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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wei：旧闻新读有感——也谈《中国通史（彩图版）》

旧闻新读有感——也谈《中国通史（彩图版）》 wuwei -------------------------------------------------------------------------------- 我这个人很褊狭，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议论《中国通史（彩图版）》以前，竟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知道这本书以后，想借来看看，又没有借到。所以我对这本书可以说一无所知。王曾瑜先生说该书的主编戴逸先生“窃取史学会的名义”，把史学会当成自己的“店铺”。我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确实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应予清算；但问题会这样简单吗？总是心中一个疑团。昨天读到陈新《正确开展学术批评》一文，文中指出戴逸先生中国史学会会长的任期到1998年秋为止，而《中国通史（彩图版）》出版是在2000年1月，《通史》编写出版时戴逸已不是史学会会长，如何能“窃取史学会的名义”？我觉得有道理。但《通史》是否可能在戴逸仍然在任的1998年秋以前开始策划编写的呢？疑团还没有完全解开。今日偶然读到一则旧闻——中华读书网2002年8月28日刊载的房平《烹调色香味俱佳的文化大餐》一文（原载《中华读书报》），对《通史》编写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我心中的疑团才基本上解开了。原来1999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贺信，其中说：“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在这以后，许多出版社都在策划出版面向青少年的图文并茂的历史普及读物，而以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为主要方向的河南省海燕出版社，动作最快，抓住了先机，大概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国通史（彩图版）》的编写出版，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文中没有讲到出版社与史学会的关系，根据各种迹象，我猜测是海燕出版社找到史学会，陈述了他们的计划，并要求史学会出面，推荐名家担任主编。因为有江泽民最近指示这一背景，史学会领导认为这不但是好事，而且是不容推辞的责任，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推荐戴逸先生和龚书铎先生任主编。以上完全是我的推测，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海燕出版社和史学会策划《通史》时，史学会的会长已不是戴逸，而是金冲及先生了。了解了江泽民1999年指示这一背景，为什么史学会要出面，为什么要请戴逸、龚书铎任主编、为什么要请白寿彝先生任顾问，以至为什么该书取名《中国通史（彩图版）》，都很好理解了。戴逸说：“当时我所以接受中国历史学会给我的任务，愿意担任此书的主编是因为想做一点历史普及工作，使青少年更多了解历史知识。更加热爱祖国，决不是图名图利。”（见许嘉俊《戴逸：欢迎批评，但休想封杀〈中国通史〉》）应是可信的。王曾瑜先生说戴逸先生“窃取史学会的名义”，把史学会当成自己的“店铺”，的确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捕风捉影、用语刻薄的批评，正如陈新文章所指出的，已经“流于人身攻击”、“反有诬陷之嫌了”。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学术批评一定要冷静客观,实事求是。如果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就胡批一气、随意上纲，即使有“高尚”的动机，也只能事与愿违，伤人害已。从房平文章可以了解到，这本书确实是作为历史普及读物、而不是作为学术著作编写的。房文说：《通史》“在编排的艺术性上很下了一番工夫，它以史为线，回避枯燥的论述，吸收故事题材的长处，回避其易见点难见面的短处；吸收图典的直观形象的优越性，回避有图无史的弱项。”“不同的图书选题针对不同的销售对象也应该有不同的考虑。如果《中国通史（彩图版）》开始的策划设计就是走史学资料而非通俗读本的路子，那从装帧到内容必然会与现在完全不同。”当然，历史普及读物也应力求精确，如果有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地方，一定要改正过来，但普及读物毕竟不同于学术著作，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著作去要求一本普及读物，这种批评就难免“错位”了。从房平文章还可以了解到，从图书出版的角度看，《通史》是相当成功的。编者在选题策划、内容取舍、编排形式、图文并茂等方面是费了不少心思的。房文说：《通史》“于2000年1月出版，第一次印刷6500套，2000年7月第二次印刷7000套，至2000年12月销售超过10000套。《中国通史（彩图版）》成了当年的热销图书，凭借其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它获得了2000年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但这本书编写出版是仓促的，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出版社主导操作的。如果房文介绍的情况不误，从策划、编写到出版可能不到一年。出版社确实抓住了出版市场的先机，拔了头筹，但编写难免有粗糙的地方。《通史》出版后，学术界人士提了不少意见，恐怕相当程度上是由此引起的。如何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历史知识，如何编写历史普及读物，是史学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海燕出版社和史学会合作编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普及读物，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有益的实践。看来，这次探索有其成功之处，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解决问题。而不是抓住一些问题把它一棍子打死。以上意见只是阅读旧文有感而发。由于我没有看过《通史》，我的意见一定有不准确以至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资料来源：国学网·经济史论坛）

2007-08-08

向若虚：何谓“严肃”？---兼与金生叹先生商榷

何谓“严肃”？---兼与金生叹先生商榷向若虚 -------------------------------------------------------------------------------- 《文汇读书周报》7月29日第五版刊载了金生叹先生《“休想封杀”？》一文，金先生认为王曾瑜的批评“严肃”。此言极为荒唐！戴逸先生与王曾瑜先生均是国内知名的历史学家。戴先生担任过两届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王先生现任中国宋史学会领导，两位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本来，王先生对戴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有不同看法纯属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更为合适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王先生匆匆行笔，草就考虑欠周、疏于论证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一文，给人留下许多把柄。王先生之过，不在于“出这个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由表达思想人的基本权利，需要大力提倡并加以鼓励。王先生之过，恰恰就在于其行文极不“严肃”。一不严肃：用人身的攻击替代问题的讨论历史著作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实属难免，同行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促进科研水平，提高历史认识的有益途径。但争鸣中特别需要谨守的是：问题的讨论一定要基于事实展开。如关于曹彬是不是儒将问题。有学者指出，宋人已有称曹彬为“儒将”的纪录。（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四库本）引《建隆遗事》载，宋太祖赵匡胤对曹彬说“汝实儒将”。）王先生却认为“儒将曹彬”是“闻所未闻的新发明”。如关于岳母刺字问题。《宋史》载 “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王先生却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此类不顾事实的断言无助于相关讨论，应当注意在今后文章中避免。问题的讨论更要注意学术规范。王先生提出“未见有曹彬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就儒将标准引发深一步的探讨。但王先生简单列举包括以上几条他认为“硬伤”的例证后，就草率武断地做出结论，“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争鸣的范围，而是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了。这种做法极不严肃，有害于良好学术争鸣之风气的形成。二不严肃：用道听途说的传闻替代科学的论证王先生认为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人“学力有限”，并“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王先生的依据是“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王先生还说张政烺先生讲过一段话，即“此人（即戴逸）没有学问”。此话只有天知地知张先生知王先生知。张先生已经作古，因此真实性只有王先生一人知道，显属无从考证的一面之词，用以佐证绝不成立。如果张先生确实说过这种话，那也只是张先生私下的个人偏见。决不因为张先生学问好就能证明他说的话句句正确，一句顶一万句。王先生是治史的，理应懂得用证据说话是阐明观点的起码原则。如果要对戴龚二先生的学力存疑，起码应当通读二位的文章再发表高见，绝不可以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仅凭“有所耳闻”就得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的结论。王先生还说该书是“学术腐败”。理由是什么？通读文章，依据又是“据说”加猜测。一则，王先生听到一些传闻，“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仅仅是凭“据说”，王先生就“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再则，王先生对于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极为不满，但又不加任何考证，靠猜测臆断就遽下结论，认为是“趋炎附势之风”造成。笔者写过一篇小文章，（“书生何必太意气—向王曾瑜先生进一言”）认为获奖一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阅。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件事情也看不出王先生所说的“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问题。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是实情。《孔子家语》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孔子困于陈蔡时，七天没有吃到东西。有弟子与农人换了点粮食。颜回生火做饭，其间手伸进瓦罐抓了一把放进嘴里。不巧这个举动被子贡看到。子贡便向孔子汇报，说颜回偷吃。孔子不相信，认为颜回这么做一定有原因。待孔子询问此事，颜回以实情相告。原来有灰掉进瓦罐里，颜回觉得不干净，可是丢了又可惜，于是自己吃掉了。可见，亲眼所见，也需要求证，才能得出事情的真相。王先生的许多看法，既不是来自于亲身经历，也不是来自于亲眼所见，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过程，而是依据“耳闻”、“据说”外加臆测而作出。这种做法，也是极不严肃的。三不严肃：用情感的宣泄替代理性的分析读过王先生文章的人，大抵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王先生实在太情绪化了，几近失控，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位年近古稀学者的身份。如王先生一再说《中国通史》是“丑闻”“丑上加丑”“三重出丑”，说主编者是“骗子”“不知羞耻”“信口雌黄”。这些道德判断的话语将理性分析抛却一边，严重扭曲了原本值得鼓励的思想。历史研究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过程。在当代史学理论发展诸多潮流中，有一种反理论化的趋向，怀疑历史著述的客观性，怀疑理论的可能性，给历史学家的主观性留下无限空间。固然，历史著作的好坏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技艺。即便如此，任何研究工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创造。再高明的厨师也不能用土豆做出北京烤鸭来。完全不加分析的主观创造是小说，而不是历史，是倒洗澡水的同时将孩子一起倒掉。王先生在评论《中国通史》时就将孩子一起倒掉了。《中国通史》也许是存在问题的。至于是哪些问题，应当理性分析。如学者如何应对市场对图文版通俗读物的需求？学者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不同类型的历史著作如何编纂？存在分歧的学术问题如何表述？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都有很多文章可做，值得大家一起探讨，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深远意义。但王先生对这些问题的表述极其含糊，缺乏深入而有理性的分析，拉拉杂杂一通后，思绪就像脱缰野马，“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这种流于宣泄情绪的表述将该反思的问题全淹没了！信马由缰、发发牢骚的文章何来严肃性？四不严肃：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如果用学术眼光审视一切裁量一切尚可以理解的话，毕竟因为王先生是学者；如果说用粗俗的话宣泄情绪尚可以原谅的话，毕竟因为王先生也是凡夫俗子。但是，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则是不能允许的。在学术问题面前，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分别，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分别。但王先生文中多次出现“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词汇，如“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刻意将学者与党员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有无其他用意。在问题没有辨明之前，咄咄逼人，用党性强迫他人“检讨”，这完全有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古希腊有个人叫普洛克鲁斯特斯，他常把捕到的人放到铁床上。如果人比床长，就砍掉长的部分。如果人比床短，就强行拉长与床相齐。学术不是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马克思主义不是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共产党员也不是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套之，就是专制。由上可知，金先生说王先生的批评“严肃”，不能服众。至于金先生文中所列举的“问题成堆”，也需要详加分析。 1，中国通史、史话、历史故事，结构、写法向有定势（注：疑为定式之误）。按：此话两说。中国史书体裁体例一直既有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左传》为编年体，《史记》为纪传体，《通鉴纪事本末》为本末体，夏增佑史书则为章节体。可见定式不见得就不能变通，变通了也不等于成问题。八股文为千年的定式，今日已经荡然无存。 2，历史普及读物，不等于降低历史科学之标准。按：此话不假。但王曾瑜所指宋代部分问题仍需要讨论，还不能说“确系事实”，金先生可参考相关争鸣文章。说民间故事是“降低历史科学标准”，更是妄言。稍有常识便知，任何民族的起源都与神话传说密切关联。这对于一个民族历史意识的形成大有帮助。顾颉刚最早关注民谣、戏剧，后关注三皇五帝、秦汉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学说，写出许多好文章。《史记》中神话与传说都可见踪迹，毫不影响其历史地位。 3，《中国通史》插图已构成侵权。按：这是有司断讼时才能做出的结论。金先生没有资格这么说。即便是侵权，逻辑上也无法证明该书不是好书。第二轮蛇年生肖邮票有著作权官司，国家邮政局为此赔偿19万元。北京申奥标志有陈绍华与韩美林之间的著作权争议。但我们都不能因此推出以上二作品不是好东西的结论。 4，不少论断似是而非。按：书中有些观点可能存在问题，但金先生说明代宦官专权“事实上，永乐后期即已经开始”，这种说法尚不多见，金先生应当提供证据。 5，淡化封建专制淫威。按：戴逸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盛举”，与鲁迅“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不存在矛盾，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历史问题自然有不同认识。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亦同样可作两面理解。金先生根据以上几条“问题”，就断言该书不是好书，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严谨的。该书有没有问题？不用阅读我也敢说，肯定有！有谁拿得出一本没有“问题”的书来？该书是不是好书？这是价值判断，需要时间来检验。 2005年8月3日

2007-08-08

无端：恩荫制“始于宋初”说错了吗？

恩荫制“始于宋初”说错了吗？无端 -------------------------------------------------------------------------------- 在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中，“恩荫制”是否开始于宋代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批评者把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批评者自以为这一击非常漂亮，于是用老师训导学生的口吻“考问”“两位主编”：“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意得志满之情溢于言表。不料，《通史》主编反将一军：《中国历史大辞典》不也说恩荫制“始于宋初”吗？而你恰恰是该辞典宋代部分的编委；你这样批《通史》，“是否意识到也给自己扣上‘学术垃圾’的帽子？” 面对这令人尴尬的反问，批评者一时为之语塞。沉默了二十多天，终于作出回应，但问题已经由“恩荫制”改换成“荫补制”。批评者称：“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他承认确实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部分审稿工作，但在他参加工作的时候，1984年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荫补”条，说“（荫补）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没有写错。后来《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增设“恩荫”条，才出现称（恩荫制）“始于宋初”的错误。而他并没有参加合订本的工作，因而与此毫无瓜葛。据说一位“了解情况的学者”已经给他作证：“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你“《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取正确之说（按即批评者之说），反而取错误之说（按指《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之说），本已无可巧辩。”竟然还要反批评,我岂能容你!于是，批评者再次以审判官的架势对《通史》主编作出“再审判决”：“第一，他确是对宋史一些普通的常识懵无所知，第二，反映了他的学术道德，别人点出了其错误，却要断然拒绝正确的批评，反咬一口，霸气十足。” 虽然网上关于《通史》的争论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我至今没有看过《通史》，不知道《通史》在这个问题上具体是怎么讲的，因而不好作判断。但批评者再次抡起大棒，是以否定《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表述为其前提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历史大辞典》关于“恩荫制”“始于宋初”的说法，真的错了吗？在古代文献中，“任子”、“门荫”、“荫补”、“恩荫”等词关系密切，意义相类，都是反映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但它们出现的迟早、含义的宽狭是有区别的。其中“任子”一词汉代已经出现，并延续使用于后世。汉代凡吏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者，得任其兄弟“同产”或儿子一人为郎。“门荫”一词偶见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指凭借门第循例入官的制度。“荫补”的广泛使用是在唐代及其以后。但唐代的“荫补”一般指“门荫”，宋代及以后的“荫补”则既包括“门荫”，也包括其他形式。“恩荫”一词，宋以前罕见，在宋代文献中才稍为多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恩荫”在宋代取得了它的特定含义。《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对“恩荫”下了定义：“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如《文献通考·选举考七》以“任子”为题回顾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形式的发展演变，称：“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寿宁节推恩之令，则圣节奏荐自此为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有东封礼毕推恩之令，则郊禋奏荐自此为例。”这是荫补制中的新品种——“推恩荫补”，时人或径称为“恩荫”。如仁宗嘉祐元年四月诏：“悉罢乾元节恩荫”，并对郊礼的恩荫做了具体规定（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恩荫”一词延续至后代。如清代，凡官员遇庆典，文职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送一子进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录用，称“恩荫”。这显然与宋代的“恩荫”一脉相承，而此制未见于宋代以前。后来，也有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恩荫”一词的。例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宋恩荫之滥”，“恩荫”就不但包含这种推恩荫补，而且包含当时的各色荫补。在这种场合，“恩荫”的含义确实与“荫补”很接近。但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而是全面地进行考察，不难看出：第一，“荫补”含义比较广泛，而“恩荫”则有广狭二义；第二，“荫补”一词既广泛使用于宋以后，亦广泛使用于宋以前，“恩荫”一词则在宋以后才逐渐多起来，宋以前鲜见，偶有称“恩荫”的，其意义也与宋以后的“恩荫”有别[1]。因此，我们不应把“荫补”和“恩荫”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在上述诸词中，“荫补”词义较宽、应用较广，所以人们一般用“荫补制”作表示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的概念。作为官僚世袭制变种的类名，“荫补制”可以把“任子”、“门荫”、“恩荫”涵括在内，而“任子”、“门荫”、“恩荫”则不妨作为汉、唐、宋（及宋以后）“荫补制”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称。这样看来，不但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恩荫制”始于宋初没有错，而且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恩荫制”从宋代开始，也是可以的。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说宋代“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固无不可，但把“恩荫制”追溯到宋以前（如唐或汉）就不妥当了。批评者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这在辩论中属于偷换概念，是诡辨术的一种。《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者都是研究有素的专家，也算是一时之选。合订本是在以前各分册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我想，编者不会随便取消原来《宋史卷》的“荫补”条，代之以“恩荫”条，并对“恩荫”作上述解释的，他们这种安排和解释必有其理由。在我看来，合订本对“恩荫”的解释是有根据、站得住脚的。当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解释和我的理解都不应绝对化，它们正确与否，或正确的程度如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尤其是本人，并非习宋史的，宋史知识很贫乏，难免有差错，欢迎批评指正。但是，即使上述观点有不完善以至错误之处，即使有的学者不接受这种观点，而提出另外的解释，恩荫制的起源也只是一个在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学术问题。既然如此，就是可以讨论的，应该通过开展正常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来解决分歧，逐步求取更加接近实际的共识，任何人都不应以绝对真理自居，而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贬斥为“垃圾”。但批评者自视为宋史领域的无上权威，一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当被他抡棍子的人辩解说：“我的观点其实是与你参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提法一致，当心棍子打到自己的屁股上哟！”这时，批评者仍然不肯把棍子收起来，稍为虚心一点考虑别人的意见是否也有道理，而是一面护着屁股，一面忙不迭地不作任何论证就宣称《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错了，忙不迭地撇清自己与合订本的关系，反正我对你错是没商量的！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啊！而当他继续抡起棍子，蛮横地训斥试图申辩的人“懵无所知”，把合理的反问说成是“反咬一口，霸气十足”，摆出一副“揍你没商量”的架势时，我们简直就不敢相信面前是一位长期以批“专制主义”相标榜的道貌岸然的学者了。（资料来源：国学网·经济史论坛） -------------------------------------------------------------------------------- [1] 在《中国国学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电子版）中，“恩荫”一词仅两见：后唐明宗《施行恩荫敕》（《全唐文》卷111）和裴夷直《张克勤恩荫请回与外甥判》（《全唐文》卷759）。这里的“恩荫”基本上与当时流行的“门荫”同义，不同于宋代以后获得特定含义的“恩荫”和包含特定“恩荫”含义在内的广义的“恩荫”。至于《全陈文》卷8徐陵《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则是泛指，不包含制度的意义。

2007-08-08

陆豫：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陆豫 -------------------------------------------------------------------------------- 今年6月，《历史学家茶座》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转载了此文。七月，《新京报》记者张弘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转载了数十篇批评和反批评文章。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成为历史学界和文化出版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王曾瑜先生著文以学术为由，指责《通史彩图版》为“学术腐败”和“学术垃圾”的典型。文章引起被批评者和读者著文反驳。根据争论文章粗略统计，王曾瑜先生等人批评该书的十几个问题，包括所谓明显的“硬伤”。到目前为止连一个都不能明确定论为错误。批评者所列的“错误”，有的明显是批评者疏于考证自己出错【如儒将等】，有的为批评者强指编者标记引用的历史传说为“以讹传讹”【如杨家将，岳飞等】，有的是批评者指责编者没有采用批评者的研究结论，而采用史学界传统的某种定论【如恩荫制，宦官，明代服饰等。】所列证据都不能算作编者的错误。　　发起这场争论的《新京报》是京城一家面对大众的晚报类媒体。该报用三个彩印版面刊登王曾瑜先生的“学术批评”及记者调查。并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新京报》不惜版面，引用王曾瑜先生带有过激语言的批评文章，其特殊的处理方式很不寻常。可以看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批评，而是一次所谓对“学术腐败”的“打假”。　　但是，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以及报刊，网络媒体发表各种学术见解和不同意见。在有关《中国通史彩图版》的讨论中，《新京报》没有发表一篇反批评者的文章，反而骤然停止采访和“跟踪报道”。由于王曾瑜先生等人的“学术批评”指责失实处太多，以致引发如此巨大的反批评意见。这在历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批评领域前所未有，十分罕见。　　其实，《新京报》的记者和编辑在播发批评报导之前，至少应该浏览一遍《中国通史彩图版》。和原书对比一下批评者的意见是否确凿有据。如果《新京报》记者多一点社会责任感，或请教一下读过全书的历史学家，或和编者做个核实调查，或许不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面对大众的新闻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权，因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责任。新闻媒体作为舆论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学术批评的言论载体。虽然不能充当裁判者，但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却掌握着制约批评和反批评双方的话语分配权。因此，新闻媒体需要在公正，透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的社会责任就是进一步加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公平意识。否则，以“学术批评”为名的“打假”就难免变成庸俗的“制假”。　　如果说一家京城小报对宋史专家王曾瑜举证的“批评”严肃性过于信任还可以理解的话。严肃的学术刊物《历史学家茶座》就完全不同。这家刊物以反对“学术腐败”为己任。但是，象王曾瑜先生指证的那些学术“错误”以及那种漫骂的文字，任何一个严肃的媒体都不可能全文照登。该杂志的主办者和编辑都是治史专家，这使人很难相信他们此时的职业水准和社会责任感。　　被称为 “学术界一面旗帜”的《学术批评网》是网络平台上最著名的学术批评网站。据称是学术批评领域“维护学术尊严、重建学术规范、推进学术繁荣”的一面旗帜。学术批评网的地位，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无可取代的”。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严肃的《学术批评网》可以照登王曾瑜先生不够严肃的文章。而且连续刊登五篇批评文章。却不能给被批评者和持不同学术意见的人发表那怕是一篇文章的机会。甚至连作者投稿都不予理会。　　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一个“枪手”【也许是出于巧合，】偶然碰在了一起。《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是肖黎，据说《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也是他，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还是他。不约而同地发起“学术批评”，不约而同地拒绝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巧合仅仅是王曾瑜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通史彩图版》。巧合也仅仅在于他们对那位主编的著述插不上嘴。于是在他主编的一本通俗读物里找所谓的“错误”。当发现一无所获之后，又都不约而同地不擦屁股就扬长而去。正如罗厚文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所说：“有些人并未揭露弊端，而是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不涉具体内容，刀下专斩有名之将。这类评论者悬空定一标准，然后说某书某文并未达到这一标准，因而属于粗制滥造、问题严重云云，则这样的''学术打假''，正不啻''制假''。笔者遗憾地看到，如果没有足够的自律，即使是以反“学术腐败”著称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他们的个人尊严和社会责任感也会一时严重缺失，化为灰烟。由此，我们自然会对当前一些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产生忧虑和担心。　　相反，在这场讨论中，也有立场鲜明，主持公道的媒体和网络平台。博客论坛就在首页刊载了吴大兵先生的学术反批评文章。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刊登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新闻晚报》记者采写了相关报道。特别是《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为此开辟讨论专栏。集中刊载转载了数十篇讨论文章。编者按语称：“本坛的方针是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给不同意见同等的机会，让大家通过讨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判别是非，本坛不充当裁判员。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推动学术的发展。” 　　学术领域需要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反批评，只有提倡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为弄清真相而不惧争辩，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局面。学术批评要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媒体和网络工作者需要有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允许和保障读者和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这样才能使公众斟酌轻重，判断是非。以保障学术批评和学术研究正常、健康地发展。只准许单方面的批评，无视另一方面声辩和反批评的权利，违反学术公平和学术民主的原则，那必然会把学术讨论引向歧途。

2007-08-15

史时清：搞清事实，再行争辨

搞清事实，再行争辨史时清 -------------------------------------------------------------------------------- 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首先要掌握、占有充足的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就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在进行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时，也要首先搞清事实，依据这些事实再进行批评和争辩。但我们遗憾地看到，王曾瑜先生，以及支持他的媒体和同仁，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早把学界中这人人皆知的真理抛之于九霄云外了，而是采取了与此南辕北辙的作法。以下试举几例，让读者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例证一，歪曲事实，乱扣吓人的帽子。王曾瑜在《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中，不顾事实，给戴、龚二先生扣上了“窃取史学会名义”的吓人帽子，企图将二先生一棍子打死。对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分析和反驳，也有一些学者希望中国史学会能在适当地时机出面，以澄清事实。我想，不用中国史学会出面，也能澄清事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通史》（彩图版）出版于2000年1月，至今已有四年半的时间了，如果该书未经中国史学会常务机构的商议和授予，那么不必等到现在，早在该书刚一出版时，中国史学会即会发表声明，予以斥责，断不会让该书损害史学会的声望的。然而现在四年多过去了，中国史学会并无一字声明，这就证明戴逸先生所说的主编该书为“中国历史学会给我的任务”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王曾瑜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惑众，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例证二，强不知以为知，大耍“学霸”作风王曾瑜被一些学者称为“著名宋史专家”、“著名历史学家”，实际上，恐怕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些光环只是人们对他的抬举和尊重，那么他有多大学问？现在看来，他的宋史知识也可以说是孤陋寡闻的，至少也是强不知以为知。以曹彬为例，王曾瑜说“未见曹彬有喜读儒经之记录”。然而，有学者从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库本）卷一中找到了曹彬为“儒将”的史料，王曾瑜的丑可谓现大了。不是吗？那位学者本不是研究宋史的，却从宋代史籍中找到了材料，而专门研究宋史的“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却不知道这条材料。再说，《旧闻证误》也不是一部难找的书，四库本里即有，而四库本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有关所均有收藏，查阅起来非常方便。可王曾瑜恰恰不知道，这不暴露了他的孤陋寡闻、强不知以为知的本色了吗？但是，一个学者孤陋寡闻还不可怕，如果能勤奋学习，倒也可敬。王曾瑜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强不知以为知，不懂装懂，还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式，以高分贝的调门大声责骂《中国通史》（彩图版）主编为“最荒唐可笑”的“闻所未闻”的“信口雌黄”，这不是在大耍“学霸”作风吗？！不过“学霸”作风既经显现，人们自然会从中了解此君的真实面目了。例证三，强奸师意，把老师当作自己打人的一根大棒。为了全盘否定《中国通史》（彩图版），王曾瑜竟然搬出了已故之师张政烺先生，企图借助张先生在学界中的崇高声望和地位，用张先生之口说出自己要贬低该书主编“没有学问”、“不懂装懂”之类话语。最近有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表明张先生此话是王曾瑜自己编造的谎言，“却又要抬出张先生以售其好”。这与王曾瑜惯于散布和制造流言，播弄是非，借用某某人的话语并加以剪裁以攻击别人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此君惯于骗人的面目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特别是其亵渎其师、强奸师意的丑恶表演更会受到人们的鞭挞，为学界所不齿。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打扮一番把老师当作自己打人的一根大棒，到头来却打中了自己身上。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例证四，张冠李戴，竟把矛头指向“最高领导”。最近出版的《博览群书》刊登了一篇题为《知识出了什么问题？》一文，该文作者为了支持王曾瑜和否定《中国通史》（彩图版），称该书出版后，“乃至惊动最高领导致信祝贺，至少说明该书的大方向被官方认为是正确的。”这确如一些学者所说，这种说法已全然离开了学术批评的范围，将矛头指向了“最高领导”。如果联系到王曾瑜在“文革”后卖力地批判“专制主义”，将其庐山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暴露得淋漓尽致的事实，那么这种动向很值得注意，也值得人们深思。这里须还要指出的是，不管该文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作者把事情张冠李戴了。事实是，当时的最高领导只是就1200万字的大型学术性著作《中国通史》的出版，而致信该书总主编白寿彝教授的，并非致信戴、龚二先生。为此，人们不免要问，即使作者无意弄错了事实，那么《博览群书》的编者、主编都干什么去了？他们真的都没看出问题来吗？恐怕不是，至少不全是。我们认为这还牵扯到这场争论中一些媒体所起的作用了。人们都知道，挑起这场争论的媒体是京城一家面对大众的晚报类《新京报》，该报既不对王曾瑜的攻击、辱骂之语进行调查，也不认真核对事实，看到《历史学家茶座》刊登的王文后，如获至宝地用三个彩印版面转载其文及所谓的“记者调查”，并连续发表三篇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的文章，真是“意欲翻江倒海卷巨浪”。随后，一向被称为“严肃”的《学术批评网》和《博览群书》，也都不“严肃”了，而是紧随其后，推波助澜了。更令人愤慨的是，上述媒体竟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不顾，至今不登一篇反批评文章。这不禁令人们质疑：他们真的是在“揭露弊端”、“学术打假”、“清除学术腐败”吗？从王曾瑜及其支持者、支持媒体所作所为，人们不难看出他们漂亮言辞背后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丑恶目的。同时也提醒我们的新闻主管部门，该对那些不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学术界制造混乱的新闻媒体和刊物进行整顿整顿了。（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中华文史网编辑

2007-08-19

向若虚：知识分子出了什么问题？

知识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向若虚 -------------------------------------------------------------------------------- 王纪潮在《知识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见《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敏锐地指出，王曾瑜“书生意气地用学术标准对付商业标准”，并提出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通史（彩图版）》事件真是蛮有意思的，它折射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在坚守传统和走向市场之间的尴尬。”的确，在市场日渐繁荣的今天，“看不见的手”已几乎将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如何处理好学术化和市场化二者之间关系，是值得学术界深入讨论的问题。但我以为，目前最迫切需要讨论的不是学术化与市场化的二难困境，不是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是知识分子本身问题。我反对海德格尔关于商业时代消灭学者的武断说法，商业时代同时也是信息时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信息时代必定能孕育出更杰出的知识英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起步晚，历经政治磨难，于文革后方得到迅速发展。二十多年来，大量古籍的重新印行，诸多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网络资源的丰富和便捷，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这些无疑都为学术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内学界频频出现让人无法接受的不良现象，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到北大名教授，似乎转瞬间就轻易倒在通往知识英雄的路途中。因此，让我们真正感到忧虑的，不是商业化，不是权力的影响，而是知识分子本身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用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心智来把握住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机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健康的学术氛围决计不能形成。没有健康的学术氛围，学术必不能得到良性发展，此时奢谈其他一切问题都为时过早。要说社会意义，彩图版《通史》风波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也许正在于此。王曾瑜、金生叹、王纪潮三人文章所暴露出的共同缺陷，不是知识，而是知识分子自身出了问题。问题一缺乏是非观念王曾瑜《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一文，原本不值得一提。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不能将之与学术或学者相提并论。称其为流言蜚语，就已经是保持了学者最大程度的克制；说它妖言惑众，也不能认为过分。金生叹身为学者，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居然称其“严肃”，性质十分恶劣。（见《“休想封杀”？》）我不得不写一篇小文章，严厉指出王曾瑜的“四不严肃”，即：用人身的攻击替代问题的讨论，用道听途说的传闻替代科学的论证，用情感的宣泄替代理性的分析，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见《何来严肃？》）金生叹尚属孺子可教，自知心亏，随即旋其面目，将旧文去掉“严肃”二字，略加修改后投稿《南方周末》，以示回其心迹。王纪潮朽木难雕，不顾我已作文在先，胆大妄为，公然陈言“是非且先不说，仅如此之言不讳指名批评的文章标题就令人感到惊奇，也觉得痛快！”学者不说是非，却视粗俗辱骂为痛快事，这种心态与鲁迅笔下围观日本侵略者砍杀中国同胞头颅的看客有何两样？过去警察审问犯罪嫌疑人，常常先不管是非地棍棒交加，看起来很痛快，却不知酿成了多少冤假错案。近来曝光的佘祥林案就是非常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叫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为法律所不容止。王曾瑜已成粗暴警察。王纪潮不加分析就为之叫好，是一不分是非；不加求证，直接沿用王曾瑜说法，称《通史》是“垃圾产品”，是二不分是非；视王曾瑜粗俗文章为“尖锐的学术批评”，是三不分是非。王纪潮还试图替王曾瑜开脱，说“王（曾瑜）文的批评并非是针对某个名人，而只是不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身份进入商业领域”。这更是淆乱视听！王曾瑜早就不守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进入商业领域写小说了，哪能对此不满？他对戴逸恨之深，从纸背都能看出来，哪能替他遮掩得过去？王纪潮也知道“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卫者”，如此是非不分，守卫的是什么良心？是非不分，就不会有职业道德。球员裁判是非不分，必然假球黑哨不断；大官小吏是非不分，必然腐败堕落丛生；商贾掮客是非不分，必然假冒伪劣泛滥；知识分子是非不分，必然异端邪说横行；其结果就是，球市砸了、官场臭了、商业烂了、良心守不住了。守不住良心，更不会承担社会责任。出了问题，自然首先想到推卸塞责，把别人指出应由他本人负责的恩荫制说得跟自己没了干系。报社不发表他文章，他就跳将出来，无理取闹，要求对报社对自己负责任，而不是对大众负责，真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曾瑜曾在文章中推崇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我作文提醒过他，此说已经章学诚发展为史学界共知的“史才四长”论——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见《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王曾瑜前不讲“史德”也罢，后又把善意的讨论文章一概斥之为“围攻”，则是完全没有史德。金生叹、王纪潮是非不分，党同伐异，为虎作伥，同样没有史德。问题二缺乏进行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有人说，中国多文人少学者，国外则相反，这是中国学术界与外国学术界的一大区别，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不幸。想想觉得甚有道理。文人作文在于抒发胸臆，因此讲究文字的感染力，爱恨情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今李敖，他说不喜欢宋代名画家范宽，理由是范宽字“中正”——他恨一切叫中正的人，特别是蒋介石；他说喜欢晚清名将胡林翼，理由是胡林翼字“润之”——他喜欢一切叫润之的人，尤其是毛泽东。这是文人风格，说的人直率，听的人痛快。学者作文在于探讨问题，所以讲究科学性，要摆事实讲道理，用逻辑的论证阐明观点。观点未必是真理，但起码能用材料和论证过程来自圆其说。材料也不见得有十足的可靠性，但起码不能是道听途说的传言，更不能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论证未必能十分严密，但起码能合乎逻辑，言之成理。我无法把王曾瑜、金生叹、王纪潮三人的文章看作是学术批评。从观点到材料到论证过程，我看不到他们有进行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王曾瑜根本不打算进行辩论。一来他那些浮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观点经不起任何推敲。比如一个人有没有学问，这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他用十本书也论证不了，我却用一句话就可以反驳。二来他没有进行辩论的勇气。他断言曹彬是“儒将”“尽忠报国”全不见于史书，就有人从史书中找到白纸黑字的记载。王曾瑜不敢承认错误。照他的逻辑，承认错误就意味着说自己没有学问——这种自打嘴巴的事情，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面对的。三是他没有进行辩论的逻辑能力。他一叶障目，认为《通史》学术水平不高且获得中国图书奖，就一定是学术腐败。王曾瑜自以为这种推理很有逻辑，绝对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其实很幼稚。王纪潮就聪明些，知道“查了一下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的书目”，发现该奖“并不以学术性为鹄的”，“实在是犯不上计较”。王曾瑜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通，把风车当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哪里还能有逻辑？更为可笑的是，《文汇读书周报》不发表他的文章，他就草率骂起报社不讲信义，偏袒戴逸。报社可是刚刚发表过金生叹批评戴逸的文章啊？！（见《“休想封杀”？》）这种幼稚逻辑，害得许嘉骏一肚子苦水倒不出口——秀才遇到兵，哪里说的清！我替许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与王曾瑜先生一起复习<庄子·秋水>》。王曾瑜是纸老虎，知道自己禁不起公众的质疑，所以抛下一句“一概不接受媒体采访”就闭门谢客了。其行其状，宛若世之周子，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而如今“抗尘容走俗状”，只落得个“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何苦来哉！金生叹比王曾瑜要强一些。他起初是非不分，说王曾瑜“严肃”。经我批评，赶紧做了更正，这起码表了个姿态，像个学术对话的样子。但是我不认为他比王曾瑜要好多少，充其量他是五十步，王曾瑜是一百步。我在《何来严肃？》一文中对他说的几条都作了分析，提出了很多质疑。他不驳斥我，却在不能提供更有说服力证据和论证过程的情况下，又将原文基本不加改动就投稿《南方周末》，原地踏步走，未将任何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这绝不能说是有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在此我重复两个小问题：一，史书的体裁体例为什么不能变？二，说明代宦官专权始于永乐，依据是什么？希望金生叹先生能写文章回应一下。王纪潮能看到王曾瑜看不到的问题，说明他视野要开阔些，不是死钻牛角尖的人。但是从以下四个方面看来，他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也有很大问题：一，说王曾瑜的文章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反映出他不懂学术批评的规范。二，说“从披露的情况看，修订图书中的错误是在获奖之后，也就是说它获奖之前就已不符合出版系统图书评奖的先决条件”，这反映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有所欠缺。有错误就不符合评奖条件？获奖了就不能修订？这是什么逻辑？三，说该书“乃至惊动最高领导致信祝贺”，这是把传闻当事实，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反映出他缺乏做学问的基本品质。学界如此大事竟然张冠李戴，幸亏他就此发表的议论不多，否则洋相出到月球去了。四，王纪潮引用了不少名人的话，说明他好学。但是他学而不思，食而不化，一知半解就盲目套用，甚至胡编乱造什么“规则”，说明他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需要提高。海德格尔的话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半。普朗克的名言在自然科学中大抵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如此，王纪潮应该反思。至于说“知识颠覆了商业竞争上质优价廉才能够得利的成本规则”，更不知他在说什么。我是学经济的，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质优价廉才能够得利的成本规则”，这完全是王纪潮强不知以为知、不懂装懂的生造。质优价高就不能得利？质低价廉就不能得利？质低价高就不能得利？这些问题的答案，贩夫走卒知道得都比王纪潮多。没有是非观念，说明他们缺乏健全的人格；没有学术对话的意识和能力，说明他们缺乏学问家应当具备的健全心智。以这样的残缺从事学术研究，只能带来同样残缺的学问。当然，一两个人的残缺，远不值得我们杞人忧天。他们不过是晴朗天空中的几片乌云，远不足以遮蔽太阳的光芒；他们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个暗礁，远不足以阻隔远洋的航行；他们不过是万里长江的几处险滩，远不足以拦截滔滔江水向东流。从文章角度来说，三人文章都千疮百孔，不值一驳。但是我们又需要用千百篇文章来驳斥他们。学问之道距离做人的道德底线不下万里之遥，而他们自始就从离学问万里处下行，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不加清肃，必有三人成虎之势。马克思教导我们说，“让错误不受驳斥，就是赞护知识分子作恶。” 鸣鼓而攻之，这是我们的起码责任。（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2007-08-19

答杨启樵先生

最近得到今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赠送的杨启樵先生新书《雍正篡位说驳难》。书内有单独一章《金恒源的雍正篡位说》。杨启樵先生对2004年上海社科院《史林》?《雍正篡位说新证》及2007年中国社科院《清史论丛》?《论康熙帝之死》二文甚为不平, 对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正本清源说雍正》及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等拙著更是甚为不平。而且明言：〝倘其所言不实，竭诚欢迎包括金先生在内的海内外人士赐教，是所至盼〞。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82页, 以下简称页〝赐教〞二字实不敢当，不断交流探研、揭示不实之说乃学人应有之责，现择要作答如下。 1.康熙不满〝五旗诸王〞究竟意指何人？笔者在拙作《正本清源说雍正》?《雍正决非康熙指定继位的最新史料》内，据《圣祖实录》及湖南岳麓书社《清通鉴》，列举：〝第一次复立太子时，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十日，康熙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封胤祐、胤硪为郡王……。就在以上分封当天，康熙在给满汉大臣的朱笔谕旨中有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朕观五旗诸王，并无一人念及朕躬，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外面匪类有将诸子肆行议者，朕诸子并不与之较。以此观之，朕之诸子可谓厚重矣。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康熙说的五王，就是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其中就有四阿哥胤禛。这些人〝并无一人念及朕躬〞，康熙对这五个年长皇子〝人情若此〞〝深为愤懑〞、伤心透了。康熙于分封当日不仅亲笔写下并当即就公开了以上谕旨，怎么还会选择四阿哥雍亲王作继位人？《正本清源说雍正》第117页上引《圣祖实录》原段史料中尚有〝朕诸子坐次何故令在伊等之下？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今日乃立皇太子复立吉日，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然，依杨启樵先生结论，康熙此谕中的五王，不是指五位皇子阿哥，而是指：〝康亲王椿泰，顺承郡王布穆巴，平郡王纳尔苏，庄亲王博果锋，显亲王衍璜，裕亲王保泰，信郡王德昭，安郡王玛尔浑，简亲王雅尔江阿〞。杨文认定，〝金先生却误认为诸子就是五旗诸王〞。第84页究竟是金先生错了，还是杨启樵先生指责错了呢？好在双方列举的史料井无出入有异，白纸黑字，是可以理论、辨证清楚的。康熙以上谕旨中确有3种人, 即1 朕之诸子；2 并不念及朕躬之五旗诸王；3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康熙因〝深为愤懑〞于分封五位皇子当日书写朱谕，主要是针对谁的呢？依杨启樵先生结论，主要是针对康亲王椿泰等9王及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 决非是指当日分封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杨启樵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大有问题的。其一，引起康熙书写这份谕旨的外因，确是康亲王椿泰等9王〝竟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及肆行讪讥朕诸子的外面匪类，但引发康熙〝深为愤懑〞而书写朱谕的主要内因，是诸皇子尤其是五位封王的阿哥听到〝朕躬为有何关系后〞，〝并不与之较〞，即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其二，这条谕旨虽然很短，文字己不多，却6次指明是针对〝朕诸子〞或〝诸阿哥〞。原始史料中早已十分明确指出〝今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白纸黑字，分明是针对诸阿哥，且由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康熙在〝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同时，还又提到，〝惟八阿哥乃获大罪、身撄缧絏之人，留其贝勒足矣，故未书名〞。可见，这个朱谕的重点，从头至尾就是针对诸位皇子、尤其是年长的三、四、五、七、十阿哥中的三个亲王、两个郡王。康熙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正是这个意思和当日之情状。即使谕内五旗之王牵涉到杨启樵先生所说的康亲王椿泰等9人，康熙当日书写这条朱谕乃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则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错在何处？离谱在何处？同一天,紧接着上道谕旨后，康熙又谕宗人府：〝……今见承袭诸王、贝勒、贝子，又招致种种匪类于朕诸子间肆行谗谮谋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穷究，即此辈之幸矣。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允祉、允禛、允褀俱著封为亲王，允祐、允硪俱著封为郡王，允禟、允裪、允禵俱著封为贝子。尔衙门即传谕旨，察例具奏。〞《圣祖实录》卷237，368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已初十日这就再次证明：复立皇太子当日，康熙帝二次谕宗人府，都是针对诸皇子而发。即使外间存在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以朕躬为有何关系，唯各饱暖是图〞，这9人都不是康熙子女。康熙指责〝朕诸子〞〝诸阿哥〞听之任之、〝并不与之较〞，这才是康熙〝深为愤懑〞的主要原因，也是〝将诸阿哥之名书出，将此旨抄录，速发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的主要原因。康熙谕中恨曰道〝人情若此，朕深为愤懑〞虽也包括了五旗诸王即康亲王椿泰等9王，更主要则是针对〝朕诸子〞〝诸阿哥〞。此谕并不是向康亲王椿泰等9人宣读，而是要宗人府召诸阿哥宣谕，内容与事实早己清清楚楚、确凿无疑。然，白纸黑字、记载确凿之事，杨启樵先生却非要不肯面对，反而判定是〝金先生错得离谱〞。如此脱离史实、主观武断，却又气势汹汹强加于人，是否杨启樵先生心中的莫名之火气大大远远超过了学术研究之需要？正是康熙四十八年的以上情况，引发了康熙重新立储欲立幼的思想与计划。作者在拙著中又列举：〝二废太子后，康熙又在五十二年1713就左都御史赵申乔奏立太子一事向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郑重提出：〝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圣祖实录》卷253；《正本》第117页据此，作者得出：五十六年1717《面谕》中吐露出重新立太子将〝立幼〞，正是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观察的结果，是对汉唐以来立储经验与对现实形势判断顺理成章之结果，也是将四阿哥胤禛排除在〝立幼〞之外的必然结果。据孟森、王钟翰、戴逸、白新良、许曾重、梁希哲、杨珍、金承艺、高阳等诸先生及多位海外学者如美国恒慕义先生的研究意见，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间，康熙已属意十四阿哥胤祯，令其建功，树其威信，清代秘密立储实肇于始，余深为钦服并采用。之所以自称其为新史料，是因为这段史料罕见有人采用，希望引起方家注意，如此而己。杨启樵先生对新史料三字很不满，很不高兴，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杨启樵先生竟指责〝金先生错得离谱〞第83页并断言：〝金先生并非笔误〞，〝美其名为新史料的新发现，至今已历数载，无人指摘讹纠，相反地还受到个别学者激赏〞第84页 2.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据台中研院史语所李学智先生赐教，康熙临终前确有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我之所以强调满文遗言中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是面对满文遗言记录副本损缺、断档、不完整、不连贯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同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中，在应该可见之继位人名字处都损缺、断档不见要皇四子继位，惊人的一致，我坚持认为这不是巧合。康熙临终前的满文遗言记录副本中明确是〝交付内阁〞，没有令隆科多传旨，更未令隆科多撰写遗诏。隆科多本人也早已否认了令其托孤一说。故，无论皇四子后来令隆科多撰写遗诏，还是令张廷玉撰写遗诏,都是违背康熙〝交付内阁〞的原意，也是违背清代传位诏书撰写的制度规定和程序的。所谓不合法，法理依据于此。台中研院史语所陈熙远先生曾来信赐教，“传位诏书可以事后追补”。我已坦诚相告：康熙遗诏真伪之焦点，并不在于系康熙生前还是身后，而在于目前所见到之汉文康熙遗诏是否真实、完整记载并表达了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杨文始终不在汉文康熙遗诏系康熙传位的真实旨意上举证，始终只强调传位诏书可以在传位皇帝死后补作，不仅是避重就轻，而且完全是在转移争论之焦点。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康熙满文遗诏文本原件及满文遗言记录副本都残缺不全，在要谁继位处都断档、缺损不见，唯康熙死后七天四阿哥雍正及张廷玉一手公布的汉文康熙遗诏才可见要皇四子继位，这个事实，能证实皇四子清白、无辜吗？〝康熙行事一向缜密，必会临终前留下亲笔手诏，哪怕是寥寥几个字〞《雍正称帝与其对手》第53页现在杨先生提出〝最多于纸片上用朱笔写下皇储姓名〞198页并无什么新意。 “十四阿哥胤祯终于以“痛哭回意”收场。这也是胤祯顾全国家大局、不搞分裂的可贵之处”同上202页现在杨先生提出〝拙见以为允禵不满不服雍正继位，却无兵变意图”150页，也并无什么新意。 3.关于康熙死因康熙之死与四阿哥雍正及人参汤扯上关系，并非创自于街头巷尾之民间故事，实来自于雍正本人钦定并大力宣传的《大义觉迷录》。人参若与症不合，无益反而有害乃至与死字挂钩，言出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康熙给大学士李光地奏折的朱批：〝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康熙御批》上，200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119页。至于精神刺激对年老病人之危害，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以康熙帝本人而言，精神刺激致其患病也有十分具体而又明确之记述。例如，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康熙谕曰：〝朕听政四十九年，包容之处甚多。惟于兹事废太子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气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朕观大小诸臣，无不实心爱戴朕躬。而伊等结为朋党，故欲使朕气忿，情理可恨，无如此者。〞《圣祖实录》236卷，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大学士马齐〝御前拂袖而出〞、八阿哥把将毙之鹰献于皇父康熙帝，都是〝故欲使朕气忿〞之举。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四阿哥如何〝故欲使朕气忿〞，余不必胡思乱想无据妄论。现将2件事实列出：其一，据官书记戴，当日凌晨1-3时康熙谕令身在南郊天坛的皇四子〝速至〞。皇四子竟拖延至少8个小时，中午11时左右才抵达畅春园。其二，四阿哥入畅春园后，康熙告之病势日臻，只字不提要其继位之事，甚为怪异一。自中午11时左右皇四子进见康熙，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后，直至晚上7-9时康熙去世，在近10个小时里，皇四子5次进见，只是〝含泪劝慰〞雍正自述，见《大义觉迷录》却始终不见召太医，此为怪异二。四阿哥在遭到谋父攻击后，始终不见太医如何救治，更不见四阿哥如何组织太医救治，此为怪异三。二百多年来，海峡两岸故宫遍寻当日康熙病情脉案与太医救治记载，居然无片纸只字，此为怪异四。以上种种事实，可为康熙帝正常病故、雍正清白无辜之依据乎？即使只字不提人参汤三字，能洗刷、否定雍正在康熙之死事件上之嫌疑乎？康熙五十九年，西元1720年12月以后、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13日之前，俄罗斯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伯爵把意大利米兰传教士、内科大夫沃尔塔介绍给身在畅春园的康熙帝。〝康熙帝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后，便同意让他诊脉。沃尔塔大夫马上执行旨意。为了做出关于皇帝陛下健康状况的正确诊断，还要求当天晚上和次日晨再次诊脉。康熙帝当晚上床时和起床前又被复诊了两次脉，内科大夫断言，皇帝的健康状况极好〞。刘晓明编译：《清官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父回忆录》，《紫禁城》，1990年第4期，第13页两位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帝身边第一现场慎重的诊脉结果，应当是可信依据。这与作者列举康熙帝晚年给皇十四子大量满文朱批中亲口相告亲手写下的健康状况，也是完全吻合一致的。杨引康熙六十年五月康熙帝谕户部〝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句，均是老弱之相，这与同年外国传教士兼内科医生诊断的康熙无器官大病并不矛盾。结合康熙生命的最后七天始终不见太医活动而突然蹊跷死亡，不能不促人深究。杨文引述的“今朕躬甚弱，心思过劳，易倦善忘”云云，均是老弱之状，亚健康之状，并非器官性致命重症。康熙帝晚年大量朱批中的自述及多名外国传教士的亲自诊断记载，应该远比《实录》官书更为可信且精确。 4.关于雍正死因杨先生在《驳难》中一再或明或暗强调，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氏〝三十年前撰写雍正暴亡之谜，推定死于服饵丹药。〞〝作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篇幅最多，应推小可杨某。〞112-113页大有雍正死于丹药是杨某建树之意。并写道，〝他对报社记者指北京科技报记者高谈阔论，说雍正好色，雍正横死，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杨用洗桐的话在书中道：”金恒源还不是照搬人家杨启樵先生的，不过就是把丹药换成春药而见已。〞113页以上云云己超出了学术研讨之范围，而且含沙射影，不得不揭示于下。首先，金〝对报社记者高谈阔论〞云云纯系胡说，根本没有此事。杨先生望文生义，以为如此，并未核对事实就大发议论，根由在于〝一个字也没提到过杨某〞。其实，金某提到与否又有何关系？提到杨某未必就为杨某增光，未提到杨某也未必就会将为杨某减彩，杨先先有何必要如此在乎计较金某提到于否？退一步说，即使有记者釆访，当然是要听被釆访人〝高谈阔论〞，杨先生又凭何火气大发？杨先生研究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始于八十年代。在此之前，金梁、肃一山早在三十年代就己提出；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恒慕义先生又提出；八十年代杨乃济先生专题研究过，九十年代李国荣先生也专题研究过，都有过精深阐述，可见关注研究者从未中断。杨先生自认为专题研究〝时间最早〞，言过其实也。杨先生关于雍正之死与丹药关系，强调的核心是服丹药中毒说。例如，〝我个人以为他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敞版社，2003年，第280页〝断定他是服饵丹药中毒〞同上书自序，第2页然，雍正对丹药中毒或大臣对丹药有毒之担心疑虑，早就用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释疑之。雍正告之曰：此丹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攻。”《朱批谕旨》，雍正十年十月初十日田文镜奏折朱批；转引自李国荣、张书才著《实说雍正》，第112页雍正要田文镜“放胆服之，莫怀疑，此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同上雍正亲笔写下的“有益无损、知之最确” 服丹安全说、服丹放心说，与服丹中毒说出入甚大。窃以为，雍正之死有四方面原因, 非止服饵丹药中毒一个原因：其一，雍正执政前七年十分勤政，长期体力透支，对其健康有很大影响；其二，雍正长期服用丹药，体内中毒积累甚深；其三，雍正服用丹药，希冀长生不老。长生系求延寿，不老系指性功能旺盛。李光地年已七十，雍正赐丹望其多子即是。望其多子之语对岳钟琪、张延玉、鄂尔泰等臣都说过。雍正七年后后宫女人大量剧增，总数达30人之多，吾评论其乱服春药说由此而来，并非简单搬用杨氏中毒论；其四，雍正晚年经常失眠、心神不宁，与他晚年内疚心结有关，此心病也严重损害其健康。四种不利因素同时存在，体内中毒积累与乱服春药则加速其暴亡。见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杨先生完全可以对本人研究雍正死因的以上心得与陋解视而不见，然，含沙射影说金某完全在引用照搬杨氏的雍正服丹中毒说，岂非脱离事实、无稽之谈！ 5.杨文的其他若干不实之处 1杨先生书中说，他同我〝有一面之缘，2002年大连清史会议〞第76页此言完全不实。2005年8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80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研讨会，吾有幸与杨先生一个组。而且，杨先生第一个发言，就指名要〝上海来的金先生〞回答问题。我再三推辞不掉，只好恭敬从命。杨先生认为，康熙遗诏与雍正继位合法与否无关，故，说康熙遗诏是真者甚为可笑。如今又冒出康熙遗诏是伪造论者，则更为可笑。金先生的意思究竟是说雍正是篡改了康熙遗诏，还是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杨先生认为，这是两回事。今天金先生就在这里，要向金先生请教。本人平和回答：认为康熙遗诏是真实者，乃学术研究之需要；认为康熙遗诏是伪造者，也是学术研究之需要，这并没有什么可笑。有人一会儿说康熙有遗诏，则召之即来；一会儿又说康熙无留下遗诏，则挥之即去；一会儿说遗诏真，是证据；一会儿又说康熙不会留下一鳞半爪任何证据，自相矛盾，这才真的可笑。认为自己说的全是对的可以一錘定音拍扳定案，容不得、见不得别人再研究，也是很可笑的。在我看来，如果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势必还要再伪造康熙遗诏；如果雍正伪造了康熙遗诏，就说明雍正己经篡改了康熙遗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完全割裂。据我研究，天坛祭天与传位继位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暗示作用。如果康熙要用祭天暗示选四阿哥继位，皇四子和所有其他皇子、大臣却都毫无察觉，康熙不会作这种无用的暗示。据我研究，康熙朝及以前，传位诏书并没有一定要书为〝皇x子〞的制度规定。提出书写制度规定者，至今也未公布制度出典和规定的具体规则来。顺治帝传位诏书原件犹在，并未写皇三子玄烨，而是〝朕子玄烨〞。最后，本人还表示，在座者有许多都是名家，无论在年龄上还是研究资历上，自己都是后辈，自己要向前辈学习。记得那次会议上杨先生还带了袖珍录音机。吾也有多枚会议照片保存。在避暑山庄内最高峰四面云山亭，笔者指着四面云山亭匾告诉杨先生，康熙末年康熙帝在此亭作诗《西望》，并一再多次询问身边人：西部可有奏章呈达？会后，杨曾对我埋怨：〝金先生今天的会上发言，很不客气，我提出来讨论，目的是想把问题越辩越明。〞我告之曰：〝其实不用解释，我的目的也是想越辩越明。〞杨先生何以对02年初会细节尚存入记忆，对05年当面热烈之研讨内容则健忘贻尽、只字不提耶？当时现场与会者不少于20-30人，又岂能因杨先生有意只字不提就可抹杀、否认以上之事实耶？ 2〝说他隆科多以武力威胁诸人，实无其事。〞108页试问：康熙去世当晚，传教士马国贤在畅春园亲见大批铁骑奔跑四出，气氛恐怖，是不是武力？当晚将去世后康熙伪装成康熙回宫并由隆科多带兵举刀〝护送〞，是不是武力？第二天晚上诸阿哥、众大臣分别接通知后分别入乾清宫后，随即〝九门关闭一周〞，乾清宫大门更当禁闭，是不是借助隆科多武力威胁与举措？若没有隆科多武力相助，四阿哥何能成其这多事？ 3所谓金先生对雍正何以会留下阴谋罪证留在我们手里只字不答，更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写道：〝雍正如果是篡位的，他干嘛要把这个证据留在我们手里？〞198页〝我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199页杨先生此言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先生此问是指2006年笔者与纪连海先生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上的一场PK。其文字依据是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说雍正》。其实一，2007年我就分别与纪连海先生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说雍正》一书编辑去电提出了异议，书中许多内容与现场实播有出入，纪连海先生和辞书出版社编辑均已向我作了口头说明并致歉。其实二，早在2005年，笔者就在书中写道：〝或许有人会提问：既然胤禛己对康熙遗诏作了技术处理，何必保存至今？胤禛决不会愚蠢到授人以柄。〞《正本清源说雍正》,80页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初步就此作了解答。 2008年，笔者又在书中提到：〝雍正既要删除它指满文康熙遗诏上继位人名字，为什么还要保留它？难道不怕留下把柄？〞《雍正称帝与其对手》，65页笔者紧接着已在书中提出了8条解释理由或意见见同上书65-67页白纸黑字都历历在案，而且两本书中都早于2006年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前就己多次作了回答，杨先生却在看过这两本书后居然仍宣称〝没有看到金先生的答案〞！杨先生究竟是在对读者说慌话假话，还是在说违心之话、负气之话？杨先生说的与事实相符吗？须知，古今中外的一切证据，都是罪犯或嫌疑人自已留下的，都不是他人强加的，这本是社会规律和常识。怀疑、否认当事人不会留下对己不利之证据，明显有悖以上该条社会规律和常识。满文康熙遗诏和满文康熙遗言记录都残缺不全，《大义觉迷录》内种种不实、有悖常理、越描越黑之类不利于雍正之言，都是雍正本人留下的，他人之辩护，怎能否定以上之事实？杨先生《驳难》中的不实之处还有许多，已不必一一全部列举。对杨先生愿意化费时间审读本人拙作并给予诸多指教，虽有许多严重不实之处实在不能盲从之外，本人还是要深表感谢。尤其是杨先生指出学术论著不该夹带文学描写，此言甚为至当。先生此举定会有助于本人今后学术研究之推进,并对杨先生的诸多发问与文笔之犀利，表示敬意。（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雍正称帝与其对手》）

2012-11-30

清华简辨伪札记之四《筮法》“四位表”探源

上一篇“札记之三”是讨论《筮法》的“瘇脹”，本篇讨论《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1]，题为“探源”，是探讨“四位表”的史料来源。简文第二十节“四位表”共有四个表，先讨论第一个表，再讨论后三个表。（一）第一表下军之位上军之位次军之位中军之位在具体讨论这个表之前，我们先得确定《筮法》是楚简。《筮法》是讲数字卦的。整理者把全文分成30节，每节都加了标题。30节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卦例，共18节，有57个卦例。每个卦例有筮数（有人称为“卦画”）和筮辞（有人称为“彖辞”），无卦名，无爻辞。每个卦都由四个经卦组成，简文自称是“四位”卦。每个经卦由三个筮数组成，相当于卦画卦的三爻。简文自称这些筮数是“肴”，所以研究者称这些筮数为“数字爻”。数字爻共有六个，隶定为四、五、六、一（七）、八、九。其中六和七出现的频率很高，另外四个数字出现的很少。研究者认为“六”就是阴爻--，七就是阳爻—，另外四个数字，两个奇数五和九是阳爻，两个偶数四和八是阴爻。因此每个数字卦都可以转化成画卦。另一部分共12节，讲筮法原理，与《易传》相类。清华简被认为是楚简，《筮法》当然也是楚简，这是没有争议的。柯鹤立说：“清华简‘筮法’(约前4世纪)与北大简‘荆诀’(约前1世纪),两种文书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但都反映了古代楚国的文化习俗。”[2]沈建华说：“清华简《筮法》的出现，严格地说是带有非常浓厚的楚国地区特色的一种占筮计算方法。”[3]刘成群说：“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楚地筮法不同于《周易》”。[4]子居《清华简〈筮法〉解析》（修订稿上）说：“清华简当是出土于楚顷襄王即位后所起用的重臣之墓，甚至不排除就是出自楚顷襄王墓的可能。”又特别分析《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说：“从本节第一个四位表可以看出，《筮法》篇的服务对象会关注四军吉凶，因此其拥有者当拥有很大的实权。第三个四位表将‘身之位’区别于‘君之位’、‘大夫之位’，更是说明《筮法》篇的服务对象是公卿一级的国之重臣。第四个四位表涉及到门、室、宫廷，同样说明《筮法》篇的服务对象身份绝非一般。由此不难推断，这批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入藏的清华简，很可能本是属于在战国末期某位公卿一级人物的。”[5] 学者们言之凿凿。现在我们看第一表。这个表是写一国兵制，由“中军”、“上军”、“下军”三军再加上“次军”构成的四军制。子居说：“《筮法》篇的服务对象会关注四军吉凶，因此其拥有者当拥有很大的实权。”这是说楚顷襄王或者他的重臣关注四军的吉凶。但是中军、上军、下军不是楚国兵制，而是晋国兵制。楚国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辞海》“三军”条：“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如晋设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楚设中军、左军、右军。”[6]翟明主编《国学知识全知道》“三军”条：“……如楚国分别设中军、左军、右军；晋国设中军、上军、下军；魏国称前军、中军、后军。”[7]《左传》记晋楚城濮之战：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杜预注：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斾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郄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此一战，晋和楚都投入三军，晋为中军、上军、下军，楚为中军、左军、右军。清华简证真者说：《筮法》“是帶有非常濃厚的楚國地區特色的一種占筮計算方法”。可是楚王或者楚国的重臣为什么不占筮楚国的中军、左军、右军的吉凶，而占筮晋国的中军、上军、下军的吉凶？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筮法》作者是今人，他搞不清楚东周列国的兵制。他关于东周兵制的知识来自于《左传》和《国语》，而《左传》和《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详，满眼所见都是“中军”“上军” “下军”，致使这位作者误以为“中军”“上军”“下军”是春秋战国的普遍兵制，而不知道楚国的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简文作者在写了中军、上军、下军之后，又写了一个“次军”。之所以要加一个“次军”，是因为《筮法》是四位卦，四位表必须写四个词。但是中国的兵制，从古至今，就没有三军之外再加一个“次军”的。加一个“次军”，是简文作者瞎編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李尚信教授《清华简〈筮法〉筮例并非实占例》说：“清华简《筮法》的筮例绝不是实占筮例，而只能是为讲解占筮原理与方法而假想的例子。”[8] 李说是“假想的例子”，我说是瞎编的例子。李尚信还写了一篇《关于清华简〈筮法〉的几处困惑》，其“结语”说：上面的论述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清华简《筮法》就不仅存在多处不能融通的地方，存在多处明显的自相矛盾与硬伤，而且其理论基础也粗疏肤浅，有违于中国传统智慧的常识理论。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会有人当珍宝而随葬。因此，我认为，清华简《筮法》是有较大的作伪的嫌疑的。而且，我曾撰文阐明，清华简《筮法》所举筮例，并非实占的筮例。这似乎暗示着，清华简《筮法》可能根本就未曾在实占中运用过。这就更增加了其伪作的嫌疑。[9]《筮法》的四军不是来自楚王或者是楚臣占筮的实例，而是简文作者编造的。简文作者从《左传》《国语》中看到过“中军”“上军”“下军”，从唐、宋文献中看到过“次军”，将之编到四位表中，当成东周楚国兵制。在先秦文献中不见“次军”，它首见于唐代，流行于唐宋。如：唐宪宗《招谕讨刘辟诏》：“仍令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领马步五千人为左军，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领马步二千人为次军，并相续继发……”[10]左军先出发，右军继之，称为“次军”。唐代左为上，右为下。《太平御览》记述唐将哥舒翰与吐蕃交战：“吐蕃之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逆击之，无不摧靡，又击其次军，复走之，又击其后军，皆大破。”[11]哥舒翰迎击吐蕃军的次序是前军、次军、后军。次军即中军。《宋史纪事本末》卷六《侬智高》：“青（按：宋仁宗时狄青）明日即整兵，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为殿……” [12] 按照出兵的次序叙述：前军、次军、殿军。次军即中军。胡寅《转对札子》：“屯军所在，不得侵夺在官之利。以两淮荒地分给顷亩，责委大将率次军、下军受田而耕，其上军则固护营屯，阅习武艺。”[13]宋代兵制中有禁军，禁军又分为上军、中军和下军，中军又称次军。《转对札子》中的“次军”即中军。由上面四例可知“次军”不是专有名词，而是别称。当军分前、中、后时， “次军”是“中军”的别称；当军分上、中、下时，“次军”是“中军”的别称；当军分左、右，“次军”是“右军”的别称。由于“次军”是三军中一支军队的别称，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中军、上军、下军、次军四军并列的兵制。四位表的四军制是简文作者瞎编的。但是清华简整理者却试图给“次军”以合理的解释，注释说：“‘次军’ 疑即偏军，在三军之次，偏军见《史记·燕世家》。”此说错误。如所周知，“偏军”即“偏师”，是指非主力部队，它在三军之中，而不是与三军并列的第四军。在兵制中没有一支专称为“偏师”或“偏军”的军队。《筮法》写的是四军制，“次军”是与三军并列的第四军。周代没有这样的四军制，不过春秋时晋国有过四军制，称中军、上军、下军、新军。存在于鲁成公十六年（晋厉公六年，前575年）至鲁襄公十四年（晋悼公十三年，前559年），共16年。[14] 如果在这16年中晋厉公或者晋悼公及其诸臣占筮晋军的吉凶，可以出现 “新军”，却不能出现“次军”。《筮法》作者是现代人，他不懂古代兵制，不知道“次军”不是先秦兵制的用语，不知道“次军”是第二军的别称，不知道历朝历代都没有中军、上军、下军、次军这样的四军制，不知道《左传》和《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详所以满眼所见都是“中军”“上军”“下军”，而误以为“中军”“上军”“下军”是春秋战国的普遍兵制，不知道楚国的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他自以为所编的中军、上军、下军、次军四军是楚国的兵制。不仅简文作者误以为楚国的兵制是中军、上军、下军，就是研究《筮法》的学者也同样误以为这是楚国的兵制。如果学者都知道楚国的兵制是中军、左军、右军，就会对简文的四军制提出质疑，进而揭露简文作伪。（二）第二、三、四表臣妾之位子姓之位妻之位也躬身之位臣之位也君之位也大夫之位身之位也外之位门之位宫廷之位室之位单看这三个表，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看了马楠《清华简〈筮法〉二题》[15]的第二题《〈筮法〉与包山简占筮实例拟合》就明白了。她写道：包山简占筮实例有如下数例：马楠细致地分析了《包山简》的筮例和《筮法》第二十节四位表中第二、三、四表的对应关系。如，她指出：《包山简》第 201 简的坤卦对应《筮法》四位表的“躬身之位”“身之位”，曰“少有戚”；兑卦对应“大夫之位”“臣之位”，曰“爵位迟践”。《包山简》第 210 简的坤卦对应四位表的“外之位”，曰“有不顺”；兑卦对应“躬身之位”“身之位”，以及“宫廷之位”“室之位”(宫室)，曰“少有戚”。《包山简》第 229 简的坤卦对应“宫廷之位”，曰“少有戚”。《包山简》第 232 简说“少有戚于宫室蔽”，蔽谓屏障，当指“门之位”的兑卦。马楠又指出，《包山简》的占筮实例除了和四位表有对应关系外，还和《筮法》的“得”、“至”、“咎”、“瘳”、“四时吉凶”、“死生”各节有对应关系。《筮法》和《包山简》的占筮实例有如此广泛的对应关系，这说明《筮法》的作者有意识地袭用了《包山简》。碳 14 检测清华简是公元前 305 年左右的。《包山简》的书写年代是公元前 322 年～公元前 316 年[16]。两者在时间上相当。但是《筮法》的作者看不到《包山简》，因为《包山简》中的占筮实例是墓主卲陀个人的占筮，病重时一天占筮四次，没过几天就死了。他死后，占筮记录随其他物品一起入葬，所以占筮记录没有外传，外人无从得见。1986 包山楚墓被发现并开始发掘。1991 年《包山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占筮记录得见天日。它成为作伪者编写《筮法》时的参考史料。巴九公《评清华简祭公之顾命》[17]揭露简文是伪作，证据之一是：此字（按指“迟豫有加”的“迟”字）简文作[尸下二加辶]，[尸下二]见于《包山楚简》，故简文炮制者不惜再复其辞，以证明简为货真价实之楚地出土文物，妙在其中也！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的“迟豫有加”的“迟”字，是抄袭《包山楚简》的“迟” 字的写法。《筮法》除了袭用《包山楚简》外，还袭用了《马王堆帛书》，将另文讨论。 2019 年 8 月 24 日[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上海，2013年。[2] 柯鹤立：《清华简“筮法”与北大简“荆诀”的比较研究：从两种占筮文书看楚国文化》。会议论文提要。会议名称：北京论坛（2016）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会议时间：2016-11-04。见于中国知网。[3] 沈建华：《清华简〈筮法〉果占与商代占卜渊源》，《出土文献》2017 年第 1 期。[4] 刘成群：《清华简〈筮法〉与先秦易学阴阳思想的融入》，《周易研究》2016 年第３期。[5] 《周易研究》2014 年第 6 期。[6] 第 14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年。[7] 第 54 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年。[8] 《深圳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9] 《中国文化论衡》2016 年第 1 期[10]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0八《政事》，民国适园丛书刊明抄本。[11] 《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兵部》八五《枪》，四部丛刻三编影宋本。[12] （明）冯琦编，陈邦瞻增辑，明万历刻本。[13] （宋）胡寅：《斐然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14] 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 第10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5] 《深圳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16]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第 332-333 页，文物出版社，1991 年。[17] 360 个人图书馆，巴九公，2015-12-09 。

2019-11-07

孙贝贝|2023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政治与军事韩策《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围绕两江总督，深入探讨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呈现了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的线索。张建斌《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一文以清末权臣间倾轧进而岑春煊被排挤出局的政潮为背景，考察岑春煊谋求复出的活动及各方应对措施。严泉《总统内阁：民国初年赵秉钧内阁运行新探》一文梳理赵秉钧内阁近一年运行实况，认为赵秉钧内阁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民国初创时期国家能力重建的迫切需要。张生《发动革命：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一书，介绍了国民革命发动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及其失败原因分析。郝昭荔《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一文主要考察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在平津地区的政治博弈。杨步青《张力与顿挫：战后初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决策与部署研究》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战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格局下，对东北的战略决策灵活调整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彭贺超《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一文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过程中的督练公所为切入点，考察其在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措施和得失及其难以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大地提升了组织动员和后勤保障能力。梁馨蕾《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一文长时段考察了中共军队的军鞋保障工作不仅有效支援了前线，还加深了军民情感，火线与针线的交融，共同造就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果实。抗战勤务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支援抗战的重要方式，把增强《硝烟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之演进及其成效》详细论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政策演变、宣传与动员、核算与调度，以及成效、问题等。社会治理与建设近代以来，城市和乡村随着社会转型亦积极参与政府与社会的治理和建设。王兆刚《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一文考察了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转型关系，指出旧的治理格局不断被新组织所复制和强化，有新组织的建立而无治理的实质进步。姬凌辉《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一书以细菌学说的容受与卫生防疫机制的调试为主线，探讨了近代以来知识、观念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天津开埠后承担了北方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的作用。曹牧《近代天津排水系统的变化与生态影响》一文主要从生态与技术角度考察了近代天津城市建设中的排水系统问题。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一文详细考察了维新运动时期对北京街道改造动议、争论和整修的过程，揭示其对北京城市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及蕴含其间的观念博弈、时代情绪和政治斗争。李发根《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一文就近代黄河改道引发的土地权属争论进行了较为长时段的考察，重点考察黄河北徙后故道的生态演变、央地矛盾、政治利益纠葛等多重面相。蔡斐《1903：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一书，作者从法制史、新闻史等多学科角度切入，以晚清朝廷状告平民这起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为中心，讨论清末司法转型必然性的法制史、社会文化史研究。胡永恒《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中根据中国国情，结合情理作出调解和判决，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治道路的可贵尝试。经济与财政近代税政与经济史研究颇受学界重视，陈勇《晚清专款与财政运行：以海关四成洋税为例》考察了晚清关税四成洋税名实不副、“专款不专”的状况，反映出晚清专款制度的实行受到财政背景、专款性质、财政理念以及专款制度自身弊端诸多因素的制约。李文杰《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难题》一文从清末民初财政制度的视角，考察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及对唐绍仪内阁的影响。徐进《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一文考察了红四军军事行动背后关涉的经济结构因素。贺江枫《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桂系在财政困局下为维持生存而与蒋介石之间的博弈和争夺，蒋桂关系经历了从冲突逐步走向缓和直至合作的过程。杜恂诚《大萧条与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经济（1931-1949）》一书深入研究了复杂时局下的中国经济状况。徐锋华《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金融、实业关系研究》一书通过对交通银行、棉纺企业等具体案例，考察政府与金融、企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思想与社会文化变迁在思想文化史领域，概念史、认同史等领域佳作频出。承红磊《“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一书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一文详细考察了清末庚子事变后中国思想界对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及有关政治参与主体为精英抑或大众的争论。祁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中日唯物史观比较》一文指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虽然主要从日本引入唯物史观，但又能突破其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打下科学理论基础。王建伟《从潜流到激流：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左翼思潮的兴起、表现、走向，指出左翼思潮与抗日救亡洪流相结合，具有旺盛的民族意识和生命力，为青年指明了人生道路。李雷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区域概念的建构》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这一区域概念从建构到语义重塑，再到运用和建制化的过程。郑大华《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一文考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制定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战时组织与动员民众是支撑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吴敏超《〈共产党人〉与党的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为视角，考察分析其对党的建设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金之夏《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一文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考察了国民党在战时民众工作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指出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和成效是有限的。李晔晔《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推动与控制》一文，探究了国民党在动员组织民众、推动民众运动的同时，加紧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的控制和限制，指出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并非的合格领导者，无力真正领导民众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抗日渐趋消极，反共活动日渐增多，不断袭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宋弘《才兼文武：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干部军事化》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中共推进华北地区干部的军事化提出、实施、影响及其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赵诺《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一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革命者的成长、组织化、一体化的历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战根据地日益扩大、壮大，谢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一文探究了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设计、实际运作等层面妥善处理党军关系的纠葛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潘建华《解放战争时期中原新区地方干部的来源与整合》一文考察了中共为巩固中原新解放区而组织、整合、培养、提拔干部队伍的史实，指出人才支撑为南下接管积累了经验。群像与个体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群体和个体，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其特定的贡献和影响。张富强《论近代香山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功转型——兼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一文重新评价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广东香山籍买办群体在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期形成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一书考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另一群体的思想与主张，呈现了新文化运动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的生态。王微《华北根据地乡村女性研究》一书以华北地区乡村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革命巨变与民族战争压力下应对社会变迁、参与革命的过程。江文君《落日余晖：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自由职业团体》一文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会计师、律师、医师等自由职业团体与政治、社会互动及不断衰败的过程。唐启华所著《陆征祥评传》一书撰述了陆征祥从清末直到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等活动。张仲民《私谊、舆论和政治：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再考察》一文通过一些新史料尤其是刘师培致章太炎的道歉信，重新研究了清末民初刘师培、章太炎二人因性格差异、政治抉择、学术关怀的差异而经历交恶、和解、再交恶、难以和解的关系演变情形。陈红民、吴萍《从“技术官僚”到“职业官僚”——翁文灏从政之路与蒋介石关系探微（1932—1949）》考察了翁文灏的从政之路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外关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走向深受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中外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点。李育民、匡艳《〈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一文详细梳理了“派兵条款”的形成过程，认为此项条款标志着中朝宗藩关系从法理上走向溃决，为日本武力侵略朝鲜做了法理上的准备。刘芳《美国政府与庚子大沽之役》一文指出，美国政府在“道德主义”约束和维护在华利益的双重驱使下，在庚子大沽之役中进军和调停并用，以实现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初步目标。陈太勇《中立、秘援、布子：日本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一文详细考察了日本对奉系的态度、策略，呈现了外国势力与北洋军阀集团既勾连又相互提防的多维面相。丁书颖《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的对华宣传——以英国新闻部为中心》一文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新闻部协助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对华宣传政策、组织、运作及成效等。张皓《苏联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一文详细考察了苏联在其间的矛盾态度。学人与学术近代以来，中国儒学亦随着社会转型而转型。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一书考察儒学在向现代学术转型、科学化中的困境，探究新的时代儒学的出路。虞云国所著《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选取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吴晗、丁则良、严耕望等著名史学家为个案，论述他们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与学术生涯。傅正《康有为早年经学思想演变》一文认为康有为早年经学思想受多种学说的影响，改宗今文学后杂糅了常州学派和廖平学说，推动晚清经学走向衰亡。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领域成果亦颇为丰硕。李长银《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一文认为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曹志敏、张秋升《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一文系统梳理了荣孟源在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贡献和成就。赵庆云《范文澜、郭廷以与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一文通过对比范文澜与郭廷以二人在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呈现了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为推进两岸现代学术史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张越《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一文指出，疑古学说初步形成了一个极具原创性、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此外，学术界还整理出版了系列史料汇编。例如，苏全有主编的《近代家庭史研究资料汇编》、湖北省图书馆编纂的《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明清总集选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的《华南抗战时期史料汇编》。裘陈江整理的《徐乃昌往来书札摭拾》收录了徐乃昌往来信札近千封，是对近代史研究重要的史料补充。2023年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继续呈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对象丰富、研究视角新颖、研究成果丰硕等特点。对于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许多重大议题，研究者在研究观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都有所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之间的对话不够，研究中的雷同化和碎片化趋势较为明显，如何提升研究的价值、发挥以史经世的功用，仍然考验着史学研究工作者。

202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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