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树长青。
理论是灰色的。
那么历史呢？
历史是生活之树在理论之光照耀下积累的果实。
这果实是五光十色的。
五光十色的历史充满了魅力。
历史的魅力，是信仰的魅力
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常人很少遭遇的逆境中，之所以能做出杰出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生活的信仰、事业的信仰、献身理想的信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蒙受腐刑，遭到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出于信仰的勇于担当精神，是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的。
伟大诗人屈原，是楚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后来遭奸佞陷害，以身殉节。他说：“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长流而葬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huò，温蠖意为昏愦）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信仰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长存天地之间。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法国文艺理论家圣·艾弗蒙说:“在悲剧中，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通过这种温情的赞赏，我们感到心智的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得到深深的感动。”屈原的自杀是个悲剧，但又超越了悲剧，因为他的生命最终化作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灵魂。
西晋的北伐名将祖逖，极富个人魅力，他的事迹产生了“闻鸡起舞”与“击楫中流”两个成语。祖逖青年时代“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常常“散谷帛以赐贫乏”，他曾和好友刘琨“俱为司州主薄”，“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之所以能够如此发愤习武，就在于他早有报效国家的伟大抱负。后来，他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率军渡江北进。船行江中，极目滚滚东去的大江，他慷慨激昂，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现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被俘后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在大都土牢恶劣的环境中，他又写出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最终，文天祥从容徇道，留下遗言:“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用生命诠释了他忠于国家的高尚气节。
明代的于谦少年时写出了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正是后来他一生的写照。他居官清正廉洁，从不趋炎附势。宦官王振专权时，于谦晋京,不带任何礼品, 给后人留下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lǘ yán，指民间）话短长”的佳话。于谦率领军民英勇保卫京师，立下大功,却仍住在仅可“蔽风雨”的房子。景帝要赐府第,他以“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受。他“食不重味, 衣不重裘”，“而廉清方正, 一钱不私”，被害前，“籍其家，无长物, 唯上赐盔甲袍带”而已。后来林则徐读史至此，曾发出“何处更得此人”的感叹。
戊戌志士谭嗣同，是为信仰而牺牲的典范。变法失败时,他本可以逃离险境，但他视死如归，拒绝出走,昂然宣告:“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充分展现了他为信仰而献身的伟大人格。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感人事迹,至今仍然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历史的魅力，是思想的魅力
读史，不但可以使人受到信仰的鼓舞，而且可以使人受到思想的启迪。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也营造出自己的精神家园。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思想的进步史。思想武装头脑，使之清醒和勇武；思想滋养心灵，使之深刻和宏富。
正如哲人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宗师巨匠，透过繁复芜杂、光怪陆离的社会表象，直抵沉潜其中的事物本质。他们那如炬的哲思洞照幽暗的历史夜空，引导着人类前行的脚步。
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古代东方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作为儒学的奠基人和佛教的创立者，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影响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其思想精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贾谊是汉初的杰出思想家，写有《过秦论》和《治安策》，提出了“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董仲舒是儒学大家。《汉书》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武帝即位后,下诏各地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一方面肯定“君权神授”，强调树立绝对权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又要求“人君法天”，“君权天制”。对于约束君权、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盐铁论》，是西汉中期经济思想的结晶。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理财家桑弘羊主持、数十位“贤良文学”（汉代选拔的贤士）参与的盐铁会议召开，宣帝时，桓宽集与会者所论，增广条目，而成是书。其中盐铁关系国计民生、应由中央政府专卖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盐铁会议上的争辩，是一场颇有深度的社会经济理论探讨。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历史知识作为立论依据，并将各个时代进行类比，有古今对比，周秦之比，还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之比，汉文帝与汉武帝之比等等，充分反映了历史经验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盐铁论》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著作，闪烁着古人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清末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以得风气之先的敏锐目光，认识到清朝统治“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深刻洞察到社会潜藏着的严重危机。在《己亥杂诗》中，他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yīn，同“喑”，不说话）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社会批判思想，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魏源是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中国思想家，他撰写的《海国图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梁启超认为《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魏源选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反映了清代学者“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求治的愿望。尤其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等学习西方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长河，思想则是渗透其中的一脉清泉，它浇灌历史，滋润人心，从古代流到今天，又从今天流向未来。
历史的魅力，是道德的魅力
《周易》中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说明早在上古,中华民族就十分重视通过学习前辈贤者的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的道德。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不仅在事业上锲而不舍，奋力拼搏，在各个领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在精神世界中树起了一座座道德丰碑。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道德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这是医德;孔子“诲人不倦”，这是师德；刘知几“善恶必书”，这是史德。通过读史,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就是历史道德的魅力所在。
在二十四史中，十史有《酷吏传》，十九史有《循吏传》。酷吏虽有杀伐过度之嫌，但在某些人身上仍不乏廉洁奉公和刚直不阿的品质。如西汉的郅（zhì）都、严延年，武周时的傅游艺、郭霸，唐玄宗时的王旭、毛若虚等人，都属此种情况。循吏是“本法循理之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励精图治、忠于职守。写酷吏、写循吏，都是为了以史为鉴，警示教育后人。
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家司马光，在总结历史上用人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德才兼备的圣人、德才俱无的愚人、德胜过才的君子、才胜过德的小人”的“取人四分法”。在《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卷“周纪一”的“三家分晋”中，记述了智伯虽才能过人，但因心胸狭窄、刻薄寡恩而终遭灭族之事。司马光精辟地论述了德才关系，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德才兼备的楷模。东汉张衡，曾任河间王宰相,《后汉书》记载：“时国王骄奢, 不遵典宪, 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 治威严, 整法度, 阴知奸党名姓, 一时收禽,上下肃然, 称为政理。”张衡认为，道德和智慧，比地位和俸禄更重要。他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huǒ，多），而耻智之不博。”张衡“约己博艺, 无坚不钻”的精神和不媚权贵、淡泊宁静的品质, 同他的科学成就一样，受到人民世代景仰。
林则徐一生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座右铭。1830年（道光十年），他出任湖北布政使，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说明船钱和伙食均自行负责，“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8年，他任钦差大臣禁烟，发出《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要求：“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他在广州的《关防告示》要求：“所买物件，概照民间市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他的清廉节操，连他鸦片战争时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殖民者义律在一部回忆录里说：“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对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
曾国藩曾写信给曾国荃说：“闻林公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曾国藩在个人操守上坚持以林则徐为榜样。他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注重道德教化，也是西方史学的传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非道义表现就颇有微辞。他用浓重的笔墨描述了私欲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社会的蜕变和一幕幕屠城场景,以至有“人性普遍堕落”的感叹。古罗马史家特别强调历史在道德方面的垂训作用。李维在《建城以来史》中，请读者首先关注道德问题。他说：“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道德作为政治的辅助力量，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对其积极作用应予充分重视。
历史的魅力，是智慧的魅力
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汲取历史智慧的过程。历史智慧既可以通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同时又以人类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历史是无情的，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历史又是无私的，因为随着历史的进步，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历史智慧。
历代史书都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使后来人能从多方面汲取经验教训。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唐代的《贞观政要》、宋代的《资治通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所谓“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就是这个道理。
刘邦的成功，源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用人智慧。他临终前, 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 ”曰:“曹参可。”问其次, 曰:“王陵可, 然陵少戆（zhuànɡ，不知变通），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 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 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事实证明， 刘邦的这些评价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称刘邦为“大圣”，这不是谀词，而是有大量史实作支撑的。他以轻灵的笔调记载了刘邦以弱胜强的伟业, 展现了这位“起微细, 拨乱世反之正, 平定天下”的开国皇帝的雄才大略。
汉初政治家陈平，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其同僚韩信、萧何、张良虽被刘邦称为“人杰”，但韩信遭谤，死于钟室；萧何受谗，械于牢狱；张良惧祸，托言闲游，功止于刘邦之时。而陈平却能自安于汉初莫测的政治漩涡，辅惠帝，安高后，全社稷，佐文帝，身名俱全，足见他智慧之高。太史公赞陈平曰：“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智谋孰能当此者乎？”《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有一次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问左丞相陈平。平曰:“有主者。”问:“主者谓谁？”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乃称善。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智慧的化身。陈寿在《三国志》中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的生平事迹，政治才能最为突出, 处理外交、民族、经济、军事以及战争后勤等政务井然有序、效果显著，使三国中最为弱小的蜀汉，出现了政通人和的局面。
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历史智慧的伟大政治家。他曾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高度重视，批示印发全党学习。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52 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这成为他最喜欢读的史书。他说:“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后汉书·袁安传》载，汉章帝容许大臣在朝堂争论国家大事。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批了四个字:“可以争论。”他认为，该书《黄琼传》中“峣峣（yáo，形容性格刚直）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令人警醒，于是批示其他领导同志阅读。为了引导高级干部读书学习，毛泽东特别推崇东吴吕蒙的故事，倡导他们读《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为了提倡工作中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他推荐大家读《三国志·郭嘉传》。他在《南史·梁高祖本纪》里作了许多批注，对萧衍的军事政治才能给予充分肯定。但梁武帝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对直谏的忠言加以反驳。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他在《贺琛传》批注中又批评梁武帝:“小人日进, 良佐自远, 以至灭亡, 不亦宜乎。”《南史·韦睿传》称:“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毛泽东留下的大量读史笔记，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思考。
历史的魅力，是创新的魅力
创新是一切国家和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切历史的灵魂和精髓。人类社会，一步步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对社会生产的指导作用和主导作用日益明显。人类开辟新的技术领域，建立新型的工业部门，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的面貌。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技术成果，大多源于科学上的创新。创新改变了人和人类社会。
创新离不开积累。古希腊人通过总结思维规律创立了形式逻辑，为人类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方法。近代几乎每一个重大科学发现都有着历史的传承: 哥白尼阅读了大量古希腊学者的科学著作，受到其中地球运动思想的启发，从而向统治千年的地心说发起挑战，提出日心说，勇敢地吹响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号角。牛顿继承和发展了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机械论思想，提出力的正确概念，最终建立起经典力学体系。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受到了英国哲学家休谟、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怀疑经验论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理性论的影响。
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二十年如一日进行天文观测和记录。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记录的全部资料给了助手开普勒，嘱托他把这些成果整理发表。面对这些宝贵资料，开普勒决心用第谷记录的数据揭示天体运行的秘密。他依靠严谨的态度、坚韧的毅力和超群的数学才华，从研究火星轨道着手，又经过十八年艰苦努力，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得以诞生。开普勒被后人称为“天空的立法者”，同样，我们对第谷的功绩也怀有深深的敬意。正如华罗庚所说：“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通过历史资料来研究气候变迁的方法是竺可桢开创的。他说：“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依靠这种对历史资料的独特认识，竺可桢研究了半个世纪，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
新星在射电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研究上有重大意义。我国古代天象记录开始早，年代连续，记录丰富而准确。已故的席泽宗院士参考了大量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的观测资料，编制了古新星新表，较原来的伦德玛克表准确而完整，在国际天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创新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引。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每一个科学发现，都是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千百次的实验而最终获得的；每一个科学结论，都渗透着人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真理的热爱，以及捍卫真理的勇气。任何科学探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对人类的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史所积淀的科学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东汉的王充是唯物主义科学家和思想家，《论衡》是他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针对当时流传的“天人感应”思想，他认为天地都是无意志的物质，“夫天者，体也，与地同”。有一桩春秋时代的轶事说，晋国梁山崩，堵塞黄河，景公大为惊慌，率群臣临河哭祭三天，河水才复流。这似乎很神奇，王充看清了其中的科学道理，说:“山初崩，土积聚，水未盛，三日之后，水盛土散，稍坏沮矣。坏沮水流，竟注东去。”山崩的土石阻塞河流，水位逐渐增高，三日后冲决积土，恢复正常，这是自然现象，和哭祭无关。对于潮汐的成因，当时迷信的说法是伍子胥因怀恨吴王而“驱水为涛”。王充认识到潮汐与月球的关系，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他还指出海浪大小与海岸线形状的关系:“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并且幽默地反问：如果伍子胥能驱海水为涛，为什么屈原不能驱江水为涛呢？还有，直觉都认为“雨从天下”。王充经过细致的观察，指出，“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如实论之：雨从地上，不从天下，见雨从上集，则谓从天下矣，其实地上也。”他对雨成因的认识已相当接近现代观点，他还指出，“夏日则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而为雪”。雨雪的本质是一样的，他已经注意到物态变化与温度的关系。实践证明，王充的很多认识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的学说对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创新也需要精神情操的支撑。循着科学家的足迹，领略他们创新的精神世界，是件魅力非凡的事。科学家，特别是杰出科学家，他们大多保持着令人景仰的高尚品德。近代科学的开创者牛顿曾说:“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像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一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贝壳，就这样使自己娱乐消遣；而与此同时，真理的汪洋大海在我眼前未被认识，未被发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不但开创了立体化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其“巴斯德灭菌法”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但他在临终却谦逊地说:“我虚度了一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综上所述，历史的魅力，是信仰的魅力、思想的魅力、道德的魅力、智慧的魅力、创新的魅力，但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魅力。
读史，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有助于把握现在和开辟未来。读史，从本质上说，就是读文化，就是在进入某种文化氛围，思索某种文化现象，获得某种文化启迪。读史，可以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一个生机强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不断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善于创造新的历史文化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勇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民族。大量事实说明，历史文化如同一道奔腾入海的洪流,离开源头越远,就越是汹涌澎湃。我们要努力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世界的发展趋势,让历史的魅力，在中华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展现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