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管锥编》的英译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朗诺应邀访问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与清史办主任卜键，就“钱学”与“红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席间，艾朗诺提及鼓励他翻译《管锥编》的哈佛教师、钱锺书的清华同学方志彤先生，对其才学及生前身后的境遇颇为感慨，并忆及方先生晚年将藏书捐于北京大学一事。卜键也感叹地说：“这样的学者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借此契机，本刊特刊发以下三篇文章，以期读者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有所了解，包括他的翻译之功、治学的严谨以及对书的狂热情怀。
方志彤（1910—1995），生于日治下的朝鲜，一生坚持自己的中国身份认同。他高中时就读于上海，193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47 年到哈佛燕京学社工作，1958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数十年，始终未晋教授。晚年，其藏书捐于北大。国内这几年只有艾朗诺教授的夫人陈毓贤、北大英语系主任高峰枫教授、上海学者徐文堪写过关于方的文章。因为与其相关的档案材料都保存在哈佛档案馆中，国内对他的研究都有赖于在哈佛访学的学者拷贝材料，或者他的生前相识回忆成文。所以，笔者只能根据手边的档案材料以及艾朗诺教授伉俪等人的口述回忆，来勾勒方志彤先生的学术生涯。
翻译之功
方志彤一生著述不多，相当精力放在翻译上。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英、德、法、希腊、拉丁、意大利文等。他做过司马光《资治通鉴》69—78 卷的英译和注释，这套译本共两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这一项目。此外，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过陆机《文赋》、叶德辉《藏书十约》等重要文献的英译。说到翻译，不能不提他与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诸多合作。如庞德翻译《诗经》之序即为方志彤所作，他在序中提醒读者不应将此译本仅看作浩瀚的汉学译丛新添的一草一木，而应“ 努力思索译者的目的之所在”。他的博士论文即以庞德为题，在论文里除了使用英文和其他庞德作品中所使用语言的材料之外，还使用很多中文资料。
对陆机《文赋》的翻译可能是方志彤最有影响的著作。这篇译作直到60 年后的今天仍不失为典范式的杰作。他翻译《文赋》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看不上之前A.R.Davis 的译本。《文赋》的翻译还关系到方志彤与著名诗人麦克莱什的友谊，方很可能也是他早年的学生。麦克莱什是哈佛的英文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罗斯福总统时期做过国会图书馆馆长，并且获过三次普利策奖、两次诗歌奖、一次戏剧奖。在《文赋》译文的打磨期，方曾经请他通读英文译文提意见，并在序言中感谢他对其翻译的帮助。
在方志彤的译作问世9 年之后，麦克莱什本人出版了他的《诗歌与体验》（1960）。这本书读者甚众，因为它本来即是为一般公众所作。该书开篇提到：“在过去将近10 年的时间里，我本人的向导是一位中国的诗人和将军，他打了一场败仗而犯下过错，遂为此而于我们的纪年303 年遇害。但是在那场决定性事件发生之前，他却挤出时间写下了一篇关于文学，尤其是关于诗的艺术的‘赋’。‘赋’是一种超长的散体诗歌。不知为何，陆机的这篇“赋”，虽然向来为中国那些最著名的诗人所欣赏，却从未能够成功地走出‘ 天朝上国’。直到我们这一代，它才开始为西方作家所知。然而，一旦人们可以通过译本去了解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我的同事方志彤的译本，那么它的奇特却同无可置疑的权威立刻得到承认。陆机对我们身为现代人的特性做出说明，在这一点上，他远超亚里士多德或者贺拉斯。第一眼看去只不过是中式华丽辞藻构成的老生常谈的那些评论，其实却体现了这样一种想法：从遥远的群山——那是诗歌艺术的追求者所必须跨越的群山——适时传递来零散的信息。”
对这一段话，艾朗诺的解读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段文字不仅仅是向整整一代英语读者介绍陆机，还第一次向他们暗示了更高层面的中国古代诗学思想。感谢方博士精湛的翻译，英文译文与中文原著一样的有力和诗意。”麦克莱什的这段文字是艾朗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传给笔者的，每一次敲击都像极了朝圣的攀登。他享受着这个过程，如同享受着与麦克莱什先生与方先生的长夜晤谈。
哈佛生涯
高峰枫曾在其文章里提到，方曾为哈佛在京的一批留学生在学业上提供了长期指导，包括柯立夫（蒙古学专家、《元朝秘史》的英译者）、海陶玮（哈佛汉学教授）、芮沃寿（哈佛汉学教授、佛学专家）、伊丽莎白·赫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创馆馆长），几乎囊括了后来哈佛出产的一流学者。他们一生都对方先生很尊重也很崇拜。方亦为严师，教学的严谨和指导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据艾朗诺回忆，方博士在哈佛的授课同他治学一样，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先校方请他执教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文言文课程。但鉴于他对学生要求这么高、指摘错误这么严厉，系里很快增设了高级水平的文言文课程（即第三年的文言文），请他去教，同时找了一些不那么苛责的指导教师去教初级文言文。
以方先生的性格与学识是不怕给洋人改英文的。前述被他教过的哈佛学者都被他改过论文或译文，而且都口服心服。对于语言学者来说，翻译永远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方先生就有专文《论翻译之难》，这篇文章在哈佛乃至北美高校中文专业的研究生中影响很大，这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许多大汉学家的翻译漏洞，仅凭这一点，就会使很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因此对于想要掌握文言文的外国学人来说，这篇文章是至今为止最令人敬畏的一篇。在此文中，方先生拿当时一些汉译英的出版物中的某些段落章节为例，讨论翻译之难的问题。他没有明确指出翻译者的姓名，而是在每个例子中指出这些译文对汉语的严重误读和错译。
方志彤1976 年正式退休，退休时的职称是“资深讲师”，在语言文学系应属于负责语言教学、不以学术研究为主业的教职人员，在职称方面不走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这一系列。个中原委，有人说他述而不作，有人说他孤寡冷傲，难有定论。艾朗诺的解释是，当时的哈佛对东亚学者尚有偏见，最不公平、最苛待的就是方志彤。方晚年对此也颇有怨念，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与昔日学生好友的感情。对此钱锺书也为老友抱不平，他在1979 年5 月6 日给方的信中写道：“40 多年一晃而过，你我竟然还能见面，谁能想得到呢！见你心无杂念地埋首学问，不计世俗功名利禄，我真是很感动。钦佩钦佩。你虽无职称遮体，可你那些同事的荣誉和头衔，相形之下却显得花哨廉价、俗不可耐。”方志彤对此信极为看重，接信后特意用打字机打出一份，也保存在哈佛档案中，由高峰枫发现并公诸于世。
1979 年春天，钱锺书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访问，与方志彤在哈佛相会。据陈毓贤回忆，两人一见面，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争相迸发，当时在场的韩南教授说这个情景就像一瓶香槟酒，使劲晃上半天，然后“砰”地打开，泡沫四溅。钱甫经浩劫，方亦失意于哈佛，半世重逢，仍不忘少年时代的逞强炫智，却也是残年心灰后又见知音的情难自抑。此后，钱锺书在酒席宴间建议出版方志彤的博士论文，又在《围城》英译本中为老友助阵。方志彤也积极奔走，想促成哈佛延聘钱锺书赴美讲学，并鼓励学生艾朗诺翻译钱回国后问世的《管锥编》。艾朗诺在《管锥编》英译本扉页上的题词就是献给方志彤博士的，不仅因为此书源于方的鼓励，而且他看得懂文言文，全得力于方先生。
此外，方志彤是哈佛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导师Harry Levin 教授是哈佛比较文学专业的规则制定者。钱锺书访美，他还促成了钱与Harry Levin 的会见。如今，比较文学专业的设置在国内各大高校已经相当普遍，每年这一专业都有大批的研究者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可有谁会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比较文学专业的先贤，带着这么多的“第一”，在星火燎原之势中隐退淡去。
捐书北大
方志彤晚年时，陆续将其近10 万册的藏书捐回北大。北大图书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英文书是很少的，所以方的捐赠弥足珍贵。高峰枫之所以对方如此感兴趣，就是源于他当年能够读到的外文书好多为方所赠。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的沈弘也说自己写硕士论文时就得益于这些藏书。第一批书捐于80 年代，约6000 册，多文史哲著作，极少有人借阅。后图书馆进新书，库容有限，欲将这些书出售处理，沈弘得知消息后努力将这批书申请到本系图书馆，其中还有好几本是18 世纪初的珍本。这些书至今仍在北大民主楼躺着，借者也很有限。因为其中大部分计算机上都检索不到，唯有翻卡片。后来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闵维方代表北大探访方先生，方老又捐赠了一批藏书，近4 万册。这次才引起校方重视。即便如此，北大图书馆对其赠书也未特辟专室收藏，也没有专门的目录，而是散见于图书馆各处，只在赠书上加盖“ 方志彤赠书”之印为记。好在现在开放特藏阅览室，集中了大部分方氏藏书。学者藏书之全貌即为其治学精神之全貌，无论何种缘由，难窥全貌之博雅总为憾事。
方先生曾想把藏书捐给清华，但后来不知为何与清华没有接洽成功，就捐给北大了。方在哈佛30 余年，每天上午上课，下午淘书，藏书近10万册，办公室里堆满了，家里更是桌子椅子都看不到。1980 年，还是个青年学生的艾朗诺，将方先生办公室的藏书整理、打包、装箱、邮寄，捐给北大。后来访问北大时，当时的校长周培源还专门为此在临湖轩——当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请他们吃饭表示感谢。
方先生一生为学，清苦自持，所得尽付藏书，暮年之至，既恐身后所托非人，捐赠还需辗转求告，入库又难设专馆…… 这顿饭也算是学人之间惺惺相惜的一点安慰了。笔者是80 年代初生人，1980 年时的艾朗诺32 岁，与笔者如今年龄相仿。当年学生为老师打包捐书，今天学生的学生又撰文回忆此事。薪尽火传，良有以也。
（本文作者曾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职于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中国文化报》2014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