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一部综合创新、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是新世纪的一项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对此，许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奔走呼号、孜孜以求。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的明清史学家郭影秋，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影秋于1963年，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之后，他以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为基础，在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最终实现编纂清史，呕心沥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贯彻中央要纂修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

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遵照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要修清史的倡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当时议定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由以下7人组成：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由郭影秋任编委会主任。郭影秋积极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及时与学校党委研究布署，着手筹建清史研究所，曾考虑由戴逸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因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这一计划因不久爆发的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化为泡影，反成为郭影秋抵制“文革”的一大罪状。1972年，又向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修清史的建议。这一建议被领导部门采纳，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且由郭影秋亲自兼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该组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撤消，清史研究小组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这个清史研究小组，是国内首家清史研究建置，也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办，在原来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时任学校主要领导的郭影秋曾架扶双拐到清史研究所，代表校党委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研究人员，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清史研究所的工作始终受到他的关怀和指导。他为扶植浇灌清史研究所倾注了大量心血。

2．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

郭影秋作为一校之长、清史研究所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十分明白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纂修大型清史。在建所之初，他在指导研究所确定建所方向、方针，以及研究项目、研究规划等问题的确立上，都有意识地与编纂清史联系起来。他反复向清史研究人员讲：（1）清史研究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清史的研究资料又浩如烟海，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广为搜集阅读。（2）研究人员，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喋喋不休，以免让人引为笑柄。（3）研究工作应从基础入手，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为此，可先编写《清史编年》，要在搜集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使其既是一部“学术”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4）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此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影秋同志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

3．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集蓄力量

郭影秋认识到，要编一部有高质量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完成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必须有一支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能为清史事业而献身的编写队伍。为此，他尊重和爱护老一辈知识分子，更关心和扶植、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他谆谆教导青年学者：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三要掌握语言工具，要学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如今当年受到郭影秋同志关心爱护、扶植培育的众多中青年学者乃至莘莘学子，大都已是学术界特别是清史领域的柱石和中坚，正在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发挥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薪火相传，带动一批一批的新生力量。

郭影秋在世时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呕心沥血筹建清史研究机构，关心和培植清史研究人员，为编纂清史集蓄力量，尽力创造各种条件，已得到应有的回报。就此而论，戴逸先生所说的：“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确乃中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