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清史编年》，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史研究工作的浩繁与艰辛

   对于纂修《清史》这一巨大的时代性工程而言，《清史编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带有前期性、准备性的工作，要完成它，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清史编年》这个项目从启动的那一天起，便让近二十位清史学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同心协力，一年又一年地承担了它的沉重，也一卷又一卷地分享着它的光荣。等到最后的第十二卷终于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磨一剑。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十二卷本精装修订版《清史编年》，为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这套书编写指导工作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先生。

　　记者：《清史编年》与《清史》是一种什么关系？

　　李：《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事记。它对于编写《清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准备。

　　编写《清史编年》的任务，最早是由我们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清朝历史年代遐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仅档案一项就有2000万件。要修《清史》，从何入手呢？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这是清史研究所集体研究的成果。先后有近二十位同志参加编写工作。1980年开始启动，1985年第一卷出版，2000年12卷全部出齐。在做了较大的修改之后，2000年重印了一次，现在推出的是经过再次修订的精装本，共600多万字。

　　记者：除了《清史编年》之外，我了解到清史研究所还编写了《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书，这些书也是为纂修《清史》所做的学术准备吗？

　　李：是的。学术准备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清代历史的专题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成果积累，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编写《清史》是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次是通史性著作；第三个是像《清史编年》这样的资料工具书的编写。它能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同时也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具有工具书的价值。

　　学术准备其实也是人才的准备。我们要精心打造一支能够胜任纂修《清史》这一鸿篇巨制任务的研究队伍，而学术准备的过程，正好为培养和锻炼人才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和机会。

　　记者：如您所言，编写《清史编年》要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原始资料，在对它们进行梳理、编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取舍，还要有主次之分，详略之别。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处理编写者的立场、观点与历史客观性原则的关系的？

　　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所谓“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某些人的主观想象之中。但历史观点不一定非要通过长篇大论的阐述表现出来，更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诠释，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来体现作者的观点和倾向性。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不仅反映在他写些什么，怎样去写，同时还反映在他不写什么，遗弃什么。

　　清史的涉及面很广，头绪纷繁，内容庞杂。在编写《清史编年》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要深入研究它们，解决它们，则需要放到别的地方，若放在大事记里就不合适。

　　《清史编年》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则与旧的编年史有很大不同。主要就在于，它力求用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历史资料和历史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鉴别，然后以史实为依据，对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证和说明，科学的揭示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

　　在史料问题上，《清史编年》主要依据的是官书。清代官书汗牛充栋，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官书史料完备，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清史编年》取材以官书为主，兼采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档案等，以便互相印证、补充，借以辨别历史真相。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