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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格局及其边界形态
作者:赵逸才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20年05期  发布时间:2020-11-18  点击量: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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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引言

行政区划一直被历代视为地方治理的工具和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中央政府对政区的设置、调整体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政方针和施政理念,而县制是中国长期稳定不变的基层政区体系,历史上置县地域的扩展实质上体现了中央集权和行政管理不断辐散、落实的过程。就东北地区而言,置县地域分布的扩展过程以两汉、宋辽金与清代为著。清代县制的推广与政区一体化进程,大大促进了中国国家疆域的奠定与版图观念的形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盛京三将军”辖区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省,清末最终形成二十三省的政区格局,省下“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的政区层级得以广泛落实。

相较内地各省而言,清代包括奉天在内的东北地区政区研究是薄弱环节。《清史地图集·奉天图》负责人任玉雪较早对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进行系统探索,并有专文探讨清代东北厅制、盛京将军辖区、八旗驻防体制等问题。a但具体到政区要素,尤其是晚清行政区划奠定的实际结果,既往研究还未细化至此。县制与省制、府制、州制、厅制等一样,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地方行政制度概念。县制的完整概念既包含稳定的政区结构体系,亦包含健全的官员组织结构。稳定的政区结构体系由行政区划的诸多要素组成,是传统沿革地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地理位置、等第、边界、幅员(形状)、治所、名称等。b其中的边界要素,往往考证难度最大,基层政区则更甚。但基层县级政区界线与统县政区、高层政区界线实质上的嵌套关系,使我们探讨各级政区边界要素时往往无法逾越对基层县界的考察。

因一般情况下历史文献对疆界仅止于“四至”“八到”的记录,“计里画方”“山水意象”等传统绘法的舆图虽然有的标示出了一定的边界走向,但总体上仍比较粗疏,这使历史县界复原研究的进展十分有限。相较而言,清代中晚期,版图疆界意识的提升、实地勘测的加强以及绘图技术的转型,使地图编绘的精细程度大大提高,基层政区乃至县下政区等小尺度空间的舆图开始更多涌现。而舆图在表现政区边界和空间形态上,有文字史料无法比拟的直观性。充分有效地发挥县级舆图史料的功用,c并与文字史料相互印证、相辅相成,为复原晚清县级政区边界提供了可能。奉天、锦州二府(以下简称“奉锦二府”)是清代东北开发最成熟的地域单元,“奉天距京较近,为吉、江两省根本。现各干路、枝路皆以该省城为枢纽,总督应建驻署于奉天,以便控制,吉、江两省应各建行署,以符三省各建行台之旨”,d省制建立后,其重要程度仍不待言。

明清以后,府州县方志、乡土志等为我们窥探传统社会中晚期的基层政区形态提供了详实材料。而奉锦二府所辖县级政区的地方志书,光绪、宣统年间不多,民国肇建后各县大量修志,可兹为辅证。此外,宣统《奉天郡邑志》、民国《东三省纪略》、民国《奉天通志》等亦为本文所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宣统朝“录副奏折”,作为探究清末奉天省政区调整的原始文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政区边界变动的原因与过程。然而,《清史地图集》项目组要求超越 “四至”“八到”的简单框架,复原宣统三年(1911)县级政区完整闭合的边界曲线,这并非看似丰富的文字史料所能解决,舆图史料就起到关键性作用。

舆图史料主要有二:第一种是光绪二十年(1894)《奉天全省府厅州县舆图》。“光绪十有五年,开会典馆重修会典,国史馆重修地理志。诏令各直省绘舆图列表具说以进,以奉天为陪都重地,前修会典之时尚未改立行省,记载尤略,敕令详加编辑”,e是图为编制清会典图而绘,共 31 幅,其中县级舆图 25 幅,完整展现了奉天建省前府县政区的空间形态。第二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奉天省全图》,f由奉天民政司疆理科编印。该套图集中的图幅尺寸大小不一,方位上北下南,明显吸收了近代测绘制图技术的理念和方法,具有比例尺、山脉等高线和海洋等深线等地图要素,每幅地图皆标有邻县的县名、县界、主干河流、重要聚落等,相比光绪二十年《奉

a      任玉雪:《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b     关于政区地理的要素,邹逸麟曾提出层次、幅员、治所、边界四大要素说(《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4 页);周振鹤曾提出层级、幅员、边界、形状、地理区域、地理位置六大要素说(《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

c      参见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

d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呈酌拟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清单》,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档号:03-5095-016

e      《奉天全省府厅州县舆图》,王志修编:《奉天全省地舆图说图表》,光绪二十年。

f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区,索书号:241/1911-3。图集共十册:《奉天府属舆地全图》《锦州府属舆地全图》《营口厅辉南厅法库厅庄河厅舆地全图》《凤凰厅属舆地全图》《长白府属舆地全图》《新民府属舆地全图》《兴京府属舆地全图》《洮南府属舆地全图》《昌图府属舆地全图》《海龙府属舆地全图》。国图藏石印本无版本年代,《舆图要录》第2425条“奉天省全图”作宣统三年,笔者暂存疑。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 6827 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第 202 页。

天全省府厅州县舆图》,精细程度大大提高。该图集不仅详细反映了清末奉天省的幅员范围与行政区划设置情况,也描绘了全省山峰山脉、河湖水系等自然地物的形态,还清晰展示了柳条边、台站、交通道路、铁路、邮电等富有东北地域或近代特色的地物的分布状况。根据图集内容已有“长白府”“营口厅”“辉南厅”等新设政区,可知此图为宣统年间绘制,表现了清代奉天省各级政区演化的最终形态。

本文基于以上史料,主要以清末建省前后的奉天府、锦州府行政地域范围为例,揭示《清史地图集》复原县级政区边界的学术理路,并阐释清末奉锦二府的政区边界类型与形态。

二、政区格局与边界的历史继承性

光绪以前,作为陪都和将军辖区的行政中心,“盛京”的地位崇高,奉天府为京府的规格,附郭承德县亦为京县。奉天府的官员组织结构参照京师顺天府,奉天府尹直接领有州县并辖锦州府,锦州府又下辖州县。这种“府管府”的体制凸显了奉天府作为京府的地位,使奉锦二府地域的政区呈现二级制、三级制并行的局面。元明清行省时代,相比关内各省而言,奉天省政区发展的积淀时间较短,县级政区的演变只能追溯到清初。以清末奉天府地域单元的县级政区为对象,追溯至清代设县之始:顺治十年(1653),设辽阳、海城二县;顺治十四年置奉天府,设府尹,领辽阳、海城二县。a康熙三年(1664)增置承德、盖平、开原、铁岭四县,升辽阳为州。b雍正十一年(1733),于明复州卫地置复州,金州卫地置宁海县。c有清一代,奉天府下有 8 个县级政区在建省前设立,并延续到清末,分别是:承德、辽阳(辽阳州)、海城、开原、铁岭、盖平、复州、宁海(金州厅d)。

同样,以清末锦州府地域单元的县级政区为对象,追溯至清代设县之始:康熙元年置锦县,隶奉天府;e康熙二年置宁远州,隶奉天府;康熙三年置广宁府,设附郭县广宁县,与锦县、宁远州俱属府;f康熙四年广宁府迁治锦县,更名锦州府;康熙十一年,又置义州来属。g 有清一代,锦州府下有 4 个县级政区在建省前设立,并延续到清末,分别是:锦县、广宁、宁远州、义州。

上述 12 个县级政区都是雍正以前设置的。雍正朝以后,中央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改革,推行了裁撤属州、简化层级、政区分等一系列制度。由官方主导划定的“法定界线” 开始涌现,h各级政区间的模糊界限逐渐完成了向精确界线的过渡。雍正三年,朝廷发布敕令,要求各省督抚对各省之间及省内府州县地界的错壤不清等弊政进行详细查勘并委员划定。i边界意识的强化与边界划分的法定化,使我们复原清末边界、编绘历史地图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大大

a      乾隆《盛京通志》卷 1《建置沿革》:“顺治十年以辽东为辽阳府,设辽阳、海城二县。十四年裁辽阳府,设奉天府,以府尹治之。”

b     《清圣祖实录》卷 12,康熙三年六月甲午。《嘉庆朝大清一统志·盛京统部》卷 57,“(康熙)三年,于旧广宁卫地设府,领广宁县、锦县、宁远州。是年奉天府又增置承德、盖平、开原、铁岭四县,改辽阳为州”。

c      《清世宗实录》卷 133,雍正十一年七月甲午,“金州请改为县,裁原设巡检缺,添设知县一员,典吏一员……均应如所请,从之,寻定金州新改县曰宁海。”

d     道光二十三年,改宁海县为金州厅,详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盛京将军禧恩等奏请宁海县知县改为金州海防同知岫岩凤凰城通判改为岫岩凤凰城海防同知事》,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录副奏折,档号:03-2924-036

e      《清圣祖实录》卷 6,康熙元年六月壬辰。

f      《清圣祖实录》卷 12,康熙三年六月甲午,“改广宁为府,添设通判、推官、经历,设广宁县、宁远州,并锦县属广宁府,俱令奉天府府尹管辖”。

g     《清世宗实录》卷 133,雍正十一年七月甲午。

h     韩光辉:《清雍正年间的政区勘界》,《中国方域》1997 年第 4 期。

i       《清世宗实录》卷 30,雍正三年三月癸丑。

提升。光绪二十年时,奉锦二府的政区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光绪二十年奉锦二府政区简表

统县政区

县级政区

奉天府

承德、海城、盖平、开原、铁岭、辽阳州、复州、新民厅、金州厅

锦州府

锦县、广宁、宁远州、义州

总体而言,从雍正三年至光绪二十八年近 180 年的时间里,表 1 除新民厅、承德、广宁以外的 10 个县级政区,基本没有调整。a因此奉锦二府县级政区的边界形态,或者说它们的政区幅员(形状),呈现较长时段的继承性和较强的稳定性。

晚清以后,奉天旗民分管的矛盾日益突出,朝廷进一步明晰了将军、府尹的职权范围,奉天府尹的权威逐渐增强,奉天的行政体制已逐渐向省制趋近。b光绪三十一年,奉天府裁府尹,“查奉省官制自前署将军崇实奏准以府尹行巡抚事,复将治中议裁,改设驿巡道缺,已于陪都之中行行省之制。现在府尹已奉特旨裁撤,驿巡道一缺又经奏请加按察使衔,管理全省刑名,是首道责任较重”;c同年又设知府,“吏部为知会事,据政务处议覆:盛京将军赵尔巽请设奉天知府一缺为冲繁疲难请旨拣调要缺等因,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具奏,奉旨依议,钦此。所有新设奉天府知府一缺相应知会贵处查照办理可也”。d此后,奉天府实质上失去京府的地位,成为与各省首府地位相同的普通政区。光绪后期,奉天的行政区划改革频繁起来,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元年的 8 年间,奉锦二府的县级政区升级两例、新设府级政区两个、新设县级政区七个、裁撤县级政区一个,总体上县制呈进一步扩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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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八年,新设绥中、兴仁二县。其中绥中乃分宁远州所置,“宁远州西境置县,治中后所”。e绥中西南临山海关,与直隶永平府临榆县为界,乃关外第一县,是东北门户,其重要的地缘位置是置县主因。同年,兴仁县从承德县分出,“奉天省城附郭只承德一县,事务繁剧,甲于诸城。拟划承德辖地之半以分治之,名曰兴仁县,另添知县一员,典史一员”。f

是时,奉天虽尚未正式建省,但已有“省”的称谓和“省城”概念,g行政体制也与省制接近。奉天府承德县分设兴仁县,主要为分担省城附郭县的繁杂事务,与关内各省、府的附郭县

a      嘉庆十八年分承德、广宁县地置新民厅,隶奉天府,光绪二十八年升新民府,领镇安、彰武二县。

b     参见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王卫东:《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41 页。

c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为请设奉天知府裁撤军粮同知以资治理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48-020

d     《知会吏部为奉旨核议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请新设奉天府知府缺一折奉旨事致军机处知会》,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50-017

e      《清德宗实录》卷 500,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己丑。

f      《盛京将军增祺、玉恒呈酌拟奉省应行建治添官节略单》,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5094-027

g     嘉庆《清会典》卷 10,“留都曰盛京,其北曰吉林,又北曰黑龙江,是为东三省”。

分县模式类似。由此奉天府呈现出承德、兴仁双附郭县的格局,据《最新实测奉天省城全图》标注,兴仁县衙门大体在奉天砖城大东门内偏南位置,图中从北向南依次标有兴仁县南胡同、兴仁县胡同、兴仁县前胡同。a不过六年后兴仁旋即裁撤,“查奉省分设承德、兴仁两县同城设治,殊近复赘,拟请将兴仁县移驻抚顺,必与该处地方有所裨益,并拟改为抚顺县知县,以符名实”。b承德、兴仁双附郭县格局迅速解体,这种短时间内政区调整的反复其实是对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

建省前夕的光绪三十二年,奉锦二府政区多有调整。七月,因柳条边开禁,法库门地方距开原县较远,管控繁难,故分新民府及开原、铁岭、康平三县地置法库直隶厅,治法库门。c同月,锦州府又新设抚民厅、江家屯厅。d同年九月,江家屯更名锦西厅。e十月,广宁县南之盘蛇驿,又分设盘山厅,f“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添设盘山厅抚民通判,从将军赵尔巽请也”。g以上三厅的设置,都有距离原县治过远、不易控御的考量,加之人口渐增、商贾集聚、案讼繁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而宣统元年营口直隶厅的设置,主要基于晚清开埠通商的考量,源于同治五年(1866)设的营口海防同知,并为吉林滨江厅的设置所参照。h

此外,光绪三十二年新设的辽中、本溪二县,主要都是从辽阳州划出、辅加周边厅县地域而设,为了就近控制,加强地方治理。i光绪三十四年,兴仁县移驻抚顺城,并设抚顺县,“三十四年五月……移兴仁县知县驻抚顺,改名抚顺县”。j“三十三年改今名,移治抚顺城,划兴京西北地入之,仍隶府”。k

随着宣统元年三月营口直隶厅的设立,奉锦二府县级及其以上政区的调整结束,清代奉锦二府的政区格局基本奠定。综合来看,奉锦二府的政区调整形式多样,时间集中,由多种因素促成,东北开禁、人口增长为地方治理带来的挑战是决定性因素。清末县级及其以上政区的调整,也表现了行政层级划一、地方治理细化的过程,与奉天整体行政地位的下降与省制正式推行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三、边界变动及其模式

行政区划作为一个要素完整、联系紧密的体系,政区调整必然带来连锁反应,包括边界

a      奉天发行所、盛京书局刊行:《最新实测奉天省城全图》,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影印件,1911 年。

b     《东三省总督奉天府尹徐世昌唐绍仪奏为奉天复州地方屡受外人侵略请添设州判并将兴仁县移驻抚顺县分治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5095-082

c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为奉省添设厅县治所专官并派员试办请饬部先行立案事》,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63-088

d     清末时厅制已趋于成熟,清代特有的抚民厅已扩充到东北三省的各级政区体系内,府县二级同知、通判为核心的组织机构业已形成。光绪三年,兴京厅升直隶厅,使厅制充实了奉天各级政区的结构体系。

e      《清德宗实录》卷 564,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乙未。

f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为续查奉省应添设厅县分防各治派员试办请饬部立案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68-139

g     《清德宗实录》卷 565,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辛卯。

h     《外务部总理王大臣奕劻等奏为议复吉林将军达桂等奏拟援案添设滨江关同知巡检等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71-072;《宣统政纪》卷 12,宣统元年四月癸巳。

i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为奉省添设厅县治所专官并派员试办请饬部先行立案事》,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63-088;《盛京将军赵尔巽奏为续查奉省应添设厅县分防各治派员试办请饬部立案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68-139

j       《奉天通志》卷 124《职官三·清》,金毓黻主编,翟文选、臧式毅主修,白永贞、袁金铠等纂:《奉天通志》,辽海出版社,2002 年(据 1934 年沈阳刊本影印)。

k      吴廷燮:《奉天郡邑志》,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卷 6《民政·奉天省附件》,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第 980 页。

和境域盈缩的变化。总结起来,县级政区的变动情况可分为九种情形:分县、并县、同类变更、升级、改隶、迁治、更名、新设、裁撤。分县后自然会增置新县,并县也必然以裁撤旧县为前提,因此“分县”与“新设”、“并县”与“裁撤”的过程往往是共同出现的。以上九种情形,分县、并县、新设、裁撤、同类变更、升级、改隶都可能造成边界的调整与变动。政区边界变动进而会对政区幅员(形状)、治所区位产生直接影响,甚至改变政区结构体系的整体面貌。

上述“分县”与“新设”两种情形,是导致奉锦二府县界变动的主要原因。光绪末期,奉锦二府新设的若干县级政区主要从承德、辽阳州、海城、开原、铁岭、锦县、广宁、宁远州析置,就新设政区的空间划分模式而言,主要是“县内分家”,a广泛地推行于政区调整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奉天府绥中、兴仁、辽中、本溪、抚顺五县,锦州府锦西厅、盘山厅二厅,加之法库直隶厅、营口直隶厅两个府级政区,都是“分县”与“新设”的结果,进而导致了新设政区与母县间的边界划定与变动。b

例如绥中,是将宁远州六股河以西的地域整块切出,十分清晰。绥中县设知县一员,原设之巡检留管典史事。锦州府宁远州,西接山海关,北界热河,南滨海,其地绵亘二百余里,拟于适中之中后所地方添设一县,名曰绥中县,以六股河为界,河以西之地划归县治。c

再如盘山厅,“分广宁县地及盘蛇驿牧厂地设治双台子。三十三年七月归锦州府管辖”。d对比《奉天全省府厅州县舆图》与《奉天省全图》的广宁县图幅,广宁大约拦腰截出一半地域予盘山厅,与盘山厅界基本无山水阻隔,自西向东界址点主要有羊圈子、赵窝棚、六家屯、新立屯、吴屯、崔窝棚、高山子等,皆为村庄或集镇。再如锦西厅,乃分锦县西部地域而置,“东至头台子一百五里广宁县界,西至汤河子二十五里锦西厅界……西南至连山八十里锦西厅界”。e 查《奉天省全图》锦县、锦西厅图幅,汤河子、连山皆为重要界址点。《奉天全省府厅州县舆图》锦县图,县西北境近新台门与宁远州为界,分出锦西厅前的锦县与宁远州的边界走向,与后来锦西厅与宁远州的边界基本一致。

再如营口直隶厅,“分海城西南三乡,及盖平北境一乡置直隶厅”。f“(三月)二十七日,徐世昌奏营口改为直隶厅,拟析海、盖附营口之地划归厅治,海界自大石桥迤西北,以达于盘山厅之大洼车站。盖界亦自大石桥迤西以达于淤泥河口。海城归厅治者三系,盖城归厅治者一系,重在商埠,地无取太多。”g查《奉天省全图》营口直隶厅图,营口厅以大石桥、岳堡、党堡、李堡、陈堡、连三屯、北营子、小林子、哈巴台、大洼一线,与海城为界;大石桥以西至海,隔淤泥河与盖平为界。总的来说,奉锦二府析置新政区而造成的边界变动,大多是处理与母县的边界划定问题,多数母县与周边各县的原有边界保持稳定不变。

而本溪、辽中二县分别从辽阳州东西两侧划出,光绪三十二年后,辽阳州“东至朝鲜岭九十里迤南至老鹳岭与本溪界,计由岭东至田师傅沟共拨出地延袤百余里,西至太子河西大骆驼背、长林子等处以西之浑河九十里,西北至小北河东之浑河及太子河六十里与辽中界,计由河西至枯榆泡、转心湖共拨出地纵百里横二三十里以至五六十里,南北及西南三界仍

a      此种说法参考华林甫、成崇德关于中国历代分省模式的探讨而来,参见华林甫、成崇德:《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b     母县”即新设府县政区之行政地域所来源的县。参考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98 页。

c      《盛京将军增祺、玉恒呈酌拟奉省应行建治添官节略单》,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5094-027

d     吴廷燮:《奉天郡邑志》,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卷 6《民政·奉天省附件》,第 995 页。

e      田征葵纂修:《奉天锦州府锦县乡土志》,宣统二年抄本,第 18 页。

f      《宣统政纪》卷 11,宣统元年三月乙亥。

g     吴廷燮:《奉天郡邑志》,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卷 6《民政·奉天省附件》,第 1007 页。

旧”。a此外,“(辽中)计由辽、新划出之地三分之二,由承、海、镇划出之地三分之一。”b 而本溪县“光绪三十二年分辽阳州、兴京、凤凰地设县治本溪湖,名曰本溪县”。c可见此二县地域源于“县内分家”,同时分周边县域的若干土地一并治之,边界调整牵涉了辽阳州、承德、海城、新民府镇安、兴京府、凤凰直隶厅等多个府、县两级政区。这些府县位于奉天府的核心地域,据《奉天省全图》相关图幅,调整后的辽阳州、辽中、本溪与周边各府县的主要界址点,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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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的界址点皆可找到确切的今地位置,村庄聚落多为“窝棚”“堡”“屯”“台子”等通名,颇具东北特色,这种较为直白的命名方式也体现了晚清东北地区多同姓移民家族聚居、开发较晚的地域特征。辽阳州西与辽中县以太子河、浑河为界,东与本溪县多以山岭为界,遵循“山川形便”原则。宣统三年辽阳州、辽中、本溪三个县级政区边界的具体情形,如图 1

d 所示。

此外,还有一例是因“并县”与“裁撤”导致的县界调整,即光绪末年裁撤兴仁县,其地

a      洪汝冲修,白永贞编:《辽阳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第 49b50a 页。

b     徐维淮修,李植嘉纂:《辽中县志》卷 1《疆域·沿革》,民国十九年铅印本,第 3b 页。

c      吴廷燮:《奉天郡邑志》,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卷 6《民政·奉天省附件》,第 988 页。

d     据《清史地图集·奉天图》改绘。

域并入承德县与新设的抚顺县。不过综合来看,奉锦二府县级政区的边界变动主要是源于政区析置,将其置于长时段演化规律中考察,这种边界调整主要集中于光绪末期的几年内,其速率是“突变”的。《清史地图集·奉天图》以宣统三年为标准年代,基于边界静态实况,可一览清代奉锦二府政区边界的空间格局。

《清史地图集·奉天图》对县界的考订过程,始终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依据清代地方志、舆图史料的记载(民国史料只可作辅证),先通过各类文献确定重要界址点,并考证确定今地具体位置,然后通过双边定点连线,复原清末边界走向。从学理上而言,选取的双边界址点的数量越多、距离越近、中间地带越窄,县界的走向就越精细。a例如附郭省城的承德县,清末其周边多次析置、裁并政区的过程都对其边界形态产生了影响。我们查找奉天边界上属于本县县境的界址点 36 个,边界外侧周边六个府县境内的界址点 35 个,并一一落实了今地位置,较细致地复原了清末承德县的边界形

b 态与幅员形状,详见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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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界的五类地理形态

从清代奉锦二府县级政区划界的地理形态来看,充分体现了区域地貌特征对政区划分与空间结构的主导作用。按边界段上的地物类型分类,边界大致呈现出以下五类地理形态(依对应

a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对历史县级政区边界的复原工作,其成果不是纸本,网络提供宣统三年(1911)全国县级以上政区的地图下载。就奉锦二府地域而言,CHGIS 第六版(V61911 年的地图存在若干段县界采用今界的绘法,例如承德东与抚顺界、铁岭北与开原界、海城南与盖平界等,有误。虽然时间断限距今仅一百多年,但根据清末舆图史料与《清史地图集》考证结果,上述县界古今有变,不宜照搬。

b     据《清史地图集·奉天图》改绘。

县界段的数量多寡排序):

第一,以普通聚落点为界(村庄、集镇等)。这种情况在地势平坦、村镇较为密集的奉锦二府普遍存在,尤其是辽河冲积平原、沿海平坦地带的县级政区,多以普通聚落点为界。其中承德、锦县、盘山厅的四周边界(海岸线除外)基本全部以普通聚落点为界,边界两侧的界址点皆为普通村庄。

第二,以山峰、山岭、山系为界。

第三,以江、河、湖、溪等水系分界。山、川作为天然分界标志,是奉锦二府各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因素,后文将详述。

第四,以柳条边为界。清末奉锦二府的地域全部位于柳条边以南,柳条边不仅作为两侧县级政区的县界,还是高层政区的省界、统县政区的府界。锦州府绥中、宁远州、锦西厅、义州、广宁的北部地域皆以柳条边为限,与直隶朝阳府交界;奉天府开原则北隔柳条边,与昌图府、吉林伊通直隶州、海龙府交界。有别于自然山川,柳条边可谓是先于县制扩展、政区设立而形成的“人文因素”,也成为了清代划定政区边界的特色地理标志。

第五,以海岛、洋面为界。主要是辽东半岛上的金州厅东北与庄河直隶厅界、西北与复州界,涉及岛屿的归属与划分问题。“庄河厅……其疆域,东北凤凰,北与西北、东北皆岫岩,西复州,南大海,西南金州厅……南、西接碧流河,南至海沿并洋面各岛,划归管辖……石城岛巡检,三十三年十月设在厅南海中。”a据《奉天省全图》庄河直隶厅图,南部海域石城岛属庄河无疑。而金州厅图,厅东境止于碧流河,洋面最东端的岛屿止于海洋岛;b厅西北境止于今普兰店湾,“快马张”为海岸线附近的重要界址点,《奉天全省府厅州县舆图》金州厅图亦然。由此可以确定金州厅分别与庄河直隶厅、复州洋面界线的大致走向。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社会,“对于官方而言,对海岛的分划拨转在巡查缉私等方面所显示的海防军事意义,要超过基于刑名、钱粮的行政管辖意义”。c沿海州县对近海岛屿归属的划分意识逐渐明晰,但其中很多岛屿是无固定居民的荒岛,清代对海洋地理的有限认识使洋面界线难以具备陆地边界的精确意义。

若将宣统三年奉锦二府的政区边界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观测,两府 18 个县级政区加上营口直隶厅边界的地理形态,基本包含了上述多种类型,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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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吴廷燮:《奉天郡邑志》,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卷 6《民政·奉天省附件》,第 1022–1023 页。

b     刘恩荣译,梁文锦述:《海图》:“海洋岛,四周多石,崖高三百三十尺,自高峰斜陂至南面为破碎陡石,崖西北为彖登港,北面有家地纳岛,高三百五十尺,家地纳岛东北有桥洞石高五十尺,岛间水深二十五拓。”光绪年间刊本,第 18a 页。

c      施剑:《清代浙江省政区边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54 页。

d     表中各界线段的类型以主要地理形态为标准,不排除零星分布的其他类型界址点,边界叙述自正北开始,依顺时针方向为序。主要依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宣统《奉天省全图》以及清末民初各府州县地方志、乡土志、《奉天郡邑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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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邻区(县级以上)数量而言,开原有 8 个邻区,数量最多;金州厅仅 2 个邻区,数量最少,这不失为一个观察各县级政区地缘关系复杂程度的视角。就边界类型的多少而言,复州、广宁、义州的边界地理形态有 4 种,辽阳州、开原、金州厅、本溪、宁远州、绥中、锦西厅 7 个政区边界的地理形态也有 3 种,可见政区的边界系统是一个地理形态综合体,影响边界划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五、边界划定的原则

边界类型的格局与政区自然地貌的多样性直接相关,除了平原地带一般以普通聚落点作为划界标志外,“山川形便”是最主要的划定原则,也成为了边界形态最突出的地理特征。

奉天省山地、丘陵、平原交错,锦州府多低山丘陵,奉天府的辽河沿岸地势平坦,而开原—抚顺—本溪—盖平一线以东以南地带为山地丘陵区。光绪三十一年商务印书馆编绘的《大清帝国全图》,a第三幅为“盛京省图”,山岭走势的标注醒目,并绘出府级政区界线。虽然有的边界未完全闭合,示意性较强,仍能看出府县边界与山岭走势的关联度。尤其是多山多丘陵的锦州府与奉天府东南地域,以山岭、山系为界表现得更为显著,开原、抚顺、本溪、盖平四县皆有多处界线段是以山岭为界。同样,河流水系也是划分边界的重要天然标志,例如:海城与辽阳州以鞍山河为界,辽阳州与辽中以太子河、浑河为界,复州与庄河直隶厅以碧流河为界,营口直隶厅与盖平以淤泥河为界,绥中与宁远州以六股河为界,义州与锦西厅以小凌河为界等。像广宁县,分出盘山厅后,“地势纵横一百六十余里,医巫闾峙其右,羊肠河界其左,前接铁路,后近边门”,b“山川形便”尽显无疑。清代各州县地方志、乡土志关于疆域“四至”“八到”、主要山镇、水道的记载详细而确凿,并与《奉天省全图》的山峰界址点与河流边界线基本契合。

在总体规整的边界格局下,奉锦二府的政区边界亦存有少许犬牙之地。考察纯粹的县级政区边界(不与府界、省界嵌套的县界),各县间并无明显的插花错壤之例,但新设县级政区而划界调整时,即使无自然地貌干扰,亦有曲折划界、牵制互补之考量,边界并不平滑。例如辽中, “至有清崛起,建设盛京,始置州县,本境则分属于新民、辽阳、承德(今改沈阳县)、海城,新民各府州县,光绪三十二年始设,今治辽中县焉。当时计由辽、新划出之地三分之二,由承、海、镇(镇安今改黑山)划出之地三分之一,犬牙相错,补短截长牵缀成之”。c

而统县政区层面,兴京府亲辖地西北角有一块地域嵌入奉天府铁岭、抚顺二县。据《奉天省全图》铁岭县、抚顺县图,兴京府嵌入奉天府这条府界,沿线以山岭地貌为主,可谓因“山川形便”而形成的交错之势。铁岭一侧,自东向西依次有门坎哨、沔洋、白旗寨、当铺屯、二道沟、段木冲、青石岭等界址点;抚顺北侧则以关门山、房身、张木匠沟等界址点与兴京府为界,以上界址点的今地名称、位置均未变。此外据光绪《复县全图》,d复州东与庄河直隶厅界线段,界河碧流河东岸有一犬牙之地为复州所辖,也突破了“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奉天省全图》复州图也标出了这块不大的犬牙之地,碧流河东岸有于屯、泡子崖、官屯、松树咀、腰岭几处聚落点为复州所辖。仅列出疆域“四至”“八到”的文字史料难以看出此处跨河辖地的空间形态,“夹河山,城东一百八十里,在岳塔乡界内,西距毕里河里许”,e可见这块犬牙之地属复州岳塔乡。据《复县志略·自治表》,岳塔乡成立于宣统二年八月,并延续至民国。f

综上所述,周振鹤研究行政区划划界时所归纳的“山川形便、犬牙相入”两大原则,g在清代奉锦二府政区分界情形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但极端的犬牙之地则并不显著。相较而言,“山川

a      商务印书馆编:《大清帝国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第三版。

b     萧雨春编:《广宁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抄本,第 29a 页。

c      徐维淮修,李植嘉纂:《辽中县志》卷 1《疆域·沿革》,民国十九年铅印本,第 3b 页。

d     《舆图并原序》:“右复县舆图一帧,系清光绪三十四年前州牧樊公宝青,属邑人张君悦龄所手绘。”程廷恒修,张素纂:《复县志略》,民国九年石印本,第 1a 页。

e      程廷恒修,张素纂:《复县志略·山水略》,第 1b 页。 f 程廷恒修,张素纂:《复县志略·自治表》,第 3b 页。

g 参见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形便”原则在清末边界划定时得以更广泛地使用,不仅高层政区,基层政区的“行政边界”与山岭、流域所在的“地理边界”之间也发生较佳的耦合关系,奉锦二府各级政区的边界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政区划界的基本原则与典型特征。

通过边界考证、复原的工作基础,在相对稳定的边界框架下探讨关于行政区划的幅员大小与管辖幅度的合理区间,是政区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更是可以以古察今的颇具现实意义的课题。综观清末奉锦二府下的 18 个县级政区与营口直隶厅,新设政区的母县(承德、辽阳州、海城、开原、铁岭、锦县、广宁、宁远州等)县域面积都很大,析置新县后,各县级政区的幅员便介于一个较为均匀、合理的范围,可见边界要素在行政空间切割与分配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边界复原后还可探究构成政区的另一要素——治所的区位特征与合理性。治所作为行政中心,理论上其地理位置与县域几何中心的偏离值越小,其管理幅度就越平均,行政效力就越集中。然而自然地理基础的差异(如地形、地貌的扭曲等)、交通运输效应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往往使这种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畸变,中心地的实际位置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几何中心。a 清代奉锦二府县级政区的治所区位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几乎全部与河流相切,临河而居,并且很少有极端偏离几何中心的治所,其偏离方位与距离也基本符合山川地势的扭曲幅度和范围。可见时至清末,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行政空间的划分已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因此学界普遍肯定清代对中国疆域版图与行政区划体系的奠定之功。

奉天省地貌以平原、低山丘陵为主,地势平坦开阔,地形干扰因素相对有限。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大连是两个集聚效应最突出的城市,总体而言,全省人口分布、经济发展较为均衡。由于地理信息数据准确且丰富,不妨以今天辽宁省为例做一试验,以辽宁省地理区划“四至” 点经纬度坐标(东经 118°53′至 125°46′,北纬 38°43′至 43°26′)为限,随机选取大量经纬坐标点,通过 Python 调用 ArcGIS 地理数据,排除散落于省域外的坐标点,保证省域内随机均匀选取的坐标点样本达到 10000 个。政区空间结构作为不规则图形,理想的几何中心点应是距离区域内各地的距离总和最小的坐标点。根据运算结果,辽宁省域的几何中心经纬度为东经 122°45′,北纬 41°05′,位于鞍山海城市西四镇附近。海城设于顺治十年,是清代奉天设县之始,单从地理区位考量,海城对全省的辐射效应最为均匀。而实际省会沈阳位于海城北偏东方向 122km 处,介于一个较合理的偏离区间内。

在边界确凿、幅员清晰的政区结构内,如果地理信息数据准确完整且各类干扰因素可控,上述方法可适用于各级政区。当然,找到理想的几何中心与实际治所的偏离度后,并不能简单将其作为评价行政中心区位合理性的依据,尤其是对政区源流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中国而言,边界、行政中心的形成很大程度受历史因素影响。在充分评估自然地貌、人口分布、交通路线、经济发展、历史积淀等多方面条件的基础上,这项数据可对评价行政中心区位的合理性及其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目前学界对中国政区划界理念的阐释,仍主要基于“山川形便、犬牙相入”两大原则,多是围绕高层政区、统县政区边界大势的探讨,这两大原则对基层政区边界划定的解释力还较为有限。当今行政区划边界的划定与调整,对行政中心区位的考量十分重要。其实就历史政区而言,也不乏因某地距离行政中心距离过远,产生治安不利、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而改隶或调整边界的情形,这种边界调整实质上缩小了政区几何中心与实际治所的偏离度。因此,量化评估治所的地理区位,为我们探索政区边界的变动过程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

a 参见张大卫:《克里斯塔勒与中心地理论》,《人文地理》1989 年第 4 期。

余论

中国传统政区的历史演变,至清代趋于定型,在考订复原边界的基础上,反观清代的政区调整和边界变动,可全面客观地评价边界要素的历史继承性,更好地理解政区空间结构的变与不变。传统社会末期的奉天,省制的落实与县制的扩展是政区发展的两大主线。政区结构体系在纵向上,已经形成了省下“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的格局,县下乡、社、里等多种形式的行政组织萌生;横向上,构成政区的边界、幅员(形状)、治所、名称等诸要素也已相当完备并紧密关联、相互作用。事实上,各级政区边界长度的厘定、具体走向的确定、重要地理界点的选定及其变动,都根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与人群的观念意识,可谓一种叠加于自然地理空间上的“人文力量”。a“边界”可视为一种行政权力分配的空间表达,这种分配既源于中央集权的高层设计,也来自于地方基层治理的权利诉求。这使本来依托于自然地形单元的边界框架,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选定标准年代,是为便于展现某一重要时间节点的边界静态格局。但边界划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从地方官员提议,到督抚审批并向朝廷奏请,再到朝廷议准、最终厘定,往往要经历多道程序,甚至出现反复。地方社会上,局部出现的大小土地纠纷以及边界争议,也会为具体的边界管理带来不少变数。在准确复原并充分理解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各级行政组织通过边界管理推进地方社会治理的进程,将为系统性的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注入新鲜活力。

(华林甫、任玉雪、胡恒老师为本文提供可行性意见,谨此致谢。)


a 施剑:《清代浙江省政区边界研究》,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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