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史纂修不仅要“面向现实和未来”，而且要有“世界眼光”。清朝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断代，当代中国学者纂修清史，毫无疑问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清史。但是，这同“世界眼光”并不矛盾。资本主义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和膨胀，使古老的中国继续闭关自守已经不再可能，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世界眼光”是人们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纂修清史时的“世界眼光”，主要表现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有助于深化认识清史研究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还出现了“康乾盛世”，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大抵是18世纪60——80年代到19世纪末，欧洲进行了工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而且也是一场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革命。

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这样，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落日的辉煌则已经变成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

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与清王朝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有关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应该是“必要的理论准备”的内容之一。这样，纂修清史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西外交史”了。“中西外交史”或分述清王朝与周边大国、西方列强的外交史，只是诸多的具体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较易解决；而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诸如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美国、法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背景下，科学地认识清王朝的历史。

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充分的重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真正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世界，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去认识世界的历史，而不是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照抄照搬西方学者的观点。取其精华，择其善者而从之，而不是“食洋不化”或“全盘西化”。只有这样，在纂修清史时才能真正做到“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美国历史学家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阐述全球史观时说，历史学家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站在月球上，也应该是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世界。纂修清史时，大没有必要考虑外国人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们的历史著作，凡是涉及到中国的内容，从来也不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例如，近年克拉克主编的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洋洋14卷，但论及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时不过数页，而且多是不实之词。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一方面，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就正是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面对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从而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能真正做到“促进全球文明，光大中华文化”。

三

纂修清史时，应重视汲取中国世界史学者，以及外国学者相关的有益研究成果。周谷成、雷海宗、吴于廑诸先生虽早已谢世，但他们在这方面有不少精辟的思想值得认真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学术联系，对国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同样应该及时地给予介绍和评析。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以及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还有“李约瑟之迷”等等。即使对于大卫?朗德斯极力坚持并宣扬“欧美中心论”的《国富与国贫——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富有，有的国家如此贫穷》，也应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做出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回答。

在纂修清史时，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也是有益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二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二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 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纂修清史的“世界眼光”，还体现在研究工作中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例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处拟建立海外汉学家数据库，包括近代以来的著名汉学家，以尚在世的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为主；还拟建立国外清史研究文献数据库，不断地积累、充实和完善编译处海外清史研究文献。利用网络技术可以高效率地追踪国外清史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重要学术信息，并及时经过筛选、编辑，使清史编纂工程有可靠的国外清史研究文献信息保障。

四

清史编纂工作，是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我们虽然是在编撰历史，但是，所谓“历史”，不过是现实的“昨天”，历史永远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遥远的昨天，它的某些内容，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递到现在，影响到现实和未来；历史、现实、未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编纂清史时，应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要有时代的特点，如何面对“当代世界”，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编纂工作，需要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上，所谓要有“世界眼光”，即是其中之一。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不断地提出问题和不断地回答问题，而在编纂清史时，“世界”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我们提出那些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理性的历史思维，离不开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如何在清史编纂工作中，真正体现出“世界眼光”，这需要我们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加深理解，提高认识。总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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