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消费风尚日新月异，统治者往往以“惊心骇目”视之，并采取种种手段严加打压，但民众的消费实践却势不可挡。面对这股消费浪潮，田汝成、王士性、郭子章、陆楫、魏世效、郑梁、顾公燮、钱泳、施谦等一大批江南士人一反陈言陋说，以务实的态度对之作出了理性的判断和评价。

    “游观虽非朴俗”，但“细民藉以为利”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催生出许多新的业态。当时许多文人都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江南民众的旅游“热情”，用专业术语来说，尽管其旅游半径多是一日游或环城游，但远距离的旅游，特别是宗教朝圣游也有一定的发展。江南城际之间的旅游活动在万历时期就已出现，苏州、常州的游人往往趁夏季雨水充沛之机，乘船遨游沿线各城市。浙江临海人王士性（1547—1598）曾描述这些游山船到访南京的情景，“至淮清桥乃与清溪合，缘南城而出水关……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广志绎》卷2《两都》）郊游活动在晚明以降的江南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苏州葑门外的荷花宕每当盛夏，“楼船画舫至鱼艃小艇，雇觅一空”，游船毕集，蔚为壮观（张岱：《陶庵梦忆》卷1《葑门荷宕》）。

    一向被禁锢闺中的妇女们也不甘寂寞，杭州西湖周围的山水是她们的首选游览胜地。晚明浙江仁和人张瀚《松窗梦语》卷七记载道：春秋二候，“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费元禄同样对杭州士女游湖现象作了感性化的描述：“杭城士女花时游西湖，列舰排云，斜风而渡，不避觞客，颇具游胆。”（《鼌采馆清课》）上海人陆楫（1515—1552）说，“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酿，歌舞而行。”（《蒹葭堂杂著摘抄》，《禁奢辨》）晚明时代苏杭之间还通行“夜航船”，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和旅游。

    面对全民性的游乐活动，江南地区士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王士性认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藉以为利，日不止千金”，若“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直陈禁止游览的后果，就是以旅游业为生者的失业。这种思想通达时变，且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本末观。浙江钱塘县人田汝成（1503—1557）也说：“禁人游湖，以为撙节民财，此非通达治体之策也”。他进一步分析了发展旅游业对小民就业的好处。即“游湖者多，则经纪小家，得以买卖趁逐，博易糊口”（《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

    西方学人认为，旅行现象虽自古即有，但旅游却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旅游虽非近代性产生的动力，但确是近代性的表征之一，与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之间有着动态的历史关联性。王士性、田汝成等江南士人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旅游这种新兴业态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或可称之为“旅游就业论”的雏形。

　　“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主要取决于地力和天时，因此，上自最高统治者下到小民无不以节俭为旨归。但晚明以降，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打破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格局，商业、服务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尤其如此。因此，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的传统理念受到现实社会变革的严峻挑战，在思想领域内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中期至清初，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官府无不例行禁奢，上层统治者之所以视奢侈如洪水猛兽，主要是就统治的稳固考量，禁奢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话语，但民间社会也有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发出另类声音。他们认为，奢侈消费的后果是“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姑且名之为“均衡损益说”。陆楫认为，“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原因何在呢？“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富商大贾、豪家巨族“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陆楫：《禁奢辨》）。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田汝成也认为，“盖游湖必殷阜之家，衣食饶裕者，未闻有揭债典衣而往者也。”这也就是“损有余补不足之意耳”（《西湖游览志余》卷20《熙朝乐事》）。

    上述言论都不是空穴来风，论者均从当时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委婉地规劝统治者应辩证地对待奢与俭的问题。因为，奢侈的前提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超越了人们的糊口水平，“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陆楫：《禁奢辨》）。江南民众生活中已经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殽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

    针对奢侈消费现象，一些士人的言论还不局限于“均衡损益”之论。他们从俭朴消费不利发展等角度反证奢侈的益处。陆楫说：“吴俗尚奢，而苏杭细民多易为生；越俗尚俭，而宁绍金衢诸郡小民恒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浙江慈溪人郑梁（1637—1713）在《俭论》中也说：若富人“一丝一粟不肯轻出，而财日上积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农工商贾，不得挟所业以仰食于富人”。结果导致“天下财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的局面。江西宁都人魏世效（1655—？）在《奢吝说》中亦谓，“今夫奢者，割文绣以衣壁柱，琢珠玉而饰用其器，倡优饮酒，日费百万，然必有得之者，其财未始不流于民间也。”乾隆《吴县志》的编纂者施谦也评论说，“议吴俗者皆病其奢，而不知吴民之奢，亦穷民之所藉以生也。”（作者单位：福建师大旅游学院）

《 光明日报 》（ 2011年02月04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