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孙家正
戴逸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个座谈会，是为了庆祝《清代诗文集汇编》这部煌煌巨著的顺利出版。首先，我要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参加此书整理、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编辑、出版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承，与我们民族所独有的优秀史学传统密不可分。历史是我们的根脉，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我国自古重视治史，并逐渐形成了“易代修史”的文化传统，这一绵延不断的优秀传统，为我们留下了异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清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联系非常密切，与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紧密相关。有清一代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清史纂修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日益发展，国力持续增强，文化日趋繁荣，清史研究不断深化，重修清史的时机已基本成熟。2002年，清史纂修工程启动。过去七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经过编委会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与共同努力，清史纂修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档案文献资料对于修史意义重大，做好清史纂修工作必须高度重视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工作。清代文献浩如烟海、十分丰富。几年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已整理各种文集、诗集、日记、笔记、谱牒等约8亿字，其中包括规模宏大、史料价值高、底本收藏分散、编辑校勘难度大而为学术界所瞩目的28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1400万字的《梁启超全集》、850万字的《康有为全集》、100册的《清代稿抄本》、95册的《清代缙绅录集成》等。这些努力既为清史纂修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抢救和保存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整理出版《清代诗文集汇编》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古代诗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史料和文化信息，而到了清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发展，清代诗文的量越来越大，不仅涉及到诗词创作，诗论和词论的研究也是一个高峰。深入研究清代诗文，对于推动清史的研究，特别是文化艺术史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朝以前历代诗文的整理和研究已较为全面和深入，而对清代诗文的整理和研究比较薄弱。据专家介绍，清人诗文著述现存近两万家，逾四万种，不仅数量庞大，且收藏分散，难以搜寻。同时，这些著述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兼备。随着纂修工作不断推进，学界长期盼望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终于出版面世。
戴逸先生多年来一直有系统整理清代诗文的心愿，《清代诗文集汇编》整理项目就是戴先生亲自提议发起的。五年来，在戴逸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在纪宝成校长和已故北京大学何芳川副校长的共同主持下，参加《清代诗文集汇编》项目的专家和同志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广征博搜、细大不捐，终于顺利完成整理工作。同时，出版单位高度重视，编辑工作细致严谨。《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凝聚了专家和同志们的心血，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清史纂修工程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最终精选在清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相当影响和具有较高史料文献价值的清人诗文集四千余种，内含诗文五百多万首，其规模超过了收书3800种的《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出版，有些抄本、稿本世间仅存，弥足珍贵。同时，所收图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从各方面展现和反映了近三百年的清朝历史，既可备修史采择，亦可供后人观摩、欣赏。诗在反映史实方面，当然不像史书那样精确，但从文学艺术是情感载体的角度来看，《清代诗文集汇编》堪称一部清代诗史，在对清代人情感和风俗的记录方面是其他史书所不能替代的，有其独特价值。
我在学校时学习的是文学艺术，参加工作以后长期与文化艺术界有关系，其中1998年至2008年10年间，我在文化部工作，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同时，从清史纂修工作启动开始，我又在较长时间里担任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个组长的职务实际上是一种由行政职务带来的服务性的兼职，但我把它看作我一生工作经历中最值得纪念的兼职。在此期间，与戴逸先生及清史专家学者多有接触，对清史研究和清史纂修工作有着特别的感情。离开文化部前，我曾对戴逸先生讲：“从工作的角度讲，我对纂修清史不再负责任了，但从情感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责任讲，我仍然会关心这件事情”。今天出席座谈会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是我熟悉的老朋友，我们在这里重新见面感到十分亲切。几年来，戴逸先生、编委会以及广大专家学者为清史纂修付出了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也对清史纂修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对大家为清史纂修所做的辛勤工作表示敬意。古人说：“行百里而半九十”，现在，清史纂修工作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戴逸先生主持下，有全国各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经过大家共同努力，集中精力，一丝不苟，一定能把清史纂修工作做好。
文化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有许多喧嚣一时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长留人间。它是我们精神的一种慰籍，是我们民族身份的一种凭证，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自信所在。我想借此机会，看望大家，也表达我作为中国文化爱好者的一种心情。大家一定会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春节将至，我向戴逸先生和诸位专家学者拜年。祝各位新春康泰，万事如意！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纪宝成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我谨代表项目组，向出席座谈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堪称我国百年来文坛一大盛事，我们感到由衷的兴奋和喜悦！
《清代诗文集汇编》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独家影印出版的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全书总计收录清人诗文集4000余种，涉及作者3400余人，篇幅约计4亿字，精装800册，堪称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开展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是新世纪以来的一项大型的文化工程，也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
清代诗文集数量浩瀚，体裁多样，内容尤为丰富广博，可谓囊括经史，牢笼百家，上自天文历法，下至地理山川，大自国政朝章，小至奇闻逸事，旁及文字音韵、典制名物、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名胜古迹，乃至个人情怀、志趣喜好、生活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现代学科领域来看，几乎涵盖政治、经济、军事、边疆、民族、科技、教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堪称清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文化宝藏。可以肯定，《清代诗文集汇编》的整理出版，将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并对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各领域及其自然历史风貌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诗文集汇编》（原名《清代诗文集丛刊》）于2005年1月正式立项。其下设《编目》和《小传》两个子项目，分别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项目组承担相关工作。其中，北大项目组主要负责编目工作，即从现存40000余种清人诗文集中精选出4000余种；人大项目组则主要负责作者小传的撰写工作，即为选定的4000种诗文集的作者各撰一篇小传。
编目是本项目最早开展的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全体成员日以继夜，辛勤工作，先于2005年6月提交第一阶段成果，即《编目》前半部分初稿，共计收录1350种。其后又于2007年6月完成《编目》后半部分的遴选任务，计收录2794种。先后两次均聘请专家仔细审核并专门召开定稿研讨会，再由项目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经多次反复之后，北京大学项目组终于编成一部完整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目录》，总计收录4058种。
小传的撰写工作于2005年9月正式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至2007年3月完成前半部分初稿，计收作者1349人，小传1349篇。后半部分初稿则于2009年3月完成，计收作者2115人，小传2115篇。与《编目》同样，小传稿也先后两次聘请专家仔细审核并专门召开定稿研讨会，再由项目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经多次反复之后，最终形成一部比较完善的小传稿，总计收录作者3464人，小传3464篇。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为保证学术质量，我们还特别聘请了在清史研究、文献整理及出版等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及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编纂委员会，负责审定总体规划，监督工作进度，检查学术质量等各项工作。
自2005年1月立项，至2009年年底完成，再到现在推出第一批成果，《清代诗文集汇编》前后整整花费了5年时间。回顾5年来的工作情形，其难度之大、耗费人力之多、查找资料之不易，审核磨勘之繁复，均远远超出最初申报项目之时的设想。以小传的撰写为例，全书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涉及作者3400余人，要为每位作者撰写一篇小传，列举其姓名字号、年代籍贯、科第仕宦等项，并介绍其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重要著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作者本身资料丰富，需要斟酌取舍，准确把握；更多的作者则名不见经传，需要广泛查找资料，才能理出头绪。有时，为考证某一作者的生卒年，往往要爬梳档案、文集、史书、方志等各种材料，反复比勘，才能最终确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幸运的是，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教授等领导的支持下，在文献组有关专家的协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项目组的共同努力下，本项目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衷心感谢承担项目具体工作、付出艰辛努力的全体成员，感谢沈乃文教授主持的北大图书馆子项目组和杨东梁教授牵头的人大图书馆子项目组，他们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无间寒暑，努力工作，分别完成诗文集目录编纂和作者小传撰写任务；感谢项目编委会的各位专家，他们于百忙之中认真审稿，反复讨论，严格把关，保证了编目和小传的学术质量；感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先生，他从项目立项到审核定稿，自始至终亲自过问，把关导向，释疑解难，给予了极大关注和精心指导；感谢文献组专家陈桦教授、黄爱平教授，他们倾注极大精力，全程参与，跟踪管理，协助解决诸多具体问题；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凭藉多年影印出版古籍的丰富实践经验，独家承担全部扫描拍摄、编辑制作、印刷装订等各项实际工作。我还要特别对我的朋友和搭档，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教授表示怀念和敬意，我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合作十分愉快。遗憾的是，出师未捷，斯人已逝，未能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成果。但项目得以完成，若老友地下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整理典籍，接续文脉，弘扬文化，是一代学人的神圣使命。我们得以参与其中，既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责任。希望这部《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在满足当前清史纂修和学者研究需要的同时，也能为后世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并且，进一步唤起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关注文献典籍的整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共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和优秀文化的传承，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我们的力量。
最后，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新春愉快！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清代诗文集汇编》项目主持人）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袁行霈
感谢戴逸教授的邀请，我得以参加这次会议，聆听各位专家的高见，深感荣幸。作为《清史》项目一部分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些文献在撰写《清史》时充分加以利用，一定会提高《清史》的学术价值。
我个人对清代诗文集缺乏研究，对清代的文章尤其生疏，只想就我所接触的一些清诗，举几个例子讲讲其史料价值。
清初的许多诗歌，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伤时忧世，关注民生，其中优秀的作品可以补历史之阙失，或者可以与史书互相印证。如顾炎武的《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京口即事》歌颂史可法坚守扬州的英雄事迹，都有诗史的意义。吴嘉纪的《李家娘》，写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扬州后，大肆杀戮百姓，掳掠妇女之情事：“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对照，可以更形象生动地反映这段血泪的历史。屈大均的《大同感叹》、《猛虎行》等诗，也可与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史事相互印证。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诗人们，在诗歌中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情怀。魏源的《寰海》、《秋兴》等四十多首诗歌，一诗一事，反映鸦片战争的时事，以及国家危殆的形势，堪称诗史。孔继[金荣]的《道光辛丑夷犯浙江舟山失守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三总兵同日战殁诗以哀之用咏三良韵》也值得注意，道光辛丑时当公元1841年，所谓“夷犯浙江”是鸦片战争中的一个战役，三总兵同日牺牲，十分悲壮，可补这段历史之细节。与此相关的还有张维屏的《三将军歌》，写陈联升、陈化成、葛云飞三位将领在鸦片战争中力战而殁，也可以补鸦片战争史之阙。黄遵宪记录中日甲午之战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是其名作；记录中法战争中爱国将领冯子材的《冯将军歌》尤其感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马排墙进，绵绵延延相击应。轰雷巨炮欲发声，既戟交胸刀在颈。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我想，《清史》中大概会有冯子材传，这首诗可以作为史料来用，至少可以使执笔者从中受到震撼，从而写得更加精彩。
还有一些诗歌涉及边疆史事，值得注意。如杨揆的《廓尔喀纳降纪事》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作为大将军福康安的心腹幕僚，建立了功勋，但《清史稿》中无传。顾浙秦在《清代前期咏藏诗初探》、《杨揆和他的<桐华吟馆卫藏诗稿>》中对他的生平有所考证。在编纂《清史》时可以参考。此外如施补华《重定新疆纪功诗》，反映了清政府平定新疆的军事行动，也有参考价值。
清代诗歌还可以视为清代社会史的资料。如汪之顺《流民》、《哀时》，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钱肇修《盛京竹枝百首》、张澍《黔苗竹枝词》分别描写了东北地区和贵州的风土人情，都有参考价值。
我相信在编纂清史的过程中，诸位专家不仅注意到诗文集的史料价值，一定也注意到大量书札等资料。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名人书札》，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赵凤昌藏札》，都有若干清代史料，关系到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这些资料或许没有编入诗文集中，值得挖掘研究，以备志乘之不足。
《清代诗文集汇编》不仅对清史编纂有益，而且对清代文学的研究有直接的帮助。我相信，清史的编纂一定可以带动整个清代的研究，包括清代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诸多方面。我衷心期盼清史早日出版，期盼清代研究的高潮早日到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长）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范 曾
刚才见到戴逸先生，一起看了《清代诗文集汇编》，总共三个感觉，一是惊讶，二是赞叹，三是爱慕。我刚问戴逸先生能否送我两本，一看这么多，这怎么送？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历代修史，当代人修当代史有个困难，什么困难呢？人还活着或者后代还活着，比如讲赵尔巽修《清史稿》；隔代修史或者后代修史是个习惯，比如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修《晋史》，这样评价会比较公正。史家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看史家老祖宗司马迁，他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为什么说放失旧闻，有的没有放失的往往不重要，有的放失很重要，我举个例子，清朝乾隆盛世时有一个叫黄仲则的诗人，他就很容易被人遗忘，却是非常重要，很杰出的一位诗人，因为当时像包世臣都认为他的诗天下第一，解放后没有出过他一本诗集，查一下《辞海》，没有他的词条，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黄仲则这样很了不起的诗人，虽然35岁就去世了，但我们汇编清诗的，对于这样的放失旧闻，就要收进去。
我看了第3010卷，是我曾祖父范伯子的诗集。戴逸先生独具慧眼，为什么呢？对于范伯子，人们会渐渐忘却，我想这种忘却是不应该的。以当时范伯子在诗坛的地位，譬如吴汝纶讲范伯子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上接李杜，平视苏黄”，吴汝纶先生难道会随便点评人物的吗？那是不会的。他是曾国藩的大弟子，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学问极好。他的儿子吴闿生编《晚清四十家诗钞》时将范伯子列为第一。已故近代研究清诗最杰出的诗人钱仲联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自己“生晚恨不早百年，青眼高歌侍筵几”，崇拜如此。所以，有一次在中国文化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戴逸先生说《清代诗文汇编》要收范伯子的诗，我说是独具慧眼的。
刚才袁行霈先生讲了，诗文对于当时的时代会有一种特别的写照。我举一个例子，当时陈散元请范伯子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墓志铭，这个里面选了。他写了戊戌变法前后陈宝箴的作用，陈宝箴当时力荐谭嗣同、杨锐这些年轻人，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可能“视事易而举措急”，因此希望张之洞这些老谋深算的大臣能够带一段路，这个在墓志铭里都写的清清楚楚。但刻墓志铭时西太后并没有死，所以从这类事情是可以看出他的品质的，他有这个派头。我讲的陈宝箴就是史学泰斗陈寅恪的祖父。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诗歌是可以作为史料的。
我们是一个非常尊重诗文的国家，我们看《诗经》在中国的作用，“不学诗，无以言”。中华民族软文化为什么有力量，因为中国人特别重文字。中国留下的文字十分浩繁，我想这次《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是个集大成的事情。我除了对戴逸先生和他的团队的工作表示敬意外，也衷心祝福这部书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宝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
关于编纂选目工作的汇报
沈乃文
自大清立国迄民国成立之间的二百六十余年，是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时代。当时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个人诗文集，其中包含的文史资料极为丰富，既是今天有待进行多方面整理总结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史家修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2004年4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发起，以北大的藏书为主，选择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具有史料、文学价值的清代个人诗文集，汇编成大型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并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申请列入清史工程的文献整理项目。5月，北大开始调研，汇总目录。12月，北大图书馆、人大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家与清史编委会签订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申报书》，由北大承担编纂选目，人大承担编写作者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丛书由戴逸先生定名为《清代诗文集汇编》。
2005年1月，北大完成待选书目4000余种，征求意见。6月，完成选目前半部分1350种拟定稿，再次征求意见。23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了“《清代诗文集汇编》选目前半部分定稿研讨会”。8月，改变原来完全不收《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己收的书为择优收入、更换版本的方针。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清史纂修，将凡列名《清史列传》的人物著作，不论篇幅多少，全部收入，以至选目中所用北大藏书的数量降到了50%以下，这一举措获得广泛好评。随后有一段停顿，至2007年8月完成选目后半部分2794种拟定稿，征求意见。9月28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清代诗文集汇编》选目后半部分定稿研讨会”。全部编纂选目工作于10月完成。12月，通过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类项目的结项程序。
关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排，有两点向大家汇报：
一是收书完全按照作者出生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同一作者的著作按作品完成的时间先后为顺序。后人的补遗类著作排在原作者的相应著作之后。目录和索引单独成册。
二是全书定为收书4000余种，篇幅在100万至120万个影印页之间，共八百册。最后的准确种数，由800册的容量最后确定。会有部分选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时征集不到底本，或在审看底本过程中会有修改和调整。目前弥补不了的遗憾之处，以后可以通过出版续辑来解决。
关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选目方针，有八条向大家汇报：
一是清初的南明、明遗民的集子如何收？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人为本”，认为南明、明遗民作者不承认清政权，他们不是清人，因此作品不应该收。另一种是以时代划线，认为反清社会群体的存在是清初的时代特色，因此南明、明遗民的作品应该收。最后采纳第二种意见，确定：鉴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历史时代界定，原则上卒于清顺治十年之前的明末人，包括一些入清后没有事迹和集子以明代作品为主者，不收。其后，不论其政治态度，皆收。
二是清末到民国初年人物的作品如何收？清代到1911年止，但是收书不宜立刻斩断，那么向后延长到什么时间？1994年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当时反复斟酌的结果是向后延长20年，具体地说，是收到马其昶1855—1930为止，后来的经验证明是恰当的。遂决定选目以作者卒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为原则下限，个别可放宽到1930年，卒于1930年之后的作者不收。例外的是，新编清史之文苑传、学术传的入传人物，有卒于1930年之后的樊增祥1846～1931、朱祖谋1857-1931、廖平（1852-1932）等等，最晚为陈三立（1853-1937），这些人破例皆收，但是与他们同时的其他人的集子则不收。
三是《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己经收入的清人别集是否选收？有一种强烈的意见是不收。但是《清代诗文集汇编》作为一套完整的丛书，有其独立的体系，不收，会缺少若干重要人物。而且如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不收，只收《初学集补遗》、《有学集补遗》，也不便于读者使用。遂确定：将清代的大家、名家和比较重要的人物尽数收入。对于《四库全书》等己收的作者著作依然选收，注意在选书和选择版本上具有特色。同时，注重收入后人编辑的补遗类著作，为研究和阅读提供更全面的文献资料。
四是前辈学者编书很重视全书之首，即第一种书，认为关系到整套书给人的第一观感，十分慎重，往往反复斟酌挑选。《清代诗文集汇编》选何书为首？也表现着全书的意向、志趣和开篇的气势。开始拟将黄宗羲《南雷文定》提前于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作为第一，但是终觉时代稍晚，不够圆满。专家建议还是选时代更早一点的，遂选林古度为第一。
林古度，字茂之，福建福清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生年早于钱谦益（1582--1664）。古度无功名，一生居金陵，通常说他明亡隐居金陵，不确。在明遗民中年辈最高，贞操介节为人敬重。方拱乾“晤林茂之时年八十五矣”诗，形容当时的情形是“群奉丈人行，相看若鼎彝”。风传其诗作达数千首，以清新见称，《冬夜》诗有名句：“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身后诗稿皆托付王士禛，王士禛选刻为《林茂之诗选》，但仅传二百余首，令人叹惜。此次《林茂之诗选》及《林茂之文草》和《赋草》，一并收入选目。以前没有想到的是，古度中年好刻书，好友曹学佺在四川当官时写成《蜀中广记》一百零八卷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古度摘取其中记述名胜的章节，在金陵刻印为《蜀中名胜记》三十卷。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浙江鲍士恭以林刻本进呈，收为史部地理类存目书。今存本八册，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此次林古度著作作为全书之首，可以说是对这位三百年前的出版家的特殊纪念。
五是石达开一类人物的诗文集收录问题。石达开本人是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人物，有《石达开遗诗》、《石达开诗钞》、《石达开全集》等，都是民国时期的刻本和铅印本，其中有大量伪作，收不收？根据戴逸先生指教：石达开不能收，现在只有一首题壁诗可以证明是真的，流传的诗集中大量作品是假的，因此，石达开一类人不能收。遂确定：对于包含有大量伪作的重要人物诗文集，即使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亦不予收录。
六是历朝清帝的诗文集占用篇幅很大，有意见认为最好不收。戴逸先生指教：要看是哪一位皇帝，有的很强，如乾隆。他的诗文涉及面很广，比如下雨，比如打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特别是他的诗都有注，注就是具体的史料。作为体例，要收就都收。遂确定：清帝的诗文集皆收入选目。
七是不属集部的单独奏议。关于诗文和奏议的具体情况是：①一些诗文集中包含奏疏，但不单独结集。主要是奏疏的也有，如杨健《杨中丞遗稿》。②一些诗文集内的诗、文、奏疏单独结集，有24位作者。③另有诗集、文集、奏疏各自单行者，版本不相同，有6位作者，为吴省兰、潘世恩、王茂荫、刘蓉、潘祖荫、宝廷。根据清史工程的需要确定：应注重收《清史稿》、《清史列传》、新编清史文苑传、学术传的入传人物，极少数没有诗文集的重要政治人物则收入奏疏集，以便为新编清史取材提供方便。
八是单独的函牍，本可不收。关于诗文和函牍的具体情况是：①一些诗文集中包含信函，但不单独结集。②一些诗文集内的诗、文、信函单独结集，有10位作者。③另有诗集、文集、信函集各自单行者，版本不相同，有3位作者，为范永琪、曾国藩、王先谦。④没有诗文集，只有信函集，有6位作者，为金云门（抄本）、劳崇光（抄本）、徐用仪（稿本）、王文韶（稿本）、赵烈文（稿本）、邵友濂（稿本）。经研究确定：这些独立刻印的函牍可以归入文集范畴，应予收入。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戴逸先生都给予了明确的指教，对于编纂选目工作的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编纂选目的结果，有四个特点向大家汇报：
一是收录比较全。清代300年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的时期，重要人物多数在政治、学术、文学三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因此编纂选目不计行业，全面网罗各界重要人物的诗文著作。选目收书共计4058种，收入作者3429人，其中进士1370人，占总人数的40%。举人669人，占总人数的20%。诸生、监生、贡生等957人，占总人数的20%。另有女子41人，僧侣19人,道士有朱福田1人，其他的包括皇帝、宗室、世袭、捐官、无功名者等共374人。选目列名《清史列传》的有826人，列名《清史稿》的有840人（《清史稿》与《清史列传》传主有重复）。基本反映了清代作家和诗文的总体面貌，可以说是对《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最重要的补充。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个统计，当今各种研究著作中所提到的清代历史、学术、文学方面的重要人物，约二百四五十人，选目收录的有二百二十五人，基本齐全。
二是版本选择比较珍贵的、比较早的、比较全的。举例来说，选目选了110位作者的136部稿本。有些作者收录四部稿本，如丘象随。有些作者收录三部稿本，如曹振镛、江藩、汪喜荀、周勋懋、顾春（女）、恩麟。有些作者收录二部稿本，如朱稻孙、胡具庆、范永祺、缪晋、改琦、潘挹奎、王韬、丁丙、翁曾源、吴大澄、杨昌浚。尤其要感谢的是凌霞的《天隐堂集》稿本，是卞孝萱先生个人收藏，主动提供收入选目的。
三是注重收录具有特殊身份的作者的著作。举例来说，收录了41位妇女作者的46部著作。有些作者收录四部著作，如柳如是。有些作者收录三部著作，如顾春。有些作者收录二部著作，如袁绶、汪端、沈善宝。有些作者是夫妇俩人著作全收，如席佩兰与丈夫孙原湘、孔璐华与丈夫阮元、梁德绳与丈夫许宗彦、凌祉媛与丈夫丁丙。还有宫澹亭和宫思柏姐妹、屈茝纕和屈蕙纕姐妹。最后一位女作者是志士秋瑾。
四是极有助于丰富海内外图书馆的馆藏。举例来说，北大图书馆在一百余年的收藏历史中，以明清两代的集部书和丛书为收藏强项，这是早有定评的。但是在选目中，影印的北大藏本只有一半。换句话说，北大购买了《清代诗文集汇编》之后，等于在原来收藏的超过八千种的清人别集之外，又增加了2000种比较重要的新品种。无需言喻，这对于北大的清代历史、学术、文学、文化研究都是一个促进和帮助，这也是我们发起这一项目的初衷之一。
最后要说的是，项目初起的时候，未曾想到工作量如此之大，耗费人力如此之多，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回顾已经做过的工作，我们衷心感谢戴逸先生的教导和支持。衷心感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和于2006年6月29日突然逝世的副主编、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抽出时间主持工作。衷心感谢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处的陈桦和黄爱平教授，人大图书馆的杨东梁馆长、宋平生、刘进炎、郭慧敏、曹丽、林珊、王建老师，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辑、章行副社长、水赉佑先生、张家珍老师，他们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和帮助。衷心希望《清代诗文集汇编》能够在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古籍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方面，发挥尽可能多的作用。
谢谢大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 忠
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
我感到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举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也借这个机会衷心祝贺《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潜心编纂《清史》的同时，又规划、组织清代文献的辑集整理工作，并取得一大批重要的成果。这是一个创举，是历代修史工作中都没有做过的事，其作用与意义将会日益彰显而造福后代。现在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便是清史文献编纂工作中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
大家之所以期待《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是因为清代诗文集中的资料对于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乃至历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实在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即以学术文化研究而言，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集大成的时期，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原因之一是除相关专书外，许多资料散见于数以万计的清代诗文集中，而清代诗文集尚未经过历史的积淀，精粗并存，良莠混杂，学术界尚难广泛搜检有用的资料，研究便不易全面深入。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我们对唐宋文学的研究便远比对清代文学的研究深入而全面。唐宋人诗文成集而传存至今的，数百种而已，又经过历史的积淀，千百年的含英咀华，早已深入人心，再加上清代编纂了《全唐诗》、《全唐文》，现当代人编纂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等，资料相对集中，检索方便。而数以万计的清代诗文集散存各地，其中的珍本秘籍、稿钞校本更不易借阅，严重阻滞了有关学术研究的进程。现在，纪宝成先生主编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艰辛劳动与通力合作，终于顺利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清代诗文集汇编》为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仍以文学研究为例，我们曾经随意从九十二种清人文集中搜求有关诗文评论的资料，这九十二种文集中，有像屈大均、戴名世、卢文弨、纪昀、戴震、阮元那样的名家，也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小家。结果居然发现有关文章达1171篇。这些诗文评论资料对于我们考察历代特别是清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团体以及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再如，人们过去对清代皇帝的文集并不太重视，我们从清圣祖玄晔的文集中发现，他对于历代文章特别是唐宋名文的评论，居然有二三百篇，这也是过去的研究中不太注意的。我们列举的只是清代部分诗文集中的部分内容，若从全部《清代诗文集汇编》着眼，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也一定可以增补或改写清代文学史。
《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从林古度、钱谦益到梁启超、刘师培等三千余作者的四千种诗文集，其内容则五经四书、文字音韵、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文化、文学艺术等无不涉及，而所论则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特别是清代后期，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文体，而使晚清诗文集与过去的诗文集有了明显的区别，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新课题。因此，《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必将大大推动和促进当前和今后的学术文化研究的进程，也必将开辟出研究的新局面。
《清代诗文集汇编》还有保存与传播文献之功。尽管目前存世的清代诗文集数以万计，但许多文本已罕见，孤本、稿本更不易流传，加上岁月的侵蚀，水火的灾害和保管的失误，这些诗文集的散佚损毁一定日甚一日。《清代诗文集汇编》挑选善本，加以影印，使流传不广的珍本秘籍化身千百，对于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利用有莫大功德。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顺利完成，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汇编》编委会领导以及课题组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浮躁之气盛行之时，《汇编》课题组的先生们甘坐冷板凳，五年如一日，这种踏实做事的作风令人感佩。而《汇编》的顺利出版则是久负盛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编辑和印刷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汇编》尽善尽美地完成。《汇编》的编撰者和出版者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谢谢大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熊月之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纪宝成教授担当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清史工程中最大型文献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终于问世。这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对于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清史研究者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众所周知，清朝时间跨度长，文人多，所遗留的诗文集数量巨大。加上晚清战乱较多，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样时间持续较久、涉及范围较广的战争，使得大量民间图书或毁损，或散失，搜寻不易，阅读较难。我的专业是清史，更偏重于晚清史，在研究过程中时常要查清代人的文集，也时常因为难查难借而犯难。很多时候，一个人诗文，比如冯桂芬的诗文、王韬的诗文，都分散在好几个图书馆，江苏、上海、北京都有，查找相当麻烦。学术界早就期盼，有朝一日能将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清代图书，特别是诗文集，汇集出版，造福士林。现在，这一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实在是可喜可贺！
这套书选目精当，内容广博。清人诗文别集现存近二万家，逾四万种。《清代诗文集汇编》所收书目，由数十位专家学者通过广泛调查、反复斟酌推敲而确定，共选择在清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相当影响或极具史料文献价值的个人诗文集约四千种，分800册出版，内容涵盖了整个清朝268年历史。诗文从来就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不光文是史料，诗也是史料。这套《汇编》所选图书体裁多样，举凡诗词文赋、传记碑铭、书启奏议和题跋赠序等，应有尽有，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国政朝章、国际交往、讲经论学、典章名物、金石书画、山川地理、名胜古迹、个人行踪、人际关系、时事见闻、物产物价、地区风俗，是研究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汇集。
这套书选择影印用的底本精当完整。编者费了很多心血，尽量选择原刊初刻足本，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稿本和精抄本，相当部分是首次公开面世，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清代有相当多文人的诗文集本来就印行较少，流传不广，有些文集甚至没有印行，只有稿本或抄本存世。《汇编》的编者从确保质量出发，不畏艰辛，自找苦吃，尽可能借用好的底本，有时为了借到一本书，需要跑好几家图书馆；有的一部书分藏数处，需要用几家图书馆的藏书来补齐；有时遇到缺卷少页，还寻找相同版本配补。这样做虽然辛苦了编者，但有效地提高了印本的质量，方便了读者。
这套书编纂和编辑工作十分严谨细致。全书以作者生年排序，而且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利用，每个作者的诗文集前面都由专家撰写了该作者的小传，内容包括作者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举功名、生平简历、学术活动及其主要学术成就。小传虽然只有短短一两百字，但要写清楚殊非易事。各位编辑不怕麻烦，宁愿自己苦些累些，只为了把这样一部大书做得尽可能完美，尽量不留遗憾。可以说，这套汇编已经凝结了编者的很多学术养分。
另外，对于这套书出版方式，即影印出版，我也极为赞成。影印出版，不用标点，既容易、快捷，也原汁原味，不会出错。
清代遗留下来的书籍至少也有一百年了，很多书籍、稿本随时面临失传的危险。很多书籍尽管图书馆里有，但已经限制借阅，禁止复印，很不方便查阅。因此，《汇编》的出版单从古代文献的保存和使用来看，也是厥功甚伟，是古籍调查、整理、出版的一件大事。当年，张元济先生编辑、刻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在近代出版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沈云龙先生在台湾将近代史一些资料影印出版，也给学术界带来许多方便。从规模上说，那两套书都不能与这套书相比。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在断代史资料汇集出版方面堪称历史之最，对于推动清史研究，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于古籍整理保护，一定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葛剑雄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前辈和同仁的发言，我完全赞成他们对这套书的高度评价。特别是沈先生谈到，在这套书的编纂过程中，对于具体体例和编纂方法，包括这套书的上限、下限究竟定在什么时候，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戴先生都做了很具体的指示。我觉得这些体例都非常重要，如果只有硬性规定，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表面看起来很严格整齐，实际却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而且有碍其实用性。比如我们参与编纂《中华大典》，确定的下限是1911年。在编纂过程中大家发现，处理起来没有那么简单。譬如说一些跨时代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论著在1911年前后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变化，1911年后就不收，实际上影响了它们的完整性，而且今后不可能专门编1911年后的文言文文献。政府投入不少经费，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好不容易编成的《中华大典》能不能完整地包括用文言文书写的中华传统典籍呢？开始说可以适当变通，后来决定1911年以后绝对不能收。譬如我们的《历史地理典》，对清朝的沿革概述比较完整的还是《清史稿·地理志》，但由于《清史稿》是1911年后的，不能收，只能用《大清一统志》。但《大清一统志》的断限是嘉庆年间，后面一段就得另外找材料补。又如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一部分是清朝出版的，一部分是民国后印的，请问收还是不收？如果不收的话，中国地图就不完整了。这套地图总算破了例，可以全收，但其他就一刀切了。我觉得，一定要武断地定几条是很容易的，要大家遵守也不难做到，但书的质量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方面我很赞许你们这套书的做法。
对于国家清史的编纂，我也有幸参加，作为《户籍人口志》的负责人，在戴先生领导下工作。我觉得，编出来的《清史》不管是三千万字，还是四五千万字，总是有一定的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的，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代人存在种种局限，真正能够写出一流史稿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但如果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能把清朝的史料整理出版，给后人留下尽可能完整的可靠的史料，将来让他们编纂出更高质量的清史，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对于各种“大项目”往往有所批评，但对于整理出版史料他都赞成。他甚至还说要“消灭善本”，更不要人为造成“善本”，将现有善本尽快影印出版，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利用善本，将来才会有好的注释，好的史书。如果非要注释好了再出版，等不到这些书出版，就会出现青黄不接，一些好的史料可能就消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清代诗文集汇编》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
这些年来，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些年轻的学者，包括有些领导，产生了误解，认为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一个书、一件史料如果能够数字化，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一些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主要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片面地夸大数字化方面的作用和它们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占的份额。我们现在很多大项目，一个是重复，各部门、各单位做的项目，内容大同小异，技术也都在一个层次。另一方面，技术上虽然没有问题，但质量堪忧。明明是以文献资料为主的项目，大量经费都花在技术方面。比如，今年国家批准了一个文献数字化、信息化的项目，经费1.5亿，其中9000多万用于设备技术，准备用于文献资料的钱只有3000多万。其实现有的技术已完全能满足文献的录入、储存、传输、检索等方面的需要，技术是成熟的、现成的，硬件设备的价格也越来越低，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文献资料收全，以及如何为数字化提供一个完整的、高质量的底本。现在有很多数字资源，大家觉得检索很方便，很实用，但让相关的专家一查，往往发现错误连篇。根本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编者缺少基本知识和学术判断能力，没有采用最合适的底本；二是为了降低成本，采用最廉价的办法，用最便宜的人力，必要的校对也不做。这样一来，似乎已经实现了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却害了使用者，年轻人不知道，将错就错，或许将来正确的版本反而流传不了。如果只懂技术，只讲成本，而不知道或不愿意采用好的底本，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的出版商。像《清代诗文集汇编》这样的工作，不仅跟数字化并行不悖，而且还是数字化的一个必备前提。据我所知，为了编好《清代诗文集汇编》，很多图书馆和私人收藏都贡献出来，我们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有小小的贡献。可以说，在已有的清人诗文集的版本里面，这些本子是最好的。以前大家批评图书馆不开放，现在情况已有很大改变。现在到我们复旦大学图书馆，任何一个善本都可以免费查阅，只要研究需要，都能拍摄。学术乃天下公器，我们所有的图书都是国家的财产，都是纳税人的财产，为什么不向大家开放呢？我们这些工作与数字化、信息化并不矛盾，而且是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我想以一个图书馆馆长的身份说一点意见。现在出版的大部头书很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像你们这样，选择好的本子，再请戴先生这样的专家把关，最后请好的出版社出版，质量是有保证的；一种是根本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找到一点借口，就将它们汇编起来，成为一部“巨著”“巨书”。有的甚至故意将大量早已出版过、并不稀见的书汇集起来，加上若干种善本、稿本，出版后成套出售。有的将一个地区的方志汇编，其中真正稀见的可能不到20%，冠以“稀见”的名称，定价动辄一二十万。作为馆长我很为难，如果不买，老师们查不到这几种稀见方志，影响他们的研究，自然会有意见。如果买，不仅没有那么多经费，买来了也没有地方放。现在信息爆炸，出版物越来越多，再多的钱、再多的地方都会不够。像我对文史方面的书多少懂一点，至少不会买这种大部头的学术垃圾。但有一些大学的馆长是“轮岗”后当上的，年纪大了，或在其他什么位置上任职很久，调任图书馆任馆长。他们往往就会上出版商和书商的当，将这类书当宝贝买了。钱花了不少，表面上看书库里、书架上装得满满的，老师和同学却看不到合适的书。这是我从《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想到的题外话，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套书的意义。
谢谢大家！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
《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总结发言
戴 逸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今天举行《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很精彩的讲话，肯定了这部大型文献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阐明了清代诗文的丰富多彩和达到的艺术高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新颖的思想，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鼓舞。在这里，我感谢各位专家的发言！
这部《清代诗文集汇编》我们筹备了很久，从清史立项一开始第一次讲话我就谈到这部书，就想编这部书。经过漫长的准备、酝酿，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特别是北大图书馆和人大的同志的共同努力，这部书终于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很鼓舞。清代的诗文，首先是它的丰富性——多，诗文之多出乎我意料之外。以前我们不知道清代诗文有多少，一直到杨忠同志的书出版，我们才知道清代诗文一共有四万种。今天我们出版的四千种，仅仅是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我们没有出版，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去出版。清朝乾隆皇帝编《全唐诗》，一共才四万首，还不是四万种。我们四万种集子，一种集子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首。仅乾隆帝一人就有四万首，相当于全唐诗，可以说是诗歌的海洋。
第二是作家多，各种各样，各类人。清代前期、中期、后期风格不同，流派也不一样。譬如说妇女的诗，前代女诗人我们知道哪些？李清照、朱淑真、谢道蕴，人很少，诗也很少。但是清代的女诗人多的不得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清代闺阁诗》，几百人，数量很大。我们看《红楼梦》，好多女子都会写诗，我们不奇怪。诗文在清代是一个高峰，流派多，中国古代诗文也有流派，比较少。比如苏东坡有四大弟子，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和张耒，但后学乏人。而清代桐城派传承了六七代，前后二百年，从康熙时期一直到“五四”时期，从第一代方苞，第二代刘大櫆、第三代姚鼐，一直到到姚鼐的四大弟子，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管同，再到曾国藩，曾国藩又有四大弟子，还有范曾的曾祖父范伯子，也是桐城派一代巨子。这个人数之多，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学术的发展一定是团体的发展，不是几个人。中国学术的发展要靠学派，这个学派一脉下来，时间要很长，绵延不尽，才能发展到一个高峰。我觉得新中国的学说应该有学派，也必须有学派。清代诗文如何发展学派？像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都是诗人，柳亚子也是南社的诗人，南社到了民国好像有两千人之多。清代诗有自己的特点，清代的诗风格多样，百花齐放，繁星满天，值得我们借鉴。
我看大家讲了很多，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随便讲几句。最后，我非常感谢光临大会的各位专家，感谢参与这个工作的各位同志，谢谢大家！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