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仓促成书的《清史稿》错误失实之处很多。
首先，《清史稿》的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他们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有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上有很大问题。

其次，由于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就指出，本书是只能“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而不能“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大致从1934年开始《清史稿》被驰禁，国民党政权曾数度组织力量对《清史稿》进行校订。其中以1978年至1984年间编写的《清史稿校注》影响较大，可视为纂修大型清史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随着新档案的逐步被整理出来，对《清史稿》的考异力度也愈来愈大。谢巍的《<清史稿>中人物卒时和得年的讹误》、陈祖武的《<清史稿>陆世仪本传辨证》、汪宗衍的《清史稿考异》等均可供参考。其他相关文章有：《<清史稿>进士订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1月）、《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李鸿章>校勘说明》（《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稿件来源：本网编辑部提供，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