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北京政府于1914年设立清史馆，编纂纪传体的清史，由原清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44－1927）任馆长，原清朝翰林院编修柯劭忞（1850－1933）任总纂，赵尔巽死后，由其代馆长，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缪荃孙（1844－1919）等亦为总纂，经历十余年之编修，至1927年稿子初就，然未定稿，亦未通稿，赵尔巽鉴于时局的变化和本身健康状况的不佳，急于以《清史稿》之名刊印，在他病逝后的次年－－1928年印出，因印刷经理人金梁的私意改动引起馆员的不满，当即形成关外本（536卷）和关内本（529卷）的版本差异。其关内本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列传的卷数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分量最大。此后《清史稿》被多次梓刻，版本甚多，就本书作者使用的情形讲，以七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的标点本较好，其为十六开本，分装四十八册。此书修纂时处于中国近代变革时期，修书者以《明史》为蓝本，又多持清朝遗老态度，故体例不完善，持论多有不公允处，加之史实谬误、缺失太多，故书成面世后为史家所批评。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清史的大量资料，且基本符合传统的二十四史体例，至今又没有象样的纪传体清史能取代它，所以治清史者依然离不开《清史稿》，或者说它还是必读书。研究清人传记，同样不能忽视它。
《清史稿》列传分后妃、诸王、大臣（即散传）、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等类，即散传和汇传两大类。唯独大臣传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散传，其他均为同类人的汇传，不过也是单独的个人立传。列传的拟目、撰文，据馆中纂修章钰、张尔田、朱师辙、夏孙桐的纪录，纂修及其助手按历朝大臣和汇传分别担任。开始是在清朝国史馆任过总纂的缪荃孙拟定传目，并任儒林传、文苑传和康熙朝大臣传的写作，又分工审改乾隆以前大臣传。夏孙桐总阅嘉庆以后列传，撰嘉道咸同诸朝大臣传、循吏传、艺术传。金兆蕃任太祖太宗朝大臣传、列女传，修改后妃传。张尔田撰后妃传原稿，由吴昌绶改定，张氏还与夏孙桐共定康熙朝大臣传目。章钰担任忠义传。金兆丰、马其昶任光宣朝列传。王树楠任咸同大臣传。朱孔彰、师辙父子任咸同光大臣传。邓邦述、李岳瑞等人亦参与列传的撰写。诸人有分工，但因人员到馆与否的变化，写作时有交叉。朱师辙讲述此种情形：“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清史述闻》，转见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页，台北国史馆1979年版；下引一些文章亦转见此书，仅注《汇编》册页）《清史稿》的表分成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十类，对此用力最勤的是吴士鉴，任宗室世系、皇子、公主诸表。吴廷燮撰大臣年表。刘师培担任出使大臣表。唐邦治作军机大臣年表。
《清史稿》传表的作者不乏有成就的史家，缪荃孙的学术活动在年谱、日记诸章业已说过，不必赘述，他如吴廷燮著作等身，有《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唐方镇年表》、《北宋经抚年表》、《明督抚年表》、《永乐别录》、《宣德别录》等，是制作年表的专家。吴士鉴著有《九钟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编，张尔田撰《清列朝后妃传稿》，吴昌绶作《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唐邦治写作《清皇室四谱》、《吴郡通典备稿》，朱孔彰著《咸丰以来功臣别传》，朱师辙作《商君书解诂定本》和《清史述闻》，金兆丰作有《中国通史》、《清史大纲》、《晏海澄先生年谱》及《校补三国疆域志》，章钰著《胡刻通鉴正文校宋纪》。这些人的写作，保证了《清史稿》的一定的质量。传表作者中，还有文学家，各在其领域颇有成就，如古文家马其昶。但是他们不一定懂得史法，写作中往往忽视交代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影响传文的质量。所以朱师辙在上引文字之后又写道：“撰传之人，不谙史例者亦众。并有倩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学术，则不能用者自多。”传表的撰稿人水平不一，又没有认真通稿，势必造成传文水准的参差不齐。
史馆开设之初，留意于搜集原始材料，以传记资料而言，设馆当年发布《征集私家传记碑铭墓碣等通告》，要求“上自名公钜卿，下逮山林隐逸，以及齐民之中，凡有忠孝节义，一行可传，曾经硕彦名流著有上项文字者，其后代裔孙见此通告后，务将原文并著者姓名”，抄录给该馆。（见《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面意见汇编》上册第9页，下面简称《汇编》）该馆接收了清朝国史馆诸种传稿，满汉臣工、忠义、儒林、文苑、循吏、列女传均在其内，还有大量档案。清国史馆有传记的，清史馆将之作为立传的参考，但其人是否立传，传文如何写法，吴士鉴的《纂修体例》认为，原来有传的大臣中，“既无勋绩，又无章奏，更无著述者，皆从删削，将其人散列于大臣疆臣表中。”即不予立传。凡是立传的，就以原传为基础进行修订：“其人足以入史传者，先以国史馆旧稿为底本，参以私家传状碑铭，……其不足者，再求之名人专集，证以官书档案。”（见《汇编》上册第101页）看来人们是按照他的意见做的，只是没有能够贯彻始终。如金兆蕃纂太祖朝诸臣传四十篇，含正传四十人，附传三十一人，子孙从附者九十七人，他认为取的人较多，因为开国时期功臣多，不得不如此。由于这个时间的人碑传文少，所以写作时，“但以国史本传为蓝本，折中于实录，而以同时诸臣传相证，稍有异同，必参互考核，求归于一，脱漏纰误，知必不免。子孙袭爵皆据《（清）文献通考》、《八旗通志》，两书修于乾隆季年，此后皆当考补，子孙或有功业，尤宜附见。”（《金兆蕃上清史馆长第一书》，见《汇编》上册第86页）他依据太祖朝人物传记史料的特点，进行写作，态度认真且勤奋，但也自知有不足，因清国史馆的著作本身有局限性，其没有完成的书，需要另觅材料编写，而当时还未能下功夫。金兆蕃在此是做得比较好的，由此可见《清史稿》成功的地方，是在于利用清国史馆的成果，而清朝官书不足的地方，其不方便使用的，也就缺漏了，这也是《清史稿》缺陷的地方。夏孙桐在《上清史馆长论清史稿现尚不宜付刊书》讲其嘉道两朝大臣传定稿了，但咸同两朝的原稿，“事实泛取家乘野记，核之官书多有舛牾，名为修正，实同重撰，即此两朝，非经年不能就绪。至于光宣两朝，一代结局，关系尤重，国史本传，不如先朝之矜慎，私家议论，又多党派之偏私，所谓定哀之间，尤难著笔。初稿取未去允，详略未当，尤应慎加论定，非可草草。”至于他和金兆蕃约定的分头审查各人纂修的传记，更没有时间去作了，因此印刷应当从缓。（见《汇编》上册第188页）可是赵尔巽不理睬他的合理意见，照印不误，于是传记的质量问题就严重了。即稿子未能修改，特别是清朝国史馆本来就不成熟的咸同光三朝的传稿，需要大量加工而没有进行，光宣人物传稿更是草率。这就是《清史稿》留给读者的无法弥补的遗憾。即使有清代成品可以使用的，清史馆诸人也因时间仓促而未及充分吸取，比如李光涛发现吴廷燮编写《疆臣年表》，不知道档案中有《顺治朝督抚年表（草本）》，他因而作《清史馆顺治朝疆臣表订误》一文。（见《汇编》下册第1193页）总之，《清史稿》里嘉道以前的传表，因有清朝国史馆的成品可以利用，质量稍微好一些，咸同光宣诸朝的传记可资利用的成果少，质量又差一些，于是传文参差不一，谬误百出者不在少数。
（资料来源：节选自《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