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今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赠送的杨启樵先生新书《雍正篡位说驳难》。书内有单独一章《金恒源的雍正篡位说》。杨启樵先生对2004年上海社科院《史林》?《雍正篡位说新证》及2007年中国社科院《清史论丛》?《论康熙帝之死》二文甚为不平, 对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正本清源说雍正》及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等拙著更是甚为不平。而且明言：〝倘 其所言不实，竭诚欢迎包括金先生在内的海内外人士赐教，是所至盼〞。 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82页, 以下简称页
〝赐教〞二字实不敢当，不断交流探研、揭示不实之说乃学人应有之责，现择要作答如下。
1.康熙不满〝五旗诸王〞究竟意指何人？
笔者在拙作《正本清源说雍正》?《雍正决非康熙指定继位的最新史料》内，据《圣祖实录》及湖南岳麓书社《清通鉴》，列举：
〝第一次复立太子时，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十日，康熙 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封胤祐、胤硪为郡王……。 就在以上分封当天，康熙在给满汉大臣的朱笔谕旨中有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朕观五旗诸王，并无一人念及朕躬，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外面匪类有将诸子肆行议者，朕诸子并不与之较。以此观之，朕之诸子可谓厚重矣。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康熙说的五王，就是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其中就有四阿哥胤禛。这些人〝并无一人念及朕躬〞，康熙对这五个年长皇子〝人情若此〞〝深为愤懑〞、伤心透了。康熙于分封当日不仅亲笔写下并当即就公开了以上谕旨，怎么还会选择四阿哥雍亲王作继位人？《正本清源说雍正》第117页 上引《圣祖实录》原段史料中尚有〝朕诸子坐次何故令在伊等之下？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今日乃立皇太子复立吉日，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
然，依杨启樵先生结论，康熙此谕中的五王，不是指五位皇子阿哥，而是指：〝康亲王椿泰，顺承郡王布穆巴，平郡王纳尔苏，庄亲王博果锋，显亲王衍璜，裕亲王保泰，信郡王德昭，安郡王玛尔浑，简亲王雅尔江阿〞。杨文认定，〝金先生却误认为诸子就是五旗诸王〞。第84页
究竟是金先生错了，还是杨启樵先生指责错了呢？好在双方列举的史料井无出入有异，白纸黑字，是可以理论、辨证清楚的。
康熙以上谕旨中确有3种人, 即1 朕之诸子；2 并不念及朕躬之五旗诸王；3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 但，康熙因〝深为愤懑〞于分封五位皇子当日书写朱谕，主要是针对谁的呢？依杨启樵先生结论，主要是针对康亲王椿泰等9王及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 决非是指当日分封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
杨启樵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大有问题的。其一，引起康熙书写这份谕旨的外因，确是康亲王椿泰等9王〝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及肆行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引发康熙〝深为愤懑〞而书写朱谕的主要内因，是诸皇子尤其是五位封王的阿哥听到〝朕躬为有何关系后〞，〝并不与之较〞，即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其二，这条谕旨虽然很短，文字己不多，却6次指明是针对〝朕诸子〞或〝诸阿哥〞。
原始史料中早已十分明确指出〝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白纸黑字，分明是针对诸阿哥，且由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
康熙在〝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同时，还又提到，〝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可见，这个朱谕的重点，从头至尾就是针对诸位皇子、尤其是年长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康熙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正是这个意思和当日之情状。即使谕内五旗之王牵涉到杨启樵先生所说的康亲王椿泰等9人，康熙当日书写这条朱谕乃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则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错在何处？离谱在何处？
同一天,紧接着上道谕旨后，康熙又谕宗人府：〝……今见承袭诸王、贝勒、贝子，又招致种种匪类于朕诸子间肆行谗谮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穷究，即此辈之幸矣。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允祉、允禛、允褀俱著封为亲王，允祐、允硪俱著封为郡王，允禟、允裪、允禵俱著封为贝子。尔衙门即传谕旨，察例具奏。〞《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 这就再次证明：复立皇太子当日，康熙帝二次谕宗人府，都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即使外间存在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这9人都不是康熙子女。康熙指责〝朕诸子〞〝诸阿哥〞听之任之、〝并不与之较〞，这才是康熙〝深为愤懑〞的主要原因，也是〝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主要原因。康熙谕中恨曰道〝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虽也包括了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更主要则是针对〝朕诸子〞〝诸阿哥〞。此谕并不是向康亲王椿泰等9人宣读，而是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内容与事实早己清清楚楚、确凿无疑。
然，白纸黑字、记载确凿之事，杨启樵先生却非要不肯面对，反而判定是〝金先生错得离谱〞。如此脱离史实、主观武断，却又气势汹汹强加于人，是否杨启樵先生心中的莫名之火气大大远远超过了学术研究之需要？
正是康熙四十八年的以上情况，引发了康熙重新立储欲立幼的思想与计划。作者在拙著中又列举：〝二废太子后，康熙又在五十二年1713就左都御史赵申乔奏立太子一事向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郑重提出：〝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圣祖实录》卷253； 《正本》第117页
据此，作者得出：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吐露出重新立太子将〝立幼〞，正是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观察的结果，是对汉唐以来立储经验与对现实形势判断顺理成章之结果，也是将四阿哥胤禛排除在〝立幼〞之外的必然结果。据孟森、王钟翰、戴逸、白新良、许曾重、梁希哲、杨珍、金承艺、高阳等诸先生及多位海外学者如美国恒慕义先生的研究意见，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间，康熙已属意十四阿哥胤祯，令其建功，树其威信，清代秘密立储实肇于始，余深为钦服并采用。之所以自称其为新史料，是因为这段史料罕见有人采用，希望引起方家注意，如此而己。杨启樵先生对新史料三字很不满，很不高兴，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杨启樵先生竟指责〝金先生错得离谱〞第83页 并断言：〝金先生并非笔误〞，〝美其名为新史料的新发现，至今已历数载，无人指摘讹纠，相反地还受到个别学者激赏〞第84页
2.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
据台中研院史语所李学智先生赐教，康熙临终前确有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我之所以强调满文遗言中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是面对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损缺、断档、不完整、不连贯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同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中，在应该可见之继位人名字处都损缺、断档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惊人的一致，我坚持认为这不是巧合。
康熙临终前的满文遗言记录副本中明确是〝交付内阁〞，没有令隆科多传旨，更未令隆科多撰写遗诏。隆科多本人也早已否认了令其托孤一说。故，无论皇四子后来令隆科多撰写遗诏，还是令张廷玉撰写遗诏,都是违背康熙〝交付内阁〞的原意，也是违背清代传位诏书撰写的制度规定和程序的。所谓不合法，法理依据于此。
台中研院史语所陈熙远先生曾来信赐教，“传位诏书可以事后追补”。我已坦诚相告：康熙遗诏真伪之焦点，并不在于系康熙生前还是身后，而在于目前所见到之汉文康熙遗诏是否真实、完整记载并表达了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杨文始终不在汉文康熙遗诏系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上举证，始终只强调传位诏书可以在传位皇帝死后补作，不仅是避重就轻，而且完全是在转移争论之焦点。
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及满文遗言记录副本都残缺不全，在要谁继位处都断档、缺损不见，唯康熙死后七天四阿哥雍正及张廷玉一手公布的汉文康熙遗诏才可见要皇四子继位，这个事实，能证实皇四子清白、无辜吗？
〝康熙行事一向缜密，必会临终前留下亲笔手诏，哪怕是寥寥几个字〞《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第53页 现在杨先生提出〝最多于纸片上用朱笔写下皇储姓名〞198页 并无什么新意。 “十四阿哥胤祯终于以“痛哭回意”收场。这也是胤祯顾全国家大局、不搞分裂的可贵之处”同上202页 现在杨先生提出〝拙见以为允禵不满不服雍正继位，却无兵变意图”150页，也并无什么新意。
3.关于康熙死因
康熙之死与四阿哥雍正及人参汤扯上关系，并非创自于街头巷尾之民间故事，实来自于雍正本人钦定并大力宣传的《大义觉迷录》。人参若与症不合，无益反而有害乃至与死字挂钩，言出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康熙给大学士李光地奏折的朱批：〝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康熙御批》上，200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119页。
至于精神刺激对年老病人之危害，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以康熙帝本人而言，精神刺激致其患病也有十分具体而又明确之记述。例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康熙谕曰：〝朕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惟于兹事废太子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气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
〝……朕观大小诸臣，无不实心爱戴朕躬。而伊等结为朋党，故欲使朕气忿，情理可恨，无如此者。〞《圣祖实录》236卷，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 大学士马齐〝御前拂袖而出〞、八阿哥把将毙之鹰献于皇父康熙帝，都是〝故欲使朕气忿〞之举。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四阿哥如何〝故欲使朕气忿〞，余不必胡思乱想无据妄论。现将2件事实列出：其一，据官书记戴，当日凌晨1-3时康熙谕令身在南郊天坛的皇四子〝速至〞。皇四子竟拖延至少8个小时，中午11时左右才抵达畅春园。其二，四阿哥入畅春园后，康熙告之病势日臻，只字不提要其继位之事，甚为怪异一。自中午11时左右皇四子进见康熙，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后，直至晚上7-9时康熙去世，在近10个小时里，皇四子5次进见，只是〝含泪劝慰〞雍正自述，见《大义觉迷录》却始终不见召太医，此为怪异二。四阿哥在遭到谋父攻击后，始终不见太医如何救治，更不见四阿哥如何组织太医救治，此为怪异三。二百多年来，海峡两岸故宫遍寻当日康熙病情脉案与太医救治记载，居然无片纸只字，此为怪异四。以上种种事实，可为康熙帝正常病故、雍正清白无辜之依据乎？即使只字不提人参汤三字，能洗刷、否定雍正在康熙之死事件上之嫌疑乎？
康熙五十九年，西元1720年12月以后、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13日之前，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伯爵把意大利米兰传教士、内科大夫沃尔塔介绍给身在畅春园的康熙帝。〝康熙帝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后，便同意让他诊脉。沃尔塔大夫马上执行旨意。为了做出关于皇帝陛下健康状况的正确诊断，还要求当天晚上和次日晨再次诊脉。康熙帝当晚上床时和起床前又被复诊了两次脉，内科大夫断言，皇帝的健康状况极好〞。刘晓明编译：《清官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父回忆录》，《紫禁城》，1990年第4期，第13页
两位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帝身边第一现场慎重的诊脉结果，应当是可信依据。这与作者列举康熙帝晚年给皇十四子大量满文朱批中亲口相告亲手写下的健康状况，也是完全吻合一致的。杨引康熙六十年五月康熙帝谕户部〝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句，均是老弱之相，这与同年外国传教士兼内科医生诊断的康熙无器官大病并不矛盾。结合康熙生命的最后七天始终不见太医活动而突然蹊跷死亡，不能不促人深究。杨文引述的“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云云，均是老弱之状，亚健康之状，并非器官性致命重症。康熙帝晚年大量朱批中的自述及多名外国传教士的亲自诊断记载，应该远比《实录》官书更为可信且精确。
4.关于雍正死因
杨先生在《驳难》中一再或明或暗强调，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氏〝三十年前撰写雍正暴亡之谜，推定死于服饵丹药。〞〝作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篇幅最多，应推小可杨某。〞112-113页大有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某建树之意。并写道，〝他对报社记者指北京科技报记者高谈阔论，说雍正好色，雍正横死，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杨用洗桐的话在书中道：”金恒源还不是照搬人家杨启樵先生的，不过就是把丹药换成春药而见已。〞113页 以上云云己超出了学术研讨之范围，而且含沙射影，不得不揭示于下。
首先，金〝对报社记者高谈阔论〞云云纯系胡说，根本没有此事。杨先生望文生义，以为如此，并未核对事实就大发议论，根由在于〝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其实，金某提到与否又有何关系？提到杨某未必就为杨某增光，未提到杨某也未必就会将为杨某减彩，杨先先有何必要如此在乎计较金某提到于否？退一步说，即使有记者釆访，当然是要听被釆访人〝高谈阔论〞，杨先生又凭何火气大发？
杨先生研究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始于八十年代。在此之前，金梁、肃一山早在三十年代就己提出；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恒慕义先生又提出；八十年代杨乃济先生专题研究过，九十年代李国荣先生也专题研究过，都有过精深阐述，可见关注研究者从未中断。杨先生自认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言过其实也。
杨先生关于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强调的核心是服丹药中毒说。例如，〝我个人以为他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敞版社，2003年，第280页 〝断定他是服饵丹药中毒〞同上书自序，第2页
然，雍正对丹药中毒或大臣对丹药有毒之担心疑虑，早就用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释疑之。雍正告之曰：此丹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攻。”《朱批谕旨》，雍正十年十月初十日田文镜奏折朱批；转引自李国荣、张书才著《实说雍正》，第112页 雍正要田文镜“放胆服之，莫怀疑，此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同上 雍正亲笔写下的“有益无损、知之最确” 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与服丹中毒说出入甚大。
窃以为，雍正之死有四方面原因, 非止服饵丹药中毒一个原因：其一，雍正执政前七年十分勤政，长期体力透支，对其健康有很大影响；其二，雍正长期服用丹药，体内中毒积累甚深；其三，雍正服用丹药，希冀长生不老。长生系求延寿，不老系指性功能旺盛。李光地年已七十，雍正赐丹望其多子即是。望其多子之语对岳钟琪、张延玉、鄂尔泰等臣都说过。雍正七年后后宫女人大量剧增，总数达30人之多，吾评论其乱服春药说由此而来，并非简单搬用杨氏中毒论；其四，雍正晚年经常失眠、心神不宁，与他晚年内疚心结有关，此心病也严重损害其健康。四种不利因素同时存在，体内中毒积累与乱服春药则加速其暴亡。见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杨先生完全可以对本人研究雍正死因的以上心得与陋解视而不见，然，含沙射影说金某完全在引用照搬杨氏的雍正服丹中毒说，岂非脱离事实、无稽之谈！
5.杨文的其他若干不实之处
1杨先生书中说，他同我〝有一面之缘，2002年大连清史会议〞第76页 此言完全不实。2005年8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80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研讨会，吾有幸与杨先生一个组。而且，杨先生第一个发言，就指名要〝上海来的金先生〞回答问题。我再三推辞不掉，只好恭敬从命。
杨先生认为，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合法与否无关，故，说康熙遗诏是真者甚为可笑。如今又冒出康熙遗诏是伪造论者，则更为可笑。金先生的意思究竟是说雍正是篡改了康熙遗诏，还是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杨先生认为，这是两回事。今天金先生就在这里，要向金先生请教。
本人平和回答：认为康熙遗诏是真实者，乃学术研究之需要；认为康熙遗诏是伪造者，也是学术研究之需要，这并没有什么可笑。有人一会儿说康熙有遗诏，则召之即来；一会儿又说康熙无留下遗诏，则挥之即去；一会儿说遗诏真，是证据；一会儿又说康熙不会留下一鳞半爪任何证据，自相矛盾，这才真的可笑。认为自己说的全是对的可以一錘定音拍扳定案，容不得、见不得别人再研究，也是很可笑的。
在我看来，如果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势必还要再伪造康熙遗诏；如果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就说明雍正己经篡改了康熙遗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完全割裂。
据我研究，天坛祭天与传位继位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暗示作用。如果康熙要用祭天暗示选四阿哥继位，皇四子和所有其他皇子、大臣却都毫无察觉，康熙不会作这种无用的暗示。
据我研究，康熙朝及以前，传位诏书并没有一定要书为〝皇x子〞的制度规定。提出书写制度规定者，至今也未公布制度出典和规定的具体规则来。顺治帝传位诏书原件犹在，并未写皇三子玄烨，而是〝朕子玄烨〞。
最后，本人还表示，在座者有许多都是名家，无论在年龄上还是研究资历上，自己都是后辈，自己要向前辈学习。记得那次会议上杨先生还带了袖珍录音机。吾也有多枚会议照片保存。在避暑山庄内最高峰四面云山亭，笔者指着四面云山亭匾告诉杨先生，康熙末年康熙帝在此亭作诗《西望》，并一再多次询问身边人：西部可有奏章呈达？
会后，杨曾对我埋怨：〝金先生今天的会上发言，很不客气，我提出来讨论，目的是想把问题越辩越明。〞我告之曰：〝其实不用解释，我的目的也是想越辩越明。〞
杨先生何以对02年初会细节尚存入记忆，对05年当面热烈之研讨内容则健忘贻尽、只字不提耶？当时现场与会者不少于20-30人，又岂能因杨先生有意只字不提就可抹杀、否认以上之事实耶？
2〝说他隆科多以武力威胁诸人，实无其事。〞108页 试问：康熙去世当晚，传教士马国贤在畅春园亲见大批铁骑奔跑四出，气氛恐怖，是不是武力？当晚将去世后康熙伪装成康熙回宫并由隆科多带兵举刀〝护送〞，是不是武力？第二天晚上诸阿哥、众大臣分别接通知后分别入乾清宫后，随即〝九门关闭一周〞，乾清宫大门更当禁闭，是不是借助隆科多武力威胁与举措？若没有隆科多武力相助，四阿哥何能成其这多事？
3所谓金先生对雍正何以会留下阴谋罪证留在我们手里只字不答，更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写道：〝雍正如果是篡位的，他干嘛要把这个证据留在我们手里？〞198页〝我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199页 杨先生此言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此问是指2006年笔者与纪连海先生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上的一场PK。其文字依据是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说雍正》。
其实一，2007年我就分别与纪连海先生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说雍正》一书编辑去电提出了异议，书中许多内容与现场实播有出入，纪连海先生和辞书出版社编辑均已向我作了口头说明并致歉。
其实二，早在2005年，笔者就在书中写道：〝或许有人会提问：既然胤禛己对康熙遗诏作了技术处理，何必保存至今？胤禛决不会愚蠢到授人以柄。〞《正本清源说雍正》,80页 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初步就此作了解答。
2008年，笔者又在书中提到：〝雍正既要删除它指满文康熙遗诏上继位人名字，为什么还要保留它？难道不怕留下把柄？〞《雍正称帝与其对手》，65页 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提出了8条解释理由或意见见同上书65-67页
白纸黑字都历历在案，而且两本书中都早于2006年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前就己多次作了回答，杨先生却在看过这两本书后居然仍宣称〝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
杨先生究竟是在对读者说慌话假话，还是在说违心之话、负气之话？杨先生说的与事实相符吗？
须知，古今中外的一切证据，都是罪犯或嫌疑人自已留下的，都不是他人强加的，这本是社会规律和常识。怀疑、否认当事人不会留下对己不利之证据，明显有悖以上该条社会规律和常识。满文康熙遗诏和满文康熙遗言记录都残缺不全，《大义觉迷录》内种种不实、有悖常理、越描越黑之类不利于雍正之言，都是雍正本人留下的，他人之辩护，怎能否定以上之事实？
杨先生《驳难》中的不实之处还有许多，已不必一一全部列举。
对杨先生愿意化费时间审读本人拙作并给予诸多指教，虽有许多严重不实之处实在不能盲从之外，本人还是要深表感谢。尤其是杨先生指出学术论著不该夹带文学描写，此言甚为至当。先生此举定会有助于本人今后学术研究之推进,并对杨先生的诸多发问与文笔之犀利，表示敬意。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雍正称帝与其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