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武部长讲话十分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认真贯彻。编委会着重围绕提高质量，清史办要着重围绕加强管理，安排好明年工作。我着重就实事求是治史问题，谈些认识。 

    一、为什么要强调实事求是治史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历史的真实性首先建立在对历史的周详记录上。孔子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迈入文明的门槛开始，中华民族就对记录历史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西方学者魁奈这样评价中华民族悠久的史学传统:“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从历史编撰延续性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此不间断地、不屈不挠地记述自己的历史。春秋之世，“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因此，尽管战乱频仍，文献代有亡佚，但我国仍然保存下了大量的历史记录。 

在漫长的历史记录过程中，“信史”的标准一直是中国史家的自觉追求。中国史家不但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更留下了“秉笔直书”的史学立场。贵“直书”而反对“曲笔”，是对史家道德标准的衡量，也是对历史记载可信度的衡量。齐国的太史和晋国的董狐，都是在权贵者的刀钺面前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历史真实；司马迁作《史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因此，孔子称赞董狐是“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班固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孟子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称这种“春秋笔法”的精髓就是“直书而善恶自见”。  

因此，历代史家，无不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圭臬，尤其是注重历史事实考证的乾嘉史学，“推明古训，实事求是”，几乎成了口头禅。我们完全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中国治史最宝贵的传统。 

（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高度重视历史研究，认为历史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唯一途径，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这种“唯一科学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客观唯物态度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种历史观的说明是：“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鲜明地表达了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立场。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世界”，“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而最终“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既历史研究的驱动力永远是活生生的现实，是“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恩格斯），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和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创造未来，辩证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将这种规律性的认识自觉地运用于当代社会实践，才是历史研究和学习的真正意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三）实事求是科学治史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国家民族的特定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 

中华民族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发展，在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中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其哲学思想、社会结构、文化创造都有非常独特的特点。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整理和认识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找出普遍的历史规律，总结独特的历史经验，继承自身的文化特质，不但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推动世界的发展进步，都有重要意义。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晚期，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对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大问题在史实上才能有新发现，在判断上才能有新突破，在结论上才能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历史规律的提炼概括上，才能更加准确鲜明。总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对它的兴盛衰亡有科学的认识，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写出有价值的清史。 

二、怎样在治史中做到实事求是 

（四）实事求是治史，首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 

陈寅恪先生认为学术研究要取得进展，一是要有新思想，一是要有新材料的发现。要看到，我们现在的清史纂修，是在已有《清史稿》和前人大量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实现突破，只是炒冷饭，将没有任何意义。而清史纂修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首先就要在材料的充分利用上有所突破。我们讲的材料，至少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清史稿》及其附带的研究成果；二是大量清室档案；三是有清以来关于清史研究的大量文稿；四是此前海内外的所有关于清代的研究成果。材料的充分利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了解和掌握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资料的全部；另一方面，必须了解和掌握不同资料背后研究者的观念与立场。所修清史，如果不能在材料的充分利用上，下艰苦卓绝的功夫，发前人之所未发，清史纂修的超越与突破，就是一句空话。 

（五）实事求是治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史学工作者就不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具体问题。尤其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理论阐述与史学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 成为近代中国史学最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使得中国史学界出现一种积极向上的学术气氛，针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积极地探讨，如古史分期、社会发展形态、历史人物评价、近代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 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与运用进入了新的时期,在一些新的或是以前比较薄弱的专业学科，如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中国古代史学讲求“实录”，注重“史义”与“史实”，但古人在处理“史义”与“史实”关系的时候，往往是有所侧重的，更关心史料的社会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价值体系，即从一般的劝诫、教化，进而上升为资治和经世明道，这既反映了历史研究的目的论意义，也说明中国古代史学中固有的实用性倾向，而一旦实用性倾向压倒了对历史真实的需求，历史在记录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曲笔”，从而伤害到“直书”，这在强调实事求是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强调乾嘉学派的“求真”理念，在他的影响下，史学的“求真”摆脱了史义、致用等因素的羁绊,为真正审视、反思历史之“真”，提供了认识与理论上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研究全部和整体的历史，进而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实事求是提出了更高要求。 

清史纂修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还历史本来面目。 

（六）实事求是治史，要写出可以称为信史的历史著作。 

任何历史研究的结果都要落实到历史的著述上。实事求是治史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历史著述必须严谨，要写出可以称为信史的历史著作。 

中国古代史家创造了很多史体，最主要的就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另外还有如《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为代表的典制体等。中国传统史家很注重历史叙述，对各种史体都有不同的要求。 

西方的历史学在历史编撰方面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如希罗多德创造的运用历史批评方法撰述历史的正宗史学传统，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创的政治军事史传统等，而塔西佗在继承了李维《罗马史》的史学传统的同时，也以《编年史》体例，确立了忠实记录和注重历史教训的体例。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先决条件，以史料批判为基本学术要求，对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进入现代，西方史学更是流派纷呈，年鉴学派对社会史研究的极大改进、社会生态史观对文明研究的影响、后现代史学的崛起等，都丰富了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方法。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著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历史编撰有很好的启发。首先，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是历史编撰的一个基础。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的研究，首先都要尊重事实，不能因为对某个人物史有定评，就要隐善扬恶，或出于对某个历史事件的预设判断，就进行史料的曲解。其次，要有好的文字表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是写出传世之作的基本要求。 

三、实事求是治史，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唐代大历史学家刘知几讲过，“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他讲做历史研究工作要有三种长处：一是才，二是学，三是识（这里讲的是见识）。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学诚说，在这三种里，具备一种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具备三种就更难了。尽管如此，章学诚还是在这三种之外又增加了一样：史德。这四个方面要求，今天仍然是做一个合格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七）史学工作者首重“史德”。 

章学诚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在今天，“史德”体现在学术目的上，就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学术抱负、学术理想，要与国家民族的前途休戚相关，自觉地把学术研究的使命与时代的使命相连接。“史德”体现在学术态度上，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学历史、写历史的人，要讲真话，要敢讲真话，要不畏学术权威。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敷衍塞责，不负责任。体现在学术道德上，就是要超越名利观念和个人得失，不断地修养自己。要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要遵循学术规范,严禁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 

（八）要培养卓越的史识。 

所谓“史识”，是指治史的观点和见解。史识首先是一个知识系统的问题。我国古代优秀史家，大都具有多方面的素养。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班固的“文赡而事详”，其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范晔的《后汉书》“体大而思精”，于论赞上“奇变不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素养和史识所达到的高度。如果没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他们是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提高史识水平，本质上讲，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认识水平问题。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分析大量历史事实中的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普遍性和特殊性等问题，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九）要努力成为良史之才。 

所谓“史才”，是指选择、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和著述的能力。我国《二十四史》的主持者和撰写者，都是文章大家，他们的卓越才华和丰富经验，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十）要积累深厚的学养。 

    所谓“史学”，既要求有“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的知识广度与深度，也包括对以往史学成就的充分了解和理解，对理论工具的掌握与运用。 

    史学工作者要特别注重增强创新精神。黑格尔说过：“科学一定要繁荣和前进，如果它没有活力，那就要死气沉沉”，“就要沉睡，枯萎”。史学史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史。治史不仅要向后看，而且要向前看，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所以史学工作者的创新精神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