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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贝贝|2023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政治与军事韩策《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围绕两江总督，深入探讨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呈现了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的线索。张建斌《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一文以清末权臣间倾轧进而岑春煊被排挤出局的政潮为背景，考察岑春煊谋求复出的活动及各方应对措施。严泉《总统内阁：民国初年赵秉钧内阁运行新探》一文梳理赵秉钧内阁近一年运行实况，认为赵秉钧内阁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民国初创时期国家能力重建的迫切需要。张生《发动革命：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一书，介绍了国民革命发动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及其失败原因分析。郝昭荔《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一文主要考察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在平津地区的政治博弈。杨步青《张力与顿挫：战后初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决策与部署研究》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战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格局下，对东北的战略决策灵活调整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彭贺超《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一文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过程中的督练公所为切入点，考察其在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措施和得失及其难以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大地提升了组织动员和后勤保障能力。梁馨蕾《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一文长时段考察了中共军队的军鞋保障工作不仅有效支援了前线，还加深了军民情感，火线与针线的交融，共同造就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果实。抗战勤务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支援抗战的重要方式，把增强《硝烟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之演进及其成效》详细论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政策演变、宣传与动员、核算与调度，以及成效、问题等。社会治理与建设近代以来，城市和乡村随着社会转型亦积极参与政府与社会的治理和建设。王兆刚《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一文考察了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转型关系，指出旧的治理格局不断被新组织所复制和强化，有新组织的建立而无治理的实质进步。姬凌辉《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一书以细菌学说的容受与卫生防疫机制的调试为主线，探讨了近代以来知识、观念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天津开埠后承担了北方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的作用。曹牧《近代天津排水系统的变化与生态影响》一文主要从生态与技术角度考察了近代天津城市建设中的排水系统问题。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一文详细考察了维新运动时期对北京街道改造动议、争论和整修的过程，揭示其对北京城市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及蕴含其间的观念博弈、时代情绪和政治斗争。李发根《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一文就近代黄河改道引发的土地权属争论进行了较为长时段的考察，重点考察黄河北徙后故道的生态演变、央地矛盾、政治利益纠葛等多重面相。蔡斐《1903：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一书，作者从法制史、新闻史等多学科角度切入，以晚清朝廷状告平民这起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为中心，讨论清末司法转型必然性的法制史、社会文化史研究。胡永恒《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中根据中国国情，结合情理作出调解和判决，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治道路的可贵尝试。经济与财政近代税政与经济史研究颇受学界重视，陈勇《晚清专款与财政运行：以海关四成洋税为例》考察了晚清关税四成洋税名实不副、“专款不专”的状况，反映出晚清专款制度的实行受到财政背景、专款性质、财政理念以及专款制度自身弊端诸多因素的制约。李文杰《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难题》一文从清末民初财政制度的视角，考察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及对唐绍仪内阁的影响。徐进《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一文考察了红四军军事行动背后关涉的经济结构因素。贺江枫《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桂系在财政困局下为维持生存而与蒋介石之间的博弈和争夺，蒋桂关系经历了从冲突逐步走向缓和直至合作的过程。杜恂诚《大萧条与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经济（1931-1949）》一书深入研究了复杂时局下的中国经济状况。徐锋华《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金融、实业关系研究》一书通过对交通银行、棉纺企业等具体案例，考察政府与金融、企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思想与社会文化变迁在思想文化史领域，概念史、认同史等领域佳作频出。承红磊《“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一书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一文详细考察了清末庚子事变后中国思想界对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及有关政治参与主体为精英抑或大众的争论。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一文指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虽然主要从日本引入唯物史观，但又能突破其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科学理论基础。王建伟《从潜流到激流：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左翼思潮的兴起、表现、走向，指出左翼思潮与抗日救亡洪流相结合，具有旺盛的民族意识和生命力，为青年指明了人生道路。李雷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区域概念的建构》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这一区域概念从建构到语义重塑，再到运用和建制化的过程。郑大华《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一文考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制定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战时组织与动员民众是支撑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吴敏超《〈共产党人〉与党的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为视角，考察分析其对党的建设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金之夏《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一文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考察了国民党在战时民众工作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指出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和成效是有限的。李晔晔《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推动与控制》一文，探究了国民党在动员组织民众、推动民众运动的同时，加紧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的控制和限制，指出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并非的合格领导者，无力真正领导民众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抗日渐趋消极，反共活动日渐增多，不断袭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宋弘《才兼文武：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干部军事化》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中共推进华北地区干部的军事化提出、实施、影响及其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赵诺《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革命者的成长、组织化、一体化的历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战根据地日益扩大、壮大，谢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一文探究了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设计、实际运作等层面妥善处理党军关系的纠葛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潘建华《解放战争时期中原新区地方干部的来源与整合》一文考察了中共为巩固中原新解放区而组织、整合、培养、提拔干部队伍的史实，指出人才支撑为南下接管积累了经验。群像与个体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群体和个体，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其特定的贡献和影响。张富强《论近代香山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功转型——兼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一文重新评价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广东香山籍买办群体在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期形成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一书考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另一群体的思想与主张，呈现了新文化运动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的生态。王微《华北根据地乡村女性研究》一书以华北地区乡村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革命巨变与民族战争压力下应对社会变迁、参与革命的过程。江文君《落日余晖：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自由职业团体》一文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会计师、律师、医师等自由职业团体与政治、社会互动及不断衰败的过程。唐启华所著《陆征祥评传》一书撰述了陆征祥从清末直到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等活动。张仲民《私谊、舆论和政治：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再考察》一文通过一些新史料尤其是刘师培致章太炎的道歉信，重新研究了清末民初刘师培、章太炎二人因性格差异、政治抉择、学术关怀的差异而经历交恶、和解、再交恶、难以和解的关系演变情形。陈红民、吴萍《从“技术官僚”到“职业官僚”——翁文灏从政之路与蒋介石关系探微（1932—1949）》考察了翁文灏的从政之路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外关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走向深受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中外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点。李育民、匡艳《〈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一文详细梳理了“派兵条款”的形成过程，认为此项条款标志着中朝宗藩关系从法理上走向溃决，为日本武力侵略朝鲜做了法理上的准备。刘芳《美国政府与庚子大沽之役》一文指出，美国政府在“道德主义”约束和维护在华利益的双重驱使下，在庚子大沽之役中进军和调停并用，以实现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初步目标。陈太勇《中立、秘援、布子：日本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一文详细考察了日本对奉系的态度、策略，呈现了外国势力与北洋军阀集团既勾连又相互提防的多维面相。丁书颖《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的对华宣传——以英国新闻部为中心》一文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新闻部协助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对华宣传政策、组织、运作及成效等。张皓《苏联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一文详细考察了苏联在其间的矛盾态度。学人与学术近代以来，中国儒学亦随着社会转型而转型。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一书考察儒学在向现代学术转型、科学化中的困境，探究新的时代儒学的出路。虞云国所著《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选取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吴晗、丁则良、严耕望等著名史学家为个案，论述他们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与学术生涯。傅正《康有为早年经学思想演变》一文认为康有为早年经学思想受多种学说的影响，改宗今文学后杂糅了常州学派和廖平学说，推动晚清经学走向衰亡。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领域成果亦颇为丰硕。李长银《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一文认为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曹志敏、张秋升《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一文系统梳理了荣孟源在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贡献和成就。赵庆云《范文澜、郭廷以与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一文通过对比范文澜与郭廷以二人在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呈现了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为推进两岸现代学术史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张越《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一文指出，疑古学说初步形成了一个极具原创性、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此外，学术界还整理出版了系列史料汇编。例如，苏全有主编的《近代家庭史研究资料汇编》、湖北省图书馆编纂的《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明清总集选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的《华南抗战时期史料汇编》。裘陈江整理的《徐乃昌往来书札摭拾》收录了徐乃昌往来信札近千封，是对近代史研究重要的史料补充。2023年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继续呈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对象丰富、研究视角新颖、研究成果丰硕等特点。对于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许多重大议题，研究者在研究观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都有所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之间的对话不够，研究中的雷同化和碎片化趋势较为明显，如何提升研究的价值、发挥以史经世的功用，仍然考验着史学研究工作者。

2025-02-14

清华简辨伪札记之四《筮法》“四位表”探源

上一篇“札记之三”是讨论《筮法》的“瘇脹”，本篇讨论《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1]，题为“探源”，是探讨“四位表”的史料来源。简文第二十节“四位表”共有四个表，先讨论第一个表，再讨论后三个表。（一）第一表下军之位上军之位次军之位中军之位在具体讨论这个表之前，我们先得确定《筮法》是楚简。《筮法》是讲数字卦的。整理者把全文分成30节，每节都加了标题。30节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卦例，共18节，有57个卦例。每个卦例有筮数（有人称为“卦画”）和筮辞（有人称为“彖辞”），无卦名，无爻辞。每个卦都由四个经卦组成，简文自称是“四位”卦。每个经卦由三个筮数组成，相当于卦画卦的三爻。简文自称这些筮数是“肴”，所以研究者称这些筮数为“数字爻”。数字爻共有六个，隶定为四、五、六、一（七）、八、九。其中六和七出现的频率很高，另外四个数字出现的很少。研究者认为“六”就是阴爻--，七就是阳爻—，另外四个数字，两个奇数五和九是阳爻，两个偶数四和八是阴爻。因此每个数字卦都可以转化成画卦。另一部分共12节，讲筮法原理，与《易传》相类。清华简被认为是楚简，《筮法》当然也是楚简，这是没有争议的。柯鹤立说：“清华简‘筮法’(约前4世纪)与北大简‘荆诀’(约前1世纪),两种文书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但都反映了古代楚国的文化习俗。”[2]沈建华说：“清华简《筮法》的出现，严格地说是带有非常浓厚的楚国地区特色的一种占筮计算方法。”[3]刘成群说：“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楚地筮法不同于《周易》”。[4]子居《清华简〈筮法〉解析》（修订稿上）说：“清华简当是出土于楚顷襄王即位后所起用的重臣之墓，甚至不排除就是出自楚顷襄王墓的可能。”又特别分析《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说：“从本节第一个四位表可以看出，《筮法》篇的服务对象会关注四军吉凶，因此其拥有者当拥有很大的实权。第三个四位表将‘身之位’区别于‘君之位’、‘大夫之位’，更是说明《筮法》篇的服务对象是公卿一级的国之重臣。第四个四位表涉及到门、室、宫廷，同样说明《筮法》篇的服务对象身份绝非一般。由此不难推断，这批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入藏的清华简，很可能本是属于在战国末期某位公卿一级人物的。”[5] 学者们言之凿凿。现在我们看第一表。这个表是写一国兵制，由“中军”、“上军”、“下军”三军再加上“次军”构成的四军制。子居说：“《筮法》篇的服务对象会关注四军吉凶，因此其拥有者当拥有很大的实权。”这是说楚顷襄王或者他的重臣关注四军的吉凶。但是中军、上军、下军不是楚国兵制，而是晋国兵制。楚国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辞海》“三军”条：“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如晋设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楚设中军、左军、右军。”[6]翟明主编《国学知识全知道》“三军”条：“……如楚国分别设中军、左军、右军；晋国设中军、上军、下军；魏国称前军、中军、后军。”[7]《左传》记晋楚城濮之战：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杜预注：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斾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郄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此一战，晋和楚都投入三军，晋为中军、上军、下军，楚为中军、左军、右军。清华简证真者说：《筮法》“是帶有非常濃厚的楚國地區特色的一種占筮計算方法”。可是楚王或者楚国的重臣为什么不占筮楚国的中军、左军、右军的吉凶，而占筮晋国的中军、上军、下军的吉凶？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筮法》作者是今人，他搞不清楚东周列国的兵制。他关于东周兵制的知识来自于《左传》和《国语》，而《左传》和《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详，满眼所见都是“中军”“上军” “下军”，致使这位作者误以为“中军”“上军”“下军”是春秋战国的普遍兵制，而不知道楚国的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简文作者在写了中军、上军、下军之后，又写了一个“次军”。之所以要加一个“次军”，是因为《筮法》是四位卦，四位表必须写四个词。但是中国的兵制，从古至今，就没有三军之外再加一个“次军”的。加一个“次军”，是简文作者瞎編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李尚信教授《清华简〈筮法〉筮例并非实占例》说：“清华简《筮法》的筮例绝不是实占筮例，而只能是为讲解占筮原理与方法而假想的例子。”[8] 李说是“假想的例子”，我说是瞎编的例子。李尚信还写了一篇《关于清华简〈筮法〉的几处困惑》，其“结语”说：上面的论述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清华简《筮法》就不仅存在多处不能融通的地方，存在多处明显的自相矛盾与硬伤，而且其理论基础也粗疏肤浅，有违于中国传统智慧的常识理论。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会有人当珍宝而随葬。因此，我认为，清华简《筮法》是有较大的作伪的嫌疑的。而且，我曾撰文阐明，清华简《筮法》所举筮例，并非实占的筮例。这似乎暗示着，清华简《筮法》可能根本就未曾在实占中运用过。这就更增加了其伪作的嫌疑。[9]《筮法》的四军不是来自楚王或者是楚臣占筮的实例，而是简文作者编造的。简文作者从《左传》《国语》中看到过“中军”“上军”“下军”，从唐、宋文献中看到过“次军”，将之编到四位表中，当成东周楚国兵制。在先秦文献中不见“次军”，它首见于唐代，流行于唐宋。如：唐宪宗《招谕讨刘辟诏》：“仍令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领马步五千人为左军，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马步二千人为次军，并相续继发……”[10]左军先出发，右军继之，称为“次军”。唐代左为上，右为下。《太平御览》记述唐将哥舒翰与吐蕃交战：“吐蕃之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逆击之，无不摧靡，又击其次军，复走之，又击其后军，皆大破。”[11]哥舒翰迎击吐蕃军的次序是前军、次军、后军。次军即中军。《宋史纪事本末》卷六《侬智高》：“青（按：宋仁宗时狄青）明日即整兵，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为殿……” [12] 按照出兵的次序叙述：前军、次军、殿军。次军即中军。胡寅《转对札子》：“屯军所在，不得侵夺在官之利。以两淮荒地分给顷亩，责委大将率次军、下军受田而耕，其上军则固护营屯，阅习武艺。”[13]宋代兵制中有禁军，禁军又分为上军、中军和下军，中军又称次军。《转对札子》中的“次军”即中军。由上面四例可知“次军”不是专有名词，而是别称。当军分前、中、后时， “次军”是“中军”的别称；当军分上、中、下时，“次军”是“中军”的别称；当军分左、右，“次军”是“右军”的别称。由于“次军”是三军中一支军队的别称，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中军、上军、下军、次军四军并列的兵制。四位表的四军制是简文作者瞎编的。但是清华简整理者却试图给“次军”以合理的解释，注释说：“‘次军’ 疑即偏军，在三军之次，偏军见《史记·燕世家》。”此说错误。如所周知，“偏军”即“偏师”，是指非主力部队，它在三军之中，而不是与三军并列的第四军。在兵制中没有一支专称为“偏师”或“偏军”的军队。《筮法》写的是四军制，“次军”是与三军并列的第四军。周代没有这样的四军制，不过春秋时晋国有过四军制，称中军、上军、下军、新军。存在于鲁成公十六年（晋厉公六年，前575年）至鲁襄公十四年（晋悼公十三年，前559年），共16年。[14] 如果在这16年中晋厉公或者晋悼公及其诸臣占筮晋军的吉凶，可以出现 “新军”，却不能出现“次军”。《筮法》作者是现代人，他不懂古代兵制，不知道“次军”不是先秦兵制的用语，不知道“次军”是第二军的别称，不知道历朝历代都没有中军、上军、下军、次军这样的四军制，不知道《左传》和《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详所以满眼所见都是“中军”“上军”“下军”，而误以为“中军”“上军”“下军”是春秋战国的普遍兵制，不知道楚国的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他自以为所编的中军、上军、下军、次军四军是楚国的兵制。不仅简文作者误以为楚国的兵制是中军、上军、下军，就是研究《筮法》的学者也同样误以为这是楚国的兵制。如果学者都知道楚国的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就会对简文的四军制提出质疑，进而揭露简文作伪。（二）第二、三、四表臣妾之位子姓之位妻之位也躬身之位臣之位也君之位也大夫之位身之位也外之位门之位宫廷之位室之位单看这三个表，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看了马楠《清华简〈筮法〉二题》[15]的第二题《〈筮法〉与包山简占筮实例拟合》就明白了。她写道：包山简占筮实例有如下数例：马楠细致地分析了《包山简》的筮例和《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中第二、三、四表的对应关系。如，她指出：《包山简》第 201 简的坤卦对应《筮法》四位表的“躬身之位”“身之位”，曰“少有戚”；兑卦对应“大夫之位”“臣之位”，曰“爵位迟践”。《包山简》第 210 简的坤卦对应四位表的“外之位”，曰“有不顺”；兑卦对应“躬身之位”“身之位”，以及“宫廷之位”“室之位”(宫室)，曰“少有戚”。《包山简》第 229 简的坤卦对应“宫廷之位”，曰“少有戚”。《包山简》第 232 简说“少有戚于宫室蔽”，蔽谓屏障，当指“门之位”的兑卦。马楠又指出，《包山简》的占筮实例除了和四位表有对应关系外，还和《筮法》的“得”、“至”、“咎”、“瘳”、“四时吉凶”、“死生”各节有对应关系。《筮法》和《包山简》的占筮实例有如此广泛的对应关系，这说明《筮法》的作者有意识地袭用了《包山简》。碳 14 检测清华简是公元前 305 年左右的。《包山简》的书写年代是公元前 322 年～公元前 316 年[16]。两者在时间上相当。但是《筮法》的作者看不到《包山简》，因为《包山简》中的占筮实例是墓主卲陀个人的占筮，病重时一天占筮四次，没过几天就死了。他死后，占筮记录随其他物品一起入葬，所以占筮记录没有外传，外人无从得见。1986 包山楚墓被发现并开始发掘。1991 年《包山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占筮记录得见天日。它成为作伪者编写《筮法》时的参考史料。巴九公《评清华简祭公之顾命》[17]揭露简文是伪作，证据之一是：此字（按指“迟豫有加”的“迟”字）简文作[尸下二加辶]，[尸下二]见于《包山楚简》，故简文炮制者不惜再复其辞，以证明简为货真价实之楚地出土文物，妙在其中也！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的“迟豫有加”的“迟”字，是抄袭《包山楚简》的“迟” 字的写法。《筮法》除了袭用《包山楚简》外，还袭用了《马王堆帛书》，将另文讨论。 2019 年 8 月 24 日[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上海，2013年。[2] 柯鹤立：《清华简“筮法”与北大简“荆诀”的比较研究：从两种占筮文书看楚国文化》。会议论文提要。会议名称：北京论坛（2016）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会议时间：2016-11-04。见于中国知网。[3] 沈建华：《清华简〈筮法〉果占与商代占卜渊源》，《出土文献》2017 年第 1 期。[4] 刘成群：《清华简〈筮法〉与先秦易学阴阳思想的融入》，《周易研究》2016 年第３期。[5] 《周易研究》2014 年第 6 期。[6] 第 14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年。[7] 第 54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年。[8] 《深圳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9] 《中国文化论衡》2016 年第 1 期[10]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0八《政事》，民国适园丛书刊明抄本。[11] 《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兵部》八五《枪》，四部丛刻三编影宋本。[12] （明）冯琦编，陈邦瞻增辑，明万历刻本。[13] （宋）胡寅：《斐然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14]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 第10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5] 《深圳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16]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第 332-333 页，文物出版社，1991 年。[17] 360 个人图书馆，巴九公，2015-12-09 。

2019-11-07

答杨启樵先生

最近得到今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赠送的杨启樵先生新书《雍正篡位说驳难》。书内有单独一章《金恒源的雍正篡位说》。杨启樵先生对2004年上海社科院《史林》?《雍正篡位说新证》及2007年中国社科院《清史论丛》?《论康熙帝之死》二文甚为不平, 对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正本清源说雍正》及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等拙著更是甚为不平。而且明言：〝倘其所言不实，竭诚欢迎包括金先生在内的海内外人士赐教，是所至盼〞。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82页, 以下简称页〝赐教〞二字实不敢当，不断交流探研、揭示不实之说乃学人应有之责，现择要作答如下。 1.康熙不满〝五旗诸王〞究竟意指何人？笔者在拙作《正本清源说雍正》?《雍正决非康熙指定继位的最新史料》内，据《圣祖实录》及湖南岳麓书社《清通鉴》，列举：〝第一次复立太子时，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十日，康熙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封胤祐、胤硪为郡王……。就在以上分封当天，康熙在给满汉大臣的朱笔谕旨中有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朕观五旗诸王，并无一人念及朕躬，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外面匪类有将诸子肆行议者，朕诸子并不与之较。以此观之，朕之诸子可谓厚重矣。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康熙说的五王，就是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其中就有四阿哥胤禛。这些人〝并无一人念及朕躬〞，康熙对这五个年长皇子〝人情若此〞〝深为愤懑〞、伤心透了。康熙于分封当日不仅亲笔写下并当即就公开了以上谕旨，怎么还会选择四阿哥雍亲王作继位人？《正本清源说雍正》第117页上引《圣祖实录》原段史料中尚有〝朕诸子坐次何故令在伊等之下？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今日乃立皇太子复立吉日，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然，依杨启樵先生结论，康熙此谕中的五王，不是指五位皇子阿哥，而是指：〝康亲王椿泰，顺承郡王布穆巴，平郡王纳尔苏，庄亲王博果锋，显亲王衍璜，裕亲王保泰，信郡王德昭，安郡王玛尔浑，简亲王雅尔江阿〞。杨文认定，〝金先生却误认为诸子就是五旗诸王〞。第84页究竟是金先生错了，还是杨启樵先生指责错了呢？好在双方列举的史料井无出入有异，白纸黑字，是可以理论、辨证清楚的。康熙以上谕旨中确有3种人, 即1 朕之诸子；2 并不念及朕躬之五旗诸王；3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康熙因〝深为愤懑〞于分封五位皇子当日书写朱谕，主要是针对谁的呢？依杨启樵先生结论，主要是针对康亲王椿泰等9王及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 决非是指当日分封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杨启樵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大有问题的。其一，引起康熙书写这份谕旨的外因，确是康亲王椿泰等9王〝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及肆行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引发康熙〝深为愤懑〞而书写朱谕的主要内因，是诸皇子尤其是五位封王的阿哥听到〝朕躬为有何关系后〞，〝并不与之较〞，即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其二，这条谕旨虽然很短，文字己不多，却6次指明是针对〝朕诸子〞或〝诸阿哥〞。原始史料中早已十分明确指出〝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白纸黑字，分明是针对诸阿哥，且由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康熙在〝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同时，还又提到，〝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可见，这个朱谕的重点，从头至尾就是针对诸位皇子、尤其是年长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康熙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正是这个意思和当日之情状。即使谕内五旗之王牵涉到杨启樵先生所说的康亲王椿泰等9人，康熙当日书写这条朱谕乃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则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错在何处？离谱在何处？同一天,紧接着上道谕旨后，康熙又谕宗人府：〝……今见承袭诸王、贝勒、贝子，又招致种种匪类于朕诸子间肆行谗谮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穷究，即此辈之幸矣。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允祉、允禛、允褀俱著封为亲王，允祐、允硪俱著封为郡王，允禟、允裪、允禵俱著封为贝子。尔衙门即传谕旨，察例具奏。〞《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这就再次证明：复立皇太子当日，康熙帝二次谕宗人府，都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即使外间存在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这9人都不是康熙子女。康熙指责〝朕诸子〞〝诸阿哥〞听之任之、〝并不与之较〞，这才是康熙〝深为愤懑〞的主要原因，也是〝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主要原因。康熙谕中恨曰道〝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虽也包括了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更主要则是针对〝朕诸子〞〝诸阿哥〞。此谕并不是向康亲王椿泰等9人宣读，而是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内容与事实早己清清楚楚、确凿无疑。然，白纸黑字、记载确凿之事，杨启樵先生却非要不肯面对，反而判定是〝金先生错得离谱〞。如此脱离史实、主观武断，却又气势汹汹强加于人，是否杨启樵先生心中的莫名之火气大大远远超过了学术研究之需要？正是康熙四十八年的以上情况，引发了康熙重新立储欲立幼的思想与计划。作者在拙著中又列举：〝二废太子后，康熙又在五十二年1713就左都御史赵申乔奏立太子一事向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郑重提出：〝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圣祖实录》卷253；《正本》第117页据此，作者得出：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吐露出重新立太子将〝立幼〞，正是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观察的结果，是对汉唐以来立储经验与对现实形势判断顺理成章之结果，也是将四阿哥胤禛排除在〝立幼〞之外的必然结果。据孟森、王钟翰、戴逸、白新良、许曾重、梁希哲、杨珍、金承艺、高阳等诸先生及多位海外学者如美国恒慕义先生的研究意见，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间，康熙已属意十四阿哥胤祯，令其建功，树其威信，清代秘密立储实肇于始，余深为钦服并采用。之所以自称其为新史料，是因为这段史料罕见有人采用，希望引起方家注意，如此而己。杨启樵先生对新史料三字很不满，很不高兴，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杨启樵先生竟指责〝金先生错得离谱〞第83页并断言：〝金先生并非笔误〞，〝美其名为新史料的新发现，至今已历数载，无人指摘讹纠，相反地还受到个别学者激赏〞第84页 2.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据台中研院史语所李学智先生赐教，康熙临终前确有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我之所以强调满文遗言中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是面对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损缺、断档、不完整、不连贯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同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中，在应该可见之继位人名字处都损缺、断档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惊人的一致，我坚持认为这不是巧合。康熙临终前的满文遗言记录副本中明确是〝交付内阁〞，没有令隆科多传旨，更未令隆科多撰写遗诏。隆科多本人也早已否认了令其托孤一说。故，无论皇四子后来令隆科多撰写遗诏，还是令张廷玉撰写遗诏,都是违背康熙〝交付内阁〞的原意，也是违背清代传位诏书撰写的制度规定和程序的。所谓不合法，法理依据于此。台中研院史语所陈熙远先生曾来信赐教，“传位诏书可以事后追补”。我已坦诚相告：康熙遗诏真伪之焦点，并不在于系康熙生前还是身后，而在于目前所见到之汉文康熙遗诏是否真实、完整记载并表达了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杨文始终不在汉文康熙遗诏系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上举证，始终只强调传位诏书可以在传位皇帝死后补作，不仅是避重就轻，而且完全是在转移争论之焦点。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及满文遗言记录副本都残缺不全，在要谁继位处都断档、缺损不见，唯康熙死后七天四阿哥雍正及张廷玉一手公布的汉文康熙遗诏才可见要皇四子继位，这个事实，能证实皇四子清白、无辜吗？〝康熙行事一向缜密，必会临终前留下亲笔手诏，哪怕是寥寥几个字〞《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第53页现在杨先生提出〝最多于纸片上用朱笔写下皇储姓名〞198页并无什么新意。 “十四阿哥胤祯终于以“痛哭回意”收场。这也是胤祯顾全国家大局、不搞分裂的可贵之处”同上202页现在杨先生提出〝拙见以为允禵不满不服雍正继位，却无兵变意图”150页，也并无什么新意。 3.关于康熙死因康熙之死与四阿哥雍正及人参汤扯上关系，并非创自于街头巷尾之民间故事，实来自于雍正本人钦定并大力宣传的《大义觉迷录》。人参若与症不合，无益反而有害乃至与死字挂钩，言出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康熙给大学士李光地奏折的朱批：〝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康熙御批》上，200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119页。至于精神刺激对年老病人之危害，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以康熙帝本人而言，精神刺激致其患病也有十分具体而又明确之记述。例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康熙谕曰：〝朕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惟于兹事废太子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气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朕观大小诸臣，无不实心爱戴朕躬。而伊等结为朋党，故欲使朕气忿，情理可恨，无如此者。〞《圣祖实录》236卷，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大学士马齐〝御前拂袖而出〞、八阿哥把将毙之鹰献于皇父康熙帝，都是〝故欲使朕气忿〞之举。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四阿哥如何〝故欲使朕气忿〞，余不必胡思乱想无据妄论。现将2件事实列出：其一，据官书记戴，当日凌晨1-3时康熙谕令身在南郊天坛的皇四子〝速至〞。皇四子竟拖延至少8个小时，中午11时左右才抵达畅春园。其二，四阿哥入畅春园后，康熙告之病势日臻，只字不提要其继位之事，甚为怪异一。自中午11时左右皇四子进见康熙，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后，直至晚上7-9时康熙去世，在近10个小时里，皇四子5次进见，只是〝含泪劝慰〞雍正自述，见《大义觉迷录》却始终不见召太医，此为怪异二。四阿哥在遭到谋父攻击后，始终不见太医如何救治，更不见四阿哥如何组织太医救治，此为怪异三。二百多年来，海峡两岸故宫遍寻当日康熙病情脉案与太医救治记载，居然无片纸只字，此为怪异四。以上种种事实，可为康熙帝正常病故、雍正清白无辜之依据乎？即使只字不提人参汤三字，能洗刷、否定雍正在康熙之死事件上之嫌疑乎？康熙五十九年，西元1720年12月以后、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13日之前，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伯爵把意大利米兰传教士、内科大夫沃尔塔介绍给身在畅春园的康熙帝。〝康熙帝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后，便同意让他诊脉。沃尔塔大夫马上执行旨意。为了做出关于皇帝陛下健康状况的正确诊断，还要求当天晚上和次日晨再次诊脉。康熙帝当晚上床时和起床前又被复诊了两次脉，内科大夫断言，皇帝的健康状况极好〞。刘晓明编译：《清官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父回忆录》，《紫禁城》，1990年第4期，第13页两位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帝身边第一现场慎重的诊脉结果，应当是可信依据。这与作者列举康熙帝晚年给皇十四子大量满文朱批中亲口相告亲手写下的健康状况，也是完全吻合一致的。杨引康熙六十年五月康熙帝谕户部〝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句，均是老弱之相，这与同年外国传教士兼内科医生诊断的康熙无器官大病并不矛盾。结合康熙生命的最后七天始终不见太医活动而突然蹊跷死亡，不能不促人深究。杨文引述的“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云云，均是老弱之状，亚健康之状，并非器官性致命重症。康熙帝晚年大量朱批中的自述及多名外国传教士的亲自诊断记载，应该远比《实录》官书更为可信且精确。 4.关于雍正死因杨先生在《驳难》中一再或明或暗强调，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氏〝三十年前撰写雍正暴亡之谜，推定死于服饵丹药。〞〝作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篇幅最多，应推小可杨某。〞112-113页大有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某建树之意。并写道，〝他对报社记者指北京科技报记者高谈阔论，说雍正好色，雍正横死，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杨用洗桐的话在书中道：”金恒源还不是照搬人家杨启樵先生的，不过就是把丹药换成春药而见已。〞113页以上云云己超出了学术研讨之范围，而且含沙射影，不得不揭示于下。首先，金〝对报社记者高谈阔论〞云云纯系胡说，根本没有此事。杨先生望文生义，以为如此，并未核对事实就大发议论，根由在于〝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其实，金某提到与否又有何关系？提到杨某未必就为杨某增光，未提到杨某也未必就会将为杨某减彩，杨先先有何必要如此在乎计较金某提到于否？退一步说，即使有记者釆访，当然是要听被釆访人〝高谈阔论〞，杨先生又凭何火气大发？杨先生研究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始于八十年代。在此之前，金梁、肃一山早在三十年代就己提出；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恒慕义先生又提出；八十年代杨乃济先生专题研究过，九十年代李国荣先生也专题研究过，都有过精深阐述，可见关注研究者从未中断。杨先生自认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言过其实也。杨先生关于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强调的核心是服丹药中毒说。例如，〝我个人以为他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敞版社，2003年，第280页〝断定他是服饵丹药中毒〞同上书自序，第2页然，雍正对丹药中毒或大臣对丹药有毒之担心疑虑，早就用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释疑之。雍正告之曰：此丹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攻。”《朱批谕旨》，雍正十年十月初十日田文镜奏折朱批；转引自李国荣、张书才著《实说雍正》，第112页雍正要田文镜“放胆服之，莫怀疑，此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同上雍正亲笔写下的“有益无损、知之最确” 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与服丹中毒说出入甚大。窃以为，雍正之死有四方面原因, 非止服饵丹药中毒一个原因：其一，雍正执政前七年十分勤政，长期体力透支，对其健康有很大影响；其二，雍正长期服用丹药，体内中毒积累甚深；其三，雍正服用丹药，希冀长生不老。长生系求延寿，不老系指性功能旺盛。李光地年已七十，雍正赐丹望其多子即是。望其多子之语对岳钟琪、张延玉、鄂尔泰等臣都说过。雍正七年后后宫女人大量剧增，总数达30人之多，吾评论其乱服春药说由此而来，并非简单搬用杨氏中毒论；其四，雍正晚年经常失眠、心神不宁，与他晚年内疚心结有关，此心病也严重损害其健康。四种不利因素同时存在，体内中毒积累与乱服春药则加速其暴亡。见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杨先生完全可以对本人研究雍正死因的以上心得与陋解视而不见，然，含沙射影说金某完全在引用照搬杨氏的雍正服丹中毒说，岂非脱离事实、无稽之谈！ 5.杨文的其他若干不实之处 1杨先生书中说，他同我〝有一面之缘，2002年大连清史会议〞第76页此言完全不实。2005年8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80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研讨会，吾有幸与杨先生一个组。而且，杨先生第一个发言，就指名要〝上海来的金先生〞回答问题。我再三推辞不掉，只好恭敬从命。杨先生认为，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合法与否无关，故，说康熙遗诏是真者甚为可笑。如今又冒出康熙遗诏是伪造论者，则更为可笑。金先生的意思究竟是说雍正是篡改了康熙遗诏，还是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杨先生认为，这是两回事。今天金先生就在这里，要向金先生请教。本人平和回答：认为康熙遗诏是真实者，乃学术研究之需要；认为康熙遗诏是伪造者，也是学术研究之需要，这并没有什么可笑。有人一会儿说康熙有遗诏，则召之即来；一会儿又说康熙无留下遗诏，则挥之即去；一会儿说遗诏真，是证据；一会儿又说康熙不会留下一鳞半爪任何证据，自相矛盾，这才真的可笑。认为自己说的全是对的可以一錘定音拍扳定案，容不得、见不得别人再研究，也是很可笑的。在我看来，如果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势必还要再伪造康熙遗诏；如果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就说明雍正己经篡改了康熙遗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完全割裂。据我研究，天坛祭天与传位继位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暗示作用。如果康熙要用祭天暗示选四阿哥继位，皇四子和所有其他皇子、大臣却都毫无察觉，康熙不会作这种无用的暗示。据我研究，康熙朝及以前，传位诏书并没有一定要书为〝皇x子〞的制度规定。提出书写制度规定者，至今也未公布制度出典和规定的具体规则来。顺治帝传位诏书原件犹在，并未写皇三子玄烨，而是〝朕子玄烨〞。最后，本人还表示，在座者有许多都是名家，无论在年龄上还是研究资历上，自己都是后辈，自己要向前辈学习。记得那次会议上杨先生还带了袖珍录音机。吾也有多枚会议照片保存。在避暑山庄内最高峰四面云山亭，笔者指着四面云山亭匾告诉杨先生，康熙末年康熙帝在此亭作诗《西望》，并一再多次询问身边人：西部可有奏章呈达？会后，杨曾对我埋怨：〝金先生今天的会上发言，很不客气，我提出来讨论，目的是想把问题越辩越明。〞我告之曰：〝其实不用解释，我的目的也是想越辩越明。〞杨先生何以对02年初会细节尚存入记忆，对05年当面热烈之研讨内容则健忘贻尽、只字不提耶？当时现场与会者不少于20-30人，又岂能因杨先生有意只字不提就可抹杀、否认以上之事实耶？ 2〝说他隆科多以武力威胁诸人，实无其事。〞108页试问：康熙去世当晚，传教士马国贤在畅春园亲见大批铁骑奔跑四出，气氛恐怖，是不是武力？当晚将去世后康熙伪装成康熙回宫并由隆科多带兵举刀〝护送〞，是不是武力？第二天晚上诸阿哥、众大臣分别接通知后分别入乾清宫后，随即〝九门关闭一周〞，乾清宫大门更当禁闭，是不是借助隆科多武力威胁与举措？若没有隆科多武力相助，四阿哥何能成其这多事？ 3所谓金先生对雍正何以会留下阴谋罪证留在我们手里只字不答，更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写道：〝雍正如果是篡位的，他干嘛要把这个证据留在我们手里？〞198页〝我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199页杨先生此言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此问是指2006年笔者与纪连海先生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上的一场PK。其文字依据是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说雍正》。其实一，2007年我就分别与纪连海先生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说雍正》一书编辑去电提出了异议，书中许多内容与现场实播有出入，纪连海先生和辞书出版社编辑均已向我作了口头说明并致歉。其实二，早在2005年，笔者就在书中写道：〝或许有人会提问：既然胤禛己对康熙遗诏作了技术处理，何必保存至今？胤禛决不会愚蠢到授人以柄。〞《正本清源说雍正》,80页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初步就此作了解答。 2008年，笔者又在书中提到：〝雍正既要删除它指满文康熙遗诏上继位人名字，为什么还要保留它？难道不怕留下把柄？〞《雍正称帝与其对手》，65页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提出了8条解释理由或意见见同上书65-67页白纸黑字都历历在案，而且两本书中都早于2006年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前就己多次作了回答，杨先生却在看过这两本书后居然仍宣称〝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杨先生究竟是在对读者说慌话假话，还是在说违心之话、负气之话？杨先生说的与事实相符吗？须知，古今中外的一切证据，都是罪犯或嫌疑人自已留下的，都不是他人强加的，这本是社会规律和常识。怀疑、否认当事人不会留下对己不利之证据，明显有悖以上该条社会规律和常识。满文康熙遗诏和满文康熙遗言记录都残缺不全，《大义觉迷录》内种种不实、有悖常理、越描越黑之类不利于雍正之言，都是雍正本人留下的，他人之辩护，怎能否定以上之事实？杨先生《驳难》中的不实之处还有许多，已不必一一全部列举。对杨先生愿意化费时间审读本人拙作并给予诸多指教，虽有许多严重不实之处实在不能盲从之外，本人还是要深表感谢。尤其是杨先生指出学术论著不该夹带文学描写，此言甚为至当。先生此举定会有助于本人今后学术研究之推进,并对杨先生的诸多发问与文笔之犀利，表示敬意。（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雍正称帝与其对手》）

2012-11-30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复兴，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进行。随着学界思想逐渐开放，以及对传统研究模式的不断反思，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从复兴到逐渐成为热门学科的过程。本文仅就此三十年间，社会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发展脉络、研究领域、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做一回顾，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方家见谅。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复兴，与产生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针对为统治者服务的传统旧史学，提出了批判，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提倡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此后，打破帝王将相史，重视“民史”的研究倾向在学界蔚然成风。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四个以“疑古”为基础的观念，强烈撞击了传统史学的治学体系。与此同时，顾颉刚还倡导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为推动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展现出异于旧史学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大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顾颉刚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等地进行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民众历史及非政治史走进了众学者的视野，极具开创性的有学术分量的著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具有鲜活的气息。突破旧史学的局限，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另一支生力军，来自于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1920年，李大钊率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明确反对“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旧史学[1]，倡导“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史学[2]。20世纪30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家前途堪忧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进程，成为此次论战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主旨的论著，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成为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南京文心印刷社，1936年），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史的代表性论著。进入20世纪50、60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史研究整体上趋于停滞，但仍有少量学者依旧关注社会史问题。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随后，又撰写多篇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论文。1979年，侯先生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值得一提的是，以华南傅衣凌为代表的经济史学者，通过探讨“五朵金花”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并推动了该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同时，该学派还培养了一拨年轻学者，在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之后，他们成为经济史、社会史领域中的重要生力军。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界也逐渐摆脱“左”的禁锢，开始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关注西方学界、借鉴相关理论方法，成为大陆学人的共识。这一时期，弗莱德曼的宗族、乡村社会研究，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以及年鉴学派的诸多理论及著述，逐渐为大陆学者所了解。这些西方研究，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在突破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僵化观念，延续顾颉刚、李大钊等前人开创的学术脉络，吸纳西方学术理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中国社会史开始了复兴之路。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3]。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单位及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室或研究点，调拨优秀科研人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同时，还定期举行全国性的社会史研讨会，并在1992年的沈阳社会史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学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对规范、促进社会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史复兴之初，到底什么是“社会史”？其定义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地争论。在1986年的首届社会史学会上，学者们即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以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4]。但一部分学者却主张社会史就是“历史”，现在大家所理解的社会史实际上是指社会生活史[5]。这些观点，日后逐渐形成“专史说”与“通史说”两种理论，其中“专史说”影响较大。乔治强、冯尔康、王先明等多位先生，曾先后撰文阐发“专史说”论点，指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等等，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6]。而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支持“通史说”的学者则主张，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7] “专史说”与“通史说”虽各有不同，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等内容却有着共同的关注，这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下层，投向民众。从较为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到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学者们尝试着从各个层面，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这一时期的众多成果，以其学术视野的拓展性及研究指向的广阔性，着实为史学研究增添了异彩，将史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更为宽阔的领域。然而，当社会史取得可喜成绩，跃身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一时，一部分学者却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早在90年代初，彭卫就曾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早年所面临的那种“缺乏创造性”的状况，“尽管社会史研究的各种著述不断增加，但它们所负载或提供的新意见却没有相应的增添，就是说，社会史研究表面上的方兴未艾，并不能掩盖它实质上的困境，表面上的‘热’正在‘冷’中摇曳。”[8]而“冷”的症结，归根结底则源于面对困境却不知如何突破。其后，赵世瑜也谈到“‘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但也由此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9]。实际上，“鸡毛蒜皮”研究选题并不是产生研究困境的根本原因，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正是从面包、饮食习惯、住房样式、闲暇时间的利用等等日常生活琐事入手，考察重大的历史问题，写出了《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作。近期的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孔飞力《叫魂》、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等等作品，也都是从微观的下层民众生活入手，最终着眼于宏观的政治、社会、国家。如何克服琐碎的叙事，成为中国社会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90年代初，有学者在“专史说”、“通史说”之外，提出了“范式说”，认为社会史并不是一个史学部类，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治学理念，简言之，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将“范式说”理论阐述地最为全面，且影响最大的，当属赵世瑜先生。赵先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10]，“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其次，社会史作为一种整体研究，是作为新史学范式的具体表现。它既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11] 同样持“范式说”观点的定宜庄先生，则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出发，指出：“早些年，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社会史）看作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或者直接将其等同于‘社会生活史’乃至‘下层社会生活史’，由此而产生诸多误解。譬如，以为社会生活就是对衣食住行的琐碎描述，……；以为所谓的‘下层社会’，就是流氓、乞丐、小偷、强盗和妓女等‘下九流’的代名词，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是将粗鄙庸俗的趣味带进本来很高雅的史学研究之中，等等。这些误解，曾使很多学者，尤其是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功底甚深的学者对社会史退避三舍甚至心生反感，也因此而对社会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2]因此，仅仅将社会史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史的发展，只有当其以研究范式的面貌出现时，才能真正充分展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基于“范式说”，学者们进一步提出，社会史研究者应调整立场，将“眼光向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这意味着社会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种种重大事件和制度，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3]民众生活离不开社会群体，他所有的基本日常活动、行为、生活习惯、风俗都来自于社会，也必然对社会有所反映。“自下而上”的视角，正是要将“底层个体”与“国家”、“社会”结合在一起，强调置于“国家”、“社会”、“群体”中的“底层个体”研究。然而，这种视角又绝不等同于传统史学以“国家”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是“底层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对“底层个体”的影响，以及“底层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王朝的兴起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4]历史是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环境造就的产物，它就像拥有无数棱面的水晶体，每个棱面在构成整体的同时，都会折射出自我个性的独特光芒。 “范式说”的出现虽稍晚于“专史说”及“通史说”，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史学界原有的思维模式，拓宽了学者的眼界，深化了学者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自此而后，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及论著，对整个社会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理论问题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焦点性问题。除了“范式说”依然具有强烈影响外，社会史学界还涌现出了一些新观点。近年来，以杨念群教授为代表的“新社会史”[15]，提出建构中国本土的“中层理论”[16]，倡导政治史的“复兴”。杨念群声称，虽然尚无明确而清晰地解释“新社会史”概念的内涵，也无法清晰地划定它与以往社会史相区别的严格界限，但有两点是很明确的：其一，历史学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新型社会史不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要求，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因此，“划定范围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这些界限的划定不一定具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却一定代表着不与以往框架重复的实际操作含义，否则大量史料的发现与阐释有可能不过是为解读旧有框架服务的工具而已。”其二，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为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17]。由此“新社会史”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前景，力图建构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解释框架、概念体系。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倡导者——孙江则直接提出新社会史将放弃构建整体史的观点，主张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并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18]。社会史复兴三十年来，关于社会史理论的各种争论从来未间断。学术争鸣，对于人们认清社会史，不断反思社会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推动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探索社会史未来的学术目标与学术追求，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三十年来，社会史的蓬勃发展与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紧密相关。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理论探讨仍显不够，尤其缺乏层层深入，或在理论指导下就具体课题所作的某种示范性研究，很多工作仍有待众学者继续探索。二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长时段、整体观，以及反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历史研究等理论，无疑强烈地撞击了国际史学界，为史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天地，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些学说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的复兴、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持何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自社会史复兴初始起，都一致认同社会史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王朝史和政治史，它并不仅仅重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因素，不是为统治者总结历朝统治得失以便借鉴的“镜子”，也不是用来“教化”子民的工具，它更加强调在长时段中对整体社会的变迁进行地全方位考察，关注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生活，关注历史发展中的草根阶层，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往从上而下的模式，独辟蹊径地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待历史。这一颠覆性的改变，使得大量过去从未进入史学家视野的领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生活史是最早开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之一，也是社会史复兴之初，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众学者撰写了很多该方面的论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该课题得到198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1987年6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召开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此套丛书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均以资料系统、内容翔实见称。此外，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志远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的社会生活》（文物出版社1983年）、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瑞熙《宋代社会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也从各个方面考察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还有一部分学者，如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5辑1999年）、吴丽娱《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则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社会风气、习俗、文化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了有益的分析。另外，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2004--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曾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社会主导群体为主”为题，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本课题主持人商传先生，参与学者有社会史研究室定宜庄、胡宝国、孟彦弘、陈爽等先生，他们指出社会主导群体的演变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也是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同时，学者们还澄清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作为读书人代表的士与士大夫是社会主导群体的误解（这里所说的士与士大夫指科举产生后出现的读书人并取得社会身份的群体）。实际上，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士或士大夫，并成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期，只有晚唐、宋、明三个朝代。该课题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向地缘社会的过程中，就整体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宗族史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跳出以往对家族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先验性框架，从宗族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对宗族、家族进行了较之先前更为深入、客观地探讨。1992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宗族史论著。此后，冯尔康、常建华又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二书均从先秦乃至原始社会末期一直谈到宋明以后、或延续到近现代，从时间跨度来看，称得上是宗族通史。断代史方面，厦门大学学者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从家族活动、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族谱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郑振满的一系列研究，则从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出发，探讨地方乡族的自治化与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相互关系，他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等问题。其他学者，如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采用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将区域与个案相结合，以宗族系谱结构及其功能为重心，进而就宗族形态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互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北朝世家大族的家族背景、宗族形态、政治取向、文化风貌等问题，进而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通过考察商周祭祀类型、仪式、过程，探讨了该时期对祖先的观念，以及仪式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与宗法制度。再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该书增订本于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以及2005年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丛书：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邢铁《宋代家庭研究》、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等，均从不同层面、就对不同朝代，对宗族史进行了讨论。婚姻、家庭历来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成果众多，成绩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一书，成为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重印，内容涉及婚姻仪礼以及各种婚姻形态，包含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书约54万字，称得上是洋洋巨著。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等都是断代史方面的力作。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是该领域的一部上乘之作。传统婚姻史研究，大多着眼于制度层面，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关注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婚姻行为差别的研究，体现了不同人群，由于地位、身份、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行为。该书以资料雄厚和数量统计为研究特色，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婚外性关系等问题，是一部富有创见的高质量学术专著。其后，郭松义先生又与定宜庄先生合作《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文献，有关下层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少量史料，也凌乱难稽；方志、笔记与其他私家著述，对这类题目多做空泛之谈，从中很难把握实质。婚书却是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所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都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郭、定二位先生开创性的将婚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婚书出发探讨了婚姻家庭史方面的诸多问题。社会群体一直是社会史学者探求的重要内容，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群，有以身份界定的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胥吏、幕僚、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以性别界定的妇女史；以年龄界定的老年人、儿童历史。其中，妇女史的研究显得尤为突出。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指向从以往的被压迫史、解放史，扩展到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等领域，成果令人瞩目。杜芳琴继《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8年）之后，又与王政主编了《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录赵宇共《史前时期的社会性别：多学科的历史考察》、高世瑜《中古性别制度与妇女》、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宋代妇女》、定宜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等论文。2002年5月，李伯重、高世瑜、定宜庄、高翔、郭松义、徐建新、彭兆荣、王和、刘小萌、赵世瑜、王子今、徐思彦等学者在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召开了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主题的会议，从各个不同层面探讨了中国妇女史、性别史问题。主持人李小江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收录多篇重要论文，结集出版《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3年，李小江又主编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包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历程》四各部类，编者意在通过口述访谈，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性的历史，考量历史的足迹。在断代史方面，邓小南主编的论文集《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从不同层面对唐宋妇女加以考探，展现出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将妇女点点滴滴的生活与清代国家政治制度相挂钩，从微观层面探析了宏观的民族、政治与国家；定先生的另一本作品：《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则尝试着运用口述的方式，通过呈现十六位妇女眼中的世界，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人口史研究几乎与社会史复兴同时起步，上世纪60年代马寅初《人口论》遭到评判，人口史研究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现实人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口史也逐渐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是较早注意人口问题的大陆学者之一，自80年代初起，郭先生陆续发表了《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等文章，运用家谱、方志等史料，借鉴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清代人口统计、人口增长、流迁、男女寿命、人口与婚姻状态、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讨，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郭松义又与定宜庄、李中清等学者合作编辑并撰写了多部论文集及专著，该部分内容将于下文介绍，此处不赘。此外，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等研究，也是人口史领域内的重要作品。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的深化与扩展，一些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如与底层农村群体紧密结合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史；涉及民众文化、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及社会群体、早期城市化等问题的城市史；从人类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的认知，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以及由意念、心态出发，演绎出心态史等等。这些散发着新鲜气息的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指向。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是进入底层民众生活世界，考察其观念形态的重要窗口，它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紧密相系的特性，以及借鉴其他学科田野调查方式的可能性（主要指晚近时期），使得该领域近年来日益得到社会史学者的重视。候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通过造像记的剖析，考察了北方民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心态以及佛教对北方社会的影响，是研究民众思想的上乘之作。2005年，候旭东又出版《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一书，通过论述北朝村落生活、乡村制度中的诸多问题，解析了该时期的民众意识、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以及朝廷眼中的民众，本书是该作者的又一力作。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和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全书内容恰如书名“狂欢与日常”，揭示了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即他每年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赵世瑜是首先提出“范式说”的学者之一，此书可看作是赵先生对于该理论的具体实践。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通过考察了庙会的组织、活动内容、人们的观念与娱乐、社会功能等问题，指出庙会活动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同时，作者还提出庙会允许女性参与，是小传统，庙会中的妇女，绝不是那样刻板的，大传统话语下的女性没有真实反映女子的全面生活状态。中国城市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80年代后，城市史研究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作品。如通史性：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断代史：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本江户时代的城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赵世瑜《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将研究视野从关注城市空间的物理形成与发展，扩展到关注城市的空间结构对历史行为的影响。2002年——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合作中日城市史研究课题，尝试运用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的历史、空间构造以及各种文化设施等问题，探索在前近代以来的传统基础上孕育了怎样的城市、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2004年3月，由大阪市立大学中村圭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辛德勇共同主编的《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一书，作为两个合作机构的共同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大阪市立大学井上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振红又共同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该书主要就中国各个时期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探讨。除了与日本同仁的合作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2007年12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的“多重视角下的北京城市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定宜庄，近代史所刘小萌等三位先生做了学术演讲。三位报告人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北京城史中的诸多问题。[19]其中，郭松义先生《18—19世纪的北京外来人口——我国早期城市化的探索》，通过考察城市下层流动人群的生存状况、政治待遇等内容，探讨该群体对北京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力，以及社会变迁对下层流动群体的影响。刘小萌先生《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则强调了旗人在北京城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定宜庄先生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为题，讲述了自己十年来采访近百名老北京人的经历与感受。通过丰富而生动的个体记忆，定先生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沉浮于历史兴衰中的各个群体的“生命史”，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构成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北京史。当代史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轫者当属台湾中研院留法博士梁其姿教授，梁教授于1987年首先发表了《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20]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1]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论文。大陆史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相对较晚。1996年，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灾苏浙皖的大疫灾。同年，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就频发病重、分布地域及其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2]此后，医疗史开始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李玉尚曾专门针对病疫之一的鼠疫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就鼠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应等等社会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3]南开大学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郭松义先生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撰写了《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关注了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探讨社会变迁，体现了“新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心态史研究（亦称为心理史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有学者发出过应该重视心态史研究的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彭卫先生即是其中之一。1986年，彭卫撰文《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介绍西方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状况，尤其对奥地利、法国、美国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基地进行了评述，还就如何发展中国心态史学做出展望。1989年，彭先生又于《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从史学本质角度的思索》（《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一文中，阐述了心态史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1992，彭卫撰写《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成为大陆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心理史学理论架构的作品。其后，彭卫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等书，均是运用心态史进行研究的佳作。此外，罗凤礼先生也是较早论述心态史学的学者。1989年，罗先生撰写了《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论著，对欧美心理史学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先生撰写《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陈旭麓先生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4]。稍后，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一书，得到学家的较高评价：“作者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所叙所论恣肆新颖，其思绪足以表明作者之识见，而又无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心理学术语之嫌”[25]。当前，心态史研究，较之其他社会史各领域，仍相对冷门，但从其对历史关注角度的深度、研究前景的广阔以及其对史学所能产生的意义而言，心态史必将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涉及到每一个领域、每一篇作品。但从以上列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社会史在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异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极大地扩展了学者的探索空间，在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关照下，中国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三社会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远远超出了传统史学的治学范围，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史学的经、史、子、集以及档案等史料，早已不能满足治史者的需要，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房、日用杂书，甚至突破书面文字的局限，发展到口述、图片、影像、实物、声音等等资料。随着史料的多元化，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概念，在日益革新的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何寻找史料，如何解读、运用史料，如何将这些新史料以理论的形式支撑起来等问题，便摆在史学家的面前。一方面，要求学者改变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史料；另一方面，突破传统史学，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的诸多方法、概念、理论，也就非常自然的成为社会史研究者的选择。社会史复兴之初，由于社会学与社会史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社会学成为社会史最为亲近、借鉴最多的学科。社会史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成为社会史学者的共识。社会学与社会史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对社会史复兴的强烈影响，也被学者们一再强调。陆震指出，“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进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26]王先明也认为：“社会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日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是建立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在探讨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同时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概念、范畴、一般理论。我们应该力求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部寻找我们研究的突破点”[27]常宗虎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现象，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认为：“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根本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28]换言之，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毋庸讳言，社会史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针对这种现象，某些学者指出不应该过于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也不应该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史在观念和概念以至方法上受惠的学科绝不仅仅是社会学，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29] 实践证明，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也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史的发展。事实上，自社会史复兴至今，社会史除了受惠于社会学外，其他诸如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社会学科，甚至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理工学科，都对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由来已久，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30]。自上世纪70年代起，年鉴学派及欧美一些史学家就开始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大陆社会史复兴之后，民众生活与社会、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而乡村社会则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这些研究取向，与人类学的传统选题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人类学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也就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改革开放后，较早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在历史研究中的是华南地区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学者。这部分学者有着傅衣凌先生留传下来的坚实的经济史基础，利于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地区研究区域社会史，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开始关注人类学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国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庭、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经过20多年的扎实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进行的研究，也成为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此外，华南学者还特别注意理论学习，他们通过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举办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等，加强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并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在多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与理论探讨中，华南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31]。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也在不同地区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定宜庄先生，近十来年中，在北京、福建、辽宁、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或独立撰写，或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等先生合作了多本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也分别就不同区域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于199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了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这些工作对社会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入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社会史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细化，整个区域史开始显露出零散、碎化的状况[32]，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反思。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另外，杨先生还提倡打破“村落研究取向”，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33]这一批评，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赵世瑜表示赞同郑振满的说法，认为区域社会史学家到乡下去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固然有为了找新的材料方面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传世文献、传统的史料，这才是第一位的，寻找新材料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一个手段”[34]。行龙也指出历史学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寻找材料，它可以辅助学者更好的理解文献，还能激发调查者的灵感，使调查者萌生新的问题意识；而寻找材料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1、扩充史料，对正史做一个“由下自上”的补充；2、纯粹搜集史料，当前，很多研究问题都是史书记载缺失或非常有限，只能通过田野调查完成[35]。常建华则指出区域史研究从其产生开始，就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它的终极追求是探索‘中国社会变迁’，很多学者已为此做出了很多工作。[36] 定宜庄先生对当前的区域史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的状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社会史学者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这是近十多年社会史学界最为时髦也最为人推崇的做法，看起来成果累累，事实上问题甚多。“从人类学家一面来看，这些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没有能力与活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家一面来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捡到篮中都是菜’，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在史学上究竟具有多大价值也令人怀疑。”[37]在这里，定先生强调了两个问题，1、田野调查应加强与活着的人接触，不能仅仅成为书斋的延续；2、区域史研究应强调田野与文献的比堪。在我理解，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如果田野仅仅是书斋的延续，学者即便将田野与文献做对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是将两种不同的材料进行对比，并没有突破书斋的范围；只有当田野跳出书斋，不再仅仅承担搜集史料的工作，而能够有其自身独立价值的时候，二者的比堪才具有意义。定先生的这一看法，来源于她本人在研究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如上文所述，定先生长期从事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研究特色在她与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先生合作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自1998年至2004年间，定宜庄与郭松义二位先生曾几度前往辽宁省的盖州、海城、营口、法库、开原、铁岭、新宾、怀仁和本溪等市、县的近百个村庄，访问了百余名老人。他们的田野工作，除了搜集到丰富家谱、碑刻等文献外，还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调查方法。在该书的绪论中，定先生谈到他们田野工作的要点：1、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活人的回忆去追溯过去的历史；2、这种追溯，是在掌握的户口册与文献基础之上进行的，将其称为“核对”更确切些；3、即使是做口述史，其实也是在从当地人口中寻找对散佚文献的记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的历史。[38]由此可见，他们田野工作的特点在于：1、在寻找文献的同时，还着重考察活着的人如何记忆历史；2、通过对比历史文献与人群记忆的异同，考察这一群体的形成、历史上的存在状态、族群记忆、族群意识及自我认同。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田野不再仅仅是文献的附庸，而具有了与文献平等的独立价值，拓展了田野调查的内容、深化了田野调查的意义。对于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零散、碎化现象，我们无须讳言。学界广泛、积极、严肃的争论，往往能刺激下一个发展契机的萌发。在争鸣中，我们期待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下一个春天。在历史人类学的蓬勃发展同时，社会史还广泛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诸多研究领域，如与人口学、计量学相结合的人口史；与医疗、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医疗史、环境史、生态史；与人口、生态、心态等多学科结合的城市史；还有与社会学、心理学相结合的心态史等等。学者们在这些研究领域内的勤奋耕耘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优秀成果，对社会史，甚至历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人口史兴起之初，研究者就比较重视跨学科研究模式的运用。1993年，郭松义先生与美国学者李中清组织召开了“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因此与会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疾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学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清代皇族人口增减的问题，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1998年，郭松义、李中清、定宜庄三位先生，又组织了“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会议，邀请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婚姻、家庭、人口行为，并结集出版《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上文提到的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则是几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对多学科合作的一次实践。除此而外，还有诸多人口史论著也都体现出学者们长期以来探索跨学科研究模式的不断努力。医疗社会史的发展，离不开医学界与史学界的相互合作。2003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医学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医疗社会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跨学科对话。医学界的张大庆、赖文、李永宸等先生也撰写了多部医疗社会史著作[39]。医学的积极参与，对医疗社会史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06年8月11—14日，南开大学召开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史学界和医学界学者，诸位学者发表了对未来医疗社会史发展方向具有指针性意义的演讲。[40]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兴起的Urban History（城市史），与以往History of 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存在很多不同。History of city，是以城市为空间背景而作的所有历史研究的总称；Urban History，则以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就Urban History研究而言，城市不仅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构造本身，也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主体；学者们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新兴城市史的研究视角、研究范畴体现出更浓的社会史色彩，其研究框架已远远超越传统史学范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借鉴、汲取诸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的变迁。心态史研究对心理学的借鉴，自心态史兴起之初，就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如何在史学范畴下进行心态史研究，如何合理吸纳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将心理学的解释内容“应用到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间中去”，“人”成为沟通两个学科的桥梁。彭卫曾说历史学家“终身穿越‘人’这个庞大无垠莽莽林海”，而“心理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之谜，也是把人作为分析的中心环节”。……“心理学与历史学所共同瞩目的主题都是人的活动，这一切为两个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前提”。……“学科的本质（目的、意义）和学科之间的契合程度，构成了历史心理学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本理论条件”[41]。对“人”的共同关心，使得放眼过去的历史学与关注今天的心理学出现了对话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吸纳新理论、新方式，并不代表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摒弃。传统方法与新理念并不冲突，就某种程度而言，反倒有相当的切合之处。中央民族大学姚念慈先生撰写的长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清史论丛》2008年号），完全运用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通过对康熙及魏象枢等汉族大臣言语行为细致入微的考察，剖析了康熙帝对待汉民族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正如作者所言：“本文拟用最习见的史料，通过一个具体事件的考辨，证明三藩之乱亦为玄烨带来极为消极的思想。玄烨心理上所形成的巨大阴影，终其一生都不曾消除”[42]。该文堪称实证史学中探讨心态问题的典范之作。综上所述，由于借鉴多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随着跨学科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学术背景的团队协作，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更加开放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对话，合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今后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近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仅以学科发展脉络为叙述主线，无法对每一个领域加以一一评述。很多重要的学者及著作，都未能涉及，实在是内容宏大，难以尽述，也由此可见社会史发展的迅速程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多学者为社会史学科建设，付出了艰辛地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为数众多的杰出社会史学家，以及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固然体现了社会史的成就，但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此。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传统史学的思维模式，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许这才是社会史发展三十年来最具有意义的贡献。传统史学的阅读者是帝王将相，它的职责是让统治者“以史为鉴”。由此，关注焦点很自然地落到了改朝换代、宫廷阴谋和统一征服等等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上。对人物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基于与重大事件的关联，其中心仍然是“事”。在这样的准则下，与“宏大叙事”无关的底层民众，便远离了“史”的修撰。而社会史却打破了这一观念，强调了“人”的独立存在，赵世瑜先生曾指出，“人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人的活动，便只剩下了自然史，社会史研究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43]定宜庄先生也曾发问：“历史学家说，历史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但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就全部都是历史吗？宇宙间有潮涨潮落，有斗转星移，它们如果不与人类发生关系，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到底，这里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那就是‘人’，过去的事，指的是人类的事，是人类在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历史，就是自有人类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可惜的是，人们读史，往往就把这最关键的一词忽视甚至忘记了。”[44] 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向着更为纵深、宽阔的方向发展，“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轴，社会史学者也越来越自觉地关注“人”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一切。最后，我想借用定宜庄先生的一句话来为文章结尾：“我们读史，从读事件、读政治、读制度转而到读人，读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人对所经历的天地万物的心态和感受，这使史学这门在人们眼中最枯燥无味的‘钻故纸堆’的学问变得越来越新鲜有趣、生机盎然，也与现实越来越紧密相关，史学与普通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史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我想正是在这里。”[45] -------------------------------------------------------------------------------- [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00页。 [2]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2页。 [3]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第3版。 [4]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玉波、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陆震等。 [5]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西北大学历史系李晓东、云南大学历史系武建国等。 [6]参见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2月）、《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文章。 [7]参见：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彭卫：《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摘自《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7页。 [9]埃利：《当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趋势》，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页。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7页。 [10]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页。 [11]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13]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8页。 [14]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15]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18]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767页。 [19]三位学者的报告来源于本人课题，均耗时10年上下，已有部分阶段性成果问世。郭先生：《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的“农转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刘小萌：《八旗子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第2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守墓十七代：我们守的是一种精神（佘幼芝夫妇口述）》（《口述历史》第一辑）、《这些历史没有写在书上》（《口述历史》第二辑）等论文。 [20] [台]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第239-253页。 [21] [台]梁其姿：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8. 1（1987），pp134—166。 [22]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3]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4]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9页。 [25]张广智：《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26]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0页。 [27]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28]常宗虎：《也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29]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0] [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1页。 [31]程美宝、蔡志祥的《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2期，2001年1月15日出版。 [32]胡英泽、郝平：《跨区域研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124页。 [3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9—125页。 [34]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8页 [35]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6]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第368——36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7]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还可参见定宜庄：《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广西民族学院院报》2003年第5期，3页。 [38]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0]如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梁其姿教授（“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饭岛涉教授（“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作为历史进程指标的传染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教授（“疾病与自杀：187件清代北京自杀样本的分析”）、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教授（“中药的药害与社会因素的关联”）及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等等。这次会议的多篇论文收录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1]彭卫：《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62—63页。 [42]姚念慈：《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清史论丛》2008年号，1页。 [43]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44]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 [45]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2012-07-19

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新华社上海１月４日电（记者张建松）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01月05日第04 版）

2012-01-06

江南省建省当然是在清初

顷读10月16日“笔会”陈伟功先生短文《古江南省建省时间》，颇感惊诧莫名，一为陈文“纠误”方面之随意性；二为其文“融通”方面之刻板性。陈文云：李国涛先生撰《何处是江南》（刊4月16日“笔会”）一文，例举顾鸣塘先生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一书，说“在清以前，有个‘江南省’，大体包括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合称江南省。到清康熙六年，才分开”。而后又引《辞海》云，在清以前，是没有江南省的，因此要“纠误”。首先要说明的是，古江南省建省时间当然是在清初，这是学术常识问题，拙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一版）也正是这样说的。“导言”第4页：“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改明南直隶置江南省，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第6页：“康熙六年，即1667年，始分设江苏、安徽两省。”因而，陈文以“例举”的形式来批评，又未说明引号中所引之文究为何人之言；最主要的是，既要“纠误”，又未稍化工夫核对原著，就显得过于随意了。其次，本人觉得李国涛《何处是江南》真是篇美文，温雅畅达，道尽了一位生于徐淮平原、长于三晋大地的老先生（这是从侧面对李国涛先生的了解，我与他素无瓜葛）对江南的恋念与喜爱。由于文章体裁的关系，行文中可能会有从学术角度讲不够谨严，会产生歧义的地方，比如“在清以前”四个字。一般来说，此四字指的是“明代和明以前”，但散文有时如同聊天，我们偶尔说起“八十年代以前”如何如何，可能就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几年在内。说者娓娓道来，听者意会可矣，实无特意“提请更正”的必要。“江南”是个热门话题，前不久的暑热季节，在浙江师范大学就召开了“首届江南文化论坛”。“江南”区域的历史变迁与概念又有学者重提一番。这种讨论，自然只能刊于“论文集”而非报纸“副刊”所能容纳了。（资料来源：文汇报 2011年11月13日）

2011-12-20

古江南省建省时间

李国涛先生撰《何处是江南》（刊4月16日“笔会”）一文，例举顾鸣塘先生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一书，说“在清以前，有个‘江南省’，大体包括现在的江苏省和安徽省，合称江南省。到清康熙六年，才分开”。查《辞海》、《辞源》等书“江南”条目，在清以前，根本没有江南省，也没有江苏省和安徽省。清顺治二年（1645年），才改明南直隶置江南省，所辖范围在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清康熙六年（1667年），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发现此误后历经数月，仍未见有纠正之文，笔者遂不揣冒味提请更正。（资料来源：文汇报2011-10-16 ）

2011-12-20

学术批评不能再搞口诛笔伐那一套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于动辄无限上纲、大帽子满天飞、口诛笔伐都不陌生,但毕竟是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拜读了王曾瑜先生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久违了的文革大批判用语――“盗窃……的名义”、“招摇撞骗”“抬轿子”、“吹喇叭”、“趋炎附势”等又闪烁在眼前,虽然时值初秋却已经不寒而栗...... 笔者绝无为难王先生之意,总希望王先生以及学术界同人能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风波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学术批评应该实事求是,言之有据,不能再搞无限上纲那一套. 对于宋史的研究大家王先生来说，笔者是槛外人,自然不敢班门弄斧,也只能在宋史之外说一两句.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对自己的观点展开论证时,要力求准确,尤其是时间、地点、经过这个三要素必须禁得起推敲.而王先生在叙述某主编同张政?R先生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时”,竟用了''多少年前'',究竟是''多少年前''却语焉不详,既然去参加答辩,就要有具体学校,究竟是那所学校又是避而不谈。更何况张先生已经作古，且无旁证，实在是禁不起推敲。王先生的另一独家材料则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既然没有录音，王先生还不厌其烦地谈了“谈话整理”的四点内容，诸如“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中国史学会的仇闻”、“中国图书奖的仇闻”以及“共产党的三大作风”，让人不解的是王先生在大谈自己的四点谈话时却要把林甘泉先生拉来做陪绑，的确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

2005-11-08

戴逸：欢迎批评，但休想封杀《中国通史》

在最近出版的《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认为：“戴逸、龚书铎在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时，只是挂个空头主编，而全书是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南郭先生，将今存的各种通史胡乱传抄而成。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我们欢迎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这种粗暴、上纲上线的批评方式我不同意，何况王曾瑜指出的错误大部分不是错误，说这部书是学术垃圾更是不公平的。《中国通史彩图版》是一部好书，休想封杀。” 王曾瑜所说的《中国通史彩图版》，是由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海燕出版社出版的。王曾瑜认为，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冶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所以戴逸、龚书铎是不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主编的。况且，据他了解，全书的出炉，只是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史学训练的人，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所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他还认为，现在的学术腐败已经越出学术圈，开始危害到广大读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不仅是历史学者不负责任的产物，由于它获得了2000年度的第l 2届“中国图书奖”并把版权卖到了国外，所以它的危害更大。“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王曾瑜说道。在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宋代部分后。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硬伤：华陀为关羽刮骨疗毒是小说家的巧妙，非历史；张飞像中的丈八蛇矛无从考证，是画不出来的；未见曹彬有喜读儒经之记录，不能称儒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绝无此事；恩荫制度并非始于宋真宗；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梁红玉之称系后人杜撰；岳母刺字不见于宋代史籍，不宜收入。戴逸表示：“当时我所以接受中国历史学会给我的任务，愿意担任此书的主编是因为想做一点历史普及工作，使青少年更多了解历史知识。更加热爱祖国，决不是图名图利。参加编写此书的同志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关于王曾瑜指出的七处硬伤，戴逸认为，作为通俗历史读物，考证张飞兵器何样并无必要。说曹彬是儒将并非因其读儒经，而是其品德佳，反对屠城。至于恩荫制度始于何时，可以查一下《历史大辞典》，其中也说恩荫制度始于北宋初，而且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还有书中写了一些民间传说，如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穆桂英和杨宗保破天门阵等等，这些都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写一部历史普及读物，不能完全绕开不提，通俗读物应该和民间传说相衔接。全书或标明是“传说”，“故事”或用黄色框架，将它和真实历史分开。至于梁红玉、岳母刺字全不见于宋代史籍，请王先生再读《宋史》。《中国通史彩图版》副主编、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的龚书铎告诉记者：在他的主持下，《中国通史彩图版》去年底已完成了新一版的文字修订稿，二十多位断代史专家参与了修订，目前正在整理相关图片。如果是空头主编，这么热的天早就在家休息了，何苦跑东跑西组织修订？图书有错。是正常的，并不能作为不能出版或者不能参与评奖的理由。我们要做的就是精益求精，把版本修订得更好，这样才能对得起读者。人无完人，书无完书，书有了错误就被骂成学术垃圾，这逻辑是不通的。海燕出版社副总编辑乔台山告诉记者，不论是哪方面的意见，出版社都是欢迎的，并且希望读者、学者、媒体多多监督。一切有益的建议都将收到新版本中。

2005-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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