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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日忙碌，本不想对《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７月８日戴逸先生对我的反批评，作具体答覆。不料一位学者对我提出强烈要求，说其他问题可以暂不回答，而关于荫补制的问题，本人不作答覆是不对的。今作答覆于后。

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并非冷僻的问题。例如已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的大师兄漆侠先生早在1959年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就已谈及“恩荫”问题。《中国历史大辞典》最初是分卷编写和出版的。我确是参加了《宋史卷》的部分审稿工作，但非全部。其1984年版第322页“荫补”条是徐光烈先生所撰。开头说，“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云云，我重读一下，没有写错。此版没有恩荫辞条。我个人所撰《宋朝阶级结构》一书，此书第248页说：“奏荫或可称荫补、补荫、恩荫、资荫、奏补、任子等”。第262页扼要论述宋朝官员的荫补特权，说“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断扩大荫补的范围和名目，荫补之滥，便成为非常突出、十分严重的弊病”，如此等等。

问题在于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我没有参加此项工作。此书中新增的“恩荫”辞条，自然与本人无瓜葛。书中对原来的“荫补”条也作修改，但与“恩荫”条自相矛盾。有一位了解情况的学者说：“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

恩荫之滥只是宋史研究的普通常识，而《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取正确之说，反而取错误之说，本已无可巧辩。戴逸先生的反批评反映了至少两点：第一，他确是对宋史一些普通的常识懵无所知，第二，反映了他的学术道德，别人点出了其错误，却要断然拒绝正确的批评，反咬一口，霸气十足。他的反批评公示了其学术的“实力”，其效果只是让全国和全世界的史学同行看到，如此一位徒有虚名者，怎么可能成为一部大型古代通史的合格主编？

历史学本身是实证之学，历史学家必须言之有据，即每一说必须有文献或考古的史料依据。然而戴逸先生的学风十分浮躁，习惯于不读书，不懂装懂，信口乱说。当年我的先师，也是他的先师张政烺先生，与他同去山东大学一次，就很快发现戴逸此项对史学家而言，完全是要不得的毛病。我是在事后才听说此事和张先生的谈话。所以正式在文中提出，希望戴先生得以改正。不料他的全部答辩，还是重犯张先生早已批评的错误。惜哉！

资料来源：中国宋代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