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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曾瑜先生在网上发表文章评论《中国通史（彩图版）》（以下简称《通史》），指责戴逸、龚书铎先生为“空头主编”，与几位未经过史学训练的“南郭先生”合作，完成了一部“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文章经《新京报》转发炒作，一时成为学界热点新闻，与之相关文章遂接踵而至，其中反驳者有之，维护者有之，让人难断究竟。据介绍，《通史》出版后又经过多次修订，有多个版本。余思，也许批驳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参照的是改正过修订版，遂借来王曾瑜先生所参读的2002年7月第三版《通史》，对照反正两类文章详读后，不能安之若素，认为：

         第一，从王曾瑜先生所指责《通史》的几处史实性硬伤看，恩荫制度之条最不能成立。

         王曾瑜先生说“第３７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吴大兵同志的《王曾瑜先生所谓的“学术垃圾”》一文，提及王曾瑜先生为编委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有恩荫制“始于北宋初”的字样。由于不能相信王先生竟会犯这样的错误，遂查阅手头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王曾瑜先生赫然排在编委的第一位，但【恩】之条目上只有【恩制】一条。于是以为吴大兵同志信口雌黄。去北图查资料时，偶然发现此书还有2000年3月版，这一版本不再按朝代分卷排列条目，而是将所有条目按笔画繁简排列、分上下两册（王曾瑜先生在《关于荫补制答戴逸先生》辩解“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我没有参加此项工作。此书中新增的‘恩荫’辞条，自然与本人无瓜葛”，然而此版宋史卷编委中，王先生仍在列。王先生以往作风，引用时人言词支持自己观点时，为凸现真实有力，均直点姓名。这次不知是哪位“了解情况的学者说：‘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恩荫】条目在下册的2447页，确有“此制始于北宋初”字样，《通史》以“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为标题并不与之相悖。《通史》关于“恩荫制”的内容是“大中祥福八年（1015）正月，宋真宗赵恒定承天节（真宗生日）、南郊奏荫子弟恩。宋代恩荫之滥始于此。……”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6年修订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滥”有两个意思，一是泛滥，二是过渡；没有限制。由“滥”字组成的多字条目有【滥调】、【滥觞】、【滥套子】、【滥用】、【滥竽充数】。其中【滥觞】今指事物的起源。很明显，王先生把《通史》的“宋代恩荫之滥始于此”的“滥”理解为【滥觞】，但“滥”若不和“觞”连在一起用，在现代汉语中就没有“起源”的意思。因此，《通史》表达的是：宋真宗大钟祥福八年，恩荫制度开始泛滥。王曾瑜先生不能谙别文字，却断言《通史》犯了低级错误！！

         第二，关于王曾瑜先生求疵“儒将曹彬”一条，其论据竟然是“查遍《宋史》卷258《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不知‘儒’字又从何而来？”

         《宋史·曹彬传》没有记载曹彬喜欢读儒经的事，并不等于曹彬就不喜欢读儒经，您能断言其他史料中没有这样的记录吗？只有找出其不喜欢读儒经的确切史料，才可以有如此立论。关于这一点，马亦之先生引用汤用彤先生以前讲过一段话最到位——“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退一步讲，即使能够找到史料证明曹彬不喜欢读儒经，难道就能够断定他不按照儒家纲常伦理行事？“伐二国秋毫无取”，正是曹彬遵循儒家“仁义理智信”的明证。况且《现代汉语词典》上对【儒将】的解释为“有读书人风度的将帅”。《宋史》记载曹彬攻南唐时，有“彬囊中唯有图画衣裘而已”的记录，可见曹彬算得上是风雅之士，称其“儒将”，并不过分。无端先生更是引用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四库本）、《建隆遗事》中，宋太祖对曹彬说 “汝实儒将”的史料，有力的证明了《通史》中“儒将曹彬”的提法即不是首创，更不是错误。

         第三，王曾瑜先生对《通史》的其他责难，大都属于《通史》将传说放入了书中。

         传说可不可以收入普及性历史读物中呢？中学的历史课本中有黄帝、炎帝的传说；周一良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第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有“炎黄传说与华夏族的形成”一节；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亦有“远古东夷、苗蛮、百濮和百越的传说”。可见，只要收入传说的地方有所标明，普及性历史读物可以出现传说故事。《通史》收入传说时，确实或标明是“传说”、“故事”，或用黄色框架将之圈起，以示和真实历史有所区别。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以传说为史实时，对这些只字不提，不知是因为王先生“随手翻阅”没有看到呢？还是故意遗漏不提？

         第四，王曾瑜先生爱下断语，言辞过于偏激。

         从古至今，为人彪炳的史学家，都讲究言之有据，为人行事亦是如此。王曾瑜先生对《通史》出版情况并没有全面进行调查，只是“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 后，就认定“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在动手撰写文章前，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 ，就得出“学术垃圾”的结论。其实，王先生指责的 “空头主编”，早在王先生对《通史》提出“学术批评”前，就开始组织断代史专家不断对《通史》进行修订。其他非学术性的人身攻击言词更是武断。例如王曾瑜先生为得到普通民众支持，指责一位主编邀请几位台湾专家来京时，给他们准备五星级宾馆是“挥霍民脂民膏”，网上立刻出现文章反驳：“那家五星级宾馆为支持大清史编纂按三折优惠价，比三星级宾馆的房价还便宜”，以致王曾瑜先生从此不敢纠缠这件事。

         王先生的言辞，给人一种“俯身为零点仇，仰面为沸点恨”的愤世嫉俗感。虽然并不是每个历史学家的文风都必须沉雄浑厚、凝练典雅，但至少不应该粗俗。什么叫作“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不管怎样，龚书铎先生、戴逸先生都是一代学者中的楚翘，何堪如此评价？而且既然知道“粗野”，为什么还堂而皇之的搬到书面上来？如果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网上捉笔者写出这样的话，能让人一笑置之，可是一个社科院研究员、一个宋史学家、一个被称为先生的人，话出于此，是不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是不是让人感到有些斯文扫地？难道王曾瑜先生历史小说写得多了，文风也变得市俚调侃了？还是先生想学台湾李敖，以骂出名？若是如此，先生的目的确实达到了，现在的先生，已不仅仅在宋史学界享誉，先生的历史小说，也可以借此多卖几本吧？若非如此，先生就应该先自省自己的这篇书评为何被称为“学术骂街”，然后再口诛笔伐。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提倡学术争鸣，但学术争鸣不是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文章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个人，没有纯洁的动机，是无法对材料、现象加以全面、理智分析的，得出的结论往往偏颇，误导世人；没有充分的论据，则无法让文章站稳脚跟，会使之流于浮泛，最终成为世人批判的标把。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