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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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于动辄无限上纲、大帽子满天飞、口诛笔伐都不陌生,但毕竟是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了王曾瑜先生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久违了的文革大批判用语——“盗窃……的名义”、“招摇撞骗”“抬轿子”、“吹喇叭”、“趋炎附势”等又闪烁在眼前,虽然时值初秋却已经不寒而栗......

      笔者绝无为难王先生之意,总希望王先生以及学术界同人能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风波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学术批评应该实事求是,言之有据,不能再搞无限上纲那一套.

对于宋史的研究大家王先生来说，笔者是槛外人,自然不敢班门弄斧,也只能在宋史之外说一两句.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对自己的观点展开论证时,要力求准确,尤其是时间、地点、经过这个三要素必须禁得起推敲.而王先生在叙述某主编同张政烺先生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时”,竟用了''多少年前'',究竟是''多少年前''却语焉不详,既然去参加答辩,就要有具体学校,究竟是那所学校又是避而不谈。更何况张先生已经作古，且无旁证，实在是禁不起推敲。

王先生的另一独家材料则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既然没有录音，王先生还不厌其烦地谈了“谈话整理”的四点内容，诸如“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中国史学会的仇闻”、“中国图书奖的仇闻”以及“共产党的三大作风”，让人不解的是王先生在大谈自己的四点谈话时却要把林甘泉先生拉来做陪绑，的确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

（资料来源：由文由作者提供，本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