导下,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增入奏疏,联合中央地方各衙门完成。其目的也完成从昭示一统之盛向总结战争经验、维护统治秩序的转变。

(三)晚清方略的编纂:重塑统治权威

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不断,外国侵略者迫使清廷不断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国家“大一统”版图逐渐损失。同时,农民起事扫荡了清廷统治秩序,少数民族运动使边疆离心力加强。在此时代背景下,《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方略》五部方略均限于对内战争。

这一时期,方略馆虽参与到处理中外战争的工作,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热河成为咸丰帝暂居之地,“如有应查折件,即着文祥饬在京之章京,由方略馆查明抄录”,但始终未修一部方略来记载中外战争。究其原因,与一贯坚持的昭示王朝武功思想密切相关,“国朝武功超越前古,纂修方略昭示万年”。中外之战,清廷均败,实无武功政绩可言。鉴于此,方略编纂以承继先朝为由,仅记对内之战,宣示武功,“同治三年七月克复江宁……遵照定例拟请钦命儒臣纂辑方略,垂示武功……本年七月,捻逆肃清,中原底定,所有平定方略拟请附入,一并纂修,以昭武功”,以重塑统治者的权威。

为实现这一目的,方略编纂的过程中,极力赞扬清帝,如平定粤、捻两部方略称咸丰帝“命将出师,救民水火,忧勤日昃,庙略宣昭”,同治帝“钦承先烈,并仰遵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训,激励将士,宴歼群丑”。光绪朝方略亦称咸丰帝“临轩运策、剿抚兼施”,同治帝“克迪前光、迭歼丑类,仰惟庙谟指授,总以但分良莠不分汉回为主,用能救民水火”。基于这一编纂理念的需要,方略集中把“圣谕”作为主要素材:“合两朝之圣谕,辑成方略全书,垂示万世。”当然,这一时期方略编纂极力炫耀的王朝武功已显得底气不足。

方略作为昭示清代武功的懋典,这一性质始终未变。但随着统治重心的转变,基于对国家政权的考量,其政治文化内涵也呈动态变化,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构建清帝“大一统”之主地位,昭示国家疆域“大一统”之盛,维护统治秩序、重塑清廷统治权威等多重角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平定准噶尔方略馆为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事宜一折抄录粘单事致内务府等,乾隆二十年七月,档号:05—13—002—000391—002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方略馆书籍簿不分卷》,光绪十年抄本。

 《清文宗实录》卷337,咸丰十年十二月壬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收南洋大臣电为蒙恩颁赏平定粤匪捻匪方略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档号:2—03—12—028—0347。

 中国第一档历史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礼部尚书全庆奏为中原底定拟请修纂平定方略事,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二日,档号:03—4644—0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奏为遵纂方略查照旧章酌拟应办事宜事,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档号:03—8409—0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礼亲王世铎奏为遵纂方略查照旧章酌拟应办事宜事,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档号:03—7172—0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署理盛京将军崇实奏为恩赏平定粤匪方略平定捻匪方略谢恩事,光绪二年三月初九日,档号:03—5775—039。

四 结语

方略馆为清代独有,康熙朝隶属内阁,为特开史馆,乾隆朝成为军机处下属机构,并开始常设,晚清伴随国家命运一起衰落,其沿革始末体现出清代国家乱、治、盛、衰的演变历程。方略馆史无专官,史官主要从各衙门选派,遵循“内行修史”,主用军机处官员。为保障方略编纂的顺利完成,馆内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有关考勤考绩、议叙奖惩等馆规制度。

方略编纂活动以彰显帝王武功为指导思想,囊括边疆、少数民族、宗教、农民起事等多元政治社会面貌。直接将皇帝谕旨、决策作为史实写入书中,开创了历代未曾有过的利用重大现实指令编书、记载当朝重大战争史事的修史先例,通过记述战争过程中皇帝所采取的方法、政策及其实施效果,既是对当时战争事件经验的总结,又为治国提供政治指导,对于统一人心思想、明辨是非、趋利避害都有积极意义。

方略成为一种新创史书体例,为史学发展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方略用时间系事:“方略编纪年、月、日……第一卷首行曰‘某年某月某日’,干支双行,分注于‘某日’之下,以后只书‘某日’,不再书‘某月’。倘一月之事分作两三卷,每卷首行仍书‘某月’‘某日’。”以战争为主题记载重大事件、方针、政策,专注一事,叙事完整,成为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新形式。方略在战争结束后即着手编纂,很多纂修者就是战争当事人,时效性强,真实性和可信度高。但方略体例也有自身不足,其资料汇编的方式不能揭示历史因果关系,脱离社会需要,不能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乾隆朝成书的《开国方略》并非为方略馆编纂,而是由国史馆负责,“谕国史馆恭辑《开国方略》,着大学士公阿桂同办”。但《开国方略》是方略系列史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担负着从满洲视角构建历史记忆的职责,突出清代开国史的重要地位,追溯祖宗发祥地,体会创业艰难。乾隆帝曾言,“朕恭阅《开国方略》,昔太宗文皇帝时,恐我满洲骑射、清语日久生疏,曾经特降谕旨。是以朕临御以来,诰诫再三,务令各勤旧业”,以唤起满洲的奋斗精神,成为盛清时“大一统”国家构建历史书写的重要见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奕䜣呈纂修方略凡例清单,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档号:03—4995—015。

 《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庚申。

 《清高宗实录》卷1228,乾隆五十年四月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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