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的清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研究者热情不减，产生出众多的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清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加以简要梳理和介绍。

一、 政治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回归政治史研究呼声的日益高涨，清代政治史研究成为2017年清史研究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之一，并在视角、方法和手段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政治事件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本年出现了学者运用新的史料或者视角对政治史上的一些“老问题”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现象。清初一些史事因材料不足，留下许多未解之处。如清初三大迷案之一的“太后下嫁”问题，杨珍以满汉文档案相互参照的方式，对多尔衮称号的形成与变化以及“皇父摄政王”在满、汉文中的歧义进行梳理，认为顺治帝称多尔衮为“ama wang”（父王）是满洲旧俗，多尔衮从未被称为“han ama”（皇父），其称号“皇父摄政王”的满文原文实际上并无“皇父”二字，“皇父”是满、汉文互译时造成的歧义。[①]姚念慈《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以明、清两方面史料互相印证，就皇太极兴兵本意、明朝抚御蒙古失策、蓟镇虚弱与金军入关之因缘、袁崇焕勤王及北京城下之战、崇祯逮捕袁崇焕与反间计之真伪、金军北返路线与时间、皇太极大统山海关受阻及出关之际明金两国态势等问题进行了考辨。[②]罗布系统梳理了从吴三桂入滇署理云贵军政到清廷平定“三藩之乱”这一段时间内，吴三桂与清廷、五世达赖喇嘛、和硕特蒙古等多种力量在西南地区的博弈，并对中央王朝的权威在青藏地区的渗透、确立和逐步加强的过程做了论述。[③]徐凯通过对日本、韩国收录的四份文献进行比对和互校，尝试复原吴三桂的讨清檄文。[④]细谷良夫利用中日朝三种语言的文献记载，揭示了康熙帝针对“三藩之乱”颁布《平定诏》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隐秘史事。[⑤]张一驰通过发掘档案和文献中的相关史实，对乾隆初年的许王猷、仲永檀事件进行了研究，试图展现该案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京官社交关系网络，并对官员的社交网络与政治的关系予以讨论。[⑥]江晓成通过考察清代京债的存在状况、利率等问题，透视官员借债这一行为对地方吏治的影响。[⑦]赵云田对乾隆皇帝的巡幸活动进行了细致梳理，由此管窥清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谜因。[⑧]云妍借助电子检索手段，通过全面梳理档案材料，对清代抄家案件的原因做了统计和分析。[⑨]

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依然是本年的一大热点，其中又以对重要政治事件的研究为重，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桑兵对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内容及其是否出奏等问题进行重新勘定，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约在1911年12月25、26日间，且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但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以试探帝后的态度。后因退位之议尚未正式商定即被意外披露，导致拥清势力激烈反弹，故而于1912年1月19日刊布了《请速定大计折》，目的是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⑩]朱文亮从皇族内争的视角对袁世凯复出的整个过程进行探讨，兼论袁世凯被罢的原因及其复出的条件。他认为，袁世凯遭到罢免，是载沣和隆裕太后双方的共同决定，后来载沣虽倾向于起复袁世凯，但遭到隆裕阻止。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正式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默许而非列强施加的压力。[⑪]

朱浒根据新版《李鸿章全集》中的相关记录，对盛宣怀早期活动做了梳理，指出《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船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夸大了盛宣怀筹办招商局的作用，盛宣怀在招商局中的地位虽然经历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但还未达到掌控全局的程度。[⑫]朱浒还对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丁戊奇荒”所导致的赈务对洋务形成的倾轧是关键因素。[⑬]邱涛对以往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一些已被“定案”的“史实”进行了重新检视，提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观点。[⑭]

李学峰以载沣与清末海军复兴的关系为研究切入点，论述了光绪末年载沣兴复海军的缘由、所做努力及其遇到的困难和最后的失败。[⑮]张礼恒将朝鲜“朝士视察团”与清朝驻日使领互交往的内容，置于近代东亚国家全面转型的背景之下，剖析了中朝官员会谈背后的历史原因，展现中朝两国在变局下的艰难抉择。[⑯]安东强和姜帆从朝野舆论和报刊记载出发，考察了丁未皖案对清末政局的影响，指出该案的发生，在权力高层上，间接促使清政府决意设资政院和筹办谘议局；在朝野舆论上，将满汉关系、革命党等问题推向舆论焦点；在长江中下游巡防设置上，清政府改变了此前的长江防务格局，试图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引发了清政府与沿江督抚的博弈。[⑰]张海荣辨析了载沣与荣禄之女联姻的相关史实，就其对晚清政局的显著影响做了讨论。[⑱]贾小叶以“康党”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探讨“康党”一系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⑲]他还通过爬梳相关史料，对《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的作者进行了考证，并由此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⑳]

政治制度 关于制度史的梳理和研究，也是近年来政治史用力颇多的领域，2017年延续了这一趋势。姚敏利用清代会典、档案和实物等，从功牌的等第、式样、授予对象和颁赏程序以及与其相关的优恤政策等方面，对清代的功牌制度做了系统梳理，同时厘清前人对清代功牌研究中的疏误之处。[21]柏桦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清代罪犯发遣新疆的相关制度，指出发遣新疆的罪犯与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的获罪官员两个群体之间，在人员来源、承担的劳役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不宜高估发遣新疆的罪犯对新疆的开发与发展的作用。[22]陈晨追溯了巡察御史的制度渊源与设立始末，对其介入地方政治并实现职权延伸的态势做了考察，并从制度层面揭示其废置的深层原因。[23]张振国论述了贵州苗疆官缺制度从初创到定制的演变过程，并对变化的实质及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动态分析。[24]刘仲华以圆明园轮班奏事为切入点，通过描述雍正至咸丰时期御园理政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对清代中央政权的运行方式及御园理政的合法性问题做了探讨。[25]孔勇通过解读清前期皇帝在京师太学和阙里祭孔时衍圣公的陪祀之制，揭示衍圣公陪祀的政治和文化意蕴。[26]

关于八旗制度及满洲特殊性的研究，也是讨论较多的领域。陈力从抬旗、换旗、降旗三个方面对八旗系统内部改旗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7]王敬雅则以《满洲品级考》和《铨选则例》中的相关条例作为切入点，分析满洲官员在升转中的实际情况，并与汉官升转作对比。她的结论是，随着满员外任禁令的逐步解除及满洲内部在升迁上逐渐不分旗分和文武互用，满人的升转较汉人更为畅通。[28]关康以叶赫纳喇氏阿什达尔汉家族的三个佐领为考察对象，研究清代满洲佐领的编设、认定、承袭等问题。[29]孙静针对八旗汉军的地位问题，提出“边缘化”和“满化”并行不悖是八旗汉军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30]

关于晚清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清末十年政治制度的研究。李细珠对自己提出的“内外皆轻”权力格局进行了再研究，阐述了这一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31]他在《变局与抉择：晚晴人物研究》一书中，对大变局之下各阶层的政治抉择和心路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尤其对中下层人士，诸如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等的道路转变予以了关照。[32]李俊岭利用相关档案，阐述了礼学馆的设立过程及其修订礼制的举措，并从政见冲突、文化焦虑与制度变革三个层面揭示了清末立宪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及失败原因。[33]赵虎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辛丑回銮之前政务处的新政举措进行了研究，试图重建政务处在设立初期的历史图景，管窥其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34]熊月之对晚清胥吏之害及有识之士改造胥吏的思想进行了述评，提出对这一群体治理成效甚微的主要缘由，盖因这一顽症是与整个君主专制机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法孤立治理。[35]崔志海的《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一书对1949年以来近60年来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十个专题分别做了综合性的回顾和总结，并指出各专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文书制度 一些学者运用地方档案等文献材料，对清代文书制度，尤其是其运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吴佩林、曹婷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史料基础，叙述和分析了画行制度的沿革、使用对象及其实际运作情况[36]，并从知县的官衔位置、官衔相关术语和官衔信息释读三个方面分析清代州县官的官衔在档案文书中的记载情况。[3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叙供”这一文书形式的制作和演变过程，指出“叙供”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它经历了由早期不写房名，到后期具体到相应房，甚至兼及书吏名姓的演变过程。叙供与两造呈词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少大相径庭的案卷存在。[38]裴丹青通过考察清代省友与藩臬二司、督抚部院书吏在州县省务运作中的情形，探讨清代省级行政机构与州县衙门基于“文书”之外的行政运作实态，说明省友的作用。[39]黎春林对红禀的格式进行了归纳，对红禀档案整理著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予以分析，并探讨红白禀与正副禀之间的渊源关系。[40]

法制史 2017年的法制史在研究重点上依然是法制变迁和法律的社会实践。鹿智钧对清朝入关后的法制变迁及旗人在清律中的特殊地位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41]罗洪启以清代刑部“驳案”与“说帖”中的人命案件为基本材料，对清代刑事裁决的司法论证过程及特色进行了微观上的考察。[42]郑小悠从清代堂司关系的前后变化与礼仪反差、在京日常公务中堂司之间的交往模式、钦差办案时堂司之间交往模式三个方面对刑部堂官与司官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43]孙斌以《驳案汇编》中纂修入例的成案为基础，分析了清代因案生例的运作机制及其影响。[44]曹英从考察调解息讼制度在晚清民间涉外债务纠纷中的运用为着眼点，探讨这一制度的由来、作用和历史意义。[45]

张剑虹以清代内务府慎刑司奏案为依据，研究清代内务府案件管辖权的真实运作情况。[46]张朝阳、曹树基利用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文书以及江西都昌县档案馆馆藏诉讼抄底，讨论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县曹氏和鄱阳县杨氏之间的一桩官司，并审视该诉讼案中所反映出的法律与市场的关系。[47]刘永华、温海波追溯了中国古代画押的起源，总结明清时期画押的主要类型，并探讨画押与各类官私文书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明清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效力。[48]

宗藩关系和外交 与近年来美国学者围绕“中国中心观”问题而展开的对朝贡体制、中华秩序的讨论相呼应，国内学者也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数篇文章。罗山以《皇清职贡图》画卷为主轴，以清王朝与周边各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展示了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及清王朝对周边各国及西方世界的认知变化。[49]王臻以封贡关系嬗变为研究主线，对清（后金）、晚明与朝鲜王朝政治秩序的嬗变轨迹、发展规律以及地区影响进行了探讨。[50]吴元丰根据一档馆所藏的满汉文档案及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历代宝案》等史料，论述了琉球国王舅马宗毅使华的背景、经过及其意义。[51]王泉伟指出，明清中国通过朝贡体制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一体制的核心是不平等的等级关系，中国自视为天朝，是天下的共主，不承认存在与自己对等的势力，维持天朝的体面成为明清朝贡体制的底线。[52]陈国保利用越南燕行文献及其他汉文史籍的相关记载，就清代越南入华使臣的构成、选拔和相应的奖惩管理制度进行了考察。[53]陈柱主要以一档馆所藏的有关洪扎与清朝建立关系的相关满文档案为基础，梳理了洪扎与清朝宗藩关系建立的背景以及洪扎两次遣使请求臣属和进贡的情况。[54]

在晚清外交史方面，陈开科就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的历程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论述，同时兼论了清廷对俄国皇太子热情接待的原因。[55]王开玺根据外交局势将近代中国的“王爷外交”分为四个阶段。[56]李育民则对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属性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些内容居于附属地位，未能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发展趋向。[57]张振鹍从1884年7月2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有关福禄诺节略遭到涂抹的报道出发，考察了福禄诺节略的主要内容，及其与此后中法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关系，并对其遭到涂改的来龙去脉做了考辨。[58]李文杰通过对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履历资料的整理，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展现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59]

关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方面，刘文鹏梳理了“殖民帝国”理论在清代历史研究中的影响，提倡以“国家建构”为路径推进清代政治史研究，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思维误区，加强对清朝政治史的整体性、历时性研究。[60]刘文鹏还对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出的 “满洲殖民主义”概念做了回应。[61]王戎笙通过横向比较康雍乾时期的中国与西方，详细叙述了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62]

二、 经济史研究

2017年的经济史研究，主要聚焦在土地权属、商业市场和财政赋役制度等几个方面。

农业 史志宏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清代农业的生产指标进行了量化研究。[63]李昕升、王思明在对大量第一手历史数据进行辨伪、比勘、修正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约简式统计方法，对清至民国时期玉米、番薯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做了细致估算，探讨这些作物的生产对中国农业的深远影响。[64]吕长全、王玉茹对清代粮价的奏报流程和数据性质进行了探讨，提出清代的粮价奏报有粮价清单和粮价细册两种，州县的粮价数据来自经济功能相近的米铺、粮行和牙行的申报，价格的具体性质究竟为批发价、零售价还是产地价，与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65]杜正贞通过对浙江龙泉县和建德县山林所有权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阐述了晚清民国时期存在的无税和有税两种不同的山林所有权的获得及其在发生纠纷时证明所有权的方式。[66]

关于土地权属的研究，毛亦可使用“领种制”、“租佃制”、“永佃权”、“田面权”等土地制度分析中较为成熟的概念，重新梳理了明代卫所屯田所有权形态的变迁及清雍正年间屯田私有化政策的出台背景、过程和具体内容，并以福建省屯田契约文书为例，辨析《大清会典》中禁止屯田买卖条文的适用范围，探讨明清两代屯田交易状态的变迁。[67]他还对明末以降的“屯田照民田起科”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阐释。[68]胡英泽利用新近发现的苏州鱼鳞册资料，对 “业佃并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69]他和张力还通过对清代前期古城营村土地制度的个案研究，考察了北方水利灌溉发达地区的土地形态、地权分配等问题。[70]张可辉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地权契约中对“业”的表述，梳理“业”的内涵和前人关于田骨田皮属性的说法，分析明清时期田骨田皮的“业权”属性。[71]王刚考证了清代直省驻防旗地的类型、方位和数量，并阐述了旗地出租经营的原因、经过、租金征收及使用等问题，对旗地经营的成效做出评价。[72]张力仁探讨了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的放垦及由此引发的土地权属问题。[73]

工商业 商业和市场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者重视的领域。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指出，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在历史大变局下，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74]邱澎生描述并论证了明清中国经济与法律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提出明清中国也有商业法律的主张。[75]陈瑶则从社会史的角度，以地方社会应对湖南卷入全国米粮市场的社会经济行为，讨论清代全国米粮市场的形成，并从经济史的角度回应中国与西欧近代经济发展的“大分流”问题。[76]邓亦兵借用“双轨制”概念，指出清代前期京城市场的住房和粮食供给制度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的双轨制，并阐述了双轨制产生的根源、优劣、矛盾及政府理念和实践。[77]

吴志远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商业交通城市的城乡市场体系。[78]黄国信注重于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问题，对清代食盐专卖制度，尤其是行政力量对食盐的调配与食盐市场容量之间的关系，以及食盐分区行销制度之下盐价差异较大是否遵循了市场倒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79]他在《清代盐政的市场化倾向——兼论数据史料的文本解读》中运用有关盐课、盐引、人丁（或人口）等数据史料，分析盐政的内在理性与市场容量之间，以及课征额与负担额之间的结构关系。主张不必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新的估算，应采用文本解读的方式，回归到历史场景中，理解这些数据的意义，例如当时官方的决策原则及其运作机制等。[80]燕红忠和高宇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各类调查资料，以辽河流域为中心，对前交易时代（即以茶馆和公议会为交易平台的场外交易时期）中国传统豆品期货交易市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包括市场的自我孕育、产生与发展过程，期货市场对豆货贸易的价格形成、分散风险和资金融通的作用，期货合约种类、内容和特点，以及市场交易方式、交易工具以及信用机制等问题，探讨了清廷干预和战乱对市场的影响。[81]

张世慧则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司法审判产生的影响，揭示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钱债案走出“细故”的过程，以及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82]王玉坤、刘道胜以徽州钱会会书为基础，分析了清代以来徽州钱会利率及运作机制诸问题。[83]解江红利用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所藏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档案，结合高第收集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情况的原始资料、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后一位商务代表贡斯当的回忆录及莫亥莱、德尔米尼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管理机构——广州法国商馆进行了研究。[84]潘洪钢利用档案资料对驻防八旗的官方借贷问题进行初步讨论。[85]颜志从绍兴商会档案中保存的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出发，通过分析山会商务分会与地方官员在“理案”过程中的协作和互动，分析了官商权力在“理案”过程中的共强现象。[86]张仲民通过对孙镜湖的发迹过程的梳理，探究医药广告文化的滥觞对晚清以降上海乃至中国医药广告文化构建的影响。[87]王振忠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献为中心，通过分析文书中所呈现出的徽州海商的经营状况，探讨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情况与徽州海商的衰落。[88]

关于工矿业这一传统议题，今年也得到关照。邱仲麟从煤窑消长与积水问题、矿场经营与坑道设施、矿场中的锅伙包揽与虐待佣工现象等三个层面考察了清代北京的煤矿开采及劳资关系。[89]付永正、张红霞对清代东北旗人群体经营采煤业问题予以了关注。[90]马琦以清代档案中滇铜历年奏销数据为基础，整理、推算出康熙六十年至咸丰三年共133年中119个年份的滇铜产量，并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影响滇铜产量的具体因素。[91]张爱东对庚子之乱中开平矿务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矿区局的应对措施与效果做了述评。[92]

财政与赋役制度 倪玉平依托档案、官书等，对有清一代关税征收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93]吴琦等对清代征漕体系的社会意义、因征漕而引发的闹漕问题、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多重而复杂的关系进行了讨论。[94]舒满君对图差追征体制的形成、演变及地方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95]张青瑶通过考察土地清丈和区域亩制习惯，探讨了明清陕西地区的折亩及田赋地亩形成方式等问题。[96]侯鹏以浙江顺庄法的推行为重点，从催征组织模式的转变说明乡村控制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形态特征，并描述其中呈现的社会结合方式的差异和特点。[97]周育民梳理了清代财政货币化的依据、财政畸形货币化的动因、财政畸形货币化与晚清经济的关系等问题。[98]

任智勇以粤海关为考察对象，探讨了1843—1854年间粤海关在主要衙署、税制、收入、支出等方面的变化。[99]廖文辉则通过户部银库黄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重新统计了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的数量与规模，并参考奏折、题本、时人日记、官修文献等资料，勾勒出咸丰时期部库收支于不同时段在制度与运作层面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而考察了咸丰时期财政的变化。[100]王敬雅对“东征筹饷局”的运作及流变进行了考证，辨析东征局在筹饷中发挥的作用和弊端。[101]周健以同治二年前后江苏官绅两方关于减赋的各种言论为基础，论述了同治四年减赋最终定案的过程及在此过程中的人事纠葛和各方考量之间的歧异，分析了减赋之后漕粮额缺仍持续且大量存在的原因。[102]刘增合论述了左宗棠西征初期供饷情况及其自行筹款的举措和所遭遇的困难，提出枢臣权衡取舍的态度、户部和总署的协调力度、淮军争饷局面、外省督抚舍己芸人的限度、英国使臣和沪上舆论的牵制力度以及左氏人脉交谊等各种非经济因素，均是制约西征大军筹饷的关键。[103]

此外，几位学者对赈灾组织、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探讨。吴四伍从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经营绩效，分析了清代仓储运营的成效与缺陷。[104]周琼在梳理清代栖流所起源、制度、社会影响等问题的基础上，以云南栖流所的设立运营为案例，探讨清代官赈的社会影响和清朝管控流民的策略。[105]韩祥指出，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中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106]

三、 社会史研究

2017年的社会史研究依然聚焦在宗族、基层社会管理、性别史、慈善事业等几个方面，有些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

宗族与地方社会 近年来，宗族问题一直是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陈瑶依据新近发现的湖南湘乡县涟水船户宗族的家族文献，与官方文献相互印证，论述了清代涟水河道运输与船户宗族的历史。[107]常建华以山西洪洞苏堡刘氏宗谱乾隆重修本与光绪五修本作为资料依据，探讨苏堡刘氏在清代的兴起与宗族建设问题。[108]杜正贞则对有关“异姓为嗣”的法律演变、立嗣与禁止“异姓为嗣”观念的出现、有关“异姓为嗣”族规谱例及其变化、法律诉讼与族规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109]叶锦花、李飞以浔美和丙州场地区为中心，结合清前中期盐场和州县户籍赋役制度在当地的推行及变革情况，探讨了当地宗族的演变，展示了户籍赋役制度变革与地方组织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110]郝平以山西清徐东青堆村的两份分家单为主要切入点，介绍了东青堆村王氏家族分家文书的内容以及分家析产前王氏家族的财产流动状况，探讨了分家析产的原因、原则、操作流程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111]

基层社会管理 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传统，这一问题始终是社会史领域重点关注的话题。刘道胜利用《实征册》等资料，探讨了保甲户籍与图甲户籍的异同，并通过个案说明乡村宗族设甲立户的过程、户籍在基层乡治和村落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等。[112]吴才茂、李斌利用新发现的清水江文书，对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再研究。[113]邓庆平将清代直隶地区的旗地圈补置于明清卫所制度变革的框架内，并对由此引发的州卫纠纷和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等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以呈现清代卫所变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114]赵轶峰指出，以八旗体系的出现为代表，清代增强了体制内身份的社会意义，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与此同时，原本管控对象为庶民的保甲，在清后期已扩展到八旗系统的外缘人群，显示出八旗特权身份与普通庶民身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但这些处于交叉点上的社会成分，其受到的国家控制并未被削弱。[115]朱亦灵以明清鼎革之际河南地方秩序的瓦解和重建为线索，探讨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116]崔岷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咸丰年间团练大臣设立之后，清廷统合官绅的努力及所遭遇的困境，并论述了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17]崔岷同时还回顾了中外学界对“团练大臣”的研究，提出关于如何推进研究的思考。[118]郑小春以《禁山簿册》为基础，考察了晚清时期徽州山场封禁的组织、管理、仪式、成本、效力与乡民违禁的议罚等实态，探讨徽州乡村社会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生活习俗以及由山场林木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禁山簿册》史料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咸同兵燹后徽州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建实态。[119]

“皇权是否下县”是近年来政治史和社会史两个领域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张海英结合明清时期对江南市镇的管理对“国权下县”与“国权不下县”两种观点进行辨析，结论是，明清时期在江南市镇方面，是“国权下县”的。[120]严新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对该县坊厢保正充任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探究，得出与张文基本相同的结论。[121]

以水利事业为切入点来探讨地方社会的管理机能和地方社会秩序在近年来受到很大的关注。张俊峰利用土默特地区水利契约文书，分析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122]周亚则以近年在晋南龙祠泉域发现的水利文书为依据，探讨了元明清时期这一地域的水利组织问题。[123]

城镇 巫仁恕将研究空间定位于江南城市，以休闲消费为切入点，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之间的纠葛。[124]张力仁研究了清代山西县治城市人口的构成，对历史城市人口估算的基本模式做了探讨。[125]朱春阳以帝王南巡时曾“驻跸”的苏州玄妙观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各类文献记载，试图还原家族与国家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不同表现，并从城市发展的视角把握玄妙观蕴含的政治内涵。[126]

慈善事业 黄永昌聚焦江南，考察了传统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类型——义葬善举，对施棺助葬类善会善堂进行了深入研究。[127]梁其姿则围绕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讲述了家族、地方社会与国家在谋求稳定上的重要关系。[128]王卫平对晚明至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纵向考察和分析，探讨不同阶段慈善家的活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系谱。[129]刘铮云根据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与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130]林秋云围绕晚清沪北栖流公所的设立、职能的发展轨迹及其变化的背景、与租界各方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最初的栖流公所与大部分救济流民的栖流所并无二致，后来经过发展，在承担各种善举之外，亦具有近代监狱的职能。[131]

性别研究 性别研究是2017年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董笑寒根据清代内阁刑科题本对男性之间的情欲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表现为三个特点：阶段性、流动性与兼容性。[13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男风的年龄问题进行了研究。[133]蒋威关注的是清代乡村塾师群体及在该群体中催生出的拒奔女与偷情两种现象。[134]汤开建、晏雪莲重点关注澳门葡萄牙人的婚姻状况。[135]孔勇利用档案、诗文等史料，对“乾隆公主嫁孔府”说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辨。[136]

在社会史研究的其他专题方面，王雁以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为主要史料，辅以其他京官日记及笔记材料，勾勒出唐烜这位司法官员的公务生活及其他部院司官的生活空间，展现了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137]苏生文叙述了晚清以来在西方物质文明传入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传统社会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局面被打破，但残存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就像错剪到中国文明拷贝上的“蒙太奇”，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从而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华洋冲突等等，诸多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138]

四、 学术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2017年清代学术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中外文化交流及教育科举等几个方面，延续了前几年的关注重点。

传统学术 对于清代传统学术，学者们聚焦点依然在“汉宋之争”上。张循将政治史和思想史合起来对“汉宋之争”进行了考察，同时将目光投注于一般读书人对“汉宋之争”的参与。[139]他认为，对于塑造清代考证学的基本学术性格而言，来自于明末清初文苑的传统可能比来自儒林的传统更能起到直接的作用。[140]罗检秋继上一年对清代汉学分派的研究[141]，又具体考察了家学的范畴，指出在汉学渐兴的时候，宋学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汉学世家调和汉宋的关系。[142]此外，方遥以李光地的理学思想为中心，将清初的朱子学对于王学心性论融摄的原因、思路及其可能实现的方式做了考察。[143]

吕妙芬以明末清初理学文本与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儒者的生死观、工夫论、人性论、夫妇之伦等方面，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如何在历史发展及反思中自我修正与转化。[144]郑吉雄对浙东学术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做了探讨，在勾勒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其特点。[145]

姜海军对清初统治者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学习的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清初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和利用为康乾时期的进一步认同和利用儒学、儒学的官学化及清中期学术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146]李晓明从家风、家教及姻娅入手，对家学的传承问题进行了思考。[147]尹一梅从清代御书处机构的设置、御书处匠役待遇、刻石工序、宫廷拓本的用途等方面，对御书处镌碑刻帖事务进行了较为清晰和明确的梳理。[148]琚小飞考辨了《四库全书考证》的版本源流，对其校勘价值作了分析。[149]他和王昱淇还从真伪、抄写时间、递藏源流、价值等几个方面对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进行了探讨。[150]乔治忠关注的是清道光朝之后的官方修史活动，整理了道光以降官方历次修史活动及其成果。[151]

中西文化交流 本年度清代中朝关系史被寄予了更多的关注。赵现海对《燕行录》中有关长城的记述、观念与评价进行了全面考察，揭示长城形象在朝鲜半岛“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过程。[152]桂涛从观念史层面分析“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二者之间的特殊意义及关联性，并论述了朝鲜君臣对崇德改制的认识、皇太极领有天下的正当性及朝鲜对清朝称臣的逻辑。[153]孙成旭讨论了朝鲜使臣在明清不同时期对北京印象上的差异及其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154]张昆将主编的《东亚视域中的“中华”意识》论文集中收录了多篇探讨近世朝鲜、德川幕府和越南中华意识演变的文章。[155]

刘玉探讨了清人对乾隆朝英使觐见礼仪的认知的转变，并试图厘清这一历史迷题的由来。[156]白雅诗较为细致地叙述了17世纪末耶稣会医生卢依道和理发手术匠高竹在清宫中的工作和生活，描绘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斗争、传教士医生与清宫太医的冲突,以及传教士医生的“仁医”理念是如何渐行渐远的。[157]傅正以章太炎和严复关于斯宾塞主张的论述为中心，对斯宾塞本人的主张与清季中国人的理解之间的差别做了阐述，探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成为国家竞争学说的缘由。他认为，斯宾塞主张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是相对的，而在中国，二者是具有同一性的，从而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158]岳岚叙述了晚清时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演进过程，归纳出这一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主要特点。[159]邱志红则以新发现的“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通过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刻本的对比，追踪它们的翻刻轨迹、流布年代以及读者群等，由此考察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和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情况。[160]

教育、思想、文化 本年度对科举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李立民通过阐述内务府官学从景山官学到咸安宫官学的发展演变，考察清代内务府官学的办学成效，并揭示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161]程伟探讨了目前研究较少的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问题。[162]孟义昭通过考察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的缘起和争论，反映清廷在知识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两难境地。[163]毛晓阳、邹燕青通过对清代州县考棚的建设原因、资金来源、修建时间与名称差异、修葺维护等问题的梳理，指出清代各地士绅捐资修建和维护考棚，是来自基层社会的公益行为，是社会大众对科举制度的公平追求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为我们重新评价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侧面，也对当代社会追求公平考试环境具有极佳的借鉴意义。[164]孟义昭则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围绕考棚问题而爆发的三次激烈斗争。[165]

曹南屏探讨了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和考试实践对于志在读书应考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阅读行为与知识养成环节的影响及所产生的后果。[166]章广考察了清初科举制度的恢复在确立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方面的作用。[167]程伟以《豫省文闱供给章程》为主要史料依据，从饮食与用具两个方面，对清代河南乡试人员的供应状况及其特点做了初步探讨。[168]邹长清论述了新进士培养方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169]王志明对清嘉庆以后4250位进士的居地、家世及相关资料信息较全的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检视清代科举与社会流动中的城乡差别问题。[170]夏柯通过考察明清鼎革之际鄞县科举望族的命运变迁，揭示科举制在朝代更迭之际起到的重新构建中央－地方关系和秩序、重新整合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选择对科举家族命运的影响。[171]

杨念群将关注时间点放在晚清，详细论述了“科举”被晚清改革群体妖魔化的原因和演变过程，并通过科考者的内在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科举文本的阅读效果对晚清士子应试生涯的影响。[172]韩策则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东南互保背景下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梳理了辛丑乡试展期之争的前因后果。[173]他在《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一书中从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出发，详细探讨了科举改制的流变、论证与决策的过程，并将科举改制置于癸卯、甲辰会试和进士新学教育的实际运行中检视其利弊得失，进而讨论癸卯、甲辰进士群体在废科举、预备立宪、从帝制到共和等时代剧变下的浮沉进退与流风遗韵。[174]苏全有介绍了清末视学活动的主要情况，对视学的章程形式、内容和管理情况以及围绕视学发生的讼案做了论述。[175]

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黄兴涛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做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176]王汎森围绕“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两个命题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新的思考，尝试扩大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认为这两者之间往复交织，宛如“风”般来回有趣。[177]章清认为，围绕学、政、教来分析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之结合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区分“西教”与“西学”，相应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内涵不断拓展；其三，“学”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内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他也指出，这些关键词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伴随学科知识成长会出现新的学科“语词”。[178]胡箫白则透过一个文化符号——“莫愁”，以曾国藩“进驻”莫愁湖和“莫愁湖题联事件”作为背景，剖析晚清以来官方与民间对“莫愁”文化意涵解释权的争夺及其原因，从而管窥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地区的社会心态和文化认同。[179]

五、 边疆、民族史研究

得益于学术界对“新清史”引发的边疆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边疆治理的现实需要，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在2017年延续了以往的发展势头，在研究地域上以新疆、西藏和海疆为重点。

西北边疆 对清代新疆诸问题的研究继续是热点。张燕等以专著的形式，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的过程、伊犁将军府的设置原因及辖区范围、伊犁九城的兴建、伊犁将军的主要职能等问题，对伊犁将军治理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借鉴作了评析。[180]赵卫宾对雍正二年回疆东四城伯克欲归降清朝却被婉拒这一事件的始末原委及历史意义进行了研究和辨析，指出它是清朝在统一西域前与回疆往来中的重要史事，是回疆东四城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政治隶属关系的首次尝试，为雍正帝在此后的平准战争中制定远交近攻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181]张峰峰、武沐阐述了乾隆年间对东布鲁特的相关界定，并对其属部进行了再考辨。[182]白京兰以清代回疆治理为中心，探讨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183]华立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汉文档案，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的样貌和特点。[184]乌云毕力格从多语种档案中辑出对罗布藏舒努事件的记载，探讨18世纪土尔扈特、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战略布局。[185]巴·巴图巴雅尔对土尔扈特汗“精进修行”汉字官印进行了考证。[186]

芦婷婷对阿尔泰军台中正台和帮台的情况及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论述了同治以后的帮台抗差现象及清廷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对光绪时期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之议做了探讨。[187]田欢围绕晚清新疆命盗案件法律政策的制定过程，探寻新疆法律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188]王启明以新近出版的吐鲁番档案为主要史料，探讨了晚清吐鲁番郡王在土地资产、额交粮石、赡养粮石等经济权益方面的情形。[189]赵卫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清末新疆警政类文献资料的记载，系统梳理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新疆警政建设和发展过程。[190]

除新疆地区外，王海兵论述了乾嘉光三朝果洛“夹坝”对周边的蒙藏部落及青藏道往来人员的袭扰、劫掠及清廷对果洛地区的管控措施。[191]王道品、童辉则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线索，侧重探讨清代国家力量是如何进入牧区社会的。[192]李洁勾勒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措施并归纳出各自的特点，分析导致三个时期政策不同的原因。[193]张连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处于长城沿线河西走廊西段的王子庄地区内地化进程加以研究，展示河西走廊农牧交错地带边陲社会历史的独特变迁轨迹。[194]

阮兴以光绪十六年卡家与沙沟两个藏族部落的争佃冲突为例，通过对冲突产生的历史原因、具体场景和参与者能动性的细致深入的描述，揭示了清末甘南藏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态和特征，指出这种解决方式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调解，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府判决，其实质可视为具有“首唱—唱和”结构的“约”的规范秩序的形成。这种通过“约”的方式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表现出很大的流动性。[195]李守良总结了清末循化厅少数民族两造在诉讼时所采用的谎状、缠讼、越讼等诉讼策略，指出这些诉讼策略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部族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密不可分。[196]马成俊对清末循化厅应对少数民族诉讼的听讼策略作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聚居区官府听讼的民族和地域特色。[197]

西藏、西南边疆 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相关问题，也是近年来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热点。张曦对乾隆晚期发生的三次驻藏大臣匿压廓尔喀表贡事件及清廷的处理过程做了考察。[198]杨晓纯聚焦于西藏的两个穆斯林群体，探讨他们在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国家认同情形。[199]赵心愚讨论了康熙三十五年查勘打箭炉地界的背景、交涉过程、查勘之后康区东部局势的变化及清廷的政策调整等问题。[200]秦和平对清廷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201]

此外，龙圣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探讨了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202]方悦萌对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机做了重新探讨，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法治。[203]程泽时通过个案研究，重点探讨了清代苗疆理讼问题。[204]

海疆 海疆史是近年来边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吴宏岐、刘煜琼考察了从清乾隆时期至民国初年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觊觎和争夺。[205]郑维宽聚焦于明清之际北部湾地区的海寇问题，审视清廷为扫清海寇所采取的经略举措及其对北部湾海域近百年的安宁所起的作用。[206]王宏斌考察了清代前期台湾府划分内洋与外洋的情况以及水师的管辖范围，并在钓鱼岛历史主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新的补证。[207]他还对江苏的内洋和外洋划分及水师巡洋制度进行了研究。[208]曾志文以李鸿章的私函为中心，参酌其他史料，试图还原购舰当事人——李鸿章的心路历程，并分阶段探讨影响购舰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他认为，晚清政府既没有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军购部门，以合理调配各种资源、理顺各方人事关系，更无法有效应对与平衡国家内外部安全出现的问题。筹购铁甲的曲折历程，折射出晚清内政外交的散乱与羸弱。[209]

有关清代边疆、民族史的其他专题研究方面，祁美琴梳理了清代满蒙文档案文献中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和表述，考察了满、蒙、藏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的“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权属性的认识，进而探索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210]王宏斌系统梳理了晚清士人有关陆地边防的思想和主张、清廷边防政策的调整和边防制度的改革，分析了边防思潮对清廷政策调整的推动作用，揭示晚清边防体制从传统的“夷夏之防”逐步转向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外之防的曲折历程。[211]胡小鹏和郑煦卓叙述了清朝对驻京喇嘛的制度规定、驻京喇嘛的群体特征，重点分析了驻京喇嘛制度在清朝统治尤其是边疆治理中的作用。[212]柳岳武论述了清末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的时代背景、实践过程和实际效果等，探讨这一举措不能成功反遭其害的原因。[213]柳岳武与郭丹丹还对清末公共舆论界藉公共舆论之利器去拯救边疆危机的努力做了探析。[214]

六、 历史地理研究

生态环境 陈跃在《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一书中对清朝东北地区管理政策变化、人口的变迁、农耕经济的发展、生态资源的利用、自然灾害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阐述。[215]孔冬艳等基于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从灾害地理学的视角，借助数理统计与GIS空间分析方法，构建经济及地区蝗灾等级、频数和县次序列，解释蝗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解析其成因。[216]关亚新分析了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其成因。[217]崔乾、杨煜达运用多学科方法，重建15世纪中叶以来云南嵩明嘉丽泽多个时间断面的湖泊水面，据此讨论嘉丽泽的演变及消亡的过程。[218]德国学者金兰中首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植被变迁模型，计算不同矿区森林破坏的面积，分析当地森林植被破坏的原因。[219]

历史政区地理 政区沿革向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清代政区地理的研究近年来加入了政治史的视角和方法，内容更为丰富。李大海依靠雍正时期山西大规模将属州升格为直隶州的实践和所留下的文献记录，从官员职掌角度对“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及明清州制提出了新的解读。[220]鲁靖康通过考证哈密厅的设置过程，纠正了以往学界的谬误，指出自乾隆七年起，哈密厅已具备政区厅的要素，并论述了哈密通判遴选、哈密事权归属与西北地区的权力制衡情况。[221]孔祥军对清人地理考据的研究方法做了分析，指出清代学者主要运用排比文献法、援经证地法、斟酌史事法、立足地学法这四种考据手段来辨方证地。[222]

吴智刚对晚清中法战争后清廷内部在中法勘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认识差异、观念的前后变化及由此导致的措置纠葛做了探讨。[223]李花子利用中日韩三国史料，考察了“间岛”名称的由来、日本介入的背景、统监府派出所界定“间岛”假定区域及其扩张运动、中方边务公署的反制措施，以及在签订《间岛协约》特别是在划定朝鲜人杂居区域时，日本外务省缩减“间岛”范围的行为及其原因，揭示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及其创造出来的“间岛”地理概念，向图们江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历史过程。[224]

历史人文地理 朱永杰对清代八旗驻防“满城”的数量和基本特征、管理结构和军事实力、发展过程及地域分布、形制、设施、整体空间结构及其时空特征等进行了探讨。[225]陈隆文以历史上淮河水运与乌龙集集镇商业繁荣的互动关系为对象，探讨淮河黄金水道水运与其流域内中小商业城镇的密切关系。[226]陈喜波、邓辉以文献档案、古地图为材料，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227]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的记载和报刊等出版物，指出鸦片战争前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228]他和李诗媛还考察了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情况，从海防地理的角度，对海防存在的问题及战争的胜败做了分析。[229]李鹏则以清末民国川江本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为例，探讨在近代川江航轮兴起的大背景下，新式川江航道图的制作是如何与现实社会互动的，进而对“传统”知识在中国地图编绘“现代性”变迁背后的意义做了思考。[230]

古地图 清代保留下来的古地图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其研究成果也始终不断推陈出新。2017年关于古地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献中地图的解读上。王晗选取清代中央、省、府、州、县及乡堡等各级舆图为考察对象，分析舆图的编绘过程及绘图者对特定区域的处理方式。[231]王耀揭示了《海国闻见录》系列海图在演变过程中如何分化成《四海总图》图系、《环海全图》图系和《天下总图》图系，并归纳了各图系的特征。[232]彭志以康乾时期的方志插图为研究对象，分析方志插图的地域分布特征、多种绘制视角与平面性、立体化的营造，总结其作为可视化史料的不同表现及三大特征，并探究方志插图与文字的关系。[233]华林甫对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晚清吉林舆图的基本情况做了初步的考释。[234]吴宏岐和贾富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档案馆所藏的F.Q.931/1079号和F.Q.931/1892号两幅舆图的基本情况及前人对此的研究概况，并对其所绘制的时间做了推断。[235]

总体而言，2017年的清史研究保持了近年来平稳发展的态势，新学人和新成果不断涌现，各种学术活动有序展开，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同时，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引起普遍关注的较为宏观的题目，学者大多把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难以形成共鸣。二是如何与国外同行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展开进一步的交流，更好地进行对话和合作，还需努力。在文末，必须提及的是，囿于个人眼界和能力，本文对2017年清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介绍还不够深入和全面，遗漏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据作者电子版，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纸质刊物，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