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2011 年初，我应朋友姜广辉的要求，帮助他辨清华简，当时我只想写一篇辨《尹诰》，没想到一直搞到现在，八年了。是全民抗战的时间。八年来，我写了清华简辨伪札记二十多万字，上博简辨伪札记近十万字，就到此为止了。我想把札记整理出来，陆续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

我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五篇，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发表过两篇，现在都作为札记重写了。

计划整理出辨清华简札记十一篇，辨上博简札记五篇。

八年来得到一些师友的支持、鼓励、帮助和具体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房德邻

 2019 年 8 月 27 日

研究清华简《皇门》^[1]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皇门》的某些字句与《逸周书·皇门解》的校注有关系。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魏慈德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两者的关系，写了《从出土的〈清华简•皇门〉来看清人对〈逸周书•皇门解〉篇的校注》^[2]和《从出土的〈逸周书·皇门〉〈祭公〉篇看清人的校勘研究》^[3]两篇专论。魏先生指出：清人的某些校注与清华简《皇门》的字句相符，这说明清人的校注中有些是正确的。如，他说：

“（今本）维德是用”简文作“维俞（媮）德用”。媮，整理者引《说文》

“巧黠也”为说。孙诒让“按‘惟德是用’，德上当有一字，而今捝之”，正是。

又说：

“（今本）媚夫有迩无远”，王念孙改“媚”为“媢” 。（简文正是“媢夫”）^[4]

魏先生的结论令我困惑。

在《逸周书汇校集注》中，只有孙诒让说“‘德’上当有一字”，其他校注者都认为“维德是用”是原文^[5]，简文何以恰好证明孙诒让是正确的？

在《逸周书汇校集注》中，只有王念孙认为“媚夫”应为“媢夫”，其他校注者并不赞成此说。于鬯反驳说：“此媚自是侫媚之媚，非媢嫉之媢。”庄述祖注：

“媚，说也。”陈逢衡注：“媚夫，侫幸之臣。”（594~595 页）简文何以恰好证明王念孙是正确的？

魏先生没想过有另一种可能吗：简文作者看过《逸周书》校注，斟酌采纳，因此简文就与校注相符了。

以魏先生的学养，如果辨伪，易如反掌。

可是我认识到《皇门》可以被证伪，却经过了八年。

2011 年初，我应朋友姜广辉的要求，帮助他辨清华简。当时看到的是《清华简》第一辑，研究一番之后，我认为我能证明《尹诰》《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所代王之志》《耆夜》《程寤》和《保训》是伪作，至于《皇门》和《祭公之顾命》，虽然可以看出来它们是抄袭《逸周书》的《皇门解》和《祭公解》，却无法证明一定是今人所作，所以就把这两篇忽略过去，连相关的论文也没读过。

直到今年 6 月中旬，我读到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长朱歧祥《〈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的两章文字校读》^[6]，我才推断《皇门》《祭公之顾命》和《命训》可以被证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断？我们看朱岐祥和子居先生对《越公其事》的研究。

朱先生从六个方面证明《越公其事》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伪作，其中第四个方面说简文杂抄了《吕氏春秋》《墨子》《韩非子》《国语‧吴语》《国语‧越语》等文献，其内容逐一可相呼应。朱先生还特别分析了《越公其事》所讲的越王好勇的故事是如何袭用《墨子·兼爱》所讲的越王好勇的故事，这引起了我特别注意。

子居先生《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第十章解析》^[7]也讨论了简文第十章越王好勇的故事与《墨子•兼爱中》《兼爱下》《吕氏春秋•用民》和《韩非子•内储说》有对应文句的现象，他是证真者，他的结论和朱先生不同，他说：简文袭用了《墨子•兼爱中》《兼爱下》，而《吕氏春秋•用民》和《韩非子•内储说》是袭用简文，因此简文成篇晚于《墨子•兼爱》而早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

我站在朱歧祥的立场上，为他做补充证明，以确证《越公其事》是今人所作。

下面是证明：简文：王乃试民，乃窃焚舟室。

《墨子•兼爱中》：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

子居确认，简文袭用了《墨子·兼爱中》。既然如此，我们就具体分析简文是怎样修改《兼爱中》的。

1. 简文改“焚舟”为“焚舟室”，这容易理解。

2. 简文改“和合之”为“窃”，这不能理解，“和合之”和“窃”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你有怎样的跳跃性思维，也不能把“和合之”改成“窃”。但是我们看孙诒让《墨子间诂》注“和合之”：“此三字无义，疑当作私令人，属下读。”由此可以明白了：和合之——私令人——窃，属下读，简文写作“乃窃焚舟室”。    

可是孙诒让先说“此三字无义”，然后说“疑当作私令人”，猜测而已。其他研究《墨子》的学者并不赞成孙说。王焕镳《墨子集诂》斟酌之后认为“‘和合之’三字，宜仍之而不改”^[8]。

但是简文作者却袭用“私令人”，写作“窃”。《越公其事》编写时参考了《墨子间诂》，不仅这一处，越公好勇这一段主要是参考《墨子间诂》写成的。如上面提到的简文改“焚舟”为“焚舟室”，也是根据《墨子间诂》：“黄绍箕云：《御览》引作‘焚其室’，窃疑本当作‘焚舟室’，《越绝外传·记越地传》云：‘舟室者，句践船宫也。’盖即教舟师之地，故下篇（《墨子•兼爱下》）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胜数也’，言或赴火或蹈水死者甚众也。后人不喻舟室之义，则误删舟字，校本书者又删室字，遂致歧互矣。案黄说亦通。”黄绍箕考证先秦文献中记载的

“焚舟”“焚其室”的“舟”和“室”应当是《越绝外传•记越地传》的“舟室”。

《越绝书》是汉代作品。简文作者应当是从《墨子间诂》中得知“舟室”一词的。

在读朱先生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写了札记《清华简〈说命〉证伪》，文中列为第一条证据的是《说命》中这样一句话：“惟口起戎出好”。这一句也见于《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这一句在《墨子》中是出于《术令》，在清华简中却出于《说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术令”是“说命”，所以简文作者就把墨子所引《术令》的话写入《说命》中。

但是孙诒让的考证是避实就虚，曲辩成说，所以不被学术界认可。罗根泽

《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9]有一段专门反驳孙诒让的考证。

高亨《诸子新笺》说：“孙释未切。”^[10]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说“术令”的“令”是一种文体。^[11]

吴毓江《墨子校注》说：墨子所引《术令》《相年》“盖皆百篇之书篇名也。”^[12]  然而清华简作者却对孙诒让情有独钟，编写《说命》和《越公其事》都参考了《墨子间诂》。

由此我想到，孙诒让还有一部《周书斠补》，清华简中抄袭《逸周书》的三篇即《皇门》《祭公之顾命》和《命训》可能参考过《周书斠补》。于是我就研究这三篇，结果令我震惊：简文作者明目张胆地大量地袭用《逸周书》汇校集注来改写经文。感到震惊的不是我一个。7 月 10 日我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座谈，我讲“清华简证伪”，主要举证是简文作者利用了孙诒让等人的考证校注。之后有一位哲学所的先生说：“听了房先生的考证我感到震惊。”

清华简作者相当嚣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作伪。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们有自信：清华简是可以通过碳 14 检测的，而一旦通过碳 14 检测，学者就会相信清华简是真简，无论写什么样的内容，无论用什么样的字词，都会被认为是真的。

上博简、清华简、浙江大学简和安徽大学简都是依靠碳 14 检测来支撑的，但是现在碳 14 检测已经支撑不住了，邢文先生在《浙大藏简辨伪》（上）中揭露了碳 14 检测的真相。

《浙江大学藏简》通过了碳 14 检测，为公元前 340 年左右，但是邢文揭露是伪作，举证之一是：

简 20 有多处裂纹。纵贯误书的《震》卦卦画的裂纹，使竹简于简面右侧近三分之一处裂开。在图 2 中可见，《震》卦卦画四阴爻右侧的四短爻，都被挤在裂开的三分之一简上；四阴爻左侧的四短爻，则宽松地占据着简面三分之二的位置，左侧短爻的长度，都明显长于右侧的短爻。试想，如果简

20 是战国楚简，古代书手钞写卦画之时，如何能预测到竹简开裂之后的情状，而把卦画阴爻的短横，安排在竹简不均匀的裂纹两侧呢？不言而喻，卦画无疑是在竹简裂开后所画，这是作伪的明证。^[13]

01

从邢文揭露的情况看，竹简是真的，但是简文是后写的。这是作伪的常用方法—

—“器真字假”。

邢文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浙大藏简是伪作，更在于证明：碳 14 只能检测竹简的年代，不能检测文本的年代。因此，所有来路不明的战国简，即使通过碳 14 检测，也不能证明文本是真的。上博简、清华简、浙大简和安大简都是来路不明的简，即使通过碳 14 检测，也不能证明文本是真的。文本是不是真的，只有通过分析文本才能证明，没有其他办法。

而文本辨伪，基本方法就是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揭露古文作伪的方法：“盖作伪书者不能张空拳，冒白刃，与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为之主，摹拟声口以为之役，而后足以售吾之欺也。” 这是说《尚书》伪古文的内容是根据往籍编写的，所用的文词是袭用前人的。前者从史源方面揭露作伪，后者从语源方面揭露作伪。

从史源和语源来辨清华简，其作伪的证据比比皆是。谓予不信，请看下面关于《皇门》作伪的举证。清华简《皇门》是改写《逸周书·皇门解》而成，改写时参考了《逸周书》的校注。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初版于 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黄怀信著《逸周书校补注译》出版于 1996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而清华简最初是 2006 年冬出现在香港，作伪者有机会利用上列两书。

例一

简文：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维俞（媮）德用，以问求于王臣，弗畏不祥，不肯惠听无罪之辞，乃惟不顺是治。我王访良言於是人，斯乃非休德以应，乃维诈诟以答，俾王之无依无助。

今本：以家相厥室，弗恤王国王家，维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详，不屑惠听无辜之乱辞，是羞于王。王阜良，乃惟不顺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维直以应，维作诬以对，俾无依无助。

（一）简文改“维德是用”为“维俞德用”。

孙诒让校：按：“惟德是用”，“德”上当有一字，而今脱之，此上下文所言

者皆恶德也。（590页）

简文据此在“德”前加“俞”字。

但是其他校注者却都认为“维德是用”是原文。

孔晁注：言势人以大夫私家不忧王家之用德。（591页）“王家之用德”就是

“王家维德是用”。

俞樾校：“王国王家维德是用”，犹云尚皆以时中乂万国也。（590页）俞樾以

“王国王家维德是用”为一句，“德”是美德。

于鬯注：

此“德”字与诸言德者异，诸言德者而多为美辞，此“德”字非美辞也。盖德本无美不美之义，故曰懿德、曰明德、而亦曰凶德、曰恶德，皆配字以见义。专言德则可以为美辞，即无不可以为不美之辞。上文云“维时及胥学于非夷，以家相厥室，弗恤王国王家”，下文云“以昏求臣作威。不详不屑，惠听无辜之乱，乱是羞于王”，则“维德是用”之为不美之义可知矣。盖犹言任性行为耳，否则上下何以接笋……《庄子•大宗师篇》云：“以德为循。” 郭象注云：“德者自彼所循。”盖亦任性行为之意。“维德是用”与“以德为循”句义颇类。惟在《庄子》以“以德为循”为美，在《周书》以“维德是用”为不美，圣、狂之说异也。或曰“德”或训“恩”，《战国·秦策》高注屡云：“德，恩也。”然则“维德是用”谓维私恩是用义，亦得备一通。要以私恩是用，则亦为不美矣，说亦相辅也。 （591页）

“维德是用”是原文，“德”是不美之德。

在校注者中，只有孙诒让猜测说“‘德’上当有一字”，但没说是什么字。简文添加了一个“俞”字。整理者注：“俞，读为‘婾’，《说文》：‘巧黠也。’《左传》庄公十三年注：‘溥也。’”如此，“媮德”意为巧黠之德，但是这样解释“俞德”，与简文的上下文不合。巧黠之德不能造成上句的“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也不能造成下句的“以问求于王臣，弗畏不祥，不肯惠听无罪之辞，乃惟不顺是治”。“俞德”的含义可以从校注中得到解释。前引于鬯“盖犹言任性行为耳，否则上下何以接笋”，这是说“维德是用” 的“德”字，只有解释为“任性行为”才能衔接上下句。简文“俞德”的意思也是“任性行为”。“任性行为”，什么坏事都敢干，所以下接“弗畏不祥，不肯惠听无罪之辞，乃惟不顺是治”，这三个句子在今本中是“作威不详，不屑惠听无辜之乱辞，是羞于王”，比较两者可以看到，简文更强调了任性行为，什么坏事都敢干。“俞”当读为“逾”，超过、超常，组词有“昏逾”，昏乱而越轨。《尚书•顾命》:“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汉代张衡 《上陈事疏》:“惧群臣奢侈，昏逾典式。”^[14]简文的“俞德” 就是“昏逾之德”。

（二）简文改“不屑惠听无辜之乱辞”为“不肯惠听无罪之辞”，具体修改了三处：

1．改“不屑”为“不肯”。

卢文弨校： “不屑”疑“不肯”之讹。（591页）但是，王念孙、庄述祖、

唐大沛、朱右曾等认为“不屑”无误，庄述祖注“屑，絜”。

简文采纳卢说。

2．改“无辜”为“无辠（罪）”。

陈逢衡注：“无辜之乱辞”，即所谓无稽之言。“辜”，必也。“无辜”，犹无据也。此实指流言，故曰“乱辞”，“辜”字不必作“罪”字解。（592页）但是其他

校注者都认为“无辜”意思是无罪，如庄述祖注：“辜，罪也。”（592页）校注者对“辜”的解释不同，但是都认为“辜”是原文，所以只注释，无校改。

简文采纳多数注者的观点，把“辜”改写为“辠（罪）”。这是据注改经。

3．改“乱辞”为“辞”。

王念孙校，删除“乱辞”的“乱”字。（592页）但是陈逢衡认为“乱辞”是原文，注：此实指流言，故曰乱辞。（592页）

简文采纳王说。

今本“不屑惠听无辜之乱辞”一句共9个字，简文作者根据校注者的意见修改了三处，可谓细心，但是简文作者分不清“校”和“注”的区别。“屑”疑为 “肯”，“乱辞”当为“辞”，这是校，是说正文用字错误，需要改正。而“辜，罪也”，这是注，是解释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原文用字错误。简文作者不区别校和注，既根据校改经，又根据注改经，后者尤其无理。

（三）王念孙认为“以家相厥室”至“俾无依无助”一段文字颠倒错误，改订为：

以昬臣（“昬臣”二字连读。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昬妻”，注曰“喻昬臣也”是其证。“以昬臣”三字上有脱文。）作威不详，不屑惠听无辜之辞，乃惟不顺之辞是羞于王。（“乃惟不顺之”五字本在“辞是羞于王”上，故注曰

“言进不顺辞于王”）王阜求良言，（“阜求良言”谓大求善言也，故注曰：“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诬以对。据此则“阜良”二字之间原有“求” 字明矣）于是人斯乃非维直以应，维作诬以对，俾无依无助。（今本“求” 字误入上文“昬臣”二字之间，两“辞”字皆误作“乱”，“乃惟不顺之”五字又误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间，则义不可通。卢改并上下文，又改下“乱”

字为“辞”，而以“乱辞”二字连读，则愈不可通）（591～592页）

1．王念孙说“王阜良”的“阜良”之间应有一“求”字，此句应为“王阜求良言”。简文写作“我王访良言”。“访”有“求”的意思，同时又和“阜”音近。

2．王念孙说“王阜良，乃惟不顺之言于是”中的“乃惟不顺之”应当往前提到“辞是羞于王”之前。简文将“乃惟不顺”四字提到“王阜良”之前，写作“乃惟不顺是治。我王访良言于是人”。

3．今本“王阜良”，王念孙改“良”为“良言”，理由是原文应是“良言” 连读，“乃惟不顺之”五字误入“良言”之间。简文也写作“良言”。

4．王念孙说“乱辞”的“乱”字当删，此句写作“不屑惠听无辜之辞”。简文也删除“乱”字，写作“不肯惠听无罪之辞”。

例二

简文：我闻昔在二有国之哲王则不共于恤。

今本：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恤。

（一）简文改“有国”为“二有国”。

潘振注：古曰“在昔”，成汤也。“有国”，正室之封于畿内者。（583 页）陈

逢衡注：“在昔有国誓王”，古我夏先后与殷先哲王也。（583 页）

简文采纳陈说而否定潘说，特加“二”字，指夏王和殷王。刘光《清华简〈皇门〉版本考析》^[15]讨论了这一组句子，写道：简本“二有国”于文意不适。

二有国，整理者认为“指夏、商两朝”。传世本作“有国”。从全文情况来看，如果这里作“二有国”，那么后文的“厥后嗣”是指夏商两朝的“大门宗子埶臣”的后嗣。但从后文的“我王访良言于是人”来看，这里不应当是夏商两朝的情况，因为周王不可能访于夏代“大门宗子埶臣”的后嗣，而只有可能是商代末世之臣，因此此处当从传世本作“有国”，即《尚书》诸篇中的“有殷’，《皇门》这一篇与《周书》各篇一样，是周公对商代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此来告诫周室之臣。

刘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原文应当是“有国”，而不是“二有国”，但是刘先生没读懂简文，不知道“二”字是简文作者根据注释特意加上的。

今本的“有国”，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读者不可以根据自己的解读去改写经文，如果改写就是妄改。简文作者不是注释《皇门》，他不能把自己对《皇门》某个字、句的解读用注释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是改写《皇门》，所以他就把自己对某个字、句的解读直接写到正文上，因此就出现了大量的根据前人注释改经的现象，都是妄改经文。

（二）改“誓王”为“哲王”。

王念孙校：誓与哲同。（583 页）庄述祖校：“誓王”当作“哲王”。（583 页）

（三）改“誓王之”为“之哲王”，即把“誓王”之后的“之”提到“哲王”之前。

王念孙校：

……引之曰：“‘哲王之不绥于恤’，文义不明，‘之’疑当作‘亡’，亡与罔同。绥，安也。恤，忧也。为于忧勤者终于佚乐，哲王之忧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昔有国哲王罔不绥于恤’。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与

‘亾’古同声而通用，‘亾’隶或作‘亡’，其草书与‘之’字相似，因误而为‘之’。《晏子春秋·杂篇》‘播亾在于四方’，今本‘亾’误作‘之’，是其证。”（583 页）

简文作者不赞成王引之的“之”为“罔”说，但是赞成“哲王”之后不应有“之” 字，所以把“之”字提到“哲王”之前，造句“二有国之哲王”。简文作者知道，

《皇门》公布后，必定有学者把它和《逸周书·皇门解》对读，就会发现“二有国之哲王”被误抄为“有国哲王之”。

简文调整“之”字的位置，是源于王引之说：“哲王之不绥于恤，文义不明，‘之’疑当作‘亡’，‘亡’与‘罔’同。”但是“文义不明”云云，并不正确。王引之单独分析“哲王之不绥于恤”这个句子，当然是“文义不明”，但是“哲王之不绥于恤”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它在“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恤”这个句子中作宾语，因此得在主语“哲王”和谓语“不绥于恤”之间加一个“之” 字，取消主谓结构的独立性，所以“我闻在昔有国誓（哲）王之不绥于恤”就是原文，语义明确，意思是：我听说古代有国哲王以有忧者为不安。“之”字的语法功能是取消主谓结构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句子的成份，王力先生对此讲得非常清楚。

例三

简文：乃惟大门宗子埶（迩）臣。

今本：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勢臣。

简文改“勢臣”为“迩臣”。

庄述祖校：“勢”作“埶”。（584 页）孙治让校：

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勢臣，孔云“勢臣显仕”，庄云“埶，治也。埶臣大宗门子之能左右治国者”。按：“勢”当读为“暬”，古文假借。《国语•楚语》云：“居寝有暬御之箴”，韦注云：“暬，近也，暬臣犹云近臣。”孔训为显士，则是有权势之臣，非良臣矣。庄说尤迂曲，不可通也。（584 页）

孙诒让认为“勢臣”为“暬臣”为“近臣”。《说文》：“迩，近也。”简文据孙诒让注而改经文，但是不直接袭用“近”，而采用同义词“迩”，故意和注所用字区别。

简文作者改写《逸周书》有一条原则，或者说有一种方法，是：看校注，认可其中的一种说法，就直接采用校注所用字来改写经文，或者是认可其中的一种说法，却不直接采用校注所用字，而是找一个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来改写经文。前一种做法，我称它是 AB 式，即校注者释 A 为 B，简文即用 B 改经。后一种做法，我称它是 ABC 式，即校注者释 A 为 B，简文作者找到 B 的同义词或者近义词 C，用 C 改经，故意和 B 区别。

本例改“勢”为“迩”就是 ABC 式：今本“勢”—注“近”—简文“迩”。

这是第一例。

例四

简文：自厘臣至于有分私子。

今本：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

简文加一“自”字。

卢文弨校：此句上疑有“自”字，误在上句注中，前卷中即有似此者。（584页）

简文据此添加“自”字。

例五

简文：苟克有谅，无不懔达，献言在王所。

今本：苟克有常，罔不允通，献言在于王所。

孔晁注：常，谓常德，言皆信通于义，以益王也。（585 页）此“信通”即“允通”，允，信也。

唐大沛注：允，信。（585~586 页）

简文“苟克有谅”的“谅”字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源于今本的“允”字：允，信也。《说文》：谅，信也。简文把“允”改为“谅”，并且把它提前，换“常” 为“谅”，造句“苟克有谅”。“允”字提前以后，此处改写为“懔达”，《广雅释诂》：“懔，敬也。”“达”在今本作“通”。唐大沛注：通，达。（586 页）庄述祖

注：苟能有恒，无不进达也。（585 页）释“通”为“达”。

简文这一段是据注改经，其中改“通”为“达”是直接袭用注所用字“达”，但改“允”却不用注“信”，而用“信”的同义词“谅”，故意和注所用字区别。

这是 ABC 式的第二例：今本“允”—注“信”—简文“谅”。后又用“谅” 替换“常”。

例六

简文：是人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今本：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

简文改“人斯是”为“是人斯”。

刘师培校：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孔注“言善人君子皆顺是助法王也”。按：据孔注，疑正文当作“人顺斯助王”。 “是”与“斯”同，概衍文也。（586页）

刘师培认为“是”是衍文。简文据此把“是”字前移，成“是人”。再看注释者解读“人”字。孔晁注：善人君子。（586 页）这是因为前面有句子“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庄述祖注：善臣，指元圣武夫。（585 页）陈逢衡注：人即指元圣武夫。（586 页）这是因为前面有句子“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简文写作“是人”，“是”指代前面的“善臣”，即指代元圣武夫。简文的语义更明确。

如果对读简文和今本，会以为简文的“是人斯”是原文，而今本的“人斯是” 是误抄，但是看了注释就知道，简文根据注释把“人斯是”改为“是人斯”。

例七

简文：至于厥后嗣立王，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维急急胥驱胥教于非彝。

今本：至于厥后嗣，弗见先王之明刑，维时及胥学于非夷。

（一）简文改“厥后嗣”为“厥后嗣立王”。

刘光《清华简〈皇门〉版本考析》讨论了这一组句子，写道：简本“立王”当为衍文，当从传世本删。

从整体文意来看，此处主语应当不为“王”，而应当是“大门宗子埶臣” 的后嗣，因为此处言“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此与前文大门宗子埶臣“懋扬肃德，勤恤王邦王家”的做法正相对立，因此此处当从传世本删去“立王”二字。

刘先生认为“立王”是衍文，不知道这是简文作者根据注释特意添加的。看注释：潘振注：厥后嗣，指纣也。（590 页）陈逢衡注：厥后嗣，夏商季世。（590 页）潘振和陈逢衡对“后嗣”的解释不同，但都认为“后嗣”是原文。简文采纳潘说而否定陈说，特加“立王”，指纣，而不指夏商季世。这是据注改经。

（二）简文改“维时及”为“乃维急急”。

卢文弨校：“及”， 赵疑是“反”字。（589 页）王念孙校：引之曰“及”当为“乃”，言后嗣不见先王之明法，于是乃相学于非常也。“乃”字不须训释，若“及”字则费解矣。孔注但云“为是相学于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为“乃”之误。（庄校作“乃”。）（589 页）丁宗洛校：玩注语，“反”义犹长，“及”字不可从。（589 页）朱右曾依王念孙说作“乃”。（589 页）

简文作者有保留地采纳王念孙的“及”为“乃”说，并未改“及”为“乃”，而是在句首加“乃”字。又改“及”为“急急”，之所以要改“及”为“急急”，是因为赵曦明、卢文弨和丁宗洛都认为“及”应是“反”，简文作者不从“反” 说，而将“及”改为“急急”，否定“反”说。简文由于把“及”改为“急急”，所以下面添加“胥驱”一词。

（三）改“维时”为“维”。

孔晁注：时，有。（卢文弨曰：“时”当训“是”，观注下文知“有”字为误。）胥，相。为是相学与（卢校改“于”）非常也。（590 页） 释“时”为“是”。王引之释“维时及胥学于非夷”为“于是乃相学于非常也”，释“维时”为“于是”。其他校注者读“时”如本字。

简文删除“时”字。

（四）简文改“非夷”为“非彝”。

庄述祖注：夷，常。夷、彝通。（590 页）陈逢衡注：非夷，即匪彝。（590 页）孙诒让校：庄说是也。《酒诰》云：“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召诰》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洛诰》云：“女于棐民彝。”《吕刑》云：“率乂于民棐彝。”棐、非，夷、彝字通。非彝，犹言非法也。（590 页）

简文据此改“夷”为“彝”。                                                        

例八

简文：譬如梏夫之有媢妻，曰余独服在寝，以自落厥家。媢夫有迩无远，乃弇盖善夫，善夫莫达在王所。

今本：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独服在寝，以自露厥家。媚夫有迩无远，乃食盖善夫，俾莫通在士王所。

（一）简文改“婚妻”为“媢妻”。

王念孙校：婚妻本作“昏妻”，此后人不晓文义而改之也。据孔注云“喻昏臣也”，则本作“昏妻”明矣。（594 页）于鬯校：“婚”读为“昏”，不烦改字。

（594 页）陈逢衡注：“婚”通作“昏”，闇也。（594 页）丁宗洛注：独服在寝，

言专妬也。（594 页）朱右曾校：服，事；寝，室；露，败也。以妒妇喻昏臣也。（594 页）

丁鬯认为原字是“婚”，王念孙认为原字是“昏”；丁宗洛和朱右曾释“婚妇” 为妬（妒）妇。简文根据丁宗洛和朱右曾的注释来改写经文，写作“媢妇”。在古书中常见注：“媢，妬也”。

这是 ABC 式第三例：今本“婚”—注“妒（妬）”—简文“媢”。

（二）简文改“媚夫”为“媢夫”。

王念孙校：

引之曰：“‘媚’当为‘媢’之误也。下‘媚夫’同……媢亦妬也……郑注《大学》曰‘媢，妬也。’此‘媢夫’二字正承上文‘谗贼媢嫉’言之，

非谓其侫媚也，不当作‘媚’明矣。” （594~595 页）

简文据此改“媚夫”为“媢夫”。

但是王念孙的说法未必正确。于鬯反驳说：

王氏尚未审此文之错，故以“媚”为“媢”字之误。要其说可以解下文之媚夫，不可以解此文之媚夫，此媚自是侫媚之媚，非媢嫉之媢。下文“媚夫先受殄罚”，却当云“媢夫先受殄罚”，盖即涉此“媚夫”而误媢为媚也。岂知媚夫者谓婚妻之媚其夫，非谓其夫之媚。媢夫者，谓其人曰媢夫，于义殊绝矣。（594 页）

庄述祖注：媚，说也。……容说之臣有日近无日疏。（595 页）陈逢衡注：媚夫，侫幸之臣。（595 页）

（三）改“食”为“弇”。

王念孙校：引之曰：“食当为弇……弇与食字相似，故弇误为食。”（595 页）简文据此改 “食”为“弇”。

但是王念孙的说法未必正确。卢文弨注：食犹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595 页）陈逢衡注：食盖，掩蔽貌。（595 页）丁宗洛注：卢云“食犹日月之食，亦掩蔽之意”，洛按：《管子·君臣篇》“明臣在上，便嬖不能食其意”，孔注：“蛊惑曰食。” （595 页）

（四）简文改“俾莫通在士王所”为“善夫莫达在王所”。

1. 简文改“在士王所”为“在王所”，删除“士”字。

庄述祖注：容说之臣有日近无日疏，既揜蔽善臣使莫通，犹未尽其术士事也。（595 页）释“士”为“术士”。卢文弨从沈彤改“在士”为“在于”。（594页）

简文采纳卢说，否定庄说，写作“在王所”。

2. 改“善夫”为“善夫，善夫”。

今本“媚夫有迩无远，乃食盖善夫，俾莫通在士王所”，只有一个“善夫”。而简文“媢夫有迩无远，乃弇盖善夫，善夫莫达在王所”，有两个善夫。第二个善夫可以省略，避免重复，可是简文为什么要重复？看注释：王念孙校：弇盖善夫俾莫通于王所。（594 页）意思是掩盖善夫，使善夫莫通于王所，但是在今本

中第二个善夫省略了。庄述祖校：既揜蔽善臣使莫通，犹未尽其术士事也。其上句的意思是既揜蔽善臣，使善臣莫通，但是在今本中第二个善夫省略了。孔晁注：媚夫见近利而无远虑，利为掩盖，善夫使莫通。（595 页）“善夫”属下读，只有一个“善夫”，而不是两个“善夫”。

简文采纳王说和庄说，否定孔说，因此不惜重复，使用两个“善夫”，意思明确，不会发生孔晁的误读。

黄怀信译：“嫉妒之徒如果只得到亲近而不能被疏远，就会伤害或掩盖良善之士，使他们不能到达或进居朝廷。”^[16]译文中的“他们”是指上一句中的“良善之士”，因此译文中有两个“善夫”（“良善之士”）。简文也有两个“善夫”，应当是参考过译文。

3. 简文改“通”为“达”。承前改。

例九

简文：譬如主舟，辅余于险，临余于济。

今本：譬若众畋，常扶予险，乃而予于济。

（一）简文改 “譬若众畋”为“譬如主舟”。

孔晁于此三句十三个字无校改，这表明他认为这十三个字就是原文。他有注：如众令畋猎相扶持也。济，遂也。（599 页）孔晁所见的是“畋”字，释为“畋猎”，又释“济”为“遂”，所以这一段话上下贯通，语意明白。“譬若众畋”这一段话是用畋猎来比喻，而不是简文所写用“主舟”来比喻。在这一段的前面有

“譬若畋，犬骄用逐禽，其犹不克获”一段，也是用畋猎作比喻。

卢文弨校：而，古与能同。（599 页）卢只校改“而”字，这表明他认为“譬若众畋”等十二个字都是原文。他又注：“能”本作“乃”，能以我往济也。潜行曰泳。（599 页）卢没有解释“譬若众畋”，只解释“乃而予于济”这一句，写道：

“能以我往济也。潜行曰泳。”“潜行曰泳”是串讲，不是说原文为“潜行曰泳”。卢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句串讲，被后人写入正文。

先是庄述祖校：譬若泳渊，常扶予险，乃能予于济。（599 页）庄袭用“潜

行曰泳”，造出“譬若泳渊”，这是妄改经文。

后是简文作者看到“譬若众畋”，又看到“潜行曰泳”和“譬若泳渊”，自然会想到《诗经·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朱熹注： “潜行曰泳，浮水曰游。”于是改“譬若众畋”为“譬如主舟”，取《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之义。

这是 ABC 式第四例：原文“譬若众畋”—校“譬若泳渊”—简文“譬如主舟”。

（二）简文改“扶”为“辅”。

孔晁注：如众令畋猎相扶持也。（599 页）释“扶”为“相扶持”。卢文弨注：扶，左。（599 页）

简文采纳卢说，但取“左”(佐)的同义词“辅”，改“扶”为“辅”。

这是 ABC 式第五例：原文“扶”—注“左（佐）”—简文“辅”。

例十简文：惟正[月]庚午，公格在库门。

今本：维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闳门会群门。

（一）简文改“闳门”为“库门”。

在先秦文献中不见“库门”一词，但是《逸周书·作雒解》最后一句是“应门、库台玄阃”，注释者由“库台玄阃”引出“库门”。如：孔晁注：门者皆有台，于库门见之，后（从）可知也。（578 页）陈逢衡注：库台者，谓库门两旁积土如台门之制，故曰库台。或曰库即五库，盖筑台以贮五库之物，亦通。（578~579 页）潘振注“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时说：“大庙，后稷。

宗宫，文庙。考宫，武庙。在王宫之左、库门之东。”（573 页）所有这些“库门”

都是猜测之说，没有先秦文献作根据。      

简文根据《作雒解》注释改《皇门解》的正文。

为什么要改成库门？这和刘师培的注有关。刘注：

按此篇（指《皇门解》）系于《作雒解》后，当作于成王即政元年（即

周公摄政八年）。是年距入甲申统五百三十五年，正月己巳朔，二日庚午。

（581 页）

简文据此改“闳门”为“库门”，用“库门”照应《作雒解》的“库台玄阃”，以此证明周公在库门的训诰是在作雒之后。但是从清华简《皇门》全篇来看，周公是以摄政王的身份训诰，尚未归政，这与刘师培“成王元年”说不同。

（二）改“格”为“格在”。

王念孙校：周公格于左闳门（今本脱于字，据《玉海》补）会群门，念孙按：

“会群门”三字义不可通，当为“会群臣”。《后序》云“周公会群臣于闳门以辅主之格言（以上疑脱诰字），作《皇门》”，是其证也。（580 页）唐大沛校:正文义自明。王（念孙）据《玉海》增“于”字，改“群门”为“群臣”，似不必。

（580页）孙诒让校：按《史略》引亦有“于”字，与《玉海》同。（580页）刘师培校：周公格左闳门……。（581页）王念孙和孙诒让认为“格”下有“于” 字，唐大沛和刘师培认为无“于”字。

简文采纳“格于”说，但是写作“格在”。

刘光《清华简〈皇门〉版本考析》指出“格在”错误：

简本“格在”不符合古书及传世文献“格”的用法。

“格”字训为至，文献中习见，其表达“至某地”意思时，用法往往有

以下两种：其一，格+地点。其二，格于+地点。这两种用法在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通常是用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如：

（1）……卜，王各祖丁……，王受又《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27304 ;

（2）王其各于大乙伐，不冓（遘）雨。《合集》27000

两卜辞中的“各于大乙”、“各祖丁”当如郭沫若所说:“若‘归格于艺祖’

之‘格’同，格，至也。”这里是说王到祖丁和大乙的宗庙进行活动。刘光以为“格在”是周人写错的，可是周人怎么能写“格在”呢？这是今人写的。

（三） 简文删除了“会群门”，这是因为校注者对“会群门”的解释有分歧，令人无所适从。但是删除“会群门”之后，上下句不通：“公格在库门。曰……” 没有训诰的对象。

例十一

简文：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虑事屏朕位，肆朕人，非敢不用明刑。

今本：下邑小国，克有耇老据屏位，建沈人，非不用明刑。

（一）简文在开头加一“朕”字。

庄述祖注：下邑小国谓周。（582 页）陈逢衡注：下邑小国谓友邦冢君也，

暗指殷东邶鄜诸国。（582 页）

简文采纳庄说而否定陈说，因此加一“朕”，指周公，符合庄注“下邑小国谓周”。

黄怀信译：“我们这个下邑小国”。（黄著 260 页）添加了“我们”二字。简文添加了“朕”字，应当是参考过译文。

（二）简文改“耇老”为“耆耇”。

耇，在金文中是会意字，由老（省略匕）和句（即勾）两部分组成，表示老人已经驼背了。在小篆中，耇是形声字，老（省略匕）为形，句（勾）为声。

本义指年龄很大的老人，脸上已经有了一块块的老年斑。^[17] 孔晁注：耇老，贤人也。（582 页）庄述祖注：耇老，老成人也。（582 页）

唐大沛注：谓年高德即者。（582 页）潘振注：面冻黎若垢恶人也。（582 页）

孔、庄、唐所注意思相近，是褒义，而潘振所注是贬义。

简文改“耇老”为“耆耇”，“耆耇”即“耆老”，特指德行高尚受尊敬的老人。“耆耇”一词兼顾了庄、孔、唐三注而否定潘注。

庄、孔、唐、潘都认为“耇老”是原文，但是解释不同，简文据注改经，造出“耆耇”一词。

（三）简文改“屏位”为“屏朕位”。

对于“屏位”一词，校注者有不同的解释。潘振注：耇老，面冻黎若垢恶人也。据，杖持也。屏内，见君之位，在路门外者。（582 页）庄述祖注：耇老，老成人也。据，依也。屏谓之树，门屏之中谓之宁，中庭之左右谓之位。（582 页）陈逢衡注：屏位，如《玉藻》所谓某屏之臣是也。或曰屏摄之位，言能成祀

也。（582 页）唐大沛注：盖指君言，非谓耇老之据屏位也。（582 页）

多数校注者说屏位是耇老所据之位，但是唐大沛说指君言。简文据唐说加一

“朕”字。朕，是摄政王周公。

孙飞燕《清华简〈皇门〉管窥》指出：

“蔑有耆耇虑事屏朕位”， 该句与《书·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文意近似。“屏朕位”见于班簋（《殷周金文集成》08. 4341）

“屏王位”、番生簋（《集成》8. 4326）“用申恪大命，屏王位”、毛公鼎（《集成》5.2841）“于小大政，屏联位”等。^[18]

孙飞燕是证真，她没有想到今人可以利用这些文献来作伪。

（四）简文改“建沈人”为“肆朕（冲）人”。

孔晁注：又建立沈伏之贤人。（582 页）潘振注：沈人，隐士。（582 页）陈逢衡注：沈人，屈于下者。（582 页）校注者对“建沈人”的解释基本一致，认为“建沈人”就是原文。

简文改“建沈人”为“肆朕（冲）人”，这与注释无关，另有原因。

简文写的是“人”，它对应今本的“沈人”，因此“   人”应释读为 “沈人”，但是整理者说：，据清华简《金縢》读为‘冲’”。清华简《金縢》指的是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所代王之志》，此篇中也有“人”二字，经过与今本《金縢》对读，知道“人”为“冲人”。

《皇门》和《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所代王之志》都有“人”，说明这两篇是同一人所作。写作的思路和方法是相同的：《皇门》是改写《逸周书·皇门解》，改写时参考了校注。《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所代王之志》是改写《尚书·金縢》，改写时参考了王夫之等对《金縢》的批评。简文的故事，正如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所代王之志”，意思是：在周武王患重病之时，周公向先三王祷告，表达了要作代王（摄政王）的志愿。祷告之后“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这正是周公祷告中所希望的，武王死了，成王年幼，由他作摄政王。

《皇门》为了强调周公的摄政王身份，所以改今本“建沈人”为“肆朕冲人”，这是摄政王周公的谦称。

在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9]中有三个“沖”字

，隶定都是“沖”，没有“”字。“”是简文作者根据今本“建沈人”的“沈”造作出来的。

我曾写过一篇辨《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20]。刘光胜先生注意到了，他概括其内容说：

房德邻认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是今人的伪作，证据有四：1.简文窜改今本《尚书

•金縢》，把今本所写的周公欲代武王死的故事窜改成周公欲践天子位的故事，以印证某些学者对《金縢》的质疑；2.简文参考了《史记•鲁世家》、《尚书》的传注和明清人的著作；3.简文不写占卜，表明作者不懂殷周逢事必卜的占卜文化；4.篇题长达十四个字，与《尚书》乃至先秦著作二至五字的简短命题习惯不符，且周人习称“武王”而不加“周”字。^[21]

我最近又重写了这一篇，作为“清华简辨伪札记之五”，将发表在北大历史系网站上。

前不久我看到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朱歧祥教授的 8 篇辨伪清华简和上博简的文章 ^[22]，其中有两篇辨《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朱教授的文章似乎没有引起内地学者的注意，所以我特别介绍一下。

朱歧祥《由金文字形评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最初发表在《东海中文学报》第 24 期，2012 年。我没见过这个本子，见过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的本子。（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 8 月）这篇文章的结语说：

本文尝试以清华简中的异体字破题，提出简中似乎混杂有不同时空的字形，并由局部简文与今本原文献顺读互较，发现清华简有补充并发挥现有文献内容的可能。文章进入主题，讨论清华简与一般金文字形有明显的差异，但却见大量特殊字例竞单与战国中山国金文字形相吻合。其间的原因为何，有待进一步考察。

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到《释古疑今:甲骨文、金文、陶文、简文存疑论丛》，结语一段有修改：

文章进入主题，讨论清华简与一般金文字形有明显的差异，但却见有大量特殊字例竞单独与 1978 年才出土的战国中山国金文字形相吻合。这种现象十分奇特，其间的原因为何，有待进一步考察。

然而，如果清华简书手确属模仿中山王器铭的字体，这批简牍存在的

真实性便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了。^[23]

这篇文章的第二节讨论了《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第二，由局部简文与今本原文献顺读互较，发现清华简有补充并发挥现有文献内容的可能。

清华简抄录大量先秦文献，多与《尚书》《逸周书》等类似文献有关, 对读之后发现，清华简与现存古书间相互吻合度之高，让人讶异。同时，清华简的行文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现存文献文意的不足之处。如，对读《尚书•金縢》（简称《金》）篇对照清华简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称《周》）一文文句，发现二文关系密切，内容基本一致，除了大量的用字遣词完全相同、文意完全相对应外，后者增添的字句，似在有意无意间补充前者疏略的地方。如：

1．既克商二年（《金》）    武王既克殷三年（《周》）——补充句首主语。

2．二公曰（《金》）     二公告周公曰（《周》）——补充“二公曰”的对象。

3．惟尔元孙某（《金》）     尔元孙发也（《周》）——补充句中“元孙”的私名。

4．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金》）    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柜（《周》）——补充“纳册”的主语和册中的内容。

5．王出郊（《金》）     王乃出逆公至郊（《周》）——补充“王出郊”的原因。

6．岁则大熟（《金》）

岁大有年，秋则大获（《周》）——补充是“岁”丰收的状态和“大熟”的时间。

互较以上诸句例，似乎透露着清华简某些文句可能是先根据或参考今本

《尚书》为底本而完成的。

朱先生的举证与我不同，但结论相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伪作。

朱先生还写有一篇《“植璧秉珪”抑或是“秉璧植珪”──评估清华简用字，

兼释御字本形》，从简文改今本“植璧秉珪”为“秉璧植珪”来证明简文作伪。

本篇结论

本文举证十一例（共 33 处），证明清华简《皇门》的作者在改写《逸周书·皇门解》时参考了他所能见到的校注译。如果没有《逸周书》校注译，也就没有清华简《皇门》。

 2019 年 8 月 23 日

[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 年。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第七辑，中西书局，2015 年。

[3]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 年第 3 期。

[4] 《从出土的〈清华简•皇门〉来看清人对〈逸周书•皇门解〉篇的校注》。

[5]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第 590～59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6] 见《龙宇纯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65~78 页，2018 年 12 月。承蒙朱先生惠寄论文电子版。

[7] 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7 年 12 月 13 日。

[8] 王焕镳编《墨子集诂》（上册）, 第 32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9] 《古史辩》第四册，第 193～140 页，海南出版社，2005 年。

[10] 高亨：《诸子新笺》，第 10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 年。

[11]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第 49 页注释①，九州岛出版社，2014 年。

[12]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 131 页，中华书局，2006 年。

[13] 邢文：《浙大藏简辨伪》（上）， 《光明日报》 2012 年 05 月 28 日 15 版。

[14] 《后汉书·张衡列传》，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15]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

[16]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第 263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年。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黄著某页。

[17] 百度汉语。

[18] 《清华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19] 中华书局，1998 年。

[20]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 年第 6 期。

[21] 刘光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第 1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22] 朱歧祥详辨伪的文章见朱歧祥《释古疑今：甲骨文、金文、陶文、简文存疑论丛》（里仁书局，2015 年 05 月）、《亦古亦今之学——古文字与近代学术论稿 》（万卷楼，2017 年 12 月），另有一篇《〈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的两章文字校读》”收录在《龙宇纯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 年 12 月）。

[23] 第 2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