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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主编瘾和广告热》一文中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学问荒疏十年多，其学力自然有限。笔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为提醒外行，特别是媒体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当，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实不符的虚假广告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到底谁是握笔者，找了多时，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测，是否列名文字编辑的八位即是握笔者。既然寻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顺手翻阅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个字，太不像话。记得笔者曾为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笔者至此才意识到，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

时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现在借到手头的，是此书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新荣誉：“本书最新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在动手撰写文章时，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

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此书第１卷２３３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後汉书》卷８２，《三国志》卷２９《华佗传》均不载此事，而《三国志》卷３６《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第２卷第１０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给人一种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国志》卷３６《关羽传》和《张飞传》只是说关羽“美鬚髯”。至于关羽红脸、卧蚕眉、丹凤眼，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鬚之类，又属后世小说家流的艺术虚构。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至于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之类兵刃， 也是后世小说家按元明时代的冷兵器杜撰者。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史称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画像石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许还是宋代部份。第３卷第２６页有一标题称“儒将曹彬”，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而查遍《宋史》卷２５８《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第３０页特别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其实，已故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证。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今一个战区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离奇故事。人类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百岁老将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装神弄鬼，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这还是杨业死后二十六年的事。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历史上本无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没有荒诞离奇天门阵。

第３７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

第９３页上有“梁红玉的传说”，书中还特意为所谓“梁红玉”画像。其中一位主编的老师，也是笔者的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你们倒不妨以邓先生的考证对照一下大作中的“传说”，又合了多少史实？

第９４至９７页是的岳飞事迹，也多半是传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剧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简单举例，说明此书往往将传说误作历史，甚至连传说也无据，如曹彬是儒将之类，实为信口雌黄。传说与历史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现代史学的启蒙常识。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

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相遇，谈及此书。林甘泉先生当时已被人盛情邀请，为主持此书修改的主任之类，他自然关心此事，后又与笔者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如今大致可将笔者的谈话整理为以下几点：

第一，《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说得文雅一点是未入流，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既是两位“名教授”主编，不能不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

第二，此书动用了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的店铺？结果当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国史学会的丑闻。

第三，中国图书奖的评委们是吃乾饭的吗？既然评上此书，自然又成堂堂中国图书奖的丑闻，三重出丑。

第四，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

方今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固然不少，但笔者思考再三，最坏莫过于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而趋炎附势风又势必占据首位。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为之吹喇叭，不惜动员和组织人力修补，为之抬轿子，聊以遮丑。人们不禁会问，此类咄咄怪事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此类偶然性的丑闻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盖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

古代尽管是等级制社会，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强调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律己。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新社会，当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对人民即使能够做到上交谄，倒不是坏事，可惜在许多事物过份权势化的现实中，往往把马克思规范的新的伦理关系颠倒过来。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陈寅恪那样知识分子，十分看重“清高”两字。然而似乎是与时俱进，“清高”两字在现代史学界中简直就很难占据应有的地位，唯势利是视，唯实惠是捞，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

风气所开，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不仅在传媒上出尽风头，将来也无疑会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铺陈浓墨重彩的一页。但笔者亦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主编提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何谓盛世，盛世应有哪些标准？治史积年，总不至于连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结果，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别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劝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关注随便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我听后确实十分感动，就在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文汇报》上写了篇《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善言规劝一位主编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请来一批台湾专家，共商大计，给他们每人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档消费。台湾同行的财富当然非大陆可比，但他们却发表看法，认为接待过份奢华，他们出外，住三星级饭店已经足够。当然，谁也不可能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国民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穷国，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当不易，甚至艰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应当如此阔绰地、大手大脚地挥霍民脂民膏。面对全社会大部分生活不宽裕的人们，你们难道就不亏心吗？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为世人树立的榜样？《北京晨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载，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用各种方式资助湘西贫困学生升高中。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爱的书包”。我倒要奉劝这位主编大人，去读一下这份报道，对照自己，不知当如何感想？

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据若干参加此书修改讨论会的中年学者说，一位主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面对一批后辈，仍然是居高临下，面无愧色。也许在一种意义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钱者，犹如资本家雇了一批佣工，为我修改，就是天经地义。但学界毕竟还是学界。笔者曾自问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编此书，只怕还是在一年半载之间，就羞于见人了。

据说，一位主编尽管个人的专著甚少，而由他主编的书竟然达一百数十部，这倒可能开创空头主编的世界吉尼斯记录。前面说到榜样，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主编又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什么榜样？是不劳而获的榜样（记得笔者在中学上政治课，其中的重要教导就是不劳而获可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是当空头主编，就有理由对质量不负责任的榜样？是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在世上招摇撞骗的榜样？此种榜样难道就应当在学界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 

最后还不妨提一件旧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笔者听到老师的评论，也不免发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学问之大，再高明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称知之甚少，并不足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知而强以为知，或不免沦为骗子。”

按照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位主编得知老师的批评，不知是否会有几分汗颜？针对我提出公开检讨的问题，有人说，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说说而已，生活中又见到几人能做诚恳的自我检讨。我说，此断言不必下得过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后记：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１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是非曲直，应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