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新兴的重要学科。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待在研究和编纂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不断概括，总结积累。本文略谈近二十年来笔者在国史编研工作中取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粗浅认识。

一、 关于指导思想问题

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非常关注、十分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编修和宣传教育，作过许多论述，有不少直接的重要指示。对他们的论述和指示，进行认真的学习研究，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对明确和解决研究、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指导思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邓小平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论述非常广泛、全面和深刻。他指出，“要懂得些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动力。”[1]P357-358“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P205-206“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2]P292-293“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2]P292

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方面有很多宝贵的意见和指示。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在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作题为《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指出：我们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历史，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1999年6月30日上午，江泽民会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代表并发表讲话。江泽民指出，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胡锦涛直接指导过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工作，多次论述关于研究、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学习中外历史的意义、目的任务和方法等问题。2001年12月10日下午，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第27次办公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2001-2004。胡锦涛对国史研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们的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发展史，说到底，与党史有密切联系。你们也讲，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我们写国史，除了要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修史的传统外，也要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也要资政育人，这与党史是一样的，我们搞国史的同志也要有这根弦。”他要求，当代中国研究所“各项工作围绕国史编撰进行”，“确保拿出来的东西是有权威性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精品。”

2003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中国共产党在85年里干了三件大事。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5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2006年7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话，强调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发扬光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这篇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习与研究同样有着重大指导意义。胡锦涛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胡锦涛指出：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他强调：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他说：学习中国革命史，首先要注重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剖析中国社会的特点，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善于把党和人民取得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发展理论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善于运用民族语言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回答和阐明中国革命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理论方法。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永远铭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功绩！”讲话从怀念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入笔，概括了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扼要地评述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胡锦涛说：“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此刻，我们要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把这一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阐述了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建国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的重要意义及其目的要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编修和宣传、教育指出了方向，提出了任务，明确了指导思想。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与指示，无疑是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建设的强大动力。

通过学习、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论述和指示，对国史编研的指导思想试作如下表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认识和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资政育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

在国史编研工作中贯彻和坚持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2. 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党的有关决议、决定，把党性和科学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统一起来，用科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3. 国史研究、编修和宣传，必须紧紧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流，把重点放在成就和经验上。要自觉地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从正面普及国史知识，宣传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要自觉地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用科学的研究成果批驳丑化、歪曲、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各种错误言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

应该看到，研究、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在指导思想上并不是一致的，有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性质这个角度来说，在指导思想上应强调四个要点：一是创业史、奋斗史；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胜利前进的历史；四是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对立的观点则与此相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说成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他们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国际、国内都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人。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批驳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种种歪曲、诋毁、诬蔑和攻击。

二、 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错误、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总体评价问题。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作过这样的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P167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2]P365此后，他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1]P227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同外宾谈话，回顾建国后的历史，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对近十年的发展是比较满意的，现在看来，这十年搞对头了。”[1]P260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了总结和评价。他说：“3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变”；“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

应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六十年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历史的主流是胜利、成绩、经验，这就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旋律是肯定成绩，是歌颂，而不是否定，不是揭露。首要的，第一位的，是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但同时应该看到，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前进的。其间有错误和挫折，有失败和灾难，而它们常常是胜利和成就的先导。胜利和成就，往往是总结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战胜困难和灾难以后取得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P432研究、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应该回避错误、挫折和失败，但对待错误、挫折和失败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失败是成功之母。”要写出怎样从失败走向成功。“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要写出怎样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写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吸取教训，认识规律，取得成功。

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错误中学习，吸取教训，纠正错误，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巨大进展的史实。主要有三次：

1. 五十年代中，吸取苏共二十大教训，面对当时国际波匈事件，世界反共浪潮、国内闹事等问题，毛泽东提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结合总结成功经验，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成果，确定了中共八大路线。

2.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了严重经济困难。为克服困难，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各种条例；召开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坚决压缩基建规模和城镇人口，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

3. 总结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对此，邓小平作过精辟的论述：“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P272

在国史中应该怎么写？要全面地反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如实地写出失策、失误、错误带来的困难以至造成的灾难；分析形成的原因；说明发现和纠正错误的经过；讲明吸取什么教训及其后是怎样继续前进的。

三、 关于怎样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点的问题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联系与区别问题。

应该看到，国史与党史这两个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基本点。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共党史是共和国史的核心。共和国史是在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础上独立出来、发展起来的。国史和党史中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都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都必须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都有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

但是，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其主要内容，一是怎样执政，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法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它们变成国家的意志，通过各级政权机构，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二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党的干部的培养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发展，党规党法的确立和监督检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等等。执政党的建设，基本上是国史无需涉及的内容。党史和国史内容发生交叉、重合，主要是在怎样执政这一方面。从学科性质来看，区别也是比较清楚的。与政党史不同，国史是国家史，是通史。它要涉及整个国家、民族，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举凡政党的活动，政权的建设，宪法和法律的制订、执行和修改，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军事行动和军队、国防建设，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疆域、气候、灾害、人口、语言、婚姻、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现状和变化，都在国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其中的某一方面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段国史所要反映的重要内容。而所有这些，在通常情况下中共党史是可以无需涉及或不要多谈的。

二是研究、编写的重点各有侧重。党史侧重研究和编写党中央的决策过程，从中央到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突出成绩、成功经验和党员干部中的先进事迹，总结执政的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国史侧重研究、编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活动，其决策和实施过程，各种国务活动，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的大事，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确定、实施，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英雄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建设，全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等等。

有同志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中共党史是内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外圈。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决定着国史的大局、走向；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要宽广得多，从全中国的发展变化观照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

国史书要体现国史的特点，必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1. 版图包括疆域、边界、领土和祖国统一；2.行政区划；3.人民代表大会；4.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5.国防和军队包括武装冲突和战争；6.人口包括人口政策的变化，计划生育国策的确定与实施，人口普查的情况和结果；7.阶级、阶层和阶级、阶层关系及其演变；8.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重要建设项目的兴建、完成、效能及经验教训；农业的发展，农村与小城镇的建设；等等；9.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科技成就及其应用推广；10.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演变；11.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及其演变；12.民主与法制建设，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实施；13.政治文明建设，政权机构及其演变；14.文化建设和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15.社会建设；16.人民生活的提高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7.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和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18.宗教政策和宗教问题；19.改革开放；20.西部开发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21.中央和地方关系；22.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23.自然灾害及对自然灾害的抵御。

四、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问题

笔者认为，主线的表述以在能够概括全部历史的前提下越简练越好。

关于这个问题，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有不少不同意见的讨论。大多认为主线是一条，只是表述有繁简。

一种表述是：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

一种关于党史主线的表述是：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

还有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

也有认为应是三条主线，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五、 关于人物研究问题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也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

概括地说，要做到八个字：实事求是，全面科学。邓小平说过：“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2]P244具体地讲，有八条要求，或者说八项原则。这八条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引述或概括的。是否恰当，可以讨论。这八条是：

1.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个人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现历史规律，才能了解历史活动的实质。

2. 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来看历史人物的动机。

3. 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但要看他们做什么，还要看他们怎样做。

4. 判断历史功绩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看他们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加速的作用还是阻挠、延缓的作用。

5. 不是孤立地而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6. 应当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对其著作也应作全面分析。

7. 应当从发展的观点并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

8. 应当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要苛求于前人。

达到这八条要求，就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也就是有创新和突破。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创造了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范例。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恰当的、全面科学的历史评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继续前进，创造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评价伟大历史人物的范例，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指导意义，这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贯穿全过程而又具关键性的一个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并作了具体分析和精辟论述，提出明确要求。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八个大字。[2]P307他指出：

一是历史决议要集中讲毛泽东的功绩和正确的东西。他说：“总之，中心问题是两个，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2]P306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2]P297

二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写清楚。他要求“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2]P292“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2]P297他还要求，“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2]P292写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2]P299-300“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P300“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2]P297

三是要毫不含糊而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2]P301“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2]P301-302

邓小平做出的示范，对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历史人物，对研究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资料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