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对金朝陵寝的尊崇和祭祀，以往研究甚少，仅有一些文章提到了满洲人同女真人的历史联系，如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如果把肃慎以下迄明朝女真人的世朝相承的隶属关系与满族割裂开来，也是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的”①，主要讨论满族的族源；孙静《满族形成的再思考———清中期满洲认同意识研究》一文，认为“随着女真语诸部与外界接触的增加，关于金、元女真的历史可能作为一种外部的知识为晚明时朝的女真人所知”②，对晚明时女真人历史的认知作了论述。此外，《视金朝若前朝———论清朝对金朝的尊崇与借鉴》一文，就清朝对金朝的尊崇作了研究，其中部分是从清朝祭祀金朝陵寝这一角度论述的③，但失于简略。综合以往研究情况，一是专门研究清朝皇帝对金朝的看法和尊崇的文章较少，二是从历朝帝陵祭祀体系角度研究清朝对金朝的尊崇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梳理清朝皇帝对金朝陵寝的祭祀，探讨清朝皇帝对金朝的看法和历史认知。
一 金朝陵寝概述
金朝由女真人建立于中国东北，兴起后灭亡了辽和北宋，同南宋对峙长达百年。后来，金和南宋先后为蒙古所灭亡，留在中原的女真人，要么死于战乱，要么融入了其他民族。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明朝建立后，徐达等率军北伐，占领大都（今北京）。洪武三年，朱元璋遣官至各地查访历朝帝王陵寝，“四年，遣使祭历朝帝王陵，始罢天下府州县祀三皇”④，位于北京房山的金朝皇陵也被纳入了祭祀范围。明朝人多认为明朝女直人是金朝遗留在东北女真人的后裔，如万历时于慎行所著《谷山笔麈》中言：“今建州西女真，即金人之后。”⑤明朝于“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⑥，不再祭祀的原因，则是因为明朝对后金战事的节节败退。
天眷元年（１１３８年），金朝以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为上京，金太祖、金太宗逝后陵寝皆位于上京。海陵王完颜亮时，金朝迁都中都，贞元三年（１１５５年）将皇陵吉地选在了北京房山，当年五月，“命判大宗正寺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⑦；正隆元年（１１５６年）十月，“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⑧。从上京迁到房山的金朝帝陵共有１２个。
因金熙宗（初谥为闵宗）为海陵王所杀，故熙宗逝后被安葬在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皇后裴满氏墓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谥，闵宗陵曰思陵，别立庙”⑨。金熙宗陵寝最初坐落于诸王坟冢区域。大定二十八年（１１８８年），金世宗“以思陵狭小，改葬峨眉谷，仍号思陵”⑩，金熙宗的陵寝达到了帝陵规格。海陵王逝后，其陵墓规格很低，先是按王墓规格于大定二年“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11；大定二十年，“有司言其罪，降为庶人，改葬山陵西南四十里”12，海陵王葬于异地，与平民无异。
此后，金世宗、金章宗驾崩后都葬于房山，陵寝为兴陵和道陵。金世宗在位时，追尊其父为睿宗，追尊其父陵寝为景陵；金章宗在位时，追尊其父为显宗，追尊其父陵寝为裕陵。史料记载：
“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13而卫绍王“被弑降封，不知葬所”14，参照海陵王逝后的待遇，卫绍王当在房山周边。金宣宗时，迁都开封，中都为蒙古占领，故金宣宗、金哀宗、金末帝逝后都未葬在北京房山。
所以，按照帝陵规格建在北京房山的金朝帝陵（含追封，不含海陵王、卫绍王）应有１７座。关于金朝陵寝的具体位置，《明一统志》记载：“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金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西大房山东北。”15
二 清朝对金朝陵寝的尊崇
清末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四笔》的“金陵遭遇隆恩”一节中提及清朝“至笃厚金源，亦不亚于优礼胜国”16，即注意到清朝对金朝陵寝的特殊尊崇和关照。
（一）皇太极对金朝陵寝的祭祀
崇祯时，后金军多次绕过山海关入侵明朝京畿地区。《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后金军队入掠明朝京畿，抵达房山县，守城人员闭门据守，后金欲招降房山县守军，对城内人言：
“房山县是金大定年间建立守陵，县官应开门相迎。”17但知县杨斋芳拒绝投降，后金军攻城，县城沦陷在即。当有房山县生员李元勋等三人挺身而出，走出城外，“说以既系陵邑，不宜加害人民”18。在三名生员的交涉和劝说下，后金军最终退兵。次日，后金军再次来到房山县，对房山县军民申明：“主帅已有谕帖，不许杀人，但十一日祭祖陵，尔等当前往扫除耳。”19到了十一日，三千后金军抵达房山县北，并备好了祭品，三名生员便带领房山县典史及其他生员共十多人陪同后金军前往九龙岗祭金朝陵寝，“毕，其日遂回良乡，次日起营而去”20。房山县因此免遭劫难。
《皇清开国方略》也有类似记载，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年）十二月，后金军入侵明朝京畿，抵达房山县，“时房山县有生员三人来降，赏而遣之，谕曰：闻尔房山县民，奉祀金朝皇帝，是亦守礼之民也。今蒙天佑我军，已至燕京，大业若成，尔等皆属我；倘不能即成，恐贻祸尔等，须杜门安坐，以俟我业之成也。”21这三名生员当是前文提到的李元勋等人。之后，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等人前往房山金太祖、金世宗陵致祭，并亲作祭文。皇太极在祭文中提到：一是“尝闻二帝功高德盛，予中心缅怀，梦寐景仰”22，表达了他对金太祖、金世宗的崇敬，并提到金朝陵寝的祭祀持续到了明朝；二是提到后金起兵抗明的原因，即明朝杀害其祖先塔克世、觉昌安，且“明万历君不以公道区处，反庇理曲之叶赫，陈兵边外，朝为守御”23，因此后金才兴师攻明；三是提到明朝对后金的欺辱，提到“明崇祯君更肆欺陵，欲索还天畀我之土地，去我帝号、国宝”24，强调明廷拒绝议和，使得双方不得不继续兵戎相见；最后，皇太极祈祷金朝皇帝能够保佑后金。
因为房山县官民曾经祭祀金朝陵寝，后金军对该城“网开一面”，并未强攻，说明皇太极对金朝的认可。但天聪五年，皇太极在致明朝将领祖大寿的信中提到：“后我兵至北京，谆谆致书，欲图和好，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25皇太极否认自身同金朝的历史联系和承续关系，是为了同明朝议和而采用的外交辞令，即不希望后金与明朝的关系被类比为金宋关系。
（二）顺治帝对金朝陵寝的尊崇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七月，清军占领北京，顺治帝尚未自沈阳迁至北京，多尔衮“遣官往房山访金朝陵寝，仍绘图进览”26。可见多尔衮对金朝陵寝的重视。清朝迁都北京之后，对中原境内的历朝帝王陵寝给予了保护，并遣官致祭，如“祭金太祖陵、世宗陵于顺天房山县”27。至于各陵寝的祭祀规格，“凡陵祭，皆用羊、豕各一，惟金太祖、世宗二陵方用太牢，遣官致祭”28。对金陵的祭祀规格显然要更高一些。此外，在历朝帝陵陵户的设置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顺治六年规定：“守明朝陵寝，仍设内监，酌留陵户六名，共给地二百亩。又定房山县金朝陵寝，设陵户五十名。”29可见，即便清朝把对金朝陵寝的祭祀放入对古帝王祭祀的体系之内，但仍对金朝陵寝有特殊的安排，显示了清朝对金朝的特殊情感。
顺治十四年，顺治帝下谕礼部，提到明朝“因我朝克取辽东，误疑金朝陵寝旺气相关，遂将陵后地脉掘断；又因己巳年我太宗皇帝统师入关，追念金朝先德，特遣王、贝勒、大臣往陵致祭，乃故明复将陵前石柱等拆毁，建立关帝庙，镇压风水”30，谴责明朝毁坏陵寝的行为，但顺治帝在言语中似乎故意不强调清朝同金朝的历史联系，称皇太极遣官祭祀金陵仅仅是因为仰慕前朝有德的帝王。同时，顺治帝还对金陵的修复作了安排，要求：“如切近处所果有毁坏，即酌量修整。仍撰文一道叙述缘由，祭告立碑，以志不朽。其关帝庙仍旧留存。”31
顺治十四年九月，金太祖、金世宗陵寝维修完毕，清朝在陵寝内新立顺治帝御制碑文。顺治帝通过碑文，一是强调王朝的兴起是因为帝王有德行，清朝亦是；二是强调清朝对历朝帝王陵寝的保护，谴责明朝对金朝陵寝的毁坏，认为明朝“不达天命之有归，而谬委灵于风水，移灾于林木，何其诞也”32；三是汇报“金太祖、世宗已经崇祀帝王庙”33，即已让金朝皇帝在历朝帝王庙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介绍了自己对金朝陵寝的维修；四是对“金朝垂祚百有余年，英主哲辟，实光史册”34表示敬仰。
（三） 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待金朝陵寝的态度
康熙帝亦重视金朝陵寝，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四月，康熙帝巡幸五台山时路经房山，“命皇子及大学士至金太祖、金世宗陵奠酒”35，并设立了御制碑文。在碑文中，康熙帝除了复述顺治帝的碑文内容，还提到以下几点，一是“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36，即认为明朝灭亡是源于帝王失德；二是赞许先祖皇太极和顺治帝对金朝陵寝的维修和祭祀；三是表达了对金朝帝王先哲的敬仰。
有关雍正朝对金朝陵寝维修和祭祀的记录不多，但例行祭祀照常举行。相关记录不多，一方面或同雍正前期雍正帝将精力放在巩固皇权上有关，另一方面或同雍正中期“曾静案”爆发后舆论氛围相对敏感有关，即此时对金朝陵寝过于尊崇，易引起汉人对宋金往时的回忆。
（四） 乾隆帝对金朝陵寝的态度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八月，乾隆帝在谕旨中提到，金朝陵寝自清初维修之后到乾隆朝时已渐残破，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实地勘察：“有应增修除治者即行奏闻，率属鸠工庀事。工竣之后，朕将躬亲展奠，以昭敬礼前朝之意。”37乾隆十七年二月，方观承等勘察后提出增修建议：一是“金太祖陵前地基稍宽，应增修享殿一，缭以围墙，立正门”38，并维修祭台、甬道、阶砌等设施；二是由于金世宗陵前空间相对狭隘，建议增修一座享殿，并修复祭台、围墙、甬路等，由于没有空间立正门，建议“今就碑亭接连栅栏，立两角门，足符体制”39。此外，还建议维修房山县北门至陵寝的２０里山路。乾隆帝批准了这一方案。乾隆十七年九月，方观承按照乾隆帝旨意将金太祖、金世宗陵增修完毕，“请供设神主致祭，从之”40。乾隆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上奏，提到“金陵在房山县西郊，自以该令就近承祀为宜，而每年为宛平县朝庖，殊费周章”41，建议将金朝陵寝前数个村庄由宛平县改为房山县所辖，以便祭祀。因为涉及行政区划变更，乾隆帝命顺天府查议具奏。
（五） 乾隆帝之后诸帝对金朝陵寝的态度
乾隆帝之后，诸帝未能再次亲祭金朝陵寝，也未对陵寝做大的改动。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到乾隆朝时金朝陵寝的规制已经基本完备，各项礼仪也已完善，没有再扩建或升格的必要；二是乾隆以后，清朝由盛转衰，财政拮据，特别是道光朝以后，内忧外患，升格和扩建陵寝缺少良好的外部环境。尽管如此，对金朝陵寝的祭祀并没有停止，如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授受大典礼成，祭告帝王陵寝……宣化镇总兵祭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宣宗、孝宗陵”42。又如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德宗登极，遣官致祭帝王陵寝”43。此时，清朝对金朝陵寝的祭祀更多地体现了对祖宗之法的承袭，正如《清续文献通考》所载： “凡直省所在历朝帝王陵寝，逢朝廷有大庆典，遣官分别致祭。”44
三 清朝祭祀金朝陵寝的意义及原因
清朝定鼎北京后，陆续对金朝陵寝进行修复，直到乾隆十七年金朝陵寝扩建完毕，清朝皇帝亲祀金陵的条件已经成熟。
乾隆十八年，乾隆帝在拜谒雍正帝泰陵后回銮经过房山，亲赴金太祖陵拜谒。此次拜谒规格颇高，“扈跸内大臣，侍卫，文官郎中，武官参领、轻车都尉以上，守土官文官知府、武官副将以上，及金朝后裔完颜氏在京官员，咸蟒袍补服陪祀”45。乾隆帝御龙袍衮服，在陪祀的完颜氏及不陪祀守土各官的跪迎下入陵拜谒，行二跪六拜礼，而上香、奠帛、献爵、读祝、致祭的仪式向祭祀少昊金天氏看齐。当天，乾隆帝还“遣官祭金世宗陵。祭毕，赐完颜氏官员币各有差”46。通过拜谒的细节可以看出，一是仪式隆重，体现了乾隆帝的重视；二是乾隆帝让完颜氏官员陪祀，且让他们在陵前跪迎自己并给予赏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爱新觉罗氏清朝在正统上对完颜氏金朝的继承，彰显了爱新觉罗氏的皇族地位。而此前，乾隆帝曾敕修《八旗氏族通谱》一书，修书人员原本将完颜氏放在书中的第２８卷，但“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凡属金裔，无不感激泣下”47。乾隆帝将完颜氏排在爱新觉罗氏之前，反映了他对金朝的尊崇和认同。
乾隆帝在亲祀金朝陵寝后，曾作《御制过金世宗陵留句》一诗：“牧扰樵侵不忍言，重瞻宰树郁陵园。事殷不袭三分迹，称侄何殊一统尊。君德已臻小尧舜，国风每溯旧根源。爱民勤政心无，景仰高山志所存。”48对金世宗的贤德十分敬仰，对他试图保持和恢复女真的习俗给予肯定。在保持民族语言和习俗方面，乾隆帝找到了同金世宗的心灵契合点。这是乾隆帝亲祀金朝陵寝的意义，也可以看作是清朝皇帝祭祀的意义。
尽管清朝对金朝陵寝的祭祀，大多放在了对历朝帝陵祭祀的整体活动之中，如乾隆二年，清廷 “遣内阁学士双喜致祭太昊伏羲氏等陵……太常寺少卿蒋炳祭金太祖等陵、詹事李绂祭夏禹王等陵”49，并且在涉及金朝陵寝维修和祭祀的言论中，乾隆朝以前的皇帝较少地表露出对金朝的特殊关注，但依然可以从清朝诸帝的言行中窥见：他们内心对金朝的认可，对金朝陵寝的重视。其原因或可为，一是源于清帝对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抱有亲切感和自豪感，对金朝、清朝同样发迹于东北、后入主中原的经历感同身受，如乾隆帝所言：“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50二是通过祭祀，并着力恢复金朝在清朝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凸显金朝的正统性，进而强调清朝统治中原的历史依据和渊源。这一动机，清廷曾在改变历朝帝王庙祭祀体系时提到：“大金则宋曾称侄。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庙祀，似不得独遗。”51即金朝不应被排除在正统之外。三是通过祭祀金朝陵寝，推崇金朝，以金朝的兴衰为历史借鉴，勉励满洲人团结，避免满洲人丧失民族习俗，正如皇太极所言：“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52以金朝的兴衰来自警。
注释：
①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第１３０页。
②孙静：《满族形成的再思考———清中期满洲认同意识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５年，第２５页。
③邓涛：《视金朝若前朝———论清朝对金朝的尊崇与借鉴》，《东北史地》２０１５年０５期，第７５—７６页。
④⑦⑧⑨⑩11、12、14王圻：《续文献通考》，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９４５、８１０４、８１０５、８１０５、８１０５、８１０５、８１０５、８１０７页。
⑤于慎行：《谷山笔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８７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２６页。
⑥32、33、34、48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２５７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７、１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页。
13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世界书局１９３５年版，第７２５页。
15李贤：《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２３０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页。
16、47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８、９９页。
17、18、19、20汪楫：《崇祯长编》，《明实录》附录，台湾“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８３年版，卷３４，崇祯三年五月庚寅条；卷３４，崇祯三年五月庚寅条；卷３４，崇祯三年五月庚寅条；卷３４，崇祯三年五月庚寅条。
21、22、23、24彭绍观：《皇清开国方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９９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６、１８６、１８６页。
25王先谦：《东华录》，《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６９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６页。
26、30、31、51《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卷６，顺治元年七月甲辰条；卷１０６，顺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条；卷１０６，顺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条；卷１５，顺治二年三月甲申条。
27、28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四部备要》第４８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９页。
29、45、46《大清会典则例》，《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３８０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６９、５６４、５６４页。
35、37 《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６０３８、５９０１页
38、39、40、49《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卷４０９，乾隆十七年二月辛酉条；卷４０９，乾隆十七年二月辛酉条；卷４２３，乾隆十七年九月壬午条；卷４３，乾隆二年五月甲寅条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尹嘉铨奏议金陵祭祀事，档号：０３—０３０９—０５０。
42、43、44瑤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民国景十通本，卷１６６“群庙考一”；卷１６６“群庙考一”；卷１６６“群庙考一”。
50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９０页。
51《清太宗实录》卷３４，崇德二年四月丁酉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