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次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给范文澜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我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我没时间。那时，相当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灭亡；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统治这么大面积、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兴起的，其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当时，给范文澜同志当助手的田家英同志也有志写一部清史，并把这种想法和认识给毛主席谈过，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董必武同志还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由于种种原因，清史编纂工作未能启动。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60年代初，毛主席在和范文澜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工作在中央领导人中受到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工作，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以后仅两个月，姚文元抛出了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工作化为泡影，清史编纂也成为中宣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四人帮”勒令解散，教师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复归到人大。

80年代初，又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

（资料来源：本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